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分配失衡与流动机会减少致中国社会底层扩大

2010-07-20 11:29  来源：人民论坛　  评论 条查看评论 【字体：大中小】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来，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
近10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中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现象是：在中上阶层快速崛起的同时，社会底层也在扩大。这一现象使得当前中国社会阶层面临着日益分化的风险。近期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幼儿园小学凶杀惨案以及企业员工自杀等社会冲突，与这种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底层扩大不无关联。
财富分配的失衡与流动机会的减少导致社会底层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以职业分类为基础，表现为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分化。其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主要包括那些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城乡居民、农民工，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在过去10年中，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从社会底层3大群体规模变化来看：外出进城农民工由2000年的1亿左右上升到现在的1.3亿左右；城乡贫困人口按2009年国家新的标准，不降反升，超过4000万人，而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则超过2亿人；再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规模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由2001年的4.8%扩大到2006年的5.9%。
造成社会底层扩大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来，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其中，最易被观察到的就是财富分配的失衡与流动机会的减少，导致社会底层的扩大。
从财富分配来看，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造成低收入群体的增加，这是社会底层扩大的直接原因。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自2000年基尼系数越过0.4以后，不断上升，目前已接近0.5。在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中，那些主要凭体力劳动获得收入的社会底层劳动者群体由于收入增长严重滞缓，如规模不断扩大的农民工群体，其收入增长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基本处于停滞。2000年以来，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经济增长成果越来越多的份额开始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分配，财产性收入成为人们分享发展成果新的主要方式，这在造就很多受益群体的同时，也出现更多在这场财富分配盛宴中出局的群体，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扩大了社会底层。
从社会流动来看，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的提高，导致社会中下阶层及其子女越来越难以向上流动，这是社会底层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从流动机会来看，教育是现代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机制，然而，1999年高校扩招后提供的更多高等教育机会，并非如扩招之初人们想象的那样惠及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由于扩招后高校全面收费和高校毕业后就业难的出现，社会底层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也变的越来越窄了。从流动成本来看，在近10年来，农民工的地位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农民工是抱着外出务工经商、过上小康生活的梦想出来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时间停滞不升、工作环境长期恶劣、生活负担日增等，他们的所得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付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出现农民工大大获益的景象，相反他们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但他们自己难以向上流动，就连他们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渠道也越来越窄了，如教育成本的大幅提升，使得他们难以支撑孩子的教育；城镇房地产价格猛涨，使他们看不到迁居城镇实现城市化的希望和可能。
2000年以来社会底层扩大的现象也引起政府的关注，并围绕着再就业，保护农民工权益，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贫困人口标准，为贫困家庭子女就学提供贷款、加强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等问题，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但是，社会底层规模是否因此会缩小，目前来看，政策的效应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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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时报：中产阶层社会远未到来
2010-07-19 09:46  来源：京华时报  评论 条查看评论 【字体：大中小】
即使540万北京工作人群的收入相对较高，按硬性收入指标可以冠之以“中产阶层”的头衔，也不能说中产阶层时代已然或正在到来。有效界定中产阶层的标准，消费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远比货币或实物收入更准确。
北京市有多少人属于中产阶层？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日前联合发布的分析报告称：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这个数字，相信许多人的直觉是不同意。
数据本身可能没错，许多人的直觉也没错。但是，即使540万北京工作人群的收入相对较高，按硬性收入指标可以冠之以“中产阶层”的头衔，也不能说中产阶层时代已然或正在到来。有效界定中产阶层的标准，消费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远比货币或实物收入更准确。但在这两个指标上，所谓中产阶层并不活跃。
一方面，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没有提升，反而停顿或者下降。受高房价之限，多数中等收入者将收入的相当比例用于供养房屋，日常消费能力下降。同样，受公共交通等“都市病”所限，许多中等收入人群被迫购车，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也束缚了这一群体的消费能力。当一个人被刚性的物质需求困扰时，不仅很难在想象中的中产阶层生活中进行投入，而且会限制其社会观感和意识。
由此带来的第二个方面问题就是，中等收入人群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淡漠。社会出现多元化形态、越发细化的时候，许多事务不再能为政府或政府+企业的组合可包办解决，这一必然趋势要求中等收入人群参与进来，补充社会事务环节的缺失。但是，无论是公共服务产品价格听证、保护消费者还是环保爱心活动，中等收入者的身影极其少见。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来自生活无虞之后的利他情怀，在生活有虞、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城市的中等收入者的这种情怀尚难培植。
了解社会管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通常是中产阶层主导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下一级低收入阶层的利益不会被忽略，上一级高收入阶层的声音不会被扩大。“橄榄型”社会的中部越大，受益者越均匀，社会资源分配越公平，和谐越可能实现。从此意义上说，中产阶层的利益与政府利益的吻合度最高。
而建设“橄榄型”社会，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比如，像关注低收入群体一样关注中等收入者的利益，鼓励并扩大对中产阶层参与社会事务的授权，对于其关注的房子、养老等问题转换为民生问题的一部分加快解决进程等。只有扩大中等收入者的利益空间，中产阶层作为一个阶层才叫完整，才能焕发更大的活力，为整个社会带来收益。（本报特约评论员 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