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女子副厅级老公被指窝囊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28日11:50  新民周刊

　　副厅级老公

　　这是一个中年丧子的悲伤父亲，是一个老婆被围殴的副厅级老公，也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体制内官员。但是外界对黄仕明的形容基本上却脸谱化了，就一个词，“窝囊”。

　　黄仕明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革”后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被调入政法系统。90年代初，就当上了省检察院研究室的处长，省院新闻发言人。

　　其旧同事称，黄本人官运欠佳，省级机关任正处十五六年，仅仅只是提了一级。有人开玩笑说，他算得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一类的干部。

　　基本上，这是个忠厚老实的技术官僚，他被称为湖北综治工作的“活档案”。不过，亲朋故旧们提到他的故事，都是唏嘘不已，“以前都是意气风发的样子，不过中年丧女，不出一年，他已是满头白发”。

　　2004年6月，先后被诊断出红斑狼疮和尿毒症的华中师大学美术系毕业生、24岁的黄芃芃，在湖北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时不幸身亡。家人认为，医院的治疗失当是致其死亡的原因。

　　该案由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受理，不过，陈翠莲回忆说，文保分局以种种理由迟迟不立案，并不组织鉴定。不得已，家人去了2005年6月全国公安局长的大接访。当天是陈翠莲和黄仕明去的——“我姐一张口就哭，根本没法把问题说清楚”，陈翠莲说。

　　在大接访之后，文保分局才正式立案，并委托司法鉴定。同济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2005年9月出具报告说：医院在对病人抢救和治疗过程中存在较明显失误，有的甚至严重违反医疗常规，这些医疗行为和病人心功能衰竭死亡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此后医患双方长期拉锯，患方认为定性太轻，把故意犯罪降成了过失犯罪。医方则认为既然定为医疗事故罪，就应履行医疗事故鉴定手续。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大学中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陈勇曾连续三年在全国人大代表会上就此案提出意见和建议。2010年1月，此案由公安部督办， 指定异地管辖，由孝感市公安局侦办此案。

　　外界认为，陈勇对此案的关注源于黄仕明的能量。不过陈翠莲否认了这种说法：“黄仕明才不会找人呐。地球人都知道，陈勇是我去找的。”

　　这个逻辑性很强、快人快语的女子对其姐姐姐夫的态度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她说，谁都知道黄仕明是个内心特别悲伤的人，多年以来，夫妻俩从没从女儿的死亡阴影中走出来，黄芃芃的骨灰放在她生前的房间里，作为父亲，黄仕明连女儿生前遗落的头发都不让人清扫。

　　黄仕明一度把工作当做了精神寄托，下班后就遛狗，那条越来越老的狗，还是女儿生前留下的。他曾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还曾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黄本人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畅谈维稳经验。不过，他不但自己不能“上访”，还要劝阻妻子不要“生事”—— 尽管身心的伤痛无法抹平，但这是个丝毫不敢造次的人，家庭属性永远让位给政治属性。

　　被打的这次，陈玉莲提前一天就预约了湖北省政法委的一位书记，就连这个“约谈”，也是黄仕明反对的，那天黄仕明正好在河南参加中央政法委的会议，陈玉莲是趁着丈夫不在家悄悄去的。她有两个问题，一是自己的职称和待遇问题，二是黄芃芃一案的进展。

　　6月23日上午9点钟，她穿过宽十余米的的洪山路，从省委家属大院的桃山村，径直走向马路对面的省委南大门。在哨岗那边，她还跟哨兵开了点玩笑——“你帮我打电话联系吧”，哨兵说，你自己打吧。

　　作为一个副厅级官员的太太，她能直接和高官约谈，这是其身份带来的特权。不过，一个法律不能保护公民权利的时代，就是一个不安全的时代。她刚掏出手机，就遭遇了飞来横祸。

　　省委大院门口的访民

　　周树荣、付万生老两口并不承认当天去省委大院门口是为了上访，付万生老太太说，“我们是去寻求解决问题”。如今，上访已经成了“闹事”“找茬”的代名词，两个老人家也不想给和谐社会抹黑。

　　自从他们想“寻求解决问题“以来，等待是不变的旋律，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各个职能机构兜兜转转，在各个政府机关门口耗费时间。机缘巧合，他们目睹了那场围殴事件，也成了“打错门”事后唯一敢于站出来的见证人。

　　当天，他们在省委大院门口等待湖北省纪委书记的接见，虽然希望渺茫，但是老两口还是很懂规矩的，他们不想越级上访，所以就先来到省里，接下来，他们预料事情就会像往年一样——省里的人会把他们推给信访机构，信访机构又把他们推给各个职能、职务部门，最后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最终，在省里徒劳无功转了一圈后，老两口只能走险招——去北京。从前年开始，这个戏码每年上演，都不带走样的。

　　老两口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周树荣退休前是华中农业大学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两个70多岁的老人去上访，跟付万生在湖北省人民医院接受的治疗有关。

　　2004年，付万生在人民医院进行了“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周树荣介绍说，这个手术是微创手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风险不大。

　　然而，出院后半年，老太太始终都站不起来。去拍了片子一看，原来右侧小脑被切除了。

　　湖北省医学会2005年12月出具的鉴定报告说：治疗和手术方案没有问题，付万生致残不属于医疗事故。然而家属却发现病历被人多次修改，又找到了程序上的破绽，于是，一年后，原来的鉴定结果宣告作废。

　　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两位老人没能再往前前进一步——新的医疗事故鉴定程序迟迟启动不起来，“根源很简单，他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2008年，他们决定走得更激烈一点，于是就去了北京，回到武汉后就成了“内控”对象，去菜场都有人跟着。

　　2009年，老两口又去了一次北京，结果，“警车在家门口堵了三天三夜”。

　　如今，他们在华中农业大学西苑宿舍楼的家中，窗户上都挂着破旧的床单，对面是座翠绿的小山，但是老两口不得不隔离自然美景——因为有人会拿望远镜看着他们。

　　对基层而言，杜绝进京上访是一个硬指标，这也是全国通行的标准。虽然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因人而异，但无论如何，动手打人是被明令禁止的。

　　不过，武昌公安分局刘伯骅政委在“打错门”事后的一句“纯属误会”，隐含的实际价值，要比票面价值高得多——打人是正常的，只不过今天“打错了”，从暴力维稳的生态观察，“信访专班”如此对待陈玉莲，是符合潜规则的。

　　就在陈玉莲事发之前，5月19日，类似一幕也在湖北省政府门口上演，来自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的雷元周在省政府门口同样遭到殴打，动手的也是一个光头。

　　他本来是想向省领导反映地方计划生育乱收费的情况。2006年当地政府“收钱放生”卖二胎指标，身为乡村教师的他“勒紧裤腰带”凑钱买了一个指标，可是生下孩子后政府却突然翻脸不认人，除了加处罚款还开除了他的教师公职。

　　挨打的原因，雷元周自己也不清楚——莫非是干扰了机关秩序？

　　湖北省领导曾明确表示，要在省委、省政府和省直机关集中的地方，妥善处理非正常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为省委、省政府创造一个良好的办公秩序”。

　　不过，当百姓们宁可相信某位官员也不相信法律时，省委、省政府门外注定太平不了。7月22日，在“打错门”的事发地点，一群来自黄梅县的人默默地站在雨中，他们也是为了上访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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