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毛泽东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山西奴工事件被揭露已有一段时间了，人们由震惊、愤怒、到后来的开始反思。此事件对人们的震动之大，认识之清醒，是“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用联合早报的话讲，“黑砖窑及童工事件严重地挑战了人们的想象极限，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对这么耸人听闻的事件无动于衷。”
奴工事件的暴露是件好事，它可以教育许多善良的人，从活生生的事例中理解中国的现状，懂得什么是历史倒退，什么是残酷剥削，什么是阶级矛盾。如果将此事与当年中国革命的历程相联系，人们则可以理解当年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当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哲学大师黑格尔讲过：“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当年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并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完全是历史唯一可行的正确选择。这种历史必然性，再读毛泽东作于1939年的著名文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体会。细读这篇文章，结合当前实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必然性，文章中的精神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文章中精辟地阐述了中国的现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明革命对象在日本入侵中国后，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指明革命的最主要的任务是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指明革命的动力与性质是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参加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在理论上为那时期党的行动及政策指清了方向。
在文章中，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农民的苦难更深。正因为如此，当年广大贫苦农民才会跟着党闹革命，才能义无反顾地跟党走。毛泽东讲的农奴，新一代人没见过，也不太相信，山西奴工事件从某个角度再现了当年农村中受苦农民的惨状，使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当年的真实情景有所感悟，可以想象得出当年中国广大农村的真实情况；可以懂得为什么当年贫苦百姓会义无反顾地支持革命，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可以对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加深了理解，对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加深了理解。
毛泽东在文章中对外国资本的目的与本性讲得非常透彻，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是要反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它们“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就目前我们利用外资的情况中，国际大资本在中国的众多负面表现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当年的这一论断。国际大资本财团对我国经济行业进行垄断性控制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全国四大年产8万吨以上的洗衣粉企业，3家被国际资本收购；中国的7家感光企业全部进入美国柯达公司阵营，柯达已占领中国胶卷市场50%以上；法国圣戈班控制中国铸铁管50%市场；过去号称的八大碳酸型饮料公司已有七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两家国际大资本收编，外资饮料已经占领我国饮料市场90%以上的份额；家乐福等国际资本已占领我国零售业高端市场；机械制造业典型的外资收购案如西北轴承案，无锡威孚案，锦西化机案，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案，卡特彼勒并购山工案等等；电池行业中的外资南孚电池收购案以及最近的达能吞并姓哈哈品牌案……多得不胜枚举。香港媒体指出，“外资已完成三点战略转移：其一，由自由竞争向产业垄断转移。其二，由参与竞争向消除中国产业竞争力转移，目标在于绝对控制。 其三，由利用技术手段向强化控制力转移。”该文章指出，这举动“正在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产业根基，加速中国竞争优势丧失，竞争资源流失，加剧国家安全风险，直接威胁国家主权。 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目的就是吞并，把中国主权经济变成殖民经济，进而把中国变成国际资本的附庸。”（《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8月7日香港《大公报》）高梁先生指出，如此放任下去，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如今重温毛泽东当年的话，感到是何等的正确！我们在引进外资工作中需要认真对待国际资本的负面作用，并且采取有效措施保卫国家经济安全。
毛泽东在文章中强调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问题，他在文章中讲到，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人阶级及农民，同时还有革命的同盟军即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对有抗日积极性的中小地主，也需要团结，对于其它力量如游民，也需要在其革命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毛泽东提倡的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的方针至今也是完全正确的。联想改革开放中少数精英所鼓吹的“牺牲三千万老工人”等精英改革理论，与正确的思想是何等地背道而驰，是何等地令人厌恶。
当今现况无论从哪方面讲，知识分子的条件地位都大大优越于普通大众。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正确对待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遗憾的是，这些现在都不提了。毛泽东在文章中对此做了有力的论述，他说，“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了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毛泽东的这段话，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读这篇文章，还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为了达到党的目标，党的建设是一项多么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在文章的最后强调“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国家统一强大，人民生活幸福，这是我们事业的目标，我们搞改革开放，搞国家现代化建设，也是为了这个目标。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这项重任，共产党是全中国唯一的领导核心。但是也不可否认，这十几年来，党已大大地放松了自身的思想建设，特别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共产党的基本宗旨不太提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等等这种与政党政治并不大相关的东西似乎成为党建的准则，以“能人”为标准代替党性，不少地方的党组织出现了贵族化现象，出现了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现象。王兵兵现象就是一例。山西奴工事件中，当事人王兵兵的父亲王东生是当地村党支部书记，连续几届县人大代表，这种党组织，可以说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已变质，成为个人手中谋私利的工具。而上级机构对此党组织迟迟不能纠正，甚至王东生能连续当上县人大代表，可见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涣散无力。山西奴工事件，也是党建工作放任自流的结果之一。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重读这篇理论文章，回首自此几十年我党走过的路程，笔者深刻体会到，对于一个先进的政党，先进正确的理论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基础，就像这篇著作当年对我党的正确指引一样。先进的政党理论要建立对现实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站在绝大多数的人的立场上，以全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就如此文所展现的那样。如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由少数群体少数精英坐而论道夸夸其谈脱离实际，这样的理论对国家对民族对党本身的损害都是非常之大的，这在我们所经历的改革开放这二十几年的历程中已吃够苦头。这些年我们亲身经历的少数人鼓吹的如“腐败难免”论，“市场万能”论，“砸三铁”及国企改制中的各种荒谬言论，而且还能在主流媒体上大行其道，对国家社会及个人的危害之大，影响之恶劣，都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国企改革中，由于错误的理论与错误的路线相结合，“国企改制”成为少数人公开的贪腐大餐，丧尽民心！对我党的危害程度不亚于当年的王明路线。
重读这篇文章，笔者深刻体会到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做出了优秀典范，展现了高超的思想艺术性。毛泽东在文章中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主有从，有点有面，有个别有一般，有历史有现状，分析论证环环相扣，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令人赏心悦目，拍案叫绝。而事后历史的发展进程与毛泽东当年的分析完全吻合，更令人敬佩不已。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生命力之所在。联想当今盛行的“摸论”“猫论”“代表论”等等，与之相比显得多么肤浅。
因此，对于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若结合历史结合实际悉心阅读，会情不自禁地为里面体现的唯物辩证方法的精彩运用而赞叹不已。
总之，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的智慧，高屋建瓴的气势，文章自身严谨优美的结构，精炼流畅的文字......无不一一令人为之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