他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他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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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他的专业

——送别钱伟长先生

2010年7月31日   05:新闻视点·社会新闻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章迪思/尤莼洁

7月30日晚,上海大学的师生自发在上大宝山校区举行烛光追思会,缅怀钱老。 本报记者 张驰 摄

  本报记者 章迪思 尤莼洁

    98岁的钱伟长走了。

    钱伟长的名字,是他的叔叔、国学大师钱穆所起,“伟长”乃“建安七子”中的徐干之字,徐干擅长诗赋,所写五言诗妙绝一时。钱穆希望侄子长大后能成为像徐干那样的学问家。18岁时,钱伟长以文史双百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但在他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日本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钱伟长拍案而起: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就这样,中国少了一位史学家,却多了一位杰出的力学家和数学家。钱伟长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古稀之年,仍重履大学校长之职,一生桃李满天下。

    钱伟长身上,凝聚了那一辈学人共同的精神,他常常说,“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赤子之心,天地可鉴。

【上大学子忆校长】

钱校长一直在每个学生身边

    上海大学2002级学生郭敬明:我的大学只念了两年多之后,就开始工作了。所以我见到钱校长的机会不多。准确来说,只有一面,我记得是我大一新生的开学典礼上,那是一位很和蔼又很有智慧的老人。但从钱校长的题字、他写下的校训等,可以说,感受到钱校长一直在每一个学生的身边……此刻,真的能感受到一种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的感觉,我想这种东西,就是钱校长留给我们和国家的,他的智慧,他的岁月,他的影响力,他对祖国和人民深厚的爱。

    上海大学2002级研究生刘略昌:2002年9月新生入学的时候,钱先生在体育馆给我们作了一场入学报告。钱先生非常健谈,尽管已是白发苍苍、步履蹒跚,但先生滔滔不绝。那年正好是钱先生九十大寿,很多人来给钱老祝寿。钱先生是依靠自己的贡献和人格赢得了这么多人的敬重。

    钱老过世了,我拿出了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又看了看那让我肃然起敬的名字。钱先生,您虽然走了,但您的精神将会永远留在上海大学,留在美丽的泮溪流水中。钱老,您一路走好。

    上海大学2010届毕业生、网友zacklee:今年7月份毕业了,毕业证和学位证上都是钱伟长校长的名字,心里很开心,未来不管走到哪里,都有钱老坐镇。钱老的事迹每次读来都是那么地感动,他是国家的,他是无私的,将自己的所有知识和力量都给了国家,一个90多岁仍旧在为学校操劳的人,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我们这一届开始,很少有学生见过钱老了,但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钱老的魅力,在每一个上大人的身上,都透露着“自强不息”的影子,在每一个上大人的心里,都记得钱校长。

(以上内容皆摘自上海大学乐乎社区)

【同事后辈忆恩师】

培养综合人才思想超前

上海市科协副主席  俞涛

    我学生时代曾就读于钱老任校长的上海工业大学,后来又作为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与钱老共事过。听到钱老逝世的消息,我很舍不得,钱老是一位爱国的科学家、教育家和改革家;而对我个人而言,钱老更是人生成长路上的“恩师”。我当时考上海工业大学,就是冲着“三钱”之一的钱伟长去的。当时,钱老在工大推行的两项改革令我印象深刻:一是实行学分制,这是中国大学真正意义上首次尝试学分制;二是宿舍管理,打破按专业班级限制,不同专业的学生住在一起,便于学生拓展知识面。对于一个在校大学生来说,可能未必理解个中深意;但在多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大学如何培养综合性人才,也更显示出,钱老教育思想的超前。

    新上海大学成立后,钱老继续担任校长,我则在上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钱伟长提议让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提前成为在校教师,我便是其中一人。还没拿到学位,就能成为正式教师,说明学校很看重我们,我对上大的感情从此也更深厚了。

    此后几年,钱老又在青年教师破格提拔、鼓励研究人员向管理人员转型等方面提出诸多创新举措,我又成为钱老创新管理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之一。今天,作为科教领域的管理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将钱老的思想发扬光大,将钱老没来得及做的事业继续下去。

是非分明  嫉“假”如仇

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戴世强教授

    我导师郭永怀教授是钱老的“师兄”,按辈分,我可算钱老的“师侄”。上世纪80年代初,钱老来上海创办上海工业大学,也想叫我来上海。无奈由于十年动乱的耽搁,我彼时只有中级职称,不符合当时上海的人才引进政策。钱老为此亲自奔走多次,才把我引进到上海。

    钱老作为一代学术泰斗,有着平易近人的一面,比如爱说话、爱串门,和近来流行的“根叔”相比毫不逊色。不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钱老的是非分明。作为上大校长,对于大学生考试舞弊事件,他力主“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对于查有实据的舞弊者和提供舞弊条件者,严惩不贷,一律劝退,绝不顾虑学校的“面子”,从而使学校的考场“干净”了许多。

    上大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是钱老一手创办的,自然投注了他更多的感情。有一次,所内发现有研究生做学位论文涉嫌“假算”,因为当该研究生毕业后,别的学生用他提供的程序,无论如何得不到论文中所述的结果。钱先生知道后很生气:“现在就假算,将来不是要祸国殃民吗?”于是钱老提议: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组织程序考核,必须通过试算。这也成为该所数十年来坚持的原则。

    钱老离去,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仿佛倒了一根精神支柱。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真正“读懂”钱老,那么他的精神就能继承下去。

【本报记者忆钱老】

是大师只道家常

《解放日报》机动部原记者  陈江

    2002年,有幸与钱老有过一次长谈,记得采访就安排在上海大学校长办公室里。正巧是他九十华诞的日子,贺寿的鲜花果篮,摆满了门廊。钱老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身穿一件红色茄克。秋阳里,他身后墙上挂着的那张条幅分外惹眼,是三个大字:仁者寿。

    说实在,采访这样一位大师,心里难免有点打鼓。没想到,钱老非常和蔼,一点架子也没有,笑呵呵的,有问必答。他的思路非常清晰,有很多启发性的观点,比如说到“教学创新”的问题,他说,教师能直接传授的人类已懂知识终究有限,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发现“不懂”、超越“不懂”的方法。对不懂的好奇,对不懂的求解,就是创新的不竭动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应试教育向来标榜“不教不懂,一教就懂”,然后考试打分,万事了结,从不谈对“不懂”的启发和追究。

    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钱老始终保持着一个科学家的理性,比如他说,创新是要讲条件的,“亩产万斤”、“清水变油”,看上去很创新,但无视条件和局限,那是伪科学。看得到条件、认得清局限,才能提出有意义、有质量的“问号”。

    回想起来,这些谈话,没有任何难懂的概念,朴实直白,浸润着一位老者阅尽人生的智慧。钱老还为本报提供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钱学森、钱三强和他在1978年首次全国科学大会上的合影,这是“三钱”唯一的一张合影。如今照片上的人皆已离去,但馨香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