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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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他只活了48岁,不算高寿,而且,他在位仅仅八个月,是有明一代在位时间第二短的皇帝(第一是崇祯的老爹明光宗,只有一个月)。而做为太子却有22年的历史。因此,他的很多事情都被历史湮没了,以致于很少有人把他和他的父亲朱棣、儿子宣宗朱瞻基联系起来,也不会有人想到,如果,天假以年,这个胖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皇帝?明史上有名的“仁宣之治”的始作俑者的真正面目就只有等待我们这些后来者去揭开了。
朱高炽一生也没有赢得他父亲朱棣的欢心,说来实在窝囊,他的这个皇位还是借了儿子朱瞻基的光,至少借了一半,因为,据说朱瞻基出生的时候,朱棣当时还是燕王,他梦见父亲朱元璋送给他一个白圭,并且说了一句:“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朱棣深感惊诧,不过,后来,他起兵靖难,夺得皇位,应征了这个梦,所以,他最疼爱这个孙子,后来,他想改立汉王为太子,大臣苦谏,他都听不进去,只有学士解缙说了一句:“好圣孙”,朱棣这才点了点头。而朱高炽能够最终坐上皇帝的宝座,另一半是靠了他的祖父朱元璋的力量。朱高炽虽然不得父亲的欢心,可是朱元璋做为祖父对他非常满意。洪武年间,朱元璋让秦王、晋王、燕王的嫡子进京,他要考察一番,朱元璋让他们去检阅部队,只有朱高炽回来晚了,朱元璋问他原因,朱高炽说:天气很寒冷,我想等军士们吃完饭再检阅,所以,回来迟了。朱元璋很高兴,夸奖说:“小子知道恤下了!”又有一次,朱高炽奉命批答奏章,批好后,呈报给朱元璋,朱元璋发现奏章里有一些错别字和一些小毛病没有改过来,就问朱高炽是不是没有看到,朱高炽回答:孙臣以为小过不足以上渎天听。朱元璋大喜过望,接着又问他尧舜的时候,老百姓遇到水旱灾害怎么办?朱高炽说要:“恃圣人有恤民之政。”朱元璋真是很高兴了,他说:“小子异日不可量也”这是《明宫轶闻》里记载的,《明史》上则说朱元璋夸奖朱高炽“有君人之识也。”我觉得像朱元璋这个很是以封建正统自居的老东西,当时,太孙皇位已定,不可能说这个燕世子具备做皇帝的见识,因为这话一旦传开,是有很大麻烦的。不过,不论哪一种说法,朱高炽是深受祖父喜爱的,他随即被册立为燕王世子。朱棣是最爱标榜他是他爹的好儿子,事事都是按照祖训来行事的,包括那个当时被视作“篡逆”的靖难,他也说是奉天靖难,是朱元璋《皇明祖训》上立的“清君侧”的规矩。所以,他对这个儿子虽然不很待见,但是,一旦废了,朱元璋的老脸怎么办?还有一种说法是《明宫词》里说的,说是朱高炽是借了老婆张皇后的光,张皇后是朱棣手下第一功臣张玉的女儿,张玉死于靖难,被追封河间王,朱棣爱屋及乌,对儿媳妇很好,有一次,朱棣和朱高炽夫妇一起吃饭,为了一点小事,朱棣大骂儿子,儿媳不好说什么,默默退下,去厨房做了几样朱棣爱吃的菜肴端上来,朱棣一见,怒气消散,指着儿媳对朱高炽说:顾非尔妻,尔早废矣!这个说法,可以做为旁证,还不能征为信史。再有,朱高炽的母亲徐皇后很喜欢长子,徐皇后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女儿,以贤惠著称,有人把她比作唐太宗的长孙皇后,这是瞎比,不过,朱棣夫妻感情很深厚,徐皇后死后,朱棣不再立后,朱棣准备封小舅子,为了给朱棣通风报信被建文帝杀害的徐增寿为世袭的定国公,徐皇后不同意,恐怕家族太盛,容易招怨,朱棣虽然没有答应,但是,“心甚贤之”。徐皇后这一点倒是很有些大家的风范,朱棣起兵,北平只有徐皇后、朱高炽母子留守,所以,徐皇后一直很喜欢朱高炽,直到临死前,还嘱咐朱棣要善待儿子。总之,朱高炽的皇位能保住,自己参的股份最少,但是,收获很大。
明初的这起皇位之争是要上溯到靖难之役,那时候,朱棣虽然是燕王,但是,一直准备夺权,长子朱高炽肥胖寡语、缺少勇力,次子朱高煦最对朱棣的胃口,明成祖朱棣平生最崇拜唐太宗,他认为他和李世民一样都不是长子、又都是马上得天下,所以,朱高煦起兵前后总夸他爹是当代唐太宗,把朱棣哄得很舒服,后来,密谋起兵,朱棣就和道衍(姚广孝)、朱高煦商定,朱高煦是明初数一数二的猛将,在朱棣死后,他起兵造反,京内许多靖难时候的老将听说都胆战心寒,不敢领兵同之对抗,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几次冒死救护朱棣,朱棣当时很感动,对他说:“世子多病,勉之!”公开许愿,朱高煦在军中威望很高,淇国公丘福等高级将领都拥护他,可是,这个老二不讨朱元璋的喜欢,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就很讨厌他,总说这个孙子将来要惹事,等到朱棣即位以后,朱高煦要求兑现承诺,朱棣征求大臣、亲信的意见,大家多数是赞同朱高炽,不赞成高煦,隆平侯张信是朱棣的救命恩人,朱棣叫他“恩张”,朱棣问他能不能换了太子,张信说这是天理人伦,能随便改吗?气得朱棣一剑砍掉张信两门牙。朱棣最信任的大臣道衍和尚、兵部尚书金忠、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都不同意,朱棣勉强答应再看一段再说。解缙还写了一首诗: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朱棣暂时不谈易储的事情了。
朱高炽本人最大的优点这时就体现出来了,他真是坚忍不拔,朱棣怎么瞧不起他,他也摆出一副孝子贤孙的模样,永乐二年、永乐八年,永乐十年、永乐十五年,四次大规模的打击朱高炽的活动都没有动摇朱高炽的太子地位,朱高炽的手下如黄淮、杨溥都被朱棣下狱,朱高炽还是恭恭敬敬的,点头哈腰。朱高煦和弟弟赵王朱高燧几次捣鬼被发现后,朱棣要惩罚他们,朱高炽还替他们求情,朱高炽骂了刑部尚书几句,在千里之外征讨蒙古的朱棣立刻来信大骂朱高炽越权指挥,都御史陈瑛、锦衣卫头子纪纲都不把朱高炽放在眼里,朱高炽就装作没看见,后来,这两位死的都很惨。大理寺丞耿通上书朱棣给太子辩护,让朱棣给宰了,前面那个作诗保护太子的解缙让朱棣指使纪纲把他活活冻死,朱高炽都没在意。这场游戏玩到最后,连朱棣也烦了,永乐十七年以后,太子总算脱离苦海,朱高炽为人心思缜密,最后,他的举动连朱棣最亲信的大特务头子胡濙都替他说好话,朱棣终于对他的爱子朱高煦说:“留守之功胜于征讨”把老二的靖难军功给排到第二位去了。
永乐22年,朱棣病故榆木川,朱高炽立刻即位,这时的朱高炽已经47岁了,朱高炽即位后,对他老子的做法大加反感,多次暗地里批评朱棣,而且,具体问题上,朱高炽开始大刀阔斧的否定朱棣,停止胡乱花钱的郑和下西洋,罢讨蒙古、交趾罢兵,平定冤狱,整顿司法,朱高炽其人较其父、祖宽厚的一面开始体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靖难之后,朱棣大杀建文帝的臣僚,很是惨痛,其血腥手段令人发指!建文的大臣齐泰等人的母亲、妻子、姐妹、女儿都让朱棣给送到教坊司做妓女,任人轮奸!这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的事情!凡是跟随建文的人都是几乎满门抄斩,朱棣发明了个杀人的好方法,就是臭名昭著的“瓜蔓抄”!朱高炽上台后,开始关心这些冤狱,给予一定的平反,如果不是他死的早,恐怕早就会一风吹了,不必等到明英宗了,朱高炽对老子的毒辣手段很不满意,他公开评价已经被朱棣屠戮十族的方孝孺为忠臣!他对建文的下场也很感悲伤,因为,他和建文的交情不错,两个人性格、偏好都相近,朱棣曾经废除建文的年号,朱高炽又给恢复了,朱棣曾经嫌弃朱高炽的肥胖,不让御膳房给朱高炽吃饱,说是减肥,有人看到太子饿的难受,就给他做饭,让朱棣知道后,把此人剁成肉酱。朱高炽鉴于乃父的残暴,曾经主张把都城迁回南京,只是因为他死的早,才作罢。在短短八个月里,朱高炽的拨乱反正是很受朝野拥戴的,连清朝的统治者乾隆都说朱高炽如果多活几年的话,明朝不会中衰的那么快!
朱高炽死于洪熙元年五月,此前,他派太子就是朱棣爱如心肝的朱瞻基去南京,有史学家说如果朱高炽不是死的早的话,太子朱瞻基必然被废,朱高炽讨厌其父,也由此讨厌被其父宠爱的儿子朱瞻基,他最喜欢的儿子是封为襄王的老五。朱高炽虽然政绩斐然,可是,死的确实窝囊,而且不光彩,他是死于“阴症”,就是行房后误吃冷饮或者被阴风侵袭,朱高炽死于五月,正式春天的季节,这是明史等官修的史书不愿记载的,它来源于明人陆釴的《病逸漫记》,是内廷太监雷某亲口说给他听的,不过,就史实来看,很有可能,朱高炽在朱棣活着的时候,根本不敢亲近女色,明朝的皇帝都是好色之徒,憋了22年,能不发泄吗?而且,朱高炽对于其父有着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按照制度,居丧期间,是不准近女色的,可是朱高炽偏偏不守规矩,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其父的一种蔑视吧。当时,一个小臣李时勉就此上奏,话里话外,就流露出这个意思,就是皇帝不能这个时候还这样荒唐,气得朱高炽立刻把他下狱,临死前还说:“李时勉廷辱我!”
朱高炽被谥做“仁宗”,和前朝的两位仁宗以及后朝的清仁宗相比,他是在宋仁宗之下,在元仁宗、清仁宗之上的。
糊涂的崇祯
天下的事情就怕由糊涂人来办理,如果,仅仅是不懂的,倒也无忧,可以告诉他知道;偏偏是糊涂虫,就很难办,他不懂装懂,刚愎自用,最后,只能坏事。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就是这种货色,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么个一手断送了自家江山的糊涂虫多年来居然一直被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糊涂虫捧得几乎成了天地之间少有的悲剧英雄,连《明史》的编著者都说:明亡是从万历开始的。很多人错误的理解了这句话,以为就是万历和天启送了明朝的命,的确,明亡是从万历开始的,可也是在崇祯手里完成的,这一点谁能否认?而且,他完成的实在是“很好”,中国人从此脑后就开始拖着一条猪尾巴过了近300年的日子。这个糊涂虫到死还装洋蒜,说什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无伤百姓。”唱了一辈子的高调,这时候也没忘记再唱一段。杨嗣昌督师的时候,加派臭名昭著的“练饷”,朱由检就说:“暂累吾民一年。”结果,它和其他的两个重压在人民头上的巨额摊派(统称“三饷”)直到清军入关以后才得以废除,累了吾民10多年!(从万历年间征收的“辽饷”算起差不多半个世纪)现在,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揭穿这个糊涂虫兼伪君子和高调大王的画皮:1.冤杀袁崇焕。
袁崇焕是明朝少有的救时人物,他的能力和资质不在于谦之下,如果,他得遇明主的话,女真只能跳梁一时。袁崇焕的两次宁锦大捷,大败清人奉为圭臬的太祖、太宗,明清战争近乎70年,以军功之盛,无出崇焕右者!可是就这么一个能人,居然让崇祯给宰了,而且用的是凌迟的极刑,刽子手剥去袁崇焕最后一块肉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至今听来令人心酸:“袁督师的胆子极大,可惜!”这个刽子手的亲属后来把袁崇焕的事情记录下来,传到后世,记得当时很多人争相抢吃袁督师的肉,有的以一两银子去换,何其愚也!就连这个行刑的刽子手都不很相信袁督师能够通敌,然而,崇祯就相信!皇太极让手下人玩的这出把戏不过是蒋干盗书的翻版,实在不能说是天衣无缝,然而,糊弄崇祯这个糊涂虫足够了!还有那些随帮唱影的老百姓们知道顺治朝重修《清太宗实录》的时候,才明白袁督师原来是个好人,但是,他们脑袋后面已经留了猪尾巴了,所以,没用的不止是崇祯!
袁崇焕一心报国,身死西市;吴三桂率先逃跑封为伯爵,这就是崇祯十分可爱的地方,他一直是皇太极的很好的助手,帮着满清拆掉明朝这个大厦的主要栋梁,做的也很成功,因为,如果按照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点看,崇祯也一举拆掉了汉族的大厦的脊梁!他的祖宗明英宗也干过类似的蠢事,但是至少明英宗活着的时候说过于谦这样两句话:设若于谦在,胡虏安敢至此?另一句是:于谦为官,何能如此之贪?崇祯呢?到死都没觉得,所以,说17世纪上半叶的最大糊涂虫就是崇祯!
2.崇祯五十相。
这是中国封建史的一大笑谈!短短的十七年间,换了50个宰相!崇祯有一句口头禅:群臣但知肥己。他所信任的为国谋忠的三位高手--温体仁、杨嗣昌、周延儒都是公认的奸佞,其中杨嗣昌还算小有才情,其余都是谄媚的高人。温体仁的奸佞程度不下于严嵩,可是,崇祯让他做首辅达七年之久,成为崇祯朝在位年头最久的宰相!崇祯一向信人不专,最为恶劣的是推过揽功、汲汲邀誉、摧残人才、果于杀戮!作为最高统治者而且是几乎深陷绝境的统治者居然还能和臣下争夺名誉,简直是天方夜谈!比如他杀陈新甲,陈是他的忠实奴才,不过是一时的疏忽而已,崇祯自己要和满洲议和,偏偏推诿给下面,说是陈新甲的主意,这样的皇帝,还能笼络手下吗?还会指望别人替他办事吗?最高都不肯任事,何况属下?黄道周劝他说:“人才培养差不多要十年的光景,陛下进人太速、杀人太过。”崇祯当场就给老黄一顿板子,然后,竟然让锦衣卫秘密将其杀害,后来顾虑到道周名声太大这才作罢,这种龌龊的事情能够是所谓的中兴之主作出来的吗?
南迁之事久决不下,其实是群臣和他捉迷藏,谁都知道这个人翻脸不认人、朝令夕改,所以,一律不表态,崇祯自己很想迁都,但是,又想面子过得去,还要有大臣给他当替罪羊,谁傻啊?都不说话,最后,崇祯活活给憋死在紫禁城中,活该!
孟子说: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为寇仇。
《明史》评价崇祯: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这已经是很客气的了!刘宗周说他: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繁,进退天下之士太轻,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崇祯以察察为明,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种自做聪明的举措,毁了天下。
3.崇祯的用人。
崇祯最喜欢杨嗣昌,两个人一见面就是互相吹捧,及其肉麻。崇祯说杨嗣昌是“盐梅上将”,杨嗣昌说崇祯是“真不世出之英主”,结果,盐梅和英主的下场都是一样的,自杀!
史书上说:“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于是嗣昌得以才显。”这句话明摆着说的杨嗣昌就是个“矬子里面拔将军”的料,然而,崇祯把杨某视作宝贝,这个宝贝督师两年,崇祯的亲叔叔福王就被他断送了,李自成、张献忠越剿越强大。
实际上,同时期的名将、名臣洪承畴、孙传庭、卢象昇、郑三俊、孙元化、傅宗龙这些人才能都比杨某强很多,特别是孙传庭、卢象昇、郑三俊、孙元化,结果不但不受到重用,反而先后被杨嗣昌陷害下狱。
崇祯为人色厉内荏,对于没有掌握实际兵权的文臣武将就杀就杀,相反,那些真正的骄兵悍将,却曲加优容,像左良玉、吴三桂等人屡次冒犯军法,不死反升官,从而令真心报国者心灰意冷!也锻造了一大批为恶不法的军阀!
崇祯有心做中兴之主,却实在是才力不逮,留下了很多笑柄。这样空口说大话的糊涂虫目前也很多,且都是自以为是,就不一一举例了。
明英宗·明代宗·于谦·夺门之变
明朝中期发生的“夺门之变”是明朝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一件大事,它直接牵扯到明朝中叶的三个皇帝,至于藩王、大臣更是不计其数,今天,我在这里做一个叙述。说到夺门之变,就不能不提到它的主人公--明英宗和明代宗这一对难兄难弟。明英宗朱祁镇是明宣宗朱瞻基的皇后孙氏抱养的宫人生育的儿子,他的来头朱瞻基是很清楚的,只是他很是宠爱孙皇后,才不与计较。朱祁钰的来路则比朱祁镇明白多了,但是,因为朱祁镇的养母是孙皇后,所以,朱祁钰最多只能是个郕王。朱祁钰本来是准备一生都去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藩王,谁能想到,宦官王振所一手策划的“御驾亲政”导致的“土木之变”使这位藩王一跃而为皇帝,而且一做就是八年,还因着他的年号景泰,中国的瓷器“景泰蓝”就此扬名。
明英宗被瓦剌俘获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京师的局势为之一变,下面将具体介绍之:
(1)郕王之立。
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明英宗土木堡蒙尘,京师群情汹汹,监国郕王和孙太后均无主见,以徐有贞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迁都南京以避敌人的兵锋,这时一贯以正色立朝的兵部侍郎于谦大声反对:“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太监金英也赞同于谦的意见,郕王就此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主持军务。此前,于谦俯顺民意,建议对罪魁祸首王振及其亲信马顺等人绳之以法。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声望大增。而且,于谦请求郕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以次经画部署,人心稍安。
于谦主持军务以后,调发军旅井井有条,郕王被推立为皇帝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孙太后本来想立朱祁镇的长子三岁的朱见深(就是后来的明宪宗)为皇帝,此办法虽然符合封建宗法观念,但是,国难当前,当立长君,于是,孙太后被迫表态可以立郕王,朱祁钰照例装出一副恐慌的模样,推三阻四,最后,还是于谦一锤定音:“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就这样,郕王于九月六日即位改元称皇帝。是为明代宗。
于谦当时是非常主张“社稷为重,君次之”的,这也是他后来遭到明英宗嫉恨的主要原因。在于谦诸将的奋勇战斗下,北京安然无恙,也先没有占到便宜,于是,打出一张王牌,要明朝接回他们早已经遥尊为太上皇的朱祁镇。在这个问题上,景泰是很反感的,他的心思和赵构是一样的,他根本就不想把兄长接回来,至于孙太后和英宗的钱皇后怎么说,大臣怎么讲,他都不听。把他逼急了,他就恶狠狠的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最后,还是于谦发的话:“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泰虽然糊涂程度不下于乃兄,可有一点很好,他一生最信任的就是爱国将领于谦,举凡于谦说什么,他都答应,半夜的时候,于谦有急事奏报,景泰听到鼓声也立刻起来听政,这回也不例外,他同意迎还英宗。不过,态度很冷淡。这也就此埋下夺门之变的种因。
明英宗被从也先手里放回来以后,明朝的内部围绕着新旧两个皇帝展开的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2)夺门之变
明英宗回来以后,被景泰安排在南内居住,加派靖远伯王骥看护,实际上是监视,不过,这个王骥是个官迷,因为于谦和宰相王文等人都很讨厌他,所以,他反而和英宗的关系越来越好,这是景泰没有料到的。英宗名义上是太上皇,实际却是没有什么自由。景泰给他的限制很多,开销也不够,都靠着英宗的皇后钱氏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偷偷的送到宫外去卖掉以弥补开支用度的不足。
英宗早年和太监特别是资格很老的太监们就很熟,这时,看守英宗的宦官中有一位老资格的叫做阮浪的,此人是和范弘等四人一起在明成祖的时候就入宫的,这时已经经历四朝了,不过,阮浪的运气很差,混了这么多年,也才是个少监,连个太监都没熬上。不管怎么说,阮浪是英宗的旧相识,两个人又都运气不好,因而,共同语言就多了,英宗是个很念旧的人,他一高兴就把自己用过的一把金刀和金袋送给了阮浪做纪念。偏偏阮浪和一个叫做王瑶的关系很好,他随手就把这个金刀转赠给王瑶,王瑶和锦衣卫指挥卢忠关系很好,卢忠一见到这把金刀后借机把王瑶灌醉,偷了金刀,送给太监高平,高平立刻上奏告变,景泰非常重视这件事,认为人赃俱在,认定是英宗准备谋复皇位,下旨逮捕阮浪、王瑶,大刑逼供,阮浪和王瑶都不肯乱咬,景泰命将王瑶凌迟处死,阮浪死于狱中。英宗复位以后,追封王瑶、阮浪。卢忠本人没有想到惹了这么一场大祸,找人给出主意,这人告诉他让他装疯,于是,卢忠就装疯,逃脱了罪责。不过,英宗复位以后,把卢忠、高平都凌迟处死。
这件事给景泰的刺激很大,以后更加留意防范英宗的举动了。
景泰三年,景泰准备换掉原来的太子见深(英宗的儿子),改立自己的儿子见济,他怕大臣反对,事前征求太监王诚、舒良的意见,这二位出了一个馊主意,就是收买大臣。景泰居然就相信了,他是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向大臣行贿的皇帝,他赐给王文、陈循等银子百两,金子五十两。大臣们都已经得到王诚等人的关照,立刻表态支持易储。这时候,广西的土司官守备黄竑因为杀害他的侄子全家被抓获,经过高人指点,这个黄某乃于千里之外的广西上表要求易储,景泰看后大悦: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立即免去黄某的死罪,加官都督同知。景泰把黄某的表章交付内阁,要求大家签名表态,大臣们都同意了,只有于谦没有签名,后来是陈循代替于谦签的名。于谦知道事情越来越复杂,叹息说:“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太子更立以后,好景不长,见济在次年竟然病故,这下一来,储位虚悬,大臣中又有不怕死的出来主张让见深复位东宫,景泰气的要命,当场就把上表的章纶、钟同下狱,后来,钟同被活活打死。于谦奋然上奏挽救这俩人,但是,被景泰拒绝了。景泰只有见济一个儿子,这时,他求子心切,天天和妃子们练,结果,无一中镖,反而,把景泰的身体给搞垮了。景泰七年以后,景泰的病势日益沉重,于是,有一伙人就开始打上英宗的主意了。
这里主要有石亨、太监曹吉祥、王骥、都督张軏(英国公张辅的弟弟)、杨善,主谋就是徐有贞。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景泰朱祁钰病重,以石亨代行祭天,石亨得报以后,立刻和徐有贞、曹吉祥联络,正月十六日,于谦再度上表请求复立见深为太子,景泰留中不报。其实,十四日,徐有贞、石亨等人已经和孙太后、英宗取得联系,十六日夜,石亨调集千余名士兵进入内城,曹吉祥、徐有贞、张軏等扶着英宗急行回宫,当走到东华门的时候,有士兵问:何人?英宗大喊:我太上皇也。于是,守门的士兵不敢阻拦,石亨执刀护驾,亦步亦趋。英宗于正月十七日正式复位,史称:夺门之变。
明英宗复位以后,在朝堂上就拿下了于谦和王文,接着,陈循等大臣也先后被捕,太监王诚、舒良也被下狱。徐有贞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冤杀于谦开始上演了!
(3)于谦之死。
石亨、徐有贞给于谦定下的罪名是迎立外藩、图谋不轨。石亨以前曾经是于谦的部下,经过于谦的推荐,进而成为大将,在北京保卫战中立有功勋,也是于谦以谦让为本,让石亨独得封侯之赏,石亨转而推举于谦的儿子为副千户,于谦以朝廷礼制不合拒绝,深为石亨所恨。此外,石亨多行不法,被于谦参劾,怀恨在心;徐有贞本名徐珵,曾经力主迁都,遭到群臣和景泰的呵斥,此后,他求于谦帮忙复官,于谦知道徐有贞还是小有才干,所以,代为上表,哪知道,景泰深恨徐有贞其人,坚决不许,徐有贞见此以为于谦不为自己出力,深恨之,后来,他又求陈循,陈循劝他改名,这才改名徐有贞。英宗此时倒是比较倾向于不杀于谦,他说:“于谦实有功。”可是,徐有贞、石亨等人马上把当年英宗蒙尘的时候,于谦主张立景泰的故事说出来,而且,进一步阐明: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英宗同意凌迟处死于谦,后来,经过群臣力争,开恩改为斩首。
于谦和王文被捕以后,在狱中受到酷刑的审讯,王文受刑不过,为自己辩护,于谦朗然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大义凛然。
明英宗、徐有贞、石亨这些刽子手对于谦实行抄家的时候,才发现“家无余资,独正室鐍钥甚固。启视,则上赐蟒衣、剑器也。”他们都大惊失色,特别是朱祁镇本人,此后多年,石亨的亲信陈汝言任兵部尚书一年事败抄家,朱祁镇亲临,见到陈某居然家私万贯,大为感慨,他说:于谦掌兵部多年,家无余资,而此人不过一年耳,又何其多也?
于谦临刑的时候,据史料记载:“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泣洒”,当时的民谣唱道:“鷺鸶水上走,哪里觅鱼嗛(于谦)”锦衣卫指挥鞑靼人朵儿是太监曹吉祥的门生,他不畏死,亲临刑场为于谦哭祭,遭到曹吉祥的痛打,朵儿不怕,第二天仍旧坚持去,曹某也没办法了;宦官裴某协助于谦少子于广逃往民间隐居;指挥同知陈逵感于谦的冤枉,不顾个人生死,亲自收敛于谦的遗骸;兵部侍郎吴宁是于谦的部下,为于谦亲自选定女婿,后来安葬于谦。这些忠义的举动都说明公道自在人心,不是杀戮能够灭绝的!
明英宗朱祁镇杀害于谦是天理不容的一件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冤杀,和赵构杀害岳飞、朱由检杀害袁崇焕都同出一辙,被历史所不容,被正义所不容!
于谦死后,归葬西湖,后人有诗:有赖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南明抗清名将张煌言也说:“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后人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抗击侵略者,在民族、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的民族英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于谦的公而忘私的大义风格和品格:据浙江人屠隆记载,于谦事前知道石亨等人的密谋,那时候,军队都在于谦的掌握之中,于谦只要一声号令,徐有贞、石亨顿时化为乌有,可是,于谦说“顾念身一举事,家门可保,而两宫不全;身死则祸止一身,而两宫得全。”功则归人、祸则归己,大义忘私,于谦不死!
成化二年,明宪宗迫于人民的呼喊和朝野的压力,给于谦平反,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有司岁时致祭。万历中,改谥忠肃。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绝。
祭文称:
“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一时天下人心稍稍平复。
天顺年间,外寇入侵,英宗一筹莫展,恭顺侯吴瑾侍,进曰:“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朱祁镇为之默然。
于谦少时作诗: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是之谓也!
于谦是我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集大成者,也是我民族光荣传统的忠实代表,当与天地齐辉、日月同光!他的事迹永远激励着后人!
下面再交代一下景泰的命运:景泰在景泰八年二月初一,被废为郕王,还居西内,这时候,有个笑话,因为朱祁镇复位心切,正月十七宣布复位,可是,他忘了废掉朱祁钰,一时间,居然有了俩皇帝,只好在下月下旨废掉朱祁钰。朱祁钰被废以后不久就死了,死因明史上只说是薨,据另有人考证:是朱祁镇派太监蒋安用布帛给勒死的,这件事在明朝就很是被大家所坚信,包括明宪宗朱见深,只是为英宗的面子不可能公布罢了。另有一个旁证可以说明问题:
景泰的皇后汪氏反对易储,被景泰废掉,明英宗本人一向不赞成殉葬,他也是明皇族第一个废除殉葬制度的皇帝,然而,当景泰死后,英宗不仅不感谢这位当年保护他儿子的弟媳汪氏,反而,下令汪氏殉葬。这件事遭到钱皇后和见深的一致反对,连孙太后也出面干预,这样,朱祁镇才放弃。从这件事看,对待汪氏尚且如此,对待景泰那就不难理解了。何况自古以来,为了皇权,弟杀兄、子杀父都比比皆是,这又何足为奇呢?朱祁钰死后很是凄凉,史称:谥曰戾。毁所营寿陵,以亲王礼葬西山,给武成中卫军二百户守护。直到朱见深做了皇帝以后,才给这位实际对明王朝有过大功的叔叔平反,这也是明宪宗一生做的第二件也是最后一件漂亮事(第一件是给于谦平反)。成化十一年,正式下旨:
:“朕叔郕王践阼,戡难保邦,奠安宗社,殆将八载。弥留之际,奸臣贪功,妄兴谗构,请削帝号。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诸奸于法,不幸上宾,未及举正。朕敦念亲亲,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号,其议谥以闻。”此后,追谥:景皇帝,庙号:代宗。
石曹之乱
景泰八年,明英宗复辟成功,改元天顺元年,君臣合谋杀害了于谦以后,开始论功行赏,石亨得封公爵,受封1500石,其次,太平侯张軏受封1300石,徐有贞、曹吉祥等也皆大欢喜,徐有贞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内阁,成为实际的首辅。
然而,好景不长,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从合作的密友不久就变成互相乱咬的疯狗。
(1)徐有贞下台。
徐有贞原来和石亨的关系不错,俩人经常互相吹捧,称兄道弟,为了徐有贞的武功伯的爵位,石亨还给皇帝上书要求重赏徐有贞。但是,石曹是十足的小人得势,忘乎所以,经常插手内阁和六部的事情,石亨还胡乱保举,在他的门下受封的高达4000人之多!朱祁镇开始有些不满,徐有贞因利乘便,借机诋毁石曹。石曹之间本来也是不和,可是,一看到徐有贞心怀不轨,就立刻联合起来准备和徐有贞干一场。
明英宗因为越来越讨厌石曹,所以,就和徐有贞走动的很勤,徐有贞又是一个很会看皇帝脸色的家伙,马上贴了上去。君臣经常聊得很尽兴。哪里想到,螳螂在后,曹吉祥每次在英宗独对徐有贞的时候,就把身边的亲信太监派去偷听,以后,当他和英宗独处之时,他就把其中的一些英宗与徐有贞谈的细节不经意的流露给英宗,英宗很奇怪,就问曹吉祥从哪里得到的,曹吉祥说是从徐学士那里听来的。这下子把英宗气坏了,因为,他和徐有贞谈话时,他一再被徐有贞告诫不能说出去,可是,现在,作为被告诫的没说出去,告诫者反而说了出去,英宗就觉得徐有贞这个人真不是东西,逐渐的疏远了他。
偏巧,石曹的属下和亲友霸占民田的事情被徐有贞知道,于是怂恿御史杨喧、张鹏上书皇帝弹劾石曹,不料,事前已经被石曹知道,反咬一口说杨喧、张鹏都是已经被杀的景泰宠信之人的后代,是准备给“奸佞”报仇的,徐有贞和他们勾结,一定是别有图谋。英宗先入为主,特别是听说这些人准备翻案,大怒,就准备把徐有贞杀掉,可巧,突然暴雨雷电将奉天门给毁了,英宗以为天变示警,因而,贬徐有贞为广东右参政。石曹得胜。
(2)石亨下狱。
石曹取得暂时的胜利以后,被冲昏了头脑,故态萌发,更加变本加厉,毫无顾忌。石亨的亲信遍布京师三大营和兵部,他的侄子石彪镇守大同,公开说这地方要是有重兵把守,谁也难以逾越。石亨经常随便进入皇宫向皇帝推荐他的私人,英宗有时不同意,石亨就立刻不高兴了,几天也没有好脸色。后来,英宗说给李贤,李贤借机和英宗说了实话:“‘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天位乃陛下固有,‘夺’即非顺。且尔时幸而成功,万一事机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何地!”英宗这才醒悟,李贤接着说:“若郕王果不起,群臣表请陛下复位,安用扰攘为?此辈又安所得邀升赏,招权纳贿安自起?老成耆旧依然在职,何至有杀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正谓此也。”英宗一听,拍着大腿对李贤说:“如果不是先生教导,朕几乎在鼓中了。”当即下旨不准使用夺门的字眼!以后左顺门也不准石亨随便进入。
石亨蒙受英宗的赏赐,盖的府第相当豪华,英宗有一次看到还以为是亲王的王府,左右告诉他是石亨的家时,英宗默默无语。石亨推荐的兵部尚书陈汝言上任不到一年就被参劾下台,英宗气愤的说:陈汝言做官不及一载,可是贪污的钱财比于谦做十年的还多!石亨失宠的信号一经发出,马上有人开始揭发石氏的一些丑闻,这时,英宗的亲信锦衣卫指挥使逯杲觉得立功的机会到了。逯杲是明朝非常有名的大特务之一,其人胆大心细,手下的腿子也多,他知道英宗对石亨还有点感情,一时动不了他,于是,逯杲就从石亨的侄子石彪下手,石彪其实是石亨的养子(石亨无子,以石彪的儿子石后为继承人),太过于骄横,就像林立果一样,个人崇拜搞得很猖狂,手下管他叫石王,明朝的宗室代王想增加禄米都要请石彪出面请奏,而且,还不能白请,还要把心爱的妓女送给石彪。这些当然逃不过逯杲的耳目,不久便把石彪抓到了北镇抚司,北镇抚司是什么地方?那是没有罪都能搞出罪的地狱,石彪虽然武将出身,可也顶不住逯杲的手段啊,因此招供说是准备谋反,随后,英宗就停止了石彪的俸禄,然而,这时英宗还是念着石亨的夺门之功,不忍办他,但是,逯杲一天天的把证据收集好了,英宗开始相信石亨要谋反,说句实话,石亨虽然十分可恶,而且死有余辜。但是,要说他谋反那是不可能的。然而,证据太多了,皇帝就暗示石亨上表认错,可是,石亨愣是对抗,迟迟不上表,最后,写了一篇还暗含讥讽,气得英宗把他交给了逯杲,这下好,石亨不到20天就死在了北镇抚司的监狱里。随后,石彪、石后都被处斩。石氏灭门了。
(3)曹吉祥下场。
兔死狐悲,石亨一死,曹吉祥就开始慌了手脚,他和侄子曹钦暗自商量如何解决,曹钦就表示先杀了英宗再说,叔侄定计。曹钦准备了许多人马打算在天顺五年七月二日动手,为什么呢?因为,七月二日,兵部尚书马昂和怀宁伯孙镗率领大部人马去陕西征讨蒙古,他们这时起事可以趁乱夺取皇帝,曹钦头一天召集了门客饮酒,他问手下人说我们曹家谁以前当过皇帝啊?门客冯益马上拍马屁说:君家魏武就是(指曹操)。曹钦很高兴。可是,曹钦的手下马亮很害怕,他借机告发了曹钦。
怀宁伯孙镗和恭顺伯吴瑾正在朝房等待皇帝的接见(此时为七月一日晚),马亮一说这件事,把他们吓坏了,他们本来就是武将不会写什么东西,这时又紧张,就在奏本上连连写道:曹钦反了,曹钦反了。英宗知道以后,先把还在睡梦中的曹吉祥抓了起来,并且命令抓捕曹钦。
此时的曹钦得知马亮逃跑,便明白事情已经暴露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的提前起兵,他先去逯杲家里,把逯杲给杀了,因为逯杲原来是曹家保奏的,然而,逯杲后来经常和曹钦作对,这样曹钦先杀了他,借口清君侧,随后又杀了都御史寇深,挟持了李贤,这时候,京师的禁军开始对曹钦发动进攻,曹钦很勇猛,明军伤亡惨重,怀宁伯孙镗的儿子都战死了,恭顺伯吴瑾也被曹钦杀了。孙镗没办法,临时释放了囚徒做为战士,工部尚书赵荣亲自跨马杀敌,战斗持续一天,曹钦终于寡不敌众,投井而死。曹吉祥全家被杀,他也被凌迟处死。
曹吉祥的叛乱是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宦官作为皇帝的家奴,再怎么骄横也不敢公然和皇帝对抗,更别说造反了,像魏忠贤那样气焰熏天的都没有敢于走这一步,而曹家叔侄竟然如此,特别是这时的明朝还是在中期,由此可见,这个明英宗朱祁镇昏聩的够可以的了。
明代锦衣卫
1.朱元璋时期。
最有名的是夏煜、杨宪、高见贤等四人,其中杨宪还做了宰执一类的高官。小校张焕很受朱元璋的亲信,晚上出巡也要带着他,后来,把他派到徐达的军中监视徐达。朱元璋一次听几个南京的老太太说话,她们说:“很多人以为老头子(朱元璋)比张王好,其实,张王比老头子强的多(张王就是张士诚)。”朱元璋气得不得了。以后,锦衣卫的活动就更厉害了。
但是,朱元璋自己明白特务只能用一时,所以,后来曾经公开销毁锦衣卫的刑具,把案子移交给三法司。
2.朱棣时期。
朱棣比他老子一点也不逊色,他真是中国特务政治的又一位老祖宗了(第一位是孙权),他很早就把徐增寿(徐达的四子)、王宁(驸马)安排到建文帝的身边,为他刺探军情,徐增寿后来因公殉职还被他追封为定国公,从而使徐达一门除了两位国公,这位定国公的角色很厉害,在勋旧中排名第一,在成国公、英国公之上。建文帝的特务张信还被朱棣给感化投降了,北平的虚实都在朱棣的掌握中了,张信被称为“恩张”,封为世袭的隆平侯。
靖难以后,朱棣又发现了俩个作特务的人才,一个是胡濙,专门负责侦缉国内建文帝的行踪(国外的由郑和负责),另一个是纪纲。这个纪纲仿佛中国十五世纪的戴笠,真是狠毒残忍,他最得意的办法就是敲诈别人的钱财,等到榨干以后再杀人灭口,一点痕迹都不留。他杀害了很多的名臣,像著名的才子解缙、诤臣周新、大富豪沈万三的后裔等。其中解缙被下狱以后,朱棣一次看到监狱的名册有解缙的名字就问:解缙还活着呢?纪纲立刻把解缙给活活冻死了。纪纲的一大发明就是经常诬陷别人里通外国,和后来的萧华差不多。但是,纪纲太狂妄,谁也不放到眼里,朱棣让张信负责特务工作,纪纲也不向张信汇报工作,张信就给他打小报告,朱棣也知道纪纲杀人太多,于是就想利用他的脑袋缓和一下气氛,不久就把纪纲给宰了。群臣都称颂朱棣英明。
朱棣对中国特务政治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特务机构--东厂。
3.明朝中期。
主要就是逯杲和门达。逯杲是在石曹之乱里已经有了介绍。这里不多说了。门达是逯杲死后继承遗志的另一位大特务。门达说起来资格比逯杲要老,可是,一时没争过他,后来等到逯杲死后,门达又起来了,他的行为基本都是诬陷,不过还好只干了三年,就被宪宗朱见深给废了。代之而起的是大太监汪直。这要在杂谈(6)里面介绍,这里不多说了。只说一个事情,宫中的戏子阿丑演戏给宪宗看,他扮演一个醉鬼横卧街头,有人喊宰相来了,醉鬼不起身,又有人喊皇帝来了,醉鬼也不起身,最后,有人喊汪太监来了,吓得醉鬼狂奔而去。你就想想汪直的力度有多大!
4.明朝后期。
嘉靖的时候是明朝厂卫最消沉的时期,嘉靖虽然很昏庸,但是,在限制厂卫乱事方面还是很严格的。他吸取了明武宗使用刘瑾、钱宁、江彬的教训。对特务的使用是控制使用,危害稍稍轻了一些。这个时期最有名的就是嘉靖的旧人陆炳。他也很嚣张,居然把锦衣卫骑到了东厂的脖子上,这是有东厂以来的唯一一次。明神宗万历以后主要是太监当权,锦衣卫的权力得到了一定削弱。
救时宰相张居正
张居正,生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卒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六年(1572年)明神宗即位后,出任内阁首辅(相当于丞相)。万历十年病逝。
明朝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他在《陈六事疏》中,就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这时的张居正的报负不在范文正之下。
张居正因为穆宗在藩邸的时候,感情就很好,再加上当时和高拱同心协力,以致于短暂的隆庆一朝居然有了死灰复燃的感觉。张居正针对边防的问题,毅然启用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等。其中,以戚继光镇守蓟州,李成梁镇守辽东,王、方等镇守宣大。一时内外晏然。特别是,封俺答为顺义王,规定每年贡马一次,并在大同、宣府、山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地选定十余处开设互市。使得自从世宗嘉靖以来的边乱问题得到遏止。具体可以看一下《忠顺三娘子传》
张居正以所谓的祖宗成宪,进行的吏治整顿也是颇见成效的。京察恢复了以往的尊严。
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的推行,使他成为自从唐朝杨炎以来又一位中国著名的财税专家。万历六年(1578年),明政府下令清丈天下田亩。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完成。所丈土地,除皇帝赐田外,一律“办纳粮差”,不准优免。户部还颁布了统一的《清丈条例》,规定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及其完成期限。清丈田亩的完成为全面改革赋役制度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此前,赋和役是分开的,赋是对田亩之征派,役是对人户之征派。万历九年正式推广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特点是赋役合并、化繁为简;差役合并、役归于地;田赋征银、官收官解。(上述一条鞭法特点的总结原于《明朝宰相列传详解》)
中国当代历史学者评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时指出:“一条鞭法将一部分户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减轻户丁征派,加重土地负担,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在地主制经济高度发展的明清时期,土地绝大部分在地主手里,户丁绝大多数在农民一边。把户丁银转入土地摊派,也就由农民一边转移到了地主方面。当然,这种转移并没有改变剥削的实质。它只不过是由对劳动力的直接榨取转化为对地租的再分配罢了。封建国家加重对土地的征派,豪强地主千方百计地逃避这种征派,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国家与地主之间瓜分地租再分配的斗争。但是,国家放松对于劳动力的直接控制,则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再加上一般工商者并不占有土地或很少占有土地,从而也就摆脱了繁重的征派。一条鞭法推行以后,商业资本向土地投资的现象大大减少,即或有余资亦不多置田产。一条鞭法关于赋役折银缴纳的规定,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反转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它还正式肯定了白银在赋役征收中的法定地位。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进步的。”《明朝简史》通过一条鞭法的有力执行,自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太仓积粟,可支十年。
但是,张居正这个人虽然精明强干、奋发有为,但是,当时的舆论对他的个人评价很低。主要是张居正的起家是靠着太监冯保并且通过冯保巴结上了万历的生母,明朝皇族口中的著名的九莲菩萨。而赶走高拱、李春芳等事件,让大家感觉张居正为政不择手段。特别是张居正夺情复出以后,亲近肖小、大权独揽,中外为之侧目。更增加了大家对所谓的权奸的误解。张居正显然不是什么贪官,但是,张家也不是清廉的典范,收取贿赂的行为也时有发生,这些有的是张居正的默许,有的则是背着张居正进行的。因而,传到万历的耳朵里的时候,张居正简直就是富可敌国。此外,张居正之所以成为悲剧人物的最大致命的地方在于他忘记了或者说是触犯了明朝极为森严的皇权制度,明朝自开国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大臣敢于对皇帝公开呵斥。张居正做到了,所以,他也就倒下了。
有人把张居正比作王安石,我个人以为张居正是十个王安石也不了的。张居正是明清两朝难有的救时宰相,他也是几百年来湖北不世出的政治人物。他对国家、百姓作出的有益的贡献是明朝皇帝无法抹杀的。
张居正的长子自杀,次子充军,直到崇祯三年才给予平反,十三年复原官,又有何用?
张居正的孙子张同敞官到总督,抗清死节于桂林,不愧是祖孙同道。
辽左英魂孙承宗
孙承宗是明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是辽东四帅中唯一具备统帅风格和品格的卓越人物,明朝如果假以事权与承宗,断不至于江山沦为人手!此文本准备列在明史杂谈中,唯觉因而对不住承宗先生的爱国保民的一腔热血和满腹忠诚,特单独开列。亦作为纪念承宗先生殉国三百六十五年的一份微薄的祭品!孙承宗,河北高阳人。字稚绳,相貌奇伟、声若洪钟。明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授给编修,此后,充当日讲官,深为天启所重,呼之为“吾师”。
天启元年,广宁失守,辽左危急,承宗慨然任事,以本兵兼东阁大学士参与辽东军务,他上书称:“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力主固守关外,反对无原则的退守关内。成为主战派的中坚。而这一书稿也是辽左徐图恢复的唯一正确的战略要点和重要的军政文献!
天启二年八月,承宗勇赴国难,自请督师,他说:“与其以天下之大付于不可信之人,何如将天下之大付于不可信之我!”慷慨壮烈,皇帝壮之,诏给关防敕书,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
孙承宗下车伊始,立刻整顿防务,他大胆推荐、起用了袁崇焕,使得一代名将脱颖而出!袁崇焕以宁远城“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坚持坚守宁远,承宗大为赞赏,遂确定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的构筑的深远的战略意图。
承宗以一筑城、二驻防、三屯田的计略,使关外防务大为起色,史称:“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也。”天启五年,宁锦防线正式形成,明朝正式倚靠这条防线继续与满清对抗,而宁远一城,连挫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锐气,终清太宗之死,满清也未能逾越此处而入关。
魏忠贤居中用事以后,承宗挺然独立,从不同流,魏忠贤先后派遣亲信刘朝等以犒军等名义行贿、拉拢承宗,均为承宗所峻拒!天启四年,承宗准备接着给天启祝寿的机会,入朝弹劾魏忠贤,无奈,事前被魏忠贤得知,以皇帝的旨意禁止承宗入觐,承宗长叹作罢。
天启五年,魏忠贤借口“马世龙事件”唆使御史参劾承宗,天启下旨命承宗荣归故里,并且派专人护送,自此,承宗暂时离开关宁,前后四年。
孙承宗督师山海关的四年来,一共修筑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建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进营八,造甲胄、弓箭、炮石等器械数百万,开疆四百里、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石。明朝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辽左的形势稍稍开始出现起色,而明廷也正是凭借承宗造就的这些后备得以与清军继续周旋十七年之久!
孙承宗的二次复出也是临危授命。其时在崇祯二年,糊涂蛋朱由检误中皇太极的反间计,逮捕袁督师,祖大寿等愿以封爵和家族性命担保崇焕无事而不可得,遂决意率兵逃逸,崇祯大惊,以为祖大寿叛变,孙承宗上书称:“:“大寿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满桂节制,因讹言激众东奔,非部下尽欲叛也。当大开生路,曲收众心。辽将多马世龙旧部曲,臣谨用便宜,遣世龙驰谕,其将士必解甲归,大寿不足虑也。”崇祯这才稍微安定,此后,崇焕修书一封交与祖大寿,大寿感于崇焕的知遇之恩,才没有进一步的采取行动,再有,承宗力保大寿无他,“密札谕大寿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赎督师罪,而己当代为剖白。大寿诺之,具列东奔之故,悉如将士言。帝优诏报之,”然而,边庭不能空悬主帅,廷议复用承宗为督师,承宗不计前嫌,再度前往关宁。
边将闻听承宗至,皆欢呼雀跃,祖大寿知承宗督师,立刻率本部人马去麾下听命。辽左危局乃得以粗安,人心始定。此皆承宗之力!承宗到达山海关的时候,山海关因为遵化等四城被清军占领,山海关进入京师的道路已经被堵死,满清但是看见山海关已经无险可守,计划从山海关的后面攻占,如果这时清军得手的话,明清的历史可能就此时便改写。承宗闻报,火速督造一墙,可以设置数十门大炮,平射来犯之敌。接着,承宗花钱募集死士快速回报崇祯山海关的情形,至此,糊涂蛋朱由检才知道山海关还在明朝的手里。接着,承宗号召大家上下一心,用民族大义进行说服,一时群情激愤,山海关得以保存。山海关的保存使得明朝因而苟延残喘的十多年,承宗功在社稷!
崇祯三年五月九日,明军在孙承宗的统一指挥下,祖大寿、马世龙等诸将士奋勇杀敌,大败清军二大贝勒阿敏,阿敏本人于十二日,弃守滦州,六月三日之前,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都被明军克复,这就是继“宁锦大捷”之后的著名的“遵永大捷”。
战后,孙承宗向崇祯建议蓟辽备守的重要性,并且积极修复大凌河一带,此举本来是防卫辽左进取广宁的一个极好的策略,没料到却遭到兵部和阁臣的反对。大凌河防线受到朝廷的阻挠因此延缓建设,清军就抓住这个机会,立刻派兵前来,承宗也赶赴锦州,派宋伟、吴襄两将救援祖大寿,然而,宋吴两将不和,在长山坡遭遇清军,溃败。大凌河坚守一段以后,被祖大寿主动献出。祖大寿首次降清。
承宗自请处分,其实,胜败是兵家常事,清军攻占大凌河以后,也没有对锦州构成实质性威胁,但是,糊涂蛋朱由检竟然苛责于人,悍然罢免了孙承宗,并且,还因此把以前的功勋一并追夺,可谓忘恩负义!在这一点上,他连天启都不如,甚至连魏忠贤都不如(魏忠贤终于没有杀袁崇焕、孙承宗)!此外,承宗被夺官闲住,并夺宁远世廕。然而,承宗仍然以天下为己任,罢官后,复列上边计十六事,崇祯这个混蛋连看也不看。承宗家居七年,清军入塞以后,辽左危急,中外屡请召用,崇祯不听。
公元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清军四次入塞,进逼高阳,承宗聚集亲友故旧和乡人,武装抗清,高阳城城墙低矮,怎么能够经得起满清的虎狼之师,城破前,承宗要周围人都逃走,他一人坚守,并且说了以下这段今天仍然听来使人热血沸腾、感动天地的话语:“吾深受国恩、有死而已!余非所问!”一共13个字,直以泣鬼神!全家宁愿和承宗共进退。终于城破,承宗举家殉国!千古英雄,孰烈于斯?史料记载:承宗子举人鉁,尚宝丞钥,官生铈,生员鋡、镐,从子炼,及孙之沆、之滂、之澋、之洁、之氵宪,从孙之澈、之氵美、之泳、之泽、之涣、之瀚,皆战死。满门忠烈,万古流芳!
可恨的是,承宗尽节以后,崇祯、杨嗣昌等人只不过“但复故官,予祭葬而已。”连谥号都没有,直到南明弘光的时候,才谥:文忠。
后人写道:“承宗以宰相再视师,皆粗有成效矣,奄竖斗筲,后先齮扼,卒屏诸田野,至阖门膏斧钅质,而恤典不加。国是如此,求无危,安可得也。”诚哉斯言!
明史的作者尽管百般的逢迎满清的统治者,但是,于孙承宗做传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
崇祯自毁长城,最终遗臭万年;而承宗先生以忠烈之名塞于天地之间,亘古犹存!
朱元璋、朱棣父子之残暴
朱元璋、朱棣父子被明朝后代的皇帝称作“二祖”,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庙号,而且,还因为他们之于明朝的近三百年的统治基础起了奠基人的作用。父子二人不但行事作风几乎雷同,连残暴、阴暗都是如出一辙,可谓虎父无犬子了。明朝初年,部分百姓因为逃避过重的赋税,隐匿为僧,朱元璋得知以后,便命令有司把这些人抓来,活埋在土中,只露出脑袋,刽子手使用利斧,一下砍来,顿时,十几个人头一起逆风飞扬起来,蔚为壮观,被朱重八称作:铲头会。
古代以凌迟为大刑的极限,朱重八不以为足,还发明了另外两个骇人听闻的酷刑--抽肠和刷洗。抽肠是用铁钩子深入人的体内,把肠子钩出来,然后,再在肠子的一段系上一块大石头,一松手,人就会立死,而且,极其痛苦。张士诚手下的著名文人、施耐庵的亲密战友黄敬太、蔡彦文、叶德新就是这样被害的。刷洗不是洗澡的意思,而是把人绑在铁床上,猛浇开水若干次,等到人的皮肉完全溃烂时,再用铁刷子狂刷,直至人被刷死为止。
朱重八早年发明了剥皮实草的办法借以惩处贪污,不过,在儿子朱棣眼中这实在也是对付一切乱臣贼子的好办法,他一进南京,就用这个对付了御史大夫景清、胡闰,其中,在杀害胡闰过程中,朱棣比他爹朱重八还要聪明,居然知道使用一种“灰蠡水”,俨然是探索未知了。朱棣在残酷杀害建文遗臣时,发明了中国从古自今最为酷烈的“瓜蔓抄”和“屠十族”。
朱棣杀害方孝孺采用的就是十族灭杀,把劝降不成的朱元璋功臣德庆侯廖永忠的后代廖镛兄弟也算作一族(廖是方孝孺的学生),加以杀害。而且,一律采用凌迟,每杀一人都让方孝孺亲眼目睹,方孝孺是最后被杀的,死前,已经用利刃把嘴豁开,牙齿用铁锤敲碎,比起杀害张志新的办法决绝多了。
而杀景清、胡闰则采用“瓜蔓抄”,这种办法比之屠杀十族范围还要广大,比如景清和山东的刘固通信,于是刘固一家九族被灭。刘固兄弟遇害之时,也是愤怒到了极点,居然夺过屠刀,连杀刽子手十余人。最后才壮烈而死。根据《明朝小史》卷四的记载:文皇既抄没一族,男女二百一十七人,所居之地,一路无人烟。雨夜闻哀号声,时见光怪。大特务胡濙都看不过眼去了,回来向朱棣报告,朱棣沉默无一语,这个独夫民贼至死也没有觉悟。
朱棣的另一大发明是他的老爹朱重八以及他的孝子贤孙们无论如何都比不了的,就是专制魔王乾隆看后都是叹为观止。黄子澄、齐泰被杀以后,他们的姐妹妻女都被关进教坊司供人蹂躏。《奉天刑赏录》之《教坊录》中记载:“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有身孕,除夕生了小龟子,又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奉钦(旨):‘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树儿。’”这些无辜的家属,在被蹂躏之后呢?也是这部书里面记载:“本司邓诚等于奉天门题奏:有毛大芳妻张氏六十岁,病故。奉旨:‘着锦衣卫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如果翻翻《南京大屠杀实录》,日寇的血腥也不过如此,而且,在倭寇来说是对付敌人,而号称“盖世英主”的朱棣早在几百年之前,就已经为所有残忍好杀的刽子手们提供了样板。当然,这也要归功于他的爹爹朱重八的教育和栽培。
鲁迅说:中外的杀人者居然昂起头来,不知各个脸上有着血污。
朱元璋屠戮功臣始末
朱元璋的所谓洪武功臣的下场无外乎三种,第一是获罪被杀;第二是无罪赐死;第三是侥幸逃脱。而第三种在洪武一朝为数极少,仅仅限于汤和、邓愈、郭英、沐英、耿炳文等几人而已。其中,邓愈早死,儿子还是没有逃过,沐英远镇云南,郭英则因宁妃的缘故,耿炳文虽则逃过暂时,可是,永乐时终难免橫死。所以,包里归堆,也只有汤和一个人罢了。
朱元璋若是以功业和规模来论,在宋太祖之上,他之后的两位号称是一时的雄才大略的人物康熙和毛泽东对朱元璋的评价都不低,康熙本人尽管有借朱元璋缓和民族矛盾的政治意图,但是,如果不是敬佩有加的话,也没有必要对这位胜国太祖说出“治隆唐宋”一类标语口号式的评语,而毛泽东一向目无余子,唯独对朱元璋情有独衷,想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盲目崇拜。
朱元璋出身草莽,当于乱世,适时,群雄并起,情形并不下隋末,朱元璋没有门荫可依,也没有背景可靠,空以徒手夺取天下,所以,他后来以此自骄并非虚夸。朱元璋亲手创立的一些重要的制度以致于影响到近现代,长达五六百年之久,不能不说其人的能力出类拔萃。朱元璋在历代开国帝王中也是以励精图治著称的,他精于政治、目光深邃,在治理国家方面力矫元朝之失,赢得斯民小康的局面,在他执政的三十一年中,百姓得以粗安,诚属难得。然而,很多史家并不以此来买朱元璋的帐,朱元璋虽敬业劳著,可是,获得的评价实在是低的很,至少和他的个人努力不成正比。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上层一再拔高朱元璋,但是,仍然可以听到许多来自不同层面的对这位明太祖的冷嘲热讽,毛泽东死后,大骂朱元璋的作品接连上市,时至今日,朱元璋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是面目可憎。为什么呢?除了臭名昭著的八股等封建桎梏以外,就是他晚年的肆意屠杀功臣留给后世的阴影,所以,研究一下洪武功臣的下场对于整体了解朱元璋的为人行政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众所周知,朱元璋为了巩固一姓之天下,兴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屠杀,也就是著名的胡蓝党狱,经过这两次集中杀戮之后,活跃在十四世纪中国政坛长达三十年的淮西政治集团土崩瓦解、不复存在。然而,这两次屠杀也只不过是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庞大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章节,并非全部,其实,如果细细读来,朱元璋早在洪武七年就开始有计划的清洗功臣了,只是因为那时候数量较少、手段比较隐蔽、方法比较柔和,所以,并不引人瞩目。
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前后一共杀害了两名功臣,如果把死因不明的刘伯温算上,则有三个。他们是:淮安侯华云龙、德庆侯廖永忠。他们两个人的罪名都是违制。华云龙是因为“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得罪,《明史》上没有说明华云龙的死因,只是含糊的说他“未至京,道卒”,但是,也语焉不详的道出了一点细节--“召(华云龙)还,命何文辉往代。”,何文辉是何许人也呢?只要看一下他的在明史的本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和李文忠等人齐名的军事特务,是朱元璋的义子,长年负责代替朱元璋监临统军诸将的类似于后来的锦衣卫头子似的人物,以他这样的身份被派到北平显然是特别具有深意的。据谈迁考证,华云龙是被赐死的,死的也还算是体面,因为随后朱元璋让他的儿子华中接替了侯爵,功臣没有除爵,应该是洪武朝的“善终”。
德庆侯廖永忠是兄弟共同辅佐朱元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廖永忠为朱元璋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奉命凿沉小明王韩林儿的坐船,给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然而,朱元璋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居然没有封给廖永忠上赏,当然,理由还是老一套,就是亲近儒生、窥测朕意等。曾几何时,廖永忠几乎杀身于鄱阳湖,朱元璋手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给廖永忠,而后平蜀,以永忠军功最高,呼之为“傅一廖二”(意为傅友德第一、廖永忠第二),洪武八年,永忠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五年之后,儿子廖权才被允许袭爵,而廖永忠的孙子廖镛兄弟是方孝孺的弟子,后来奉命劝降方孝孺,不果被杀(理由居然是给方孝孺收尸)。
朱元璋本人出身微寒,深知民间疾苦,所以,比较痛恨官吏违反的事情,他执政期间处分贪污、挪用、空印、盗饷等罪行最重,不惜以骇人听闻的剥皮实草置之。因而,即使功臣如傅友德、周德兴等人以功乱法也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朱元璋自己的驸马因为乱法而被处死,因此,其他人更加不在话下。可是,唯独像所谓的僭越龙凤这一类的事情最为模糊,类似于莫须有,比如后来明成祖嫉恨耿炳文,就指使陈瑛以这样的罪名揭发耿炳文,以致于炳文自杀,可见,这种罪名其实完全可以说是欲加之罪,和朱亮祖等人的罪过有本质的区别。不过,联系到华云龙赐死当年朱元璋颁发的《资世通训》中警告臣僚,“勿欺、勿蔽”的话语时也就不难理解廖永忠和华云龙的取死之道了。
刘伯温的死是比较离奇的,刘伯温和杨宪都是淮西集团的眼中钉,所以,刘伯温虽以大功,止封伯爵,而且,在洪武初年就致仕还乡了。按照朱元璋和刘伯温的次子刘璟的对话,刘伯温是死在胡惟庸的手中,但是,洪武八年,刘伯温死的时候,胡惟庸正是宠信正隆、如日中天,刘伯温之入京的原因按照明史的说法是胡惟庸离间朱元璋造成的,但是,明史作者同时比较晦涩的指出:“帝虽不罪基(刘伯温),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刘伯温活着的时候就被夺取爵位,处分显然相当严重,刘伯温佐命朱元璋,屡出奇谋,朱元璋当然不能不考虑他的存在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的比例。而刘伯温能够受之胡惟庸推荐的医生之药而不疑,自然是医生来的有背景。这点,刘伯温自己有过预见:“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所以,刘伯温的后人见到朱元璋从来只提胡惟庸的毛病,一语不及朱元璋,联系到后来的徐达、李文忠的死因之蹊跷,得证刘伯温之死也应该不是胡惟庸这一层面人物能够下手解决的了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一直以元朝的弊政作为提醒自己的名言,他多次表态说:“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明太祖实录》卷五九)从朱元璋称吴王时期,李善长、徐达就是中书省的右左丞相,但是,到了开国后的洪武四年,朱元璋让李善长致仕,徐达虽然还一直兼任着中书省的丞相,但是,徐长年领兵在外,并不参与朝政,这时,朱元璋的亲信是汪广洋、杨宪这几个人,随后,杨宪被淮西集团构陷遭杀头,汪广洋成为朱元璋的实际办事的丞相,朱元璋把他比作张良一流的人物。此时,胡惟庸进入了宰执的行列。
胡惟庸是在朱元璋起兵后的第三年投靠的朱元璋,他是安徽定远人,是淮西集团核心的籍贯,李善长也是定远人,沐英也是定远人,当时有人写诗比喻淮西集团是: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胡惟庸在朱元璋手下混了十二年也才做到县主簿,但是,后来由于李善长的援引,很快被提拔到了中书省参知政事,而后又代替汪广洋出任中书省左丞,杨宪死后,胡惟庸逐步得宠,朱元璋问策于刘伯温关于宰相的人选时已经把胡惟庸列在其中,这还是洪武三年之前的事情,可见,胡惟庸当时在朱元璋的眼中的地位了。
但是,包括胡惟庸、李善长在内都不明白朱元璋的本意,朱元璋其实早就不想设置宰相了,他之所以让李善长罢相,贬逐汪广洋,并不是为了给胡惟庸腾出空间,而是给自己兼任宰相制造口实,这点只有聪明的汪广洋读懂了,所以,朱元璋让他回来做右丞相以钳制胡惟庸的时候,汪广洋只是喝酒,不问政务,联系到汪广洋之前的“屡献忠谋”,几乎很难令人理解,而实际上,汪广洋看透了朱元璋的本意,也正为此,朱元璋后来才下决心整死汪广洋。
胡惟庸之所以被提拔重用,并不完全是李善长的功劳,朱元璋在用人行政上从来都是不肯假手与人的,何况像宰相这样重要的位置,朱元璋虽然依靠淮西集团起家,但是,一旦大功告成,这个羽翼丰满的政治军事集团就成为朱元璋在背的芒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文臣的头子,经年经营地盘,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势力,所以,朱元璋虽然口头上说善长“功甚大,宜进封大国。”而暗中则指使汪广洋、陈宁弹劾李善长,败坏李善长的政治声誉。胡惟庸不过是朱元璋原来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正是看中了胡惟庸并无党羽而且又是李善长阵营的力量,才决定把胡惟庸抬起来以制约善长的,然而,他没有想到胡惟庸居然不能体会皇帝的本意不过是想把宰相变成高级秘书、帮办的宏伟战略意图,反而加紧和李善长搞好个人关系,这让朱元璋不能不紧张,不能不恼火,不能不重视了。史称胡惟庸“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胡惟庸的所作所为和朱元璋的骨子里的的指导思想“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已经完全南辕北辙了,皇帝不杀他已经不行了,有点时不我待的感觉。
朱元璋的步骤很紧凑,先是杀了他一直觉得不对劲的汪广洋,然后让涂节上表告变,说是胡惟庸联络陈宁等人准备造反,就此杀掉了一大批功臣宿旧,包括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至一万五千余人,而后在洪武十九年穷治胡党,竟然编造出了胡惟庸通倭的证据,就此又杀了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最后连李善长也成了胡党最后的党徒。其中,吉安侯陆仲亨十七岁开始追随朱元璋起义,朱元璋说他是“此我初起时腹心股肱也”,而后在所谓的谋反审讯过程中,朱元璋明明知道陆仲亨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大逆不道,仍然自己编造了一个借口说:“朕每怪其居贵位有忧色”这简直就是莫须有的罪名了。平凉侯费聚连儿子费超的命都给朱元璋赔进去了,反过头来还要被朱元璋说是胡党,朱元璋说费聚是“聚曩使姑苏不称旨,朕尝詈责,遂欲反耶!”陈年的老帐都翻了出来,可见,费聚不死都不行。这点就是《明史》作者都看不过眼去。
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毅然废除了丞相制度,暴露出他蓄谋已久的真实想法。
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虽然和胡惟庸有姻亲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把李善长牵连进来,只是贬斥了李存义而已,但是,李善长不知是什么缘故居然没有谢恩,这让朱元璋老大的不快活,联系到洪武初年李善长的种种骄横的做法,朱元璋准备对李善长动手了。对付李善长这样的功臣第一,自然不能向对付胡惟庸那样简单,偏偏李善长因为建造府邸的缘故向汤和借了三百人使用,让汤和给告发了,善长又给丁斌求情,这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用严酷的刑讯逼供丁斌,得出了李存义奉了胡惟庸的口信请李善长加入谋反同盟的所谓的证据,还有李善长不举报胡惟庸交通倭寇的旁证,总之,一个家奴居然把主人在密室内说的话都举到了御前。朱元璋这样才从容的下命令说: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然而,还是不杀善长,直到有司说星变,需要杀大臣消灾,于是,善长为了朱元璋做了最后一次贡献,全家七十多口人同时被杀,李善长时年已经是七十七岁的人了,赐死给予全尸,算是朱元璋对这位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的“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的多次称之为“赛萧何”的最大的功臣的酬劳。
李善长冤死之后,郎中王国用上表抗言,以朱元璋的暴烈的性格也竟然是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胡惟庸一案标志着淮西集团文官势力的基本铲除殆尽。下面的目标就是武将势力了。
明初武将的首领是徐达、常遇春,洪武三年之后,经常统兵在外,剿灭北元势力的也就是徐达、李文忠、邓愈、汤和、冯胜等人,洪武十八年,徐达、李文忠死后,克靖沙漠的基本就是冯胜、傅友德、蓝玉三人了。其中,蓝玉成为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的军事上的主要助手,朱元璋把他比作卫青,可见,信任之专,宠遇之隆。然而,也就是因为这个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淮西集团军事首领,在朱元璋临死前的几年中,竟然掀起了一起比之胡惟庸一案更大的政治谋杀案。原因自然是比较复杂的。
蓝玉本人,史称:“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特别是在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大败元军于捕鱼儿海,“杀太尉蛮子等,降其众。元主与太子天保奴数十骑遁去。玉以精骑追之,不及。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无算。奏捷京师,”这是明朝建国之后对北元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一战,至此,北元一蹶不振,不敢再与明朝正面相较于北方。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2年)元降将月鲁帖木儿在建昌起兵反。蓝玉领兵平乱,擒月鲁帖木儿父子,送京师处斩,进封太子太傅。蓝玉早年追随沐英、傅友德、冯胜等人或定云南、或平蜀中、或征沙漠,军功显赫无比,朱元璋以大将军冯胜获罪在军中任蓝玉为大将军,恩比徐达、常遇春。但是,蓝玉本人是一个赳赳武夫,对待朱元璋的宠信显然估计不足,以为可以就此子孙万代了,所以,经常暴露出功臣素有的骄纵来,“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平北归来,就有人告发蓝玉逼奸元妃,又闯喜峰口,蓝玉以军功最大,封为太傅,本人居然说:难道我不配做太师吗?蓝玉的干儿子实在太多,这和元末的起义军的传统有关,朱元璋的干儿子据说就有数十人之多,关键是蓝玉的这些义子平素狗仗人势,四处惹是生非,御史告发他们,蓝玉一怒之下把御史给赶跑了。朱元璋曾经在颁发给蓝玉的铁券中写进了蓝玉的不法之事,在于警告蓝玉安守人臣之分,但是,蓝玉并没有重视起来,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死,皇长孙朱允炆孱弱,朱元璋开始对功臣的存在倍感不爽起来,而这时候,一贯干犯法度的蓝玉成为首当其冲的靶子。
早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一案初起时,朱元璋就开始有计划的诛杀武将了,只是还没有大规模的铺开而已,洪武二十三年先后杀了陆仲亨、费聚等人之后,朱元璋的态度已经相当明显,特别是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借故儿子不法杀害老朋友江夏侯周德兴一事在功臣中引起很大的波澜,在朱元璋的老乡和朋友中,幼年和朱元璋关系最好的就是周德兴和汤和,周德兴年长,朱元璋呼之为兄,洪武十四年五溪蛮乱,朱元璋不顾周德兴年高,仍然请周德兴出面,还给周德兴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德兴是马援和赵充国,后来,福建有事,朱元璋又找到周德兴,说的更加恳切,“福建功未竟,卿虽老,尚勉为朕行”,结果,周德兴仍然不免赐死的下场,即使是这样,蓝玉也没有感觉到朱元璋的屠刀正在逼进自己。当然,朱元璋并不会因为蓝玉的浑然不觉而放弃屠杀。相反,则加快了屠杀的步伐。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受命告发蓝玉蓝玉在私第蓄养家奴披甲,将有变。又拘审元将纳哈出之子察罕,追讯蒙古降将与蓝玉来往事。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蓝玉处以磔刑,牵连到十三侯、二伯,前后诛杀二万余人,军中为之一空。和胡惟庸一案同样编造了里通外寇的所谓证据,而编造的手法比之胡惟庸一案更差,在明末谷应泰所著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就公开怀疑蓝玉的谋反的真实性,谷应泰指出蓝玉之死是由于朱元璋“遂疑尾大之图”属于“傅会难明之事”,最为朱元璋隐讳的《明史》作者也不相信蓝玉的谋反,仍把蓝玉归入本传系列,而没有像胡惟庸那样列入奸臣传中。
蓝玉死后不久,定远侯王弼就对傅友德说:帝晚岁峻诛杀,我辈几无噍类矣。结果,谈话被朱元璋侦知,王弼赐死。王弼人称“双刀王”,骁勇善战、万夫莫当,连常遇春都对他敬礼有加,女儿嫁给朱元璋的儿子楚王,以亲家的身份犹不能免于一死。王弼死后,朱元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的把最后的两员功勋赫赫的名将冯胜和傅友德也给杀了。傅友德其人能征惯战、为诸将之冠,曾经三易其主(刘福通、明玉珍、陈友谅),最后选择跟定朱元璋,史称傅友德“喑哑跳荡,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将,每战必先士卒。虽被创,战益力。”先后从徐达、冯胜等人平定云南、四川,功勋卓著。儿子尚公主,女儿做了皇帝的孙子媳妇,阖门贵重,然而,傅友德做梦也没有想到蓝玉死后不久,他就被架到了肉案之上,成为朱元璋杀戮的对象。傅友德之死在明朝内部也被视作是冤假错案,后来,在明孝宗的时候,身为亲王的晋王亲自给皇帝上书要求给傅友德平反,但是,没有获准,直到南明弘光时才给予平反,而这时明朝已经接近灭亡了。
冯胜和他的兄长冯国用一起跟随朱元璋起兵,是有名的宿将,“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仅次于徐达、常遇春。后来因为在征讨北元的过程中获罪归第,朱元璋大杀功臣时,冯胜不自安,来南京见朱元璋,朱元璋安慰他,哪知道,转过头来竟然也赐死。明初开国六位公爵,徐达、常遇春(实际是他儿子常茂)、邓愈、冯胜、李文忠、李善长,如果徐达坐实被暗杀的话,那么,这六个人除了邓愈早死之外,可以说无一善终。而冯胜之死最为蹊跷,连《明史》那样回护朱元璋的都不得不说“太祖春秋高,多猜忌。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这样看来,冯胜既不是陷于胡蓝党狱,也不是其他的骄横不法,实在是朱元璋找茬杀人罢了。所以,谈迁在谈及冯胜之死时不无惋惜的说:“去傅友德之死才两月,开边之猛将尽矣”冯胜和傅友德一样直到南明时期才给予昭雪。其时已经几百年过去了。
此外,我们再来看看号称是“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的中山王徐达的下场,徐达是被朱元璋难得在称帝之后仍然呼之为兄的功臣,徐达本人一直非常谨慎,胡惟庸想和他攀附,徐达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朱元璋对他赏赐最厚,徐达三个女儿,长女为朱棣的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长子辉祖封魏国公、袭爵,幼子增寿因为给朱棣通风报信死于建文帝之手被追封定国公,一门二公,有明一代也就徐达一家。徐达死于洪武十八年,有一种一直以来流行的说法是徐达患病不能吃蒸物,朱元璋知道以后故意赐给徐达吃蒸鹅,结果,疽发身死。虽然,这个说法不见诸于正史,但是,历来的明史专家对此都不敢轻易否定,包括吴晗在被暗示的情况下修改了自己的著作《朱元璋传》之后的再版中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说法。
如果我们来看看刘伯温和李文忠、朱文正的死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史家一直不肯放弃这个说法的原因了,刘伯温之死我已经提到过,明太祖、明成祖两代对刘伯温的事情一直心存愧疚本身就说明刘伯温死因不是正常的,而且,皇帝本身也是知道的。刘伯温的伯爵是及身而止的,不世袭,但是,朱元璋却大发慈悲,让刘伯温子孙世袭,明成祖朱棣被刘伯温的次子刘璟指着鼻子骂作:“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可是,当有司准备籍没刘璟全家时,明成祖却不允许,这在发明瓜蔓抄的朱棣真是不可思议,更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生都效法朱棣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居然把刘伯温的位置抬高到徐达同列,封为太师。
李文忠是朱元璋顶顶亲信的人了,不仅是外甥还是义子,数总兵权、多领征伐,国初封为曹国公,死后追封郡王、配享太庙。李文忠其人“恂恂若儒者”,亲近读书人,曾经多次劝阻朱元璋“少诛戮,又谏帝征日本,及言宦者过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义”惹得朱元璋不高兴,洪武十六年,李文忠患病,朱元璋让淮安侯华中护理医药(华云龙的儿子),结果,才几个月的功夫李文忠病死了。朱元璋大怒“诸医并妻子皆斩”,淮安侯华中也被责罚,继而杀掉。历来史家就指出朱元璋之杀华中是杀人灭口,《明史·李文忠传》中说,“帝疑中毒之,贬中爵,放其家属于建昌卫”,试想一下,华中位在李文忠之下,年辈也在李文忠之下,从来没有恩怨纠缠,何以要毒死李文忠呢?这里面至少披露出一点就是李文忠不是正常死亡。只不过没有交待杀害李文忠的凶手是华中还是朱元璋,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所以,吴晗在著作中称李文忠死于朱元璋之手,并非虚妄。而侄子朱文正,明史没有明言他的死因,但是,从记载来看也非善终,所以,史家一般都取文正死于鞭刑,类同朱亮祖。
功臣中唯一得以保全首领的就是汤和,汤和为人直爽,但是,并不愚笨,他自认功劳远在邓愈之上,但是,酬庸却在邓愈之下,所以,借着喝酒的时候,向朱元璋发牢骚,自谓“左顾则左,右顾则右”,后来发觉朱元璋不愿同功臣始终,所以,立刻敛容谢罪,态度一直非常恭顺,特别是徐达、李文忠死后,汤和自解兵权,再加上揭发李善长立功,所以,死后封为郡王,享受李文忠一样的待遇。不过,以汤和的谨守如果不是在洪武二十八年这个关键的年份上死掉,恐怕也不见得一定能死于枕上。这点从汤和的后裔自汤和死后居然四十年不得袭爵的结果就能看出来了。汤和的爵位直到孝宗时才录以世袭指挥使,嘉靖十一年也才奉还侯爵。武将中还有一人也是比较幸运的,那就是沐英,不过,都是因为西南军务紧要,离不开亲信,所以,朱元璋才放手让沐英世领云南,为明朝之屏藩。
再有,明史中记载宋濂的死因是病故,因为得力于马皇后的担保,而谈迁在《国榷》中则记为自杀(《国榷》卷七)。清代学者赵翼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可谓定评。司马温公在《资治通鉴》中关于杨坚的评论基本取自《隋书》,因为他看不惯杨坚对待功臣的做法,假如温公活到明代之后再来修史,岂不是要给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