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都不应为贫穷而自豪

所有的中国人都曾贫穷，建立新中国之前的革命是一种以贫穷为自豪的革命，但革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贫穷。恰恰相反，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的穷人不再受穷变成富人，否则千千万万流血牺牲的烈士们岂不冤死于地下永不瞑目吗？他们的流血牺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所有的穷人都变成富人，世世代代不再因被剥削和压迫而当奴隶，要靠自己与社会的共同努力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
改革之前的中国希望用计划经济与平均分配让所有的穷人都变成富人，但结果在希望能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穷苦大众的口号与理想之下，并没有能解决自己吃饱和穿暖的问题。恰恰也正是这种以贫穷为自豪的思想作怪，让中国人在斗私批修的阶级斗争中浪费了三十年，其他国家都在这三十年中取得了经济的飞跃，而中国却为了固守贫穷的自豪而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是小平同志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开了解放思想的大门，让中国人借改革的东风迅速的从一穷二白的泥潭中爬了出来，让中国的经济在几年、十几年的增长中翻了几番，经济总量上升到了世界的前几位，并让绝大多数中国人从贫穷走向了小康。中国的改革不但让中国人解决了生活中最基本的吃、穿问题，也逐步的解决了住与行的问题，至少让城镇的居住水平大大的提高，由1978年的人均3.6平方米的使用面积上升到人均不少于2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总量，也让穷得买不起自行车的大多数家庭改善了“行”的状况，一部分家庭开上了私家小型车。
全世界的国家都在肯定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功与进步，都在为中国不断的减少贫困家庭的总数而鼓掌（未能消灭贫困已成为一种国家的与制度的耻辱），都在为中国的家庭普遍开始富裕和改善而惊讶，都在为中国开始出现了一部人先富起来并开始逐渐积累了家庭私有财富而赞叹，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为中国的发展而眼红。
当全球出现金融危机时，只有中国的汽车与住房在高速的增长与销售，世界人民都在羡慕中国人的消费。尽管中国还存在着收入分配中的许多问题，还存在着贫富之间的巨大差别，但中国人正在以贫穷走向富裕的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
贫穷已不再是值得自豪的事情了，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做的正是要消灭贫穷，要让所有人都富起来。历史的原因中国人不能致富在于制度，而今天虽然制度还有待完善和改进，但已不再是最主要的障碍，最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不能再以贫穷为光荣，不能再为贫穷而自豪。
奇怪的恰恰是网络可以看到许多人不但不以贫穷为耻辱，反而以贫穷自居而自豪。我们从来不歧视穷人，不因有人贫穷而放弃帮助。但不歧视不等于可以成为自豪的资本，不等于可以借贫穷而招摇撞骗。不能用贫穷而要求施舍，不能因贫穷而否定市场经济，更不能用自我的贫穷而煽动对富人的仇恨、煽动再来一次“革命”。
没有人否认改革的双轨制存在着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没有人否认改革中有权钱交易的腐败，同样也没有人否认制度性的贫富差距的拉大。但并不能因为这些现象存在就否定了绝大多数家庭靠劳动、资本和知识致富的大局，否定了中国改革的大局，特别是中国整个农村与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绝对贫穷的困难家庭的减少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在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中国改革取得的重大成绩时，却是受益最多的中国人在以一概全的用中国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尚待改革与改进的缺陷试图否定中国的改革成果，这岂不是让全世界人都无法原谅的事吗？
中国政府在深化改革中确实尚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但却不能因此否认中国的制度在改革中取得的成功，不能否定大多数人是在制度的改革中从贫穷奔向致富的生活的。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只与安哥拉相仿，但却是世界的150多位上升到128位、又上升到104位的过程，是从人均几百美元上升到3000—4000美元的水平。横比中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但纵比中却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与改革的成功。中国正在脱贫的过程之中，正在努力完成几代人曾经尝试摆脱贫困的梦想，至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了生活提高与改善的阶段，并且贫穷的程度也在这种改变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打扫卫生的农村清洁工如今怀里揣得是手机，而当年则揣得是窝头与咸菜，这种贫富差别已不可对比了。虽然清洁工的收入远低于正式职工的收入，但却比种田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工资的收入除了能维持其在城市中的生活之外，还有较大的盈余可以回家盖房子。
如今在网络上自称为穷人的人，早已不是仍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那些靠政府补贴的农民，也不是那些低于城市生活补贴收入线的居民。而是那些有着高等教育的文凭、沉迷于网上的流行语、不断的高喊着买不起商品房的一族。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那些清洁工，但却将“穷人”的帽子死死的扣在自己的头上，并以无产者自居，鼓吹“第二次革命”。
中国的贫富不是以是否能购买商品房为标准的，国际有国际统一的标准，中国也有自己的政府补贴标准。而中国的制度已经是，不但能让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承担起生活的负担，同时也在不断的吸引着更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就业与创业。
电视中常可以看到，靠卖菜发家致富的年青人的案例，也可以看到许多下岗职工靠政府政策的扶持而创业发家致富的案例。而中国年青的、在网络中喊穷的一代难道还不如那些曾经被称为是40后、50后的一代下岗职工吗？
不管是70后、还是80后中都有许多的佼佼者，也都有优秀而努力的一代人。公司中大批的骨干、领导都已经是70后、80后的一代人了。但总有一部分人（或说一少部分人），将自己的幸福之梦躲在了政府的帮助与社会的恩赐上面，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与奋斗去争取美好的未来，而是将“贫穷”作为抱怨社会不公的挡箭牌。
当今，全世界的社会制度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可以让所有人都能买得起商品房。中国的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城市化的水平与经济能力就更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了。尤其是任何国家的制度都更不可能让所有没有多少工作年限和没有多少财富积累的那些刚毕业几年的年青人购买商品房，中国也同样。过去没有市场化改革之前，福利分房制度下是如此，1998年房改市场化之后的今天也是如此。
这既不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也不是中国制度的问题。就像一只刚刚能离开父母远行的猛兽并不能轻易的捕捉到猎物一样，这要靠磨练、靠知识与经验、靠体力与智慧、靠多次的失败与饥饿的激励。也许它比其他的动物更强大，但却不会有哪个猎物会自动送上门。
尽管国家与社会和自然界不同，但国家只能保障竞争中的公平，这个公平就是对被市场化竞争淘汰的失败者给以最基本的人权和生活水平的保障，而绝不是对本应具备独立作战能力的年青人实施再抚养。更不是牺牲市场经济必要的竞争条件，而优先对这些远远称不上贫穷的有知识、有文化的、本应为他们提供帮助、本应为社会创造财富、本应对缺少知识与教育机会的更贫困家庭做出贡献的年青人给以无偿的照顾。同样是花纳税人的钱做转移支付，纳税人当然更愿意将这些钱花在那些连上学和吃饭都还在困难的家庭身上。
许多城市会为改善城市的形象而为住房实施补贴，但大多数只针对于户籍人口，这不是因为偏见而是因为选票。一个城市过度的补贴而导致的灾难是人口的过度集中，加大了财政压力，这将无助于改善市场的环境和提高城市的竞争力。
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对非最低收入的家庭给以补贴，而在于这种自称贫穷的人是否应该获得补贴，不劳而获所形成的结果必然是国家的竞争力下降，而绝非国家与民众的福。
国家的任务是消灭贫穷，这里包括创造一个让民众有致富机会的制度环境，让所有国民都努力的在这个制度环境中创业、就业并致富，也包括用政府的能力和转移支付改善与保障那些无力再参与竞争致富的家庭，但却不会用养懒汉的方式去削弱国家的竞争能力。
贫穷这个曾经记录着历史发展过程的词；这个曾经代表着荣誉和权力的词，今天已经变成了国家与民众的耻辱。就像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会为自己尚处于贫穷而自豪一样，这个国家中的民众也不应和不能因自己尚处于贫穷的发展阶段而自豪。社会的进步一定会在几代人的努力之下，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