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 刘志明
2010年02月09日10:53   来源：《红旗文稿》
一、关于“中国模式”问题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成为世界范围内人们热议的话题。世界关于中国的议论，不乏友好善意的，也有居心叵测的，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类的言论。
关于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西方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中国模式的成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当前，这场发端于美国、之后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促使西方国家媒体更加关注中国等受金融危机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一些的所谓新兴国家的成功及其原因。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与当年的共产主义阵营不同，如今的新兴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中国、俄罗斯，以及波斯湾石油国家——已证明他们的模式非常成功，这使得各国领导人甚至早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便开始怀疑民主资本主义未必是最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引自[美国]约书亚·科兰兹克《中央指挥部》，美国《时代》周刊2008年10月27日）该文还把采取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新兴国家的共同特点概括为：一方面鼓励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一方面又控制着一些核心支柱产业，如石油和汽车制造业，用政府资金壮大这些产业，并将其推向全球市场。该文还认为，这些共同的特点使“中国、海湾国家和其他此类国家已经积聚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财富资金”，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的十年里，要明显高于“自由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无独有偶，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也认为，“中国模式”打破经济教科书常规的地方主要在于，“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国家掌握着统计数字、操纵股市，调控关键行业中的价格，直接拥有许多战略性行业；银行借钱给谁，以及投资到哪个领域，都可以由共产党的意志来决定。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像其他五大经济体那样经济迅速减缓，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国家干涉经济的能力。加上中国一直限制着外商对金融业的投资，而且，并没有接受成为造成全球信用危机主因的金融创新。”（那拉·弗罗哈：《中国为什么行得通》，美国《新闻周刊》2009年1月20日）
众所周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西方思想理论界那里，往往就是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区别的然而却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的成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进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成了他们所谓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金融危机甚至使西方开始提出了“中国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对世界来说究竟是喜是忧”这样的问题。有西方媒体认为，今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模式不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蒂莫西·加顿·阿什：《中国、俄罗斯与新的世界无序状态》，美国《洛杉矶时报》2008年9月11日）2009年10月，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在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的系列演讲中这样宣称：“目前主导的，我们称其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制，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受到重创；它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称之为 ‘国家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在华盛顿共识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索罗斯：《世界的未来要看美中领导人怎么做》，《经济参考报》第4版，2009年11月17日）西方的一些政要也开始认为，如果说中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而是来自被忽视已久的“中国模式”。这种威胁不是中国力量本身，而是中国的发展经验。（郑永年：《“中国模式”概念的崛起》，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年4月20日）因此，把“中国模式”视作威胁的西方人总是故意诬称“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独裁”或“威权”，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等这样一种“模式”。《美国人》一篇署名文章就把“中国模式”描述成这样一个较为简捷的公式，即“经济自由加上政治压制”。（[澳大利亚]罗恩·卡利克：《中国模式》，《美国人》双月刊2007年11—12月号）在一些西方人看来，“除了嚷嚷几句关于社会正义的高调之外，党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发展道路或者追求真正的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许对于整体中国人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它对于中共党员来说绝对是好的结果。”（[美国]盖伊·索尔曼：《让人怀疑的中国“奇迹”——黄亚生著<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企业家身份>简评》。载“学术中国”网站2009年5月23日）
一些西方媒体坚持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意味着对西方的威胁，还对中国与非洲加强合作妒火中烧，最近几年别有用心地炒作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海外市场尤其是非洲市场的拓展是所谓的“新殖民主义”。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中国援非项目，在西方一些媒体那里简直就是“新殖民主义”的代名词。 中国是非洲发展的“破坏者”、中国廉价的商品摧毁了非洲的传统经济、中国“空投”的工人正在掠夺非洲人的饭碗、中国煽动非洲的种族仇杀，诸如此类的论调也不时见诸西方媒体。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期间，英国《金融时报》更是耸人听闻地宣称：“中国正逐步变成新的‘殖民主义者’，中国的经济机器轰然运行，疯狂地掠夺这块富饶的黑色大陆的资源，它的胃口足以消化掉整个世界。”（冯海闻：《西方联手逼中国退出非洲》，香港《太阳报》2009年10月15日）西方媒体大肆炒作中国在非洲的所谓“新殖民主义”，当然是为了离间中国与非洲的友好合作关系。尽管大多数非洲国家坚定地奉行中非友好政策，但是，不能不指出，也有少数非洲政要人士深受西方媒体所谓中国“新殖民主义”观点的影响。
西方关于“中国模式”的上述观点，归根到底就是他们重新提出中国道路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引导世界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是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要前提。
二、关于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之争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迅速而广泛地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综合国力不断跃升，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因此，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赢家”之类的观点一时成了国内谈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影响的问题时的“主流”观点。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充满乐观情绪的“主流”观点，如果与“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比起来，只能说是“小道理”。
我们并不否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同时期中国获得巨大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但是，机遇从来都不是从天上自动掉下来的，它们并不偏爱某一国家或地区。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趋势面前，如果没有我们党对新的国情、世情的准确判断和科学把握，如果没有我们党抢抓新机遇和化挑战为机遇的敏锐意识，一句话，如果没有我们党对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深远复杂影响的正确应对，我国在这一时期是无从设想获得什么发展机遇的。我国在这一时期怎样正确应对了经济全球化的复杂影响呢？最重要的当然是正确认识了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日益与世界紧密相连，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无法避免的客观趋势。其表现主要是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上，谋划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积极部署推进我国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因为这样，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才能得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我们党在同一历史时期才能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能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我国的影响更为复杂。我国过去发展的一些有利条件和优势或正在失去或不再有效，甚至成为不利条件与劣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发展对外关联性太高，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的硬约束问题日益突出，我国所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更加明显，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变化日益深刻，人们就业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独立性、多样性、差异性、多变性日益增强，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尖锐复杂。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和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重大而突出的问题，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求我们必须正视和应对好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带给我们的新的复杂影响。
社会党在欧洲普遍衰败的所谓“欧洲现象”尤其值得我们党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上引以为戒。据统计，在欧盟现有27个成员国中，有23个成员国的社会党在选举中得票率明显下降。现在，只有英国、西班牙等3个欧盟成员国由左派单独执政，其中还包括由共产党执政的塞浦路斯。主张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社会党为欧洲社会的发展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使现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暴露空前的缺陷、失业人口和贫富差距增大之际，不仅没有获得政治上的好处，反而每况愈下。这其中，虽然原因众多，但根本的也是共同的原因，无疑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复杂影响措施不当。尤其是当经济全球化浪潮导致欧洲福利主义社会模式难以为继、欧洲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和中产阶级不断失落的形势下，欧洲社会党的现有意识形态越来越失去了其传统号召力和可信度。（参见于时语：《欧洲社会党的困境》，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10月7日）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认为，在“20世纪中期对赤贫的恐惧已经被福利国家主义抚平，旧的阶级冲突已经被更为复杂的阶层所取代，他们包括移民、女性临时工等，而这些人并不太适合白人、男性为主的政党。在欧洲的私营部门，小生意者超过了加入工会组织的工人”的今天，欧洲社会党如果不坚决改变缺乏共同纲领、依恋旧式观念、“怨言多，办法少”、脱离平民的左派政治、不能应对新的社会阶层带来挑战等自身形象，“历史或许不一定站在他们一边，除非他们能够丢弃旧的外皮”。（李雪：《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经济危机并未让欧洲左派崛起》，《环球时报》2009年6月2日）
三、关于新自由主义变种问题之争
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及其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危害，应该说早已经引起国内学术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和警惕。此次金融危机无疑使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指导的发展模式在全世界面前声誉扫地。但是，作为曾经肆虐全球的所谓“最成功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意识形态霸权”，与资本主义及其私有制紧密相连的新自由主义不会被埋入泥土之中，它仍然存在深厚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将来有一天经济形势一旦变暖，它还会东山再起。
金融危机爆发后，声誉扫地却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有哪些变种呢？从西方国家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基于维护自由化，把各国政府加强对本国金融、货币市场的监管等救市举措斥为经济民族主义，大加批判与贬损；二是基于维护私有化，把各国出台一系列国有化的举措斥为“社会主义”；三是基于维护市场化，把各国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或干预斥为反动的凯恩斯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
国内新自由主义的变种与国外大同小异，主要论调有这样几种：一是极端推崇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极力鼓吹“计划无效率”和“效率就是一切”，绝口不提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二是妄图废除公有制主体地位而极力兜售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公有制私有制都无关、是公民的普遍幸福的所谓“幸福社会主义论”；三是极力淡化国家经济安全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大谈特谈与国际尤其是西方接轨的所谓经济转轨论,宣扬西方的“民族国家过时论”和“全球治理论”等等。诸如此类的论调虽然千奇百怪，但万变不离其宗，最终都是在维护新自由主义“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三大核心理念。
因此，继续跟踪研究新自由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各种变种及其传播机理，“长流水、不断线”地揭露和批判各种改头换面的形形色色的新自由主义，是对我们党在新的历史征程中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出的新的历史任务，也是对我们党在今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经受住复杂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顺利实现党的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提出的新的时代要求。
我们要在深入研究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在金融危机后的各种变种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理论上要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对于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科学成分同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对前者，可以批判地选择吸收；对后者，要明确宣布，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反公有制、反政府干预、反社会主义等系统主张，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要坚决反对。
四、关于“普世价值”问题之争
目前，国内对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一幅百家争鸣的景象。毋庸置疑，这一讨论，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普世性”的价值观，对贬损和诬蔑我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以及主张“全盘西化”的观点和企图，作出了极为深刻的学理分析与批判。但是，“普世价值”的问题，绝非仅仅是一个学理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政治的高度，从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高度，辩证地研究和处理这一问题。
第一，研究和批判“普世价值”问题不能陷入纯粹学理的思辨与抽象的争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分析方法，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论，一万年也争论不清楚。惟有善于结合历史的具体的国情,结合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整个历史，当今惟有善于结合西藏3·14打砸抢烧事件和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才能深刻且可信地阐明“普世价值”脱离历史条件的空洞和无视阶级分析的错谬与虚伪, 才能引导人民正确认识“普世价值”问题，认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炒热“普世价值”问题的实质在于从根本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和主张搞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那一套。
第二，研究和批判“普世价值”问题绝非简单一个“破”字了得，要善于“立”字当头。要努力结合抗击汶川地震、应对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式经济奇迹等人民或亲身经历或耳熟能详的事例，用新的富有时代气息的语言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巨大威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巨大优势，深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引导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波澜壮阔、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继续筑牢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