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毛泽东创办“江西共大” 让人感喟落泪

凡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过来的人，都会记得，在中国的当代政治和教育史上，有一所“大学”，曾经是那样地举世嘱目，那样的褒贬不一。以至于粉碎四人帮后好长一段时间，在大学的课堂里，对于文革教育所有的嘲笑都是用“马尾巴的功能”来说事，往往引起一片轰然的笑声。

这所“大学”就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江西共大”。

而“马尾巴的功能”就是出自反映这所大学教学情况的电影《决裂》里面的细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在畜牧系，讲马不讲马尾巴的功能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因为《决裂》是用极其嘲弄的口气丑化大学教授的，在十七年教育、文革教育、拨乱反正教育以及今天的多元化教育无数次颠覆反颠覆、否定和再否定后，这一个“功能”的道德边界已经极其模糊了，没有了事非感。但人们对于“江西共大”几乎是彻底地忘却了，彻底地否定了。以至于今天很多的为不知道“江西共大”是哪一门子的事，陌生得很。

但江西共大是毛泽东发现的，是毛泽东肯定的，是倾入了毛泽东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一腔热血的。

也许，很多人马上就会说：毛泽东发现的、肯定的或者倾入了情感的就是对的吗？这不是“两个凡是”的继续吗？

我想，我必须面临着这样的质疑甚至批判。

但是，我也同样想问一下，难道凡是毛泽东发起的、肯定的或者倾入了情感的就一定是不对的吗？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团队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新中国，难道他就事事处处要为他所建立的这个国家干点不对的事情吗？

我不想与人抬杠，我只想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教育改革后，我们有一份心情来收捡和清理一下历史的旧抽屉，重新给一些我们忘却了的东西以读懂的机会。

1958年，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特殊记忆的。因为这一年，发生了被历史称之为“大跃进”的运动。应该说，这个“运动”的初衷是非常好的，希望能“赶英超美”。

这一年的3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将被派到革命老区江西任副省长，负责全省的农垦工作。毛泽东对江西一直很是挂念，派身边这样的一个人去江西，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对江西的关爱。毛泽东在半年前就关注到了江西全境所发生的一些让人心动的变化，即那里的省委、省人委及各地机关有5万多名干部自动报名，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从而掀起了冬季生产高潮。毛泽东希望汪东兴能去那里有所作为。

汪东兴是江西人，这次算是回老家，因而心里非常高兴。在江西的一年里，他走遍了全省的垦殖场，以图了解更多的情况，总结经验，以便向毛泽东汇报。

在汪东兴走访的过程中，他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即这里因是老区，在红军撤离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剿杀与摧残，破坏相当严重。老百姓普遍没有受过教育，绝大多数不识字，是文盲，因而生产力低下。汪东兴与省长邵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认为，真要让江西有更好的发展，还得从教育上入手，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水平。于是，他们在取得较统一的意见的情况下，着手在一些农场、垦殖场办起了技术学校，让参加学习的农民、农工掌握一些必要的新工具使用知识，达到整体上提高文化水平的目的。

这个尝试经过大半年的试验，效果是好的，也很受农民们的欢迎。他们发现，凡是办有技术学校的地方，工作推动要快于其他没有办校的地方。省里明显感到了这一创新对有组织地集中力量大办农业有好处。

从1958年3月到达江西，到1959年5月北京召开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一年多了，汪东兴没有见到过毛泽东主席了，心中多有想念。趁着会议空隙，汪东兴来到了毛泽东的跟前。

毛泽东非常关心汪东兴在下面的这些时间里做了些什么，汪便将一年来在江西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讲到江西在农场和农垦场办技术学校，并产生了好的结果的情况时，立即引起了毛的关注。毛泽东很感兴趣地说：“这个办法好，三十几年前我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搞农民运动调查，许许多多的农民不识字，要说的说不清，想写的写不出，不学点文化，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困难。你们做得好啊。”

毛泽东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民有着贴切的了解。二十年代在韶山搞农民运动时，他与杨开慧所做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办农民夜校，提高农民的识字水平，在延安时，他也是要求军队与农民一道，多识字，多扫盲。现在，江西大规模的农民生产运动又面临着识字读书的问题，毛泽东当然感兴趣。他站起来很恳切地对汪东兴说：“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法，多办些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你看好不好？”

毛泽东的心里装的是农民，他对农民兄弟的牵挂，可谓情重千钧。

农垦工作会议后，汪东兴在北京毕处理了一些事情，便立即回到了江西，第一件事就是向省长邵式平汇报与毛泽东见面时所谈到的情况。汪东兴把毛泽东的想法具体化了些，建议省长考虑在江西正式一点办一所农业方面的学校。汪东兴想像中的这个学校是：学生是适龄农民；学费全免；资金来源靠学员自己劳动创造。汪东兴当然也提出，如果望省里能最先给一些小部分的资金启动这一工作，当然是最好的了。

“这样做，主要是想从办教育入手，促进江西的农业发展。”汪东兴申明着说。

邵式平听了，很是赞同：“这个想法很好啊，办农民教育，这是件大事，省里要想法支持才好。”邵省长这样的话，一则这个话题中间有了毛主席的想法在内，二则在他的人生中也是有过劳动大学这样的经历的。

邵式平的一席话让汪东兴获得了盟友的感觉。

“办一所农业学校的这个想法很好，应该好好地考虑。我们在苏联留学的人就曾上过苏联的劳动大学。学生也是边念书边劳动的，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养育学校。我看，江西也可以办劳动大学，这对我们发展江西的经济有好处啊。”

办学的事，最后提到了省委和省人委的工作会议上。没有人提到这里边有毛泽东的想法在内，因而会议上是两派观点自由讨论。反对的观点主要表现是：江西不具备办农业大学的条件。有三个理由：1、垦殖场刚建立不久，以垦殖为基础办学，分散了垦殖场的工作力量，会影响到垦殖场的工作；2、农民不愿意上学，办学如果没有生源怎么叫学校？3、办学不可能不花钱，江西百废待兴，各个行业基础薄弱，钱从何来？

会议争论得很激烈，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散会时的结论是，让刘俊秀与汪东兴先做调查后再作决定。

于是，汪东兴和省里的负责人刘俊秀等便去了全省各地的垦殖场。经过认真的走访问，绝大多数的垦殖场长和书记都同意办劳动者自己的大学，并表示愿意各自出力，促成其事。汪东兴他们调查时，一些农工听说办劳动大学可以用半耕半读、半农半读的方式上学，都高兴得不得了，期盼着有机会能上这样的劳动学校。

事情很快又回到省委和省人委的工作会议上来了。省委书记杨尚奎在讨论的基础上拍了板，下定了决心，于1958年6月9日作出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的决议，并于6天后在全省垦殖场场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经与会人员议论确定，名称改定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样，所谓的“江西共大”就算正式确定下来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报请省委和省人委最后批准后，于当年的8月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当天，同时还有总校以外的井冈山、大茅山、九连山等30个分校同时举行开学典礼。

“江西共大”横空出世，这所在开学时间里学生数由2万很快达到5万的学校，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掀开了前无古人的一页。

这样一所以农民为主的学校也注定要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照出世态人心。

在经过了历史洪水淘洗52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头想一想，不管这些农民在学校学了多少知识，50000人啊！50000农民、农工，从分散在各个山包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中，暂时放下手中的锄头扁担，一下子聚集到了一个叫学校、甚至叫大学的地方，这在中国农民的心里，是怎样地一种让人振奋的喜事。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这所学校的一切，他希望看到中国农民生活现状的改观，希望看到中国的农民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主力军。

在这种情况下的办学，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每个学员在入学时由学校发给30元的“开办费”，以后就全靠自己的劳动了。学校当时的计算和安排是，每个学员至少需有200个劳动日，方可获得240元左右的收益，以维持学员吃饭、穿衣、医药等最基本的消费费用。当然，既是学校，当然得有学习时间的保证，学校计划，除去节假日，得有不少于120个学习日的安排，以保证教学计划的系统实行。

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江西共大”开学了。

学员们的第一堂课就是开荒种地，搭棚子，以解决住宿问题。接下来是如何解决自给自足等系列问题。不管学业条件和生活条件是如何的艰辛，这里注成为一个人人向往的地方。学员由最开始报名时的20000人，很快达到50000多人。按当时的发展势头，全省一个总校，30个分校发展到100至120个分校，以每个学校培养4000人计算，几年内即可培养出40多万的“农民大学生”。

我们不必苛求于这“大学生”一定要懂微积分、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但即使这样的“大学生”只有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水平，让更多的农民走进学校，通过半耕半读的方式获得一定的知识，这难道不是一件历史性的创举吗？要知道，当时离新中国成立，也就是个8、9年不到的时间啊，中国的建设需要人，需要有知识的、有技术的人才啊！

毛泽东急在眼里，他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让中国的发展走得更快一点，让中国的农民兄弟更多地进入具有现代知识的人才行列。

学校办起来后，也不是没有议论的，很多人认为国家不投资，垮掉那就是迟早的事。同时也认为这样的大学不能算大学，不能保证质量。便是今天，或者也会有人说，这也算大学的话，那就没有大学了。

是的，什么是大学，这倒是值得包括我们今天的人一起思考一下。大学教育是解决什么问题的？什么样的人才才能表现大学教育的成果？我们听一下当年邵式平的一席讲话，或者也会明白点道理。针对当时的种种反应与评说，邵省长在总校有过“特别讲课”。他说：“我们对办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有信心的。过去我们的革命大学有过很多，八一起义前朱德同志做教导团长，以后这些教导团的同志到处跑，都成了骨干。在苏维埃时期，我们又有过红军大学，抗日战争时期有过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我做过中央党校的学生，抗大的副校长，陕北公学的教务长。当时有学生问我，学校有什么特点，我说有三点，第一叫大，第二叫光线好，第三叫空气流通。当时我们学校就是这样，毛主席的许多著作就是当时的讲义。”

在谈到抗日军政大学这一类学校时，邵式平的回忆更是让学员们振奋：“这些学校，毛主席说，来者不拒。没有米，开荒种地，没有房子住就挖窑洞。没有教员就请负责同志每人讲三课。就这样，那批学生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客观地说，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这种精神鼓舞下，“江西共大”克服一切困难，艰难前行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省各个劳动大学和劳动技术学校，建成校舍近10万平方米，自制的家具、用具、教具达几十万件。各校兴办农场66个，工厂243个，畜牧场71个，由学校经营的耕地面积42750亩，林地面积142050亩，一年的劳动总收达到了472万余元，平均每个学员的收入约100元左右……

这些创收的财富，在节约的前提下，解决了学校的办学经费问题。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而作为地主，汪东兴负责这次会议的接待工作。这次会议虽然发生了毛泽东与彭德怀这种在毛泽东看来极不愉快的事，但会议有前期还是开得很顺利的。汪东兴借着会议的空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共大”的详细情况。

毛泽东一直在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头，表示赞许。汪东兴看着自己的汇报时间有些长了，怕影响主席的休息，中途便中断了自己的汇报。毛正听得入神，见汪东兴没了声音，便把熄灭了的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放，伸手又点了另外的一支烟，催着汪东兴往下说：“接着讲接着讲。你能不能总结一下你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特点呀？”

汪东兴想了想，便从5个方面对“共大”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包括教育方针、学校学制、人才计划、品德要求、师资队伍建设等。

听完了汪东兴的汇报和总结，毛泽东很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很有起色，很有希望啊，你们可不要松懈，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汪东兴见毛泽东眼里含着期待，便回道：“请主席您放心，再困难，江西的这所劳动大学，我们也要往下走”……

有毛泽东的支持，“江西共大”一定会坚持下去的。为了鼓励“共大”学生，也激励自己，全省77所分校和38所劳动技术学校的50000多学员一起，开展了各项创造发明工作，并且有了让人信服的成果。1959年10月，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农业展览会，“江西共大”的多项成果，包括各类农产品、许多革新发明创造都放到了第一展台上展出。

也正是从这个展台上，更多的人们发现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个新生的事物。而在展台上累累成果面前，更激发了人们向“江西共大”学习的热情，很多地方的人远道而来，向“共大”学习取经。

在接下来的日子，国家发生了困难。汪东兴也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1961年7月，毛泽东再一次因重要会议上到庐山。上山后，他记挂着江西共大，要求汪东兴了解“共大”的情况。而汪东兴虽然离开了“共大”，但与江西省委一直保持着联系，对“共大”了如指掌。正好省委也希望汪借机会向毛泽东详细汇报“共大”的情况，以便就毛泽东关心的事情有一个交待，同时在困难时期获得来自最高层的支持。

毕竟，无论是人还是单位，在困难的时候，很多细节容易被放大，被提升到一个平常时刻难以想像的高度。无论你如何努力，一切都很容易得到诟病。实在地说，江西省委在“共大”问题上也多有担当不起的地方。后来“四人帮”的电影《决裂》里有一个细节，他们为了表明“江西共大”与旧教育制度的“决裂”，极端地夸大了“决裂”的“裂度”，说所有招生学员的标准就是，看谁手上的手茧厚，谁就可以当大学生。（在讲到“江西共大”的问题与故事时，因了历史的诡异，实际上所有的是非都模糊了，处在一种混沌状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改革开放多少年来，“江西共大”的话题谁也不愿意去提，仿佛这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似的。）其实，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汪东兴为此向毛泽东就“共大”发展的系列问题作了汇报。

事实上，就入学的资格和基本条件而言，“江西共大”针对1958年开办时的学生文化程度统计，采取了多规格、多形式、多学制的管理办法。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教育差异化的实施，让不同文化程度的学生进入不同学制的学校学习。当时的“总校”以办本科和专科为主，并负责分校的业务指导，担负分校干部师资的培训提高任务。

“分校有省、专、县三级，省专属分校以办中专为主，条件好的省属分校，也可以开办大专班。县属分校，以办初级技术学校为主，但有不少有条件、有能力的县属分校同样办起了中专。不管是总校还是分校，都办有预科班，为文化程度底的学生补习文化，然后再根据需要与可能将他们编入专业班学习。”

毛泽东听到这里，找到了他对于办农民大学的另外的一个兴奋点。他打断汪东兴的话说：“除青年人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外，成年人、中年人的文盲问题也要解决一下，是否请你们共大的各个分校再开办一些文化夜校？”

这就是毛泽东。

他的心里始终装着的是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是关心和支持过中国革命的老区农民。在新中国建立的最初一些年月里，在很多时间里，很多重要的场合和会议上，他一直希望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农业文明国度里，让更多的农民脱离文盲状态。

汪东兴表示会与江西省委商量如何解决“文盲”类的问题，毛泽东很高兴地示意汪东兴继续往下谈。汪接下来谈的是关于如何通过“共大”覆盖全省的高等、中等、初等一个完整的农业教育网络，并十分详细地描述学校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所进行的各种探索。最后汪东兴说：“在具体办学上，我们采取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教师、学生、工人三结合的组织形式，将教学、生产、科研统一安排、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统一领导。具体的做法就是实行场系合一、班（教学班）队（生产队或车间）组（教研组）相结合。”

毛泽东听完，不竟拍案。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办得真够大，够气派，办得好啊！看来，我30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你们江西实现了。”

毛泽东又接着说：“办教育，这是个事业，一件大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文化，不讲科学，不培养人才是不行的。”

谈话已至深夜了。汪东兴见主席高兴，便提出要求，说明天就是“8·1”了，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三周年的日子，希望主席写几个字，以为鼓励。

毛泽东听后，很痛快地说：“这是一件大事，我要写几个字去庆贺他们！”

毛泽东答应为“江西共大”写字，表示他认可了“共大”的作法。写什么呢？毛泽东颇费思量。

送走汪东兴后，已经是深夜了。毛处理了些日常事务后，便躺下。贴身警卫张仙鹏见主席躺下了，也便退了出去。不一会，毛泽东按电话铃让张进来，张有些纳闷。毛泽东说：“睡不着啊，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完哩，要写几个字。”

毛泽东让张仙鹏将笔墨准备好，便开始试着写了一行：

“同志们：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

看来毛泽东决定的不只是“写几个字”了。

刚才毛泽东躺下后，其实一直在思考着怎样表达对“江西共大”的支持。既然起了笔，毛泽东一气呵成，便有了如下这个长长的“祝贺信”——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该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收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干部、战士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0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些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0年）办起的。是中南海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和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也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守卫，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些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一些话。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写完信，已经快凌晨了。毛泽东这才放心躺下。等到起床时，已经是8月1日的下午时分了。毛泽东将原稿再看了一遍，考虑到了另外的一些问题，于是，让张仙鹏打电话将汪东兴叫过来。

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又想了一下，这封信还是暂时不要公开发表的好，一旦公开发表，全国各地都要派人去江西参观、学习、取经，江西要管吃管住管招待，这样一来，影响生产，影响教学，大大加重了江西的负担，好事就变成了坏事喽！你告诉一下江西共大的同志们，就说我向他们表示祝贺，你看怎么样？”

对于毛泽东如此周到的考虑，汪东兴还能说什么呢？这毕竟是毛泽东对“江西共大”的贴心呵护啊！

为此，毛泽东给江西共大的祝贺信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毛泽东确实不希望因了自己的信给举步维艰的“共大”带来新负担。但毛泽东让汪东兴将这封信送给了中央政治局传阅，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他们很快就知道了毛泽东对江西共大的重视与关怀。这些领袖都先后到过江西共大参观、考察，并留下了很多祝贺的话和题字题词，同时也从多方面表达和付诸了支持。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城立到1958年，这近十年的时间段，是中国经济建设凯歌行进的时期，毛泽东看到了中国人民内心里潜藏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也思考着重大的问题，即共产党如何从革命党的“革命”到执政党的“建设”，他希望以一种非常规的形式实现巨大跨越。但了解中国政治和民生现状的毛泽东深深知道，中国的老百姓虽然具有建设自己国家的热情，但历史留给现实的却是，这还是一个到处都存在着文盲半文盲的国家，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很低，这势必会影响到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质量与速度。毛泽东心里很着急，他总希望举国的民众都能受教育。他也一直坚持认为，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最重要的问题是让人民大众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毛泽东多么希望实现中国的教育，至少是农民教育，有一种新的尝试与新的突破啊！

毛泽东自己没有读过大学，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也同样相信，在没有多少大学让更多的建设者接受教育的情况下，就不可以有一种新的大学形式出现。而“江西共大”模式，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模式，至少它为实现毛泽东从1925年搞湖南农民运动调查以来冀图解决农民读书识字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一种希望与实现的可能。

毛泽东所听到的汇报，以及凭他对中国大学教学内容的了解，他不可能不知江西“共大”的教学方式和体制上与正规教育的差距。但他还是坚定地支持这样的“劳动大学”，这其间的世道人心，只要我们还原于历史现实，就可以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做什么，他想通过这样的“大学”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其实，毛泽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不管这种教育是不是如学校名称上所说的。至少进了学校比没有进学校强，能读小学的、能读中学的，能读大学的，一概地在“江西共大”接受教育，总胜过坐而论道，幻想着中国某一天突然就有了几十所几百所的出现。中国的经济发展急需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建设者啊，这是等不来、靠不来的！！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希望有这么一所学校，让红军们都接受教育。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一直要求各地干部落实扫盲工作。今天，他看到了一个没有用国家一分钱，而开学即招生了50000农民入学的学校，他能不高兴吗？他能不支持吗？即使这样的学生毕业了不能进科研室，不能造机器不能写论文，总胜过没有进学校。

况且，一次招生解决的就是几万中国农民的“读书”问题。

在宏观面的关注之下，毛泽东对于江西共大又是贴心呵护的，连这封支持信写出后都要掂量再三。理由很简单，不能因此给这个靠农民、学员自己劳动支撑着的学校有额外的负担。因此，毛泽东“七·三O”贺信，十年之内，一直就没有发表。直到1975年，经中央批准，《江西日报》才发表了该信的部分内容。也就是我们在《决裂》里看到的那些片断和那重要的一句：“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

但是，这个时候对毛泽东贺信的发表，已经被一些人从另外的需要角度利用了，以至于有了我们至今都难以接受的系列记忆：江西共大是个只凭手茧的厚薄为招生选人标准的山寨“大学”。

……

中国的教育改革，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32年了。这内中有一些需要反思的地方，但总体上是成功的，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建设培养了千千万万的有用人才，值得庆贺。在教育战线，要说，我们吃了十个大饼，吃饱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年吃第一个饼第二个饼时的那种经历和饥不择食的无奈。便是到了今天这般的国家经济规模，如果还有一所不用学员掏钱的学校，能一次接收50000农民兄弟入学，谁还会反对有人对它的支持吗？真要较起真来，现在如有这般免费接受农民教育的学校，该是怎样的一奢望啊！

在走过了五十多年路程后当我们有暇回望毛泽东对“江西共大”的巨大情感投入时，突然觉得毛泽东竟是那样的孤独，他似乎总处在一种不为世人所了解的空域里。我们且不要侵扰这种崇高的孤独吧，但至少，在说到这种超越历史眼光的先锋尝试时，“江西共大”应该成为我们善待老人家的一个支点。

注：一清，商务印书馆汉语世界文化总监，中国名博沙龙主席。年度中国网民汉字盘点专家组成员。曾任职于大型政论刊物、出版机构、金融机构。

来源：乌有之乡201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