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打门”：暴力维稳恰是反稳定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28日11:50  新民周刊

　　“错打门”：暴力维稳恰是反稳定

　　信访在中国，是除了法律以外的又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一种比较直接的利益表达形式。信访制度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化解社会冲突，都具备极为重要的价值。而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业已将信访数量列为其重要政绩指标之一，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使用的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让民众与当地掌权部门一些难以弥合的罅隙由此产生。

　　记者/贺莉丹

　　陈玉莲，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退休护士，今年58岁。

　　果真如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那样，在而今的互联网时代，这位被打的老妇那张躺卧病榻，吊着输液管，形容憔悴，身有明显瘀青的照片，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其情状之凄婉，足以撼动人心。

　　日光之下，本无新事。但是，这次有点不同，陈玉莲的另一个身份，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副主任黄仕明的夫人。黄仕明，位至副厅级，简言之，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当地的信访与维稳工作的。

　　“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的一位领导去医院看望陈玉莲时，直喇喇地这么说。

　　当地公安部门在道歉时，也连称，“打错了，打错了”。

　　但是，真的只是“打错了”吗？

　　应该叫做“错打门”

　　“大水冲了龙王庙”——有人叹。

　　事发突然。今年6月23日9时10分，陈玉莲到湖北省委机关找省政法委一名副书记，在湖北省省委大院门口，遭到6名从大院里冲出来的警察的围殴。

　　“因个人退休待遇及已故女儿医疗事故责任追究问题，省妇幼保健院退休护士陈玉莲预约相关领导反映情况。陈玉莲在省委大院南门越过警戒线时，被执勤武警战士拦住询问，并要求出示证件。正在执勤的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民警肖邦明、郑志强、蒲全鸿在拉扯中行为粗暴，殴打致陈玉莲受伤”——陈玉莲被打一个月之后，新华社的报道如是说。

　　事出有因。按照陈玉莲本人的说法，事发当天，她是去找省政法委的一位副书记的，主要为两件事，一是自己的职称和待遇问题，二是几年前她的独生爱女在湖北省某大医院治疗时，“因为医疗事故去世，属于非正常死亡，法医鉴定非常清楚，公安机关早立案了，但由于一些干扰案子一直没办下去。这次也想顺便问问案件的进度”。

　　虽然，目前该事件的蹊跷之处，尚需厘清，诸如，那段迄今未能公布的打人录像、是不是某些力量“有意为之”等等。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位厅级官员的夫人，确是有问题要去找相关人士反映的。陈玉莲被打，故多被解读成，“被误认为是信访者才被打的”。

　　“假如是一名普通的信访者，他们就能打吗？假如打对了人，就可以打吗？”近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提出一连串的反问。

　　在于建嵘看来，这次湖北的厅官妻被打事件，应该叫作“错打门”，而非“打错门”，“这不是打错、打对人的问题，而是什么人都不能打的问题！”

　　信访在中国，是除了法律以外的又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一种比较直接的利益表达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信访制度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化解社会冲突，都具备极为重要的价值。

　　而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实际的操作中，一些地方政府业已将信访数量列为其重要政绩指标之一，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使用的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让民众与当地掌权部门一些难以弥合的罅隙由此产生。

　　学者于建嵘则指出，刚性稳定控制社会不是主要依靠司法，而是依靠暴力。

　　“民众在其权益受到侵害之后，应该怎么办？在遭遇司法不公的情况下，只有选择信访这条路了。因为，首先，现在法院难以承担起这个重任，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确是很严重；另一方面是，我们政府在有意、无意地引向人们走上信访这条路，因为当他上访，中央政府还是要让地方来接访、要让地方来表态，这使老百姓好像得到一种暗示，国家很重视信访，所以问题表现得越来越严重”，他分析。

　　如果被打的

　　不是“厅级干部夫人”呢？

　　现在，这位湖北“厅级干部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遭遇暴力对待，公众不乏同情之声。但是与此同时，陈玉莲的遭遇，又因其身份的特殊性，让争论远未休止。

　　“假如被打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信访者，而不是一位厅级干部的夫人呢？不但会不了了之，他们还会认为打得好。这反映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地方政府对待民众的粗暴、野蛮的态度，这实际上属于‘接访’的一种，将上访的老百姓拘留、劳教、判刑、关精神病院，这些做法，都是错的”，于建嵘指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说这次是，下属有眼不识泰山，打了上司的夫人，迄今也未见陈玉莲的先生黄仕明站出来表个态。陈玉莲在受访时解释，“他(黄仕明)说，领导批评他了，要他注意纪律，认为我们做得很过火，叫我们不要再这么闹了。他说，他的压力很大，他也快疯了”。

　　“他这个维稳办的副主任，应该好好从自己夫人被打的事情上，反思一下他自己的工作”，于建嵘说。

　　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在政法委副厅级的夫人被打了以后，更多的在湖北省政府门口被殴打的上访者，被网友翻了出来，并被媒体确认。比如，今年5月19日，为了计划生育的事情，携妻带子，来到湖北省政府上访，在门口被打倒在地湖北省公安县章庄铺中学一位普通教师。这在当时，打就打了，并无说法。

　　而如果，陈玉莲不是“厅级干部夫人”呢？那么，可能这个事件，未必能够得到当地如此高规格的“重视”。

　　“我是湖南省东安县新圩江镇沙子铺村人，依法进京上访，现被东安县政府黑驻京办雇请北京市地痞毒打后，囚禁在北京市丰台区高楼村49号旁边的永州市政府驻京办二楼205房，我们已经一天时间没吃了，急需解救我们”，今年6月25日上午9时许，《新民周刊》记者收到这样一则求救短消息。

　　经过记者的核实与多方努力，发出求救短信的被证实为湖南省东安县新圩江镇沙子铺村九组村民胡连友，现年57岁。

　　胡连友多次向《新民周刊》记者反映他的遭遇：1995年春节时分，他举报了东安县原中田乡(今新圩江镇)的一名副乡长伙同他人私吞1994年全乡的国家针对洪灾的救灾款11万元，以及救济孤儿、孤老、孤残款共4万元，“当时，我就是为了给孤老、孤残们讨个说法，我跟那名副乡长之间没有私人恩怨”，这名被他举报的副乡长其后进入东安县原芦洪市区派出所担任民警，“1995年10月，在没有出示任何合法证件的情况下，我被包括被举报人在内的东安县原芦洪市区派出所几名民警带走，被8名民警使用特别残忍手段毒打了4小时，还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妨害公务罪’，非法刑事拘留我36天，事后，他们不许我上访，不许我做法医鉴定，不许我去公立医院看病”。此后，胡连友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的上访之路，“就是为了讨一个公道”。

　　胡连友反映，今年6月24日上午10时至6月26日晚间9时，他与一位在火车上相遇的同样来京反映问题的同乡魏爱国，被囚禁在东安县政府黑驻京办长达47小时，其间遭受暴力对待，其手机亦被“黑保安”控制，本刊记者在6月25日拨打其手机，确系为一陌生男子接听，这也致使部分媒体记者赶至丰台区现场后，无功折返。6月27日清晨，胡连友就被当地两名专程赶到北京的民警“护送”回开往家乡的列车。

　　今年7月12日至22日，胡连友突然被东安县公安局拘留了。其女儿得知这个消息时，一度痛哭失声。7月18日，东安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到拘留室，跟胡连友谈话时，说，“你这样到处告状，弄得我们县公安局很不好办”。

　　15年前，胡连友是当地一家小有规模的冷饮厂老板，“在当地算是有名的了”，当年他的冷饮厂已经做到一年纯利润达到10万元，也正在筹建一个400千瓦的小型水电站；而现在，因为经年累月地“反映情况”，他家财散尽，至今不敢回乡，当年的那次体罚，也让他四肢神经疼痛，行走十分困难。

　　如今，胡连友对国家关于信访工作的种种政策耳熟能详，让他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是，“相信党中央的政策”。他说他会走下去。

　　“上访是条不归路，上访者没有办法，必须走到底，越走越艰难，越走问题越大”，学者于建嵘说，其间情况非常复杂，“有些人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有些人为了出口气，有些人最后因为上访挨了打，专门讲挨打的事情，不讲原来上访的事情了……”

　　“暴力维稳，是反稳定”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所做的两次表态，言犹在耳。

　　其一是，温家宝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还有一次是在今年5月13日，针对发生频率趋于密集的校园袭童案，温家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

　　回到陈玉莲事件上。除了媒体此前报道的被殴打16分钟之外，陈玉莲另外透露，即使在周围群众证明自己身份后，她仍被送交信访局关押近2个小时，由两名警察看管，其间不准说话、不准哭、不准打120求救，不给喝水。且在获知陈玉莲身份后，在场警察声称，“老子打的就是大院政法委家属，怎么样？”

　　厅官夫人尚遭如此对待，平头百姓该如何？！

　　“维稳的根本性目的，不是要强制或压制群众的一些意见表达，而是要从根本上研究和解决引起群众不满和怨气的一些政府行为。我们只要改变了政府行为，我们才能彻底改变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一些怨气”，近日，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强调，“我们维稳，就是要疏导群众的怨气，深刻认识社会的深层次矛盾，通过一些政策性的、法律的、道德的手段，逐步化解这些矛盾。压制的方式，像打人、骂人这种粗暴的方式，不但不能消解社会矛盾和问题，反而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即使一时压住了，但是矛盾和问题还在，总是要爆发的，就像，一条大堤出现一个管涌一样，管涌越来越大，迟早要出问题的”。

　　竹立家指出，湖北陈玉莲事件所折射的暴力的维稳措施，和维稳这个概念也是不相符合的，“是反维稳、反稳定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抓住社会深层次矛盾，而不是通过打着维稳的旗号，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手段继续火上浇油、继续使矛盾激化或扩大化，那样，终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稳定，“理性的维稳还是要从政府自身改革做起，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认真解决群众反映问题比较强烈的，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损害的关键问题，比如，针对一些乱拆迁的问题，我们就要从政策上来想办法，照顾好群众的利益”。

　　“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总理温家宝说。

　　在竹立家看来，维稳如治水，关键在于疏，而不在于堵；而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恰是一些官员的责任意识淡薄所造成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胡作为、不负责任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有些上访者一开始问题是非常小的，只要当地官员认真负责解决群众问题，绝对不会演变成问题越拖越大了”。

　　这位曾于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访问学者并主要研究政府体制改革的学者认为，中国未来社会改革的方向，其核心就是追求公平、正义，而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将非常艰难，在未来，要在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组织建设，“政府必须把权力向社会组织转移，这种社会组织独立于政府，是社会管理的第三方，我们不能是政府治理，而必须是社会共同治理”，他指出，现在的上访全都是通过政府渠道，而如果我们的社会公益组织、社会中介组织能真正发挥作用的话，这种局面才会有所改变。

　　而维稳也已经给一些基层政府造成了相当巨大的财政压力。今年4月份，《中国青年报》报道，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办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这份报告指出，“近年，各地维稳投入急剧上升，已成为地方政府一项占相当比重的常规支出。据统计，我国今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人民币5140亿元。据《2009年预算执法情况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去年增加16%，今年将再增8.9%，增幅超过军费，实际金额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

　　“新的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这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该课题组专家这么指出。

　　“有个县是贫困县，为了到北京接一个上访者，花了9.8万元，那个人回去当然被判刑了。这是他们县里面下的正式文件讲的，为了把这个人判刑，说他们为什么花了9.8万元。他们的口号就是维稳，他们已经公然藐视法律，公然践踏法律了，对他们来讲，没有司法，他们就是法律”，于建嵘说。

　　“法律是我们社会的底线”

　　“民警粗暴执勤，殴打群众，性质恶劣，必须依法严肃处理”，近来，湖北省省委书记罗清泉，终于对陈玉莲事件表了态。

　　有媒体报道，打人者确为公安局便衣警察，编制属于武昌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是公安部门设在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任务则是维护治安秩序。

　　武昌公安分局依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有关规定，对3名在执勤中行为粗暴的民警作出处理决定：对民警肖邦明给予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对民警郑志强、蒲全鸿给予记过处分。

　　此举已引发争议，亦不能让遭受暴力损害者满意。

　　在于建嵘看来，法律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底线，要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而改革可以从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开启，“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司法。我认为这次事件，不仅仅是湖北省省委书记批示的问题，而是应该严格地按照法律办”。

　　情况不容乐观。拳头的教训，让人们明白了，反映自己的问题与反映别人的问题，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根据今年6月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

　　换言之，恰因遭遇“隐性打击报复”难获司法救济的问题的存在，才导致了匿名举报者的不断增多。

　　龙应台曾经如此阐释幸福：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到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惶失色，以为自己马上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

　　而今后，如果再有李玉莲、王玉莲出现，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这个社会要靠规则，法律就是一个规则。假如我们不坚守法律这个底线，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弱者，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伤害。要提醒那些执政的人：你们假如这么不守法制，你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弱者，今天你公安打了人，将来可能有人打你公安”，曾经当过8年律师并致力于社会问题研究的于建嵘，语重心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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