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终结万恶的出口导向经济

叶楚华：必须终结万恶的出口导向经济
分类： 2010-06-08 23:15
叶楚华：必须终结万恶的出口导向经济
吴敬琏说对了，中国出口导向经济是大错特错
叶楚华/文
我一直就指出，中国的汇率制度是导致中国人在世界上极度自卑的一大根源，国外的贱东西由于不合理的汇率制度，对于中国人来说都变得昂贵的不得了。中国的汇率还导致中国折算成美元的人均收入落后于许多非洲国家，我们能不自卑吗？
万恶的汇率，就是为了维持可笑的出口。为什么要出口，卖给自己人不行吗？一面是国内民众物质生活的低水准，各种生活物品相当贫乏，另一面却要把天量的货物贱价卖给欧美人。这是什么道理。
是的，之所以要出口，是因为中国人买不起，内销销售不了这么多？然而，中国人为什么买不起？是因为权贵资本主义，是因为不合理的分配。人民买不起，政府就要让人民买不起。这根本不是什么难事。政府只需做四件事：一是搞好社会保障，二是赋予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权利，三是发展借贷消费，四是直接发钱给民众。
中国贱价出口了多少物品欧美人，我随便举几个例子都足以让你目瞪口呆，中国每年出口电视机8000万台，运动鞋13亿双……
中国的出口换来的什么呢？根本用不着的美元外汇储备，长年累月几万亿美元放在中央银行压根用不着，说白了，中国的天量出口货物换回来的就是废纸而已。
中国出口导向经济的最滑稽之处正在于此：中国政府把所有厂商出口货物换来的美元统统收到中央银行，然后印刷等额的人民币给这些厂商。你得知道，这些美元是压根用不着的哦，所以，中国政府还不如直接印刷这些人民币，把这些货物买下来发给中国民众。何必把这些货物卖给欧美人，然后存起来这么多美元废纸呢？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一方面货物天量出去了，一方面中国政府反而需要印刷天量的人民币，货物天量减少，货币天量增多，怎么可能不产生通货膨胀。
茅于轼先生写的一个文章挺好，说合理的汇率就是保证外汇基本够用就可以了，你形成了那么多用不着的汇率，就是犯傻。周其仁先生则一直呼喊，外汇储备的增长（导致印发天量人民币）是近十年来中国通货膨胀的总根源。
————————————附录
吴敬琏：出口导向政策错了 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2010年06月08日03:1221世纪经济报道 李关云
与中国经济改革同行三十余年之后，80高龄的吴敬琏仍然在为此而担忧。
他担忧中国像日、韩等国那样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他担忧权贵资本经济在中国抬头的威胁；他担忧中国制造业因为升级速度不够快而陷入危机。
“所有用这个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的人都错了，2006年我就说过，我希望祷告上苍，（保佑）中国是个例外。”在最近一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课堂上，站在讲台上的吴敬琏如此回答本报关于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方向的提问。
但他依然坚持对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作为一个教员，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所能做的，正如我的老朋友江平教授写的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这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依然未改勇于批判时代弊病的本色。他指出，虽然转型困难重重，但只要做好经济转型尤其是体制改革，希望还是有的。“体制改革涉及既得利益问题，会有很大障碍。但政府要有政治远见，为了长治久安，要牺牲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公民要去推动改革、去监督政府。”吴敬琏说。
经济模式二十年之痒
《21世纪》：中国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否能够更有效地调配资源？
吴敬琏：有一个中央国企领导人文章你们要看，招商局董事长秦晓。他的文章主要分析政府强力控制经济的模式并不是好模式，现在已经很有问题。他作为招商局这个大国企领导，在这个位置上看这个问题更清楚。
我很同意他的观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里面就存在很大一个政府寻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政府对资源、企业和交易的控制，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越过某个界限，就不是市场经济了。所谓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自由交换的经济，如果所有者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支配这个交换关系，就不是市场经济了。
《21世纪》：告别出口导向型经济之后，中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增长？
吴敬琏：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又叫做新重商主义政策。在大量人口需要就业、资源没有达到瓶颈、环境也还可以维持这三个前提下，出口导向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
但日、韩等国在持续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二十年之后，都出现了问题，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泡沫生成等现象。
当一个国家成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而资源限制越来越重、积累过量货币的时候，就要考虑转变出口导向政策。但这不是说减少出口，而是减少净出口，净出口在特殊条件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是对进口国的补贴。
《21世纪》：在大部分出口产品利润率仅有5%的情况下，中国是否会重估汇率？
吴敬琏：当你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不够，你又把外汇政策上的优惠取消掉，出口企业就出不去，就会发生严重问题。所以调整出口导向模式的同时，你必须转变增长模式，提高附加值，不再依靠给外国人补贴求他买你的东西，而是因为自己的产品有竞争力。
重估与否是一个静态的分析，事情是动态发展的，关键要看你的附加值提高到什么程度，是否能够提高利润率，抵消升值造成的利润下降。
《21世纪》：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一直倾向于服务大型企业，怎样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吴敬琏：在改革过程中可以用四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建立股份制银行，或者将一些城市的信用合作社改造成为城市商业银行。比如台州几个由信用合作社改制成的小商业银行，他们做中小企业贷款做得就比较好。
第二，可以在某些地区建立私人银行，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在呼吁，但管理当局对此一直有顾虑。小银行应对风险能力差，一旦出现挤兑就没法应付。虽然经济学家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相应解决方案，但管理当局对这方面（的限制）一直没有放松。
第三，像孟加拉国那样建立小额贷款公司，中国20年来在民间已经有很多发展，比如说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这十多年来就一直在农村发展小额贷款，做得很不错。
但现在这方面的法律框架还很不清晰，我国有一个罪名叫“非法融资”，但非法融资的界限却不清楚，要呼吁立法机关尽快制定法律，划清界限。
第四，就是为风险资本（VC）和私人资本（PE）准备条件。中国VC和PE行业的大体框架已经建立，但现在仍然运行得不是很正常。由于监管存在一些问题，相当一部分PE和VC走向短期化，不是进行长期投资而是希望几个月就能通过上市撤出投资赚到钱。
《21世纪》：为什么去年中国银行业信贷宽松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仍在抱怨贷款难？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让银行愿意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
吴敬琏：去年银行根据管理当局的要求发放海量贷款，规模在9.6万亿到12万亿之间，贷款增加了39%。但是对中小企业却发生了挤出效应。
因为这些海量贷款是按照管理当局的要求发放的，商业银行出于自己的安全考虑，选择向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这是个理性的考虑，因为这个贷款数量太大了，今后在经济走向下行段的时候，就会出现坏账。
商业银行的各级人员考虑到将来出现坏账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就优先向那些有国家项目的国企发放贷款。如果出现坏账，就可以推卸责任说我是贷给国家项目的。所以去年虽然有大量贷款的发放，但中小企业仍然融资难。
要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只能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宏观经济政策要稳一点。不要大量的注入贷款。另外还是要强调银行的独立、自主决策，而不能由管理机关要求他们发放贷款。
好的制度不能靠政策
《21世纪》：你一直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是体制改革，那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在短期内这种阻力会不会有削减？
吴敬琏：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阻力不行，一方面是动力不行。从阻力来说，最主要的阻力就是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在现有体制下获得利益的人不愿意改革。就经济利益来说，现存体制中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政府干预经济过大，这就是双轨制，在双轨制的体制下寻租的机会就非常多。
另外一方面是动力，从政府方面来说，它需要有政治上的远见，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克服阻力，要牺牲我们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从我们公民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考虑长远问题考虑得比较少，虽然我们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但是坦白说，我们中等收入阶层对于自己的根本利益认识不足，就是自觉性不足，觉得我有好房子、好车子就足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民意识不高，光是考虑到是一个家庭的成员，而没有考虑到我是一个公民，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要去推动改革、我要去监督政府。
《21世纪》：你提到，中国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要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但至今进展缓慢，问题出在哪里？
吴敬琏：总的来说两个方面：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体制性障碍，症结就是政府的资本权力太大了。利用权力支配资源，能够使GDP最快增长。如果不改变体制，要改变这两条是根本不可能。
另外，从积极方面说，我们创新、创业的环境不太好。现在技术进步非常快，如果你不能把一种技术迅速产业化，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之后，这种技术就变得人人皆知。因为新技术有很大外部性，不管有多少专利保护，其实挡不住别人获得这种技术。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好的技术和发明，因为不能够产业化，过一段时间就死在摇篮里，非常可惜。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消除那些体制性障碍，要建立一个能够鼓励创新、鼓励创业的摇篮。所谓创新、创业的摇篮，我们说就是要改革，这个改革其实最核心的一条还是市场化，因为创新主体是企业，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给企业创造一个环境。
(感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对本次采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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