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宾开辟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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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脱离动物界以来，它的历史并非马克思先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描述的历史，那个“历史决定论”从本质上说不过“历史宿命论”罢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只是一部从兽性到人性、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史。本帖舍去漫长的发展过程不谈，只讨论从美国独立战争引发法国大革命以后，雅各宾之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至于为何一场因美国独立而起的大革命，竟然会沦落成暴政乃至拿破仑复辟，本文亦不探讨。革命为自己树立的敌人空前庞大：除了最后胜利者之外的一切敌人与战友；一切非革命的制度；以及一切非革命的观念与生活方式。基于理性的狂妄比非理性的狂妄更残忍，它将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投入革命的油锅，企图从根基上煎熬整个社会。这狂妄使革命为自由而起却走向自由的反面。因为，自由的要义就是让个人选择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只要这种变化是渐进的、平稳的、不至于给民众带来重大的不适应；只要它们不过暴力强加，没有人会抵制这些领域的变化。但如果通过政治权力体系、以暴力强迫、甚至从肉体上消灭的手段而进行的社会、思想、宗教、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革命，则是强迫个人改变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用政权暴力及其所能够调动的一切资源，来重新安排人们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了自由原则。

美国独立

北美独立战争的故事中国人很熟悉了，即使毛泽东在最激烈反美的时刻，也还记得华盛顿是个革命者，故不打算复述那个故事。然而美国的独立战争却不是那种传统的“革命”：新皇帝打倒旧皇帝，然后把脂粉全都涂抹在自己脸上，污水全都泼到旧皇帝头上，接着继续专制。华盛顿功成名就之时，拒绝了别人的拥戴，回家打理他的庄园去了。行前丢下一句话：“我们的命运将涉及未来世世代代的亿万男女的命运。”这话说得朴实无华，然而为历史所证明；不似列宁，吹嘘“苏维埃是民主的最高形式，……客观上它必将成为全世界劳动者的政权形式。”结果却被历史所抛弃。苏维埃制度所创造的唯一奇迹就在于：它居然还可以存在七十四年，而且人们为处理它留下的垃圾还不得不辛苦许多年。这证明了人类是多么可悲，竟然可以容忍一个邪恶的权力作祟如此之久！

华盛顿的说道不是自吹什么伟大光荣正确就可以望其项背的，马克思也说，美国《独立宣言》是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他还说：“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引这些话并非想为马克思添彩，而只是复述给那些自诩马克思主义者听的，免得他们老是数典忘祖。除了上述之外，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还是人类推翻殖民主义的“始作俑者”；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者；第一个“三权分立与制衡”政权的实行者；第一个新闻、出版自由实行者，杰弗逊名言：“倘若要我来决定我们是应该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1800年，杰弗逊当选总统，人类首次自愿、和平地向政敌移交政权得以实现。总之，这是从旧世界传统中分娩出来的一个“怪胎”，彻底反传统的“新意思”，比那个自吹“开辟人类新纪元”的“一声炮响”要新鲜多了。

美国人其实在奉行“中庸”原则。有人会跳：“中庸”是中华文化瑰宝！也许没错，可惜不全，亚里士多德也把“中庸”当成最高道德标准。只是中国人不过喊喊而已，一天也没有“中庸”过。真正实行的只是以邻为壑、你死我活、落井下石、指鹿为马之类套路。倒是美国人崇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加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美国开国便奉行精英政治，找不到也懒得去找“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大救星”来拯救芸芸众生。55位宪法制定者中，31人受过大学教育，多数是学者和科学家，两位大学校长和三位教授。他们完全没有“解放全人类”的宏伟志向，更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他们甚至连陈腐的蓄奴制度都没有废除，还忘记了权利法案，经反对派抨击后才以“修正案”补充之。他们只知道“制衡”：把大家的眼前利益均衡一下，互相妥协，取一个大家都过得去的方案便当宝贝。不过它确实是个宝贝：“权利法案”被补充确立了妥协的规则。美国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一致与冲突并存的政府；鼓励非暴力和理性争论的政府；允许政敌挑战并保护少数的政府。它立即搞得满世界不得安宁：殖民者从此岌岌可危；独 裁者从此芒刺在背；专制制度天经地义的时代行将就木了。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奉行的其实也是欧洲文明的延续。首先是英国，1640年开始的“长期议会”导致了国王与议会间战争，两次内战的结果都是议会一方获胜，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然而共和国并没有带来民主与自由，克伦威尔的护国主专制比国王的专制更严厉，于是导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最终完成英国革命的不是排山倒海的群众性暴乱，而是策划于密室、王室与议会妥协的“光荣革命”。1689年初，君主立宪制度确立起来，国会颁布了《权利法案》，1701年颁布《王位继承法》，妥协与制约巩固了民族国家的政权，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美国立国先驱们，无疑有着“光荣革命”的思想基础，兼之启蒙运动三杰思考“光荣革命”提出的政治理想，美国革命选择孟德斯鸠主张的“三权分立”政体就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换一个角度说，正因为制定《宪法》及其《权利法案》的领袖、学者、律师们把少数派乃至个人的权利放在革命事业的中心，美国革命才得以持续性地完善、发展下去。

美国的立法者们并没有局限在英国的宪政格局之下，美国立国之时正是英王乔治三世在位（1760-1820），该国王具有专制野心，企图亲自统治英国。因此也给美国立国者们以警示，他们采取共和制而非君主立宪制，设立成文宪法不取英式不成文宪法，英国宪法由国会保护，美国宪法由最高法院保护；英国将管理和责任集中于立法机关，美国则将管理与责任分散于政府的几个机关；英国以多数统治为基础，美国则维系着没有一致性的统一。美国的立法者们，其思维方式令许多人不可思议。杰斐逊说：“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麦迪逊说：“防止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赋予各部门的主管人以必要的宪法手段和个人动机……必须用野心来对抗野心。”他还说：“如果立法、行政和司法权集于同一个人之手……即可公正地断定其为虐政。”他们信奉个人主义：“个人自由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关键。人们的自由越多，发现更好的生活方式的机会也更大。”“宪法的主要作用是要消除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简言之，美式法制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并保护少数，在维护个人合法利益前提下的多数人意志，杜绝任何假多数名义对少数的压制。这条道路是分权之路，产生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成型于美国的立宪。

法兰西大革命

法国革命的故事也不陌生了，历来的议论总是把它与美国独立捆绑在一起，称之为“姐妹革命”；其实，从本质上说，法国大革命走的是一条集权之路，与美国革命背道而驰。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曾倾囊援助美国独立战争，并派出罗尚博将军统领法军协助美国革命，目的当然只是为了削弱英国。结果，他不但被这次义举欠下的5.3亿里弗债务及其利息拖垮，而且最终和他的皇后一起被法国大革命送上了断头台。何以会如此呢？拿破仑.波拿巴在他的回忆录中总结道：“如果华盛顿是个法国人，而又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内处崩溃边缘，外遭敌人侵略，我想他就不会是华盛顿；如果他坚持自己所为，我想他只会被认为是傻瓜……至于我，只是戴着王冠的华盛顿。只有在一个国王的议会里，有我已经说服和控制的统治者围绕着，我才会成为他那样。那时，只有那时，我才可能显示出华盛顿的温和、无私和智慧。在所有现实情景中，我除了通过专政的途径外不可能达到目标。我这样做了。怎么能因此而对我抱有成见呢？”可见，“民主不合国情”，拿破仑早就发明了。在他得势之时，躺在舒适的浴缸里问：“反对者？就像英国的那样，行吗？我还没有发现，反对者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这就是自诩为“戴着王冠的华盛顿”的法国皇帝。

法国大革命是美国独立启发出来的。以拉法耶特为首的援军返回法国之后，他们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个中主要的因素恐怕更在于打败的是宿敌英国。然而凯旋的将士们兴奋无比地宣传美国，报刊评论员塞鲁蒂写道：“在帮助美国13州夺取自由之时，我们也在为夺取自己的自由做准备。”各种协会纷纷成立，就连国王的表弟D.奥尔良也组织了“波士顿俱乐部”，探讨美国式民主与自由的问题。《独立宣言》成为巴黎最热烈讨论的文字，《法国信使报》直言：美国是“人类的希望，人类的榜样”。涌现出“启蒙运动”的法国，在美国革命胜利的刺激下，躁动是很正常的，尤其是美国的法律规定人民有权推翻企图专制的政府，这在人类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在法国，实行的是欧洲最典型的君主专制，任何谋反者都要被处死。法国人热切地企盼革命，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又导致骚乱不断。1788年7月，路易十六召开宪法大会，然而，法国的知识精英被排除在外，夸夸其谈的“文学之士”、迂腐的官僚以及第三等级的代表把持了制宪，制宪会议外则不停地发生暴力骚乱。美国人忧虑地注视着法国，曾经做过驻法国大使的杰斐逊与当时驻法大使莫里斯都对拉法耶特提出建议，大使告诉拉法耶特：以法国的情况，“如果第三等级的人们采取温和方式，他们或许会成功，但如果使用暴力，则难逃一败。”杰斐逊建议法国实施君主立宪的代议制，如果他们试图超越这项要求，他们可能会失去一切。不过当法国大革命蓬勃发展时，杰斐逊也曾积极支持革命，对它抱以极大希望。他忽略了，美国没有第三等级狂热的统治欲望，只有殖民地人民坚决的民主要求。还在1790年，莫里斯大使就断言：法国革命“以天才人物取代理性作为革命的指导，以实验代替经验，在闪电和阳光之间，他们更愿意选择前者，也正因为此他们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徘徊。”莫里斯的预言果然被以后的历史所证明。

法国的《人权宣言》是制定出来了，它与《独立宣言》区别在于有“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之限制；它的华丽辞藻凸现出共性权利对于个性权利的限制与蔑视，正是这种限制与蔑视的理念化，迎来了最原始的恐怖，在革命的名义下赤裸裸的兽性回归。民主所代表的“多数人的统治”演变成“多数人的专制”，而这个“多数人”的概念又被扭曲成“第三等级”，一个特定的人群对其他人群权利的蔑视，这是灾难的起源。这个差异导致两个《宣言》貌合神离背道而驰，尤其是当《独立宣言》进步到1787年的《宪法》与1791年的《权利法案》，酿成了美国独立与法国革命完全相反的结果，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差异。马列主义的教科书例如北京大学教材《世界社会主义史论》说：“1789年7月到1792年2月是君主立宪派统治阶段。当权者是金融资本家和自由派贵族，政权的性质是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它所采取的反封建措施也都直接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1792年8月到1793年5月是吉伦特派统治阶段。这个政权实质上仍是大资产阶级专政，不仅仇视工人运动而且不可能认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793年6月到1794年7月是雅各宾派统治阶段。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与农民及城市贫民结成了密切的同盟。因而，雅各宾派能够采取一系列坚定的反封建的革命措施，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提出并广泛实行了社会保障的纲领，得到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的支持和拥护。也正因为如此，这是一次比较深刻、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然而这些都是不实之词，法国革命从争取人的权利与价值开始――拉法耶特起草《人权宣言》时就是这样思考的――然而革命却发展成“第三等级”为主体的暴动，是一场崇尚国家权利蔑视个人权利的“痞子运动”；它没有像大洋彼岸那样积极推进人民管制政府；而是落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之历史俗套，一个人群夺取国家权力以镇压其他人群。最终演进为拿破仑的君主制，用暴力征服别的国家。西耶斯在1789年宣称：“第三等级是什么？一切。在政治秩序里它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要什么？成为重要的东西。”人们曾经因财富、教养、才华、学识、兴趣、性格等可以分成五花八门的层次，既可以努力奋进，也可以激流勇退，并无限制或定数。然而某些落魄的知识分子寻得了“成为重要的东西”的捷径，于是蛊惑起同样落魄的“第三等级”，借用他们的愚昧和人数众多，实现自己的抱负。“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也就成为满足“第三等级”膨胀起来的虚荣心的说道。人类文明倒退的暗流，短时间就能激起腥风血雨，然而最终付出最惨痛代价的，还是“第三等级”自己。

人们普遍忽略了的是，1792年8月10日的暴动不仅废黜了君主立宪制，还否决了1791年《宪法》以及《人权宣言》，并制定了新的《人权宣言》作为新宪法的前言。在革命后的86年里，法国就制订了14部宪法！一场以立法修饰暴行的闹剧！1792年暴动订立的纲领尚未完成，1793年5月31日雅各宾派又一次暴动，理由是曾经颁布《人权宣言》、制定宪法、完成了废黜封建专制、实施普选产生了国民公会的吉伦特派不愿意“继续革命”了。6月2日，雅各宾派拘禁了吉伦特派29名议员，随后73名吉伦特派领导人被判处死刑。“巴黎无套裤汉专政”开始了，这是后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驱，其实也就是对于《人权宣言》合理部分彻底的否定。直至1830年7月革命，法国才建立起初步的民族国家。有人以此为法国大革命的结束，也有人认为它仍未结束。如果把《人权宣言》视作法国大革命的开场白，这场革命堪称一锅“五味汤”，它成了各种理论的试验场，成功之处在于人权理论也曾有过张扬的机会；失败之处在于没有导致美国革命那种妥协共存的局面，反而导致雅各宾派残暴践踏人权的专政。这个专政甚至燃起了烧灭一切国家疆界的欲火，“以革命的名义”去挣脱道德的约束，兽性也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践踏人性了。

雅各宾派开辟的道路

雅各宾派上台之前就已经开始抨击美国革命，再暴动掌权的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比尔声明：“你们这些所谓勇敢的美国人，你们的自由是用我们的鲜血换来的，是因为和我们联盟而受到保护。如果没有我们的存在，你们的命运将如何呢？你们将再次受到你们敌人的奴役而崩溃。”雅各宾派选择与美国式革命决裂是其利益使然，美国式政体是形形色色专制的天敌。美国的概念将国家权力与民众对立起来，并努力使权力成为民众的仆役；而法国正相反，它把国家与人民空前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而人民是一体的，只能有一个意志，这样就使“多数人的统治”变为“多数人的专制”，从而可以用国家的名义剥夺任何人的权利。

当美国人把两党制视作政治变革的动力之后，雅各宾派宣布：“两个党派，一派是善良的公民，另一派是邪恶的公民。”加尼耶称：“我们不允许任何一个异类团体在共和国内。”圣鞠斯特提出：“党争是社会，特别是共和国的恶疾。党争是社会最可怕的毒素。”丹东主张的雅各宾派路线是：“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党争不能在共和国内存在。” 罗伯斯庇尔称：“我憎恨任何包容好搞派系人士的政府。”他命令：“充分利用国家权威的力量大规模镇压各种党派！”如此，雅各宾派注定了要选择美国作为邪恶的化身，因为美国式联邦制是统一且不可分的共和国权力的对立物，圣鞠斯特嘲笑美国体制是以分裂为原则的国家，“某一天，一个州将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州。”非但如此，“联邦分子”是法国革命中登上断头台的阶梯，被处死的那些吉伦特派杰出领袖，没有一个以言论自由或议员不受侵犯为自己辩护，而是振振有词地诉说自己对统一的忠心，就像后来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临刑前诉说自己对党的忠诚一样。用一个党派的暴力取代君主的暴力，党员对领袖的绝对服从代替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党对属下的生杀大权接替了君主对臣民的生杀大权，雅各宾派开了个挺像样的头。一党专制应属雅各宾派开创的事业。

雅各宾派开创的道路之二：以国家的名义猖狂践踏人权。恐怖与杀戮都不是雅各宾派的发明，但被它张扬到荒谬的地步。君主专制对反抗国王者处以极刑；法国革命把对一党专制持异议者、甚至不积极参与者也处以极刑。仅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法国革命“新桃换旧符”的本质，历史传统的野蛮在雅各宾派手中得以发扬，区别仅在于披上了革命的外衣并借国家的名义。美国人谨慎地开拓人类从无先例的受到制约的政体，法国人狂热地重蹈历史早有前驱的国家至上运动；美国的精英们担负起精心设计未来的责任，法国的知识精英遭到镇压，权力鼓动群氓操刀杀戮，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扑灭思想。雅各宾派干将海登斯宣布：“我宁愿让两千五百万法国人死去十万次，也不让一个人毁灭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一次。”圣鞠斯特宣布：“你必须不仅惩罚叛国者，还应该惩罚那些漠不关心的人；你必须惩罚在共和国中任何消极和无所作为的人”，“在人民与敌人之间，除了断头台就没有别的了。”国家至上的本质在于统治者至上，我们无妨回顾一下法国革命的战果：据当时统计，从1793年10月颁布革命政府法令开始到1794年7月“热月政变”为止，被“革命法庭”逮捕者达30万人；判处死刑的1.7万人；加上未经审判处死的共约3.5－4万人。其“无套裤汉专政”的虚伪在于：其中贵族、教士约占15%，劳苦大众却占85%；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也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著名的法籍意大利数学家拉格朗日痛心地说：“他们可以一瞬间把他的头割下，而他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许长不出一个来。”即使革命内部的不同意见也难免一死，例如布里索、维尼奥、罗兰夫人、巴伊、巴纳夫等一大批法国大革命中的卓越领导人被推上断头台，即使雅各宾派主要领导人丹东，当他有所觉悟建议“爱惜人类的鲜血”也就被送上了断头台。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国民公会会议决定逮捕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派垮台，次日，罗伯斯庇尔等被处死。

雅各宾派的诀窍在于含糊而且武断的分类法，这使任何公民都可能成为断头台的客人。孟德斯鸠曾经指责中国人：“如果大逆罪含义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他说此话之后不过几十年，他自己的祖国就踏上了这条老路。它的最根本之处在于，司法部门必须向国民大会定期汇报工作。如此，就使司法权从属于立法权，政权也就可以随心所欲侵害公民的权利。1793年3月，雅各宾派颁布第一部法律便实行有罪推定：任何人只要被指控侵害革命，就需要被告证明清白而非原告证明其有罪，无权要求陪审亦无权上诉；更厉害的是，此法要求“从重从快”，24小时之内必须审结并执行。这是人类史上最野蛮的酷刑。雅各宾派领袖马拉更直言：死刑是一种太温和的判决，他提议：“用烙铁烙他们。斩断他们的拇指，割下他们的舌头，等等。”随后，一系列更加随心所欲的法律出台，甚至贮藏食物也成重要罪行。及至9月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法》：一旦当事人具有反革命活动的嫌疑，就可以逮捕。12月，罗伯斯屁尔宣布解散宪政政府，他说：“在一个宪法政权下，保护个人免受来自公共权力滥用的侵犯就够了；而在一个革命政权下，公共权力要被迫自卫，使自己免受各方面的攻击。”

最后，就是雅各宾派对个人以及少数派权利的废止。托克威尔认为，法国革命中，影响、改变未来的因素尚不是“对个人权利的蔑视以及对少数派的压制”，而在于给这种蔑视和压制以合法化地位的政治学说。其实这个政治学说并不新鲜，古希腊时期它就已经存在，苏格拉底就是被“群众”处死的。有了这个政治学说和它的广泛宣传，这使得“群众”观念得以取代个人的地位；有了这个取代，权力把持者可以为了达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历史证明了托克威尔的预言，正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使得任何人都可能“入另册”成为5%的那“一小撮”，泛泛而无所附身的“群众”最终只能是领袖的空白支票，有了它领袖才可以为所欲为，打击任何欲打击的人和事，酿成整个国家、民族的灾难。

雅各宾派开辟的道路之三：放纵语言暴力，把道德与良知都变成相对的东西。道德一旦相对，就意味着沦丧，良知泯灭之后无耻也就成为相对道德的一部分。罗伯斯庇尔首先煽动民族狂热，他说：“法国人民比其他民族领先两千年。这是一个诱人的结论，法国人组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建立民主的民族。”这位卢梭弟子还说：“惩罚人类的压迫者是仁慈的，原谅他们是残暴的。”“特赦背信弃义的代表将意味着对罪恶的保护，对美德的窒息。”“大革命是反暴政的自由的专制。”“恐怖不是别的，而是即时的、严厉的、不屈不挠的正义。因此，恐怖是美德的宣传机。”“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卢梭反对私有制，并认为只有用暴力推翻专制才能恢复人们的自由平等，但他还有人性的顾虑：“如果没有对弱者、罪人和整个人类的同情，那么慷慨、仁慈、人性会是什么呢？”雅各宾派以这种语言暴力，把卢梭的顾虑抛开了，肆无忌惮地用暴力建立新的专制，狂傲地把恐怖与美德、惩罚与仁慈、自由与专制混乱起来，践踏人性，弘扬兽性。这种修辞策略征服了人心中原有的同情心与理性，从而使践踏人性的行为受到放纵。

此种语言暴力的作用不可小视，历史上野蛮屠杀的事例不少，但都限于武装群体施暴。语言暴力之结果，已经导致全民道德丧失，于是发生整个民族、国家施暴，全国性的犯罪是最可怕的，但雅各宾派开创了这样的犯罪，乃至于它的领袖们也控制不住他们掀起的杀人狂潮，于是才有未经审判就处死的人多于审判处死者一倍以上的悲剧。宣传煽动起来的兽性，远胜于原始遗留之兽性。此术为列宁、墨索里尼、斯大林、希特勒、东条英机、毛泽东所继承与发扬，人性在二十世纪遭到空前绝后的践踏。

其道路之四：雅各宾派的领袖们无一不是历史的自大狂，他们病态的心理使他们力争伟大和历史的不朽。于是时时处处无不以人民的救星和代表自居。他们对人民毫不吝啬的赞美词语的后面，掩饰着对人民最根本的蔑视。一切夸赞为的只是驾驭民意而已，使他们看上去有责任医治民众的创伤，为之复仇，还他们以尊严。罗伯斯庇尔有言：“既不是奉承者，也不是谨慎的倡导者，既不是民众领袖，也不是人民的保护者。我是人民本身。”好一个“人民本身”，紧跟着的就是“绝对一致”的原则，在这个原则指导下，人民只能跟他们保持一致，从而保障了暴力行为的群众运动性质。否则革命绝无胜利的可能，这是他们力量的唯一来源，欺蒙骗取的力量。为了这个目标，雅各宾派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政党或团体，他们是代表民意、为公共意志行使权力的自我神化群体。

恰如罗伯斯庇尔的演说：“我希望我的荣誉只是为了我的国家的利益。”罗伯斯庇尔渴望留给“子孙后代毫无瑕疵的名声，以及所有善良人们可模仿的榜样”，但法国的贤人祠并没有给雅各宾派的领袖们任何地位，因为他们给法国历史留下的只是暴力、非法、玷污的痕迹。然而，他们成为愚昧落后地区许多人的楷模，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雅各宾派传人的僵尸一个接一个地被供奉在“圣殿”里，接受愚昧至极的膜拜，大约可算“龙种”变“跳蚤”的事例，它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笑柄。或许应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句中国古训，罗伯斯庇尔死前叹息道：“美德！没有美德，一场伟大的革命只不过是一种乱哄，是一种罪恶摧毁另一种罪恶。”

马克思主义原理

法国大革命制造的混乱直至1799年11月拿破仑政权建立才告最终结束。它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人权宣言》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依然使欧洲进入革命时代。持胜利观点的人乐于将其延伸到1830年7月的起义，以求得一个胜利的结果；甚至某些学者将其划断至1848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欧洲到处都是血腥的起义、暴动，被法国革命蛊惑起来的愚氓，在各式各样野心家的操纵下展开杀戮。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4月24日演讲中对其《宣言》中没有能够前进一步以确保经济公正感到遗憾并后悔。然而他的遗憾被马克思先生捕捉住了，以弥补这个缺憾为开端，有了马克思主义。国外有认真的学者仔细分析了这个主义，发现它的来源并非那“三个来源”，而仅仅是卢梭的学说。假如此说成立，那么这个主义跟雅各宾派就有了同一个师傅。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国民大众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认识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 如此便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对雅各宾主义的承袭，“从空想到科学”的承袭。

恩格斯还说：“当革命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好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这段话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雅各宾派肆虐之时，另一场和平的革命正在英国进行，而且并不比法国革命缺乏力量。但马克思先生舍弃了对海峡那边和平的“光荣革命”以及美国革命进行研究，有选择地走雅各宾派开辟的道路。马克思先生正是为了研究法国革命及其发展才到巴黎的，他的“政治的批判”也正是从雅各宾派传人布朗基的“工人共产主义”起步的，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后来在《新莱茵报》鼓动革命时，他给报社工人们头上戴着红色的“雅各宾帽”，并配了八支步枪和250发子弹，可见他对雅各宾派革命的钟爱。马克思先生把“第三等级”提升到“无产阶级”，冠以“最先进阶级”的称号。他还煞费苦心博览书报，精心挑选其中最有利于他所需要的事例，弥补了雅各宾派崇尚暴力却没有为这种崇尚提供理由的遗憾。先有《共 产党宣言》问世，这个宣言确立了阶级对立的理论，净化了雅各宾派“第三等级”的混杂，塑造出一个“先进阶级”的形象；强化了雅各宾派关于一个党派的说道，把它完善成系统组织的理论；把罗伯斯庇尔的“经济公正”归结成“消灭私有制”；坚持了“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原则；以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调整了罗伯斯庇尔“恐怖的革命专政”。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无处不在的是雅各宾派的影子；马克思主义是雅各宾派更合理更完善的发展。实际上，雅各宾派理论家巴贝夫以及其传人布朗基，已经把雅各宾派的行为升华为理论：无产阶级必须以暴力剥夺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罗伯斯庇尔的“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压迫！”也发展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不能不提及马克思主义的另类发展，这个发展就是恩格斯亲自奠定的否定他与马克思在《共 产党宣言》里的暴力主张，1895年3月发表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里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几个月后恩格斯逝世，他委托伯恩斯坦作为遗嘱继承人，完成他刚开了头的理论。伯恩斯坦批判了马克思对雅各宾派的继承，认为：“如果披上1793年的衣服，重复和超过1793年的言语，就不仅是荒唐，而正因为是在一场政治革命中间，它就犯罪了。为了这一罪行，很快就会有成千的工人以自己的生命，另一批成千的工人以自己的自由来抵赎。”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具备自己的十分强大的经济性质的组织并且没有通过在自治机构中的训练而达到高度的思想独立性的地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俱乐部演说家和文人的专政。”

我们不宜以过大篇幅讨论这个问题，此类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理论批判，应该说至少揭示了一个真实：无论雅各宾派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都不是工人或其他劳动者自己的利益，它们都只不过是那些虚荣的、不择手段的俱乐部演说家或者文人们驾驭社会基层群众的工具。当这个缺乏思维能力的人群被鼓动起来，就只能成为那些嗜血的领袖们的奴才，以自由和生命为代价填补轻信的窟窿。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了恩格斯的论断：“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欺蒙”。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语言暴力，是一种蛊惑兽性的语言暴力，它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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