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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的教训：中华民族会在同一块石头上摔两跤吗？
——兼议宋石男《‘再谈林则徐’是厚诬古人》的批评不得要领
文/亦忱
前言
自8月27日起，本人关于林则徐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历史罪人的几篇小文，在网络媒体和某些传统媒体上引起热议，受到广泛质疑，乃至遭到许多人的谩骂和个别人扣上“文化暴徒”大帽子的人身攻击，对此，其实都是我当初写作那些文章并把它发表时早就能够预见到的现象。事实上，这一个多月来，我对任何理性的批评乃至严厉批判本人观点的中外人士，都持非常欢迎的态度，并在中国法律和道德许可的范围内给与了必要的回应。
近日，网易文化频道编辑采访了中国媒体资深人士宋石男先生，近5000字的采访内容以《‘再谈林则徐’是厚诬古人》为题，刊发在网易文化频道（注1）。通读宋先生对我基本观点和结论的批评，本人深感他在误读我的文章立意和对“鸦片战争”的史实严重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其妄下结论和断语，是极不严肃也极不理性的行为。
为此，本人感到很有必要再就林则徐为什么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历史罪人，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以求教于富有现代历史意识的中外历史学家。
一，审视和思考历史，不是“厚诬”古人，其着眼点是未来。
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则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把这两位西方思想家的说辞综合起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思想史。
在我看来，对历史，因为谁都不可能把它还原，所以，100个人审视历史，就会有100种不同的历史解读。当然，这是对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言。对那些人云亦云的历史学家而言，历史是凝固的、是早有定论的，也是不容别人质疑的。虽然我并不讳言自己是历史学界的外行，甚至也不隐瞒自己从来就没有受过最基本的治史训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以当代人的眼光对本民族的历史加以重新审视和思考。我认为，自己民族的历史，并不是历史学家的禁脔，我们都有权利来审视本民族的历史，而得出自己认为能够成立的结论。我们审视历史的目的，无论是歌颂历史人物或是如宋石男先生所说的“厚诬”历史人物，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自己及其子孙后代能从惨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即，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未来”。
正因为我对本民族的历史取这样的立场和态度，长期以来，我对那些站在民族主义道德高地上谈论中国近代历史的专家学者，对那些不是对历史取审视立场和态度的学者所撰写的著作，一直认为他们都是匍匐在历史的隧道中爬行，而不是对历史的教训持批判的精神，更不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上，以过往的历史教训来为民族的未来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
具体到我对林则徐的研究，则完全是出于自己对历史问题的好奇式的审视和追问。林则徐，作为开启中国近代历史大门的核心人物之一，我完全知道其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作用，显然不及他的主子道光皇帝，但道光皇帝作为昏聩的满清君主，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正面人物，其被中外历史学家一致否定，其历史地位迄今也完全符合现代人对他评价。然而，林则徐却不同，他不但在中国当代人中被一直视为当然的民族英雄，而且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也广受尊崇。对林则徐这样的历史人物重新进行审视，毫无疑问会对当代的中国人反思近代历史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凭心而论，我作为一个从未受过西方教育的当代中国人，早年对林则徐尊崇一如当代中国的绝大数人，曾经也一直把他视为极有民族气节的正人君子，当做中国历史上为官刚直清廉的楷模之一，而把他作为当然的民族英雄崇拜了几十年。然而，当我有一天真正对晚清走向覆亡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无意中摸进了近代中国黑暗的历史隧道，特别是在获得一些从中国大陆的出版物中从未看到过的史料之后，我对林公的历史地位随之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虽然我至今依然对林公的刚正清廉的人格极为推崇，但是，我本着对中国人民未来福祉的冀望，本着民本至上的人类基本准则，从现代文明进化的角度，从人类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对林则徐的“民族英雄”地位持根本性的否定态度。
至今，我坚持认为：“中华民族迄今一直把昏聩蒙昧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对待，除了证明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之外，没有半点正面的价值。林则徐这个占据了中华民族英雄榜前排达百年之久的钦差大人，不仅是导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罪人，其实他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有人非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也是个逆历史潮流乖谬背时，仅仅是他刚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仰而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愚蠢的民族英雄。未来的中国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昏聩蒙昧的民族英雄！如果中华民族继续产生这种昏聩愚昧的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将被再次证明是一个被坏制度彻底毒害而不可救赎的劣等民族，只配让现代的文明世界所淘汰。”我对林则徐的这个态度和评价，不仅仅是基于中华民族的立场，更是基于历史正义和历史必然的立场。
实事求是地说，在谈论林则徐这个宏大的话题时，我知道自己才才疏学浅，根本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历史学者，而仅仅是一个会独立思考的当代中国人。现在，回过头看，我自己在最初写的文章中也确实说过一些很不专业的话，并因此被人讥为“假设历史”、“厚诬古人”，乃至被一位叫乐毅的现代中国人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上，扣上了“文化暴徒”的帽子（注2）。但我始终认为，我文章中的那些些瑕疵，并不能成为别人剥夺我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事件及其人物畅谈看法的天然权利。我以自己50年的人生阅历做基础，始终坚信，无论古今中外，真话和真理从来就不怕批判，而只有谎言和谬误才惧怕批判。俗话说，解构一个谷箩一样大的气球，只要一个针孔就够了。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大，首先是思想上的强大和制度上的先进。在历史上，一个强大到受人尊重而不是被人恐惧的国家和民族，都是思想上强大，制度上先进，并充满自信的国家和民族。而一个国民思想贫乏，国家制度落后，民族情感自卑失落的国家和民族，是永远不可能强大到受人尊重的。即使它能依靠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把国家和民族的所有资源动员起来一致对外，也不可能赢得其他国家和民族对它的尊重。
近代世界历史表明，当西方国家完成文艺复兴而进入近代文明之后，世界的一体化进程也随之而启动，闭关锁国的满清王朝不可抗拒地被卷入世界一体化潮流，是一个完全符合历史正确的前进方向，也完全符合以人为本的历史正义的现代世界文明不断进化的合理进程。满清王朝面对这一世界近代化挑战的彻底失败，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历史遗产，虽然清点这份遗产，会令每个爱国者而痛心疾首。
林则徐，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位对满清王朝应对近代化挑战的“剿夷”派领袖人物，其对西方文明的抗拒，因为有一个“禁烟”的幌子做标签，所以，受到每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尊崇，这在道义上我不否认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在道义上推崇林则徐，则是极其危险的民族情绪，它会导致中华民族再次面临西方文明挑战时出产第二、第三个林则徐，中华民族将重蹈它的覆辙。
无情的历史事实表明，所谓第一次中英战争是因为英国的“鸦片贸易”被林则徐严禁而起，英国人之所以悍然发动“鸦片战争”是无耻的武装贩毒战争，其实是中国近代历史最大的谎言之一。
我们暂且不说，英国的历史学家把这场战争定义为“通商战争”有多少符合历史的真实，在我看来，确凿无疑的历史记录是，这场战争的核心原因，是满清的闭关锁国国策和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的两种不同文明的较量。中华文明在林则徐这样的蠢人主导下，于160多年前，在西方文明这块石头上重重地摔了一跤。导致中华民族摔跤的人居然被作为民族英雄广受尊崇，对这个民族而言，无疑意味着它极有可能在同一块石头上再摔一跤，这决不是我危言耸听。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立场，我才坚持要还“鸦片战争”的历史真实，并把林则徐从中华民族英雄榜上请下来还他历史罪人本来的面目。
二，“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保护“贩毒”而打的战争吗？（注4）
1840-1842年中英之间所爆发的第一场战争，在中国一直被称为“鸦片战争”。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之所以把这场战争与林则徐查禁“鸦片”联系在一起，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阐述真实的历史事实，也不是着眼于对历史教训的总结，而是基于对大英帝国的道德控诉。
然而，真实而又残酷的历史事实是，当时的大英帝国，无论是它的政府还是它在满清王朝的商务代表，对林则徐查禁鸦片，都给与了充分的配合与支持。单纯从查禁鸦片贸易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林则徐完全有条件，可以用和平的方式，与英国人合作完成这一使命。
历史记载，对于鸦片贸易，当时的英国政府态度十分明确，它在其当时的外交大臣巴麦尊给义律的训令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1838年6月15日，巴麦尊写道：
关于构成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和十二月七日来信主题的鸦片走私贸易，我必须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了使英国臣民能够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的目的而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更有效的执行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士承担。
在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派遣武装部队前来中国时，巴麦尊在发给义律的有关指示中也仍然强调：
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
当义律因为全面违反英国政府的指示而遭免职之后，巴麦尊在发给新任全权大臣的长篇训令中再次重申：
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件事情（指禁止鸦片）不提出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中国政府完全有权禁止鸦片，如果它愿意的话，从事一项违禁品贸易的英国臣民必须承担这样做的后果。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义律对于鸦片贸易的立场，甚至比英国政府还要接近满清王朝的要求，在他写给外交部的信件中，充满了对鸦片贸易的强烈谴责。他并不满足于英国政府一般的不干预政策，反而企图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的责任。他甚至提出与满清官员一起去阻止鸦片走私，因为他相信，那些英国鸦片贩子不大把满清政府的辑私官员放在眼里，他希望一旦他出现在辑私现场，有助于防止那些人的轻举妄动。出于对鸦片贸易急剧扩大的忧虑，他还更进一步鼓吹英国政府积极干预以制止鸦片走私。在林则徐所发起的最新一轮禁烟运动中，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警告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义律在通告中说：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出通知，警告所有那些在虎门以内的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中从事上述非法鸦片贸易的女王陛下臣民：如果有任何中国人因任何英国臣民或臣民们严重造成的死亡或任何伤害前来，该英国臣民或臣民们被正式判定有罪后，将受到重大的惩罚，如同该罪行是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陛下法院管辖范围内所犯的一样。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受雇于这些帆船、快艇和用其它方式装配的船只在虎门以内从事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对执行搜寻和捕获任务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武力抵抗是一种非法行为，而且他们将按照这种方式承担后果并接受惩罚，即如同上述武力抵抗是在他们本国或任何外国反对他们本国政府官员或任何其它外国政府官员一样。
即使就是因为“林维喜案件”而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四处飘泊之后，义律也没有改变他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他在给巴麦尊的信中写道，没有任何人比他“对于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这种强制贸易所带来的耻辱和罪恶抱有更深刻的厌恶态度，我不知道在该贸易与海盗行为之间有何选择”。
这些来自大英帝国的真实史料，呈现给我们的是与中国的历史学家所进行的道德控诉完全相反的另外一幅画面。最起码可以说，英国政府承认满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他们所采取的禁烟措施并不企图干预。事实上，在中英开战之前，英国对待满清王朝的主权，其态度相当严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当时的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权利及国家主权还要认真，上面的那些引文就反映出他们的这种态度。如果这些文书尚不足以说明问题，下面这两个历史事例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
史载，当有一次邓廷桢试图在广州商馆外面广场绞死一位名叫何老近的据说是鸦片贩子的人时引发了西方商人的骚乱。本来，邓是想以此方式威慑那些被认为参与鸦片贸易的西方商人，而西方商人则认为这个广场属于他们所租用的商馆，平时被他们用作锻炼身体的场地，居然当成了广州当局的刑场，因此非常愤怒。这场骚乱规模很大，差点导致严重的后果，而邓廷桢也因为此事考虑得太欠周到，不敢向北京的皇帝奏报。可是，当事情传到伦敦之后，巴麦尊居然质问那些参与骚乱的西方商人：“他们根据所说的什么权利，认为他们自己有权干涉中国的司法官员们在一座中国城市内为执行他们上级官员的命令所作出的那些安排。”还有一次，为了管理在广州逗留的英国水手，义律上报了他所制定出的一个章程，巴麦尊在咨询了法律顾问的意见之后立即指出：“这些章程事实上等于在中国皇帝所辖领土内的黄浦建立了一个警察制度，将是对独立国家所享有的绝对主权的一种干涉”，而断然拒绝批准。
以上所引用的史料，其实在已经公开出版的英国官方档案中都可以看到，但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大多对此视而不见。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对此而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既然英国政府对待中国主权的态度如此认真，他们的对华政策并不是要去干预中国的禁烟运动，因此，林则徐在广州单纯地禁绝鸦片贸易，是根本就不会导致英国对华发动战争的。再退一步说，即使英国政府的目的真的象当今的中国人所想象的是阻止林则徐禁烟，他们也实在犯不着去发动战争。因为满清政府的禁烟运动因为不是从源头上去釜底抽薪，其根本就不会奏效，这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就连林则徐本人在被罢官之后也承认了这一点。这从道光皇帝罢免林则徐的理由是“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也能得到佐证。如果以现代反毒品走私的经验来推导当时，我们其实应该看得更加清楚。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林则徐禁烟的时代，英国社会中反对鸦片贸易的人数非常之多，完全超乎当代中国人的想象。正是英国这些代表禁烟社会力量的国会议员们，在英国议会的辨论中把自己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鸦片战争”，而率先加以严厉的道德谴责。这，才是“鸦片战争”的提法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出处。我们不难想象，在当时的英国，要让这样的议会最后批准战争，必须提出充足的理由。按樊美平先生的话来说，“考虑到英国政府并没有设立宣传部，也无法垄断媒体，他们的理由或者说是‘借口’要让大多数议员们接受，肯定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尽管如此，在最后表决中，政府的议案也仅仅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所以，鸦片被禁，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只是一个由头，而不是关键的原因。中英战争之所以会打起来，根本就不是因林则徐虎门销烟而引起。这个结论，在中外严肃的历史学著作中，为实事求是的中外历史学家们所公认。
三，满清王朝和大英帝国的战争是两种文明碰撞的必然。
中英在1840-1842年爆发的第一次战争，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都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即，代表新兴现代文明的大英帝国和代表没落文明的满清王朝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即使是大英帝国一二再的退让，这场战争爆发的时间只是会稍作推迟而已，除非英帝国放弃与满清的贸易，这场战争才可以避免。然而，历史前进的方向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历史学家在总结晚清历史的时候，大都对清廷及其代表林则徐的举措都是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上，对其予以道德肯定，而无视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和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例如，对林则徐禁烟所采取的激烈措施，中国就有一个历史学家茅海建在他的著作《天朝的崩溃》中，是这样评价的：“林则徐完全可以将商馆里的外国人统统抓起来，审讯定罪，当时未取得治外法权的英国对此绝无任何干涉的理由。”林则徐“进行的是正义的禁毒行动，在司法程序上稍有过激也无关宏旨，更何况林并没有违反大清律。” （注4）
真实的世界近代历史事实表明，“林则徐是否违反大清律例不但是一个可以在技术上加以讨论的问题，而且，按照当时及现代的国际法，各国政府都有权为保护本国侨民使用武力，与是否取得治外法权无关的。撇开茅海建在这里的议论无视国际法不谈，从更深的层次上讲，这里包含了一个对法（的精神）及法律的认识问题，看起来一百多年来无论是满清官僚还是中国的现代学者都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正义的禁毒行为可以毫不顾及法律的正义原则，对那些更加严重的刑事犯罪的打击又可否同样办理呢？自古以来，在中国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其被宣布的中心任务，今天是禁毒，明天可能就是严打，乃至于什么计划生育、人口普查等等，如果法律的正义原则必须屈从于它们的功利性考虑，那么，法律的正义原则又可能适用于何时何处呢？而毫无正义可言的法律又如何去构成一项诉求于社会良知去自觉遵守的道德义务呢？这也正是当年西方在华要求治外法权的主要理由，也是至今为止中国的法治建设始终无法逾越的一大障碍。”（注4）
从两种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看待满清王朝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战争，我们不难发现深藏于战争背后的价值冲突和不同文明理念的冲突，而不仅仅是两国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对自由贸易原则的存废之争。在1839年夏季那个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满清王朝和大英帝国双方在解决一系列贸易纠纷和司法纠纷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之所以会变得尖锐对立，并最终构成双方冲突的主要根源，其不同文明的背景才是最核心的原因。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众多历史学家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却基本上持视而不见的立场，难得有几位象樊美平先生那样目光如炬予以洞察。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习惯于用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来解释历史。具体到中国近代历史，则把大英帝国在华追逐利益说成是大英帝国在历史上的唯一动机，而将其它一切都说成是“借口”和“幌子”。然而，据我对西方文明最肤浅的了解，所谓利益，只有被西方人认定与他们所追求的普适价值不悖时，才能构成无可争议的利益去公开追求，否则，只能是一种肮脏的利益而不见容于西方社会。这就正如光光为了保护鸦片贸易，大英帝国是不可能同清王朝开战一样。如果没有道光皇帝在林则徐误导下的闭关锁国并终止对英贸易的错误决策，如果没有“林维喜案件”所引发的深层法律和文明冲突，如果没有满清王朝和大英帝国对世界的认识巨大差异无法调和，所谓“鸦片战争”根本就打不起来。中国人对西方人在选择战争时基于维护核心价值的动机视而不见，只能说当代中国人思想贫乏、目光短视、心胸狭窄，一如当年满清王朝君臣们的蒙昧无知。
其实，我们审视历史、研究历史的核心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解释历史，而是在于为本民族的未来理清前进的思路和发展道路。我们研究历史，罗列史实，讲清一个历史故事的来龙去脉，甚至把历史讲的极度煽情，那都是很容易的事情。当代中国，有人把历史写得散文化如余秋雨，把历史写得象道德控诉如茅海建，把历史写得象当代政权的造反依据如范文澜，等等诸如此类的所谓主流历史学界和文化界的宠儿，虽然都对历史下过非常大的功夫，所写的历史都具有可读性，也基本上能够做到逻辑自洽，但这样的历史叙述对中华民族的未来，究竟有什么借鉴作用呢？用这样的历史观去指导中华民族应对未来的挑战，中华民族如果不在西方文明这同一块石头上再更重的摔一跤，岂非咄咄怪事？
西方的思想家克罗齐说：“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历史学家当然比常人更忧思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否会重蹈覆辙，其强烈的爱憎感情，因为有历史的铺垫也会更强于常人，但是，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公正、历史的必然和历史前进的方向失去把握，其迷失在黑暗的历史隧道里而出不来，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研究中国的近代历史，按克罗齐的话来说，“我们应当用思想的价值去代替、亦即改变情操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种思想‘主观性’的高度，我们就只会产生诗歌，不会产生历史”（注5）。
回顾“鸦片战争”的历史，我们可以在英国政府的档案材料中清楚地看到，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在1839年，当中英两种文明的冲突不可调和时，才发生了根本的转折。而“在此之前，英国政府小心谨慎执行的是一项旨在以和平方式争取与满清政府建立平等、直接外交关系的长期政策，为此，他们居然忍受住了满清政府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奇耻大辱’，具体的说就是发生在1836年的‘律劳卑事件’。英国政府无意支持内皮尔勋爵（Napier·Lord，当时被满清政府有意译为“律劳卑”）提出的强硬主张，反而大幅度削减驻华机构的预算，降低驻华商务监督的行政级别并缩小其编制。再没有比这一事实更能说明英国政府对华政策消极无为的特点了。在亲眼目睹了英国政府对它的外交官所遭受的屈辱听之任之以后，继任的驻华商务监督们都不愿意去招惹妄自尊大的满清政府，他们在任期间几乎是无所事事，整天呆在伶仃洋的小艇上，穷极无聊的打发时光。只是当后来义律出任第四任商务监督后情况才开始改变，义律主要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积极执行着一项消极无为的对华政策。为了与满清政府建立起直接联系，他竟然违反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一再指示而不惜作出卑下姿态，向满清政府递上毕恭毕敬的‘禀贴’。蒋廷黻先生曾就此写道：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的‘将就了事，敷衍过去’。”（注6）
此外，据英国出版的《中华帝国外交史》记载，当时的英国政府和在华商人从律劳卑事件中得出的教训是：“直到现在才使我们认识到，过去与中国政府和其官吏打交道，最失策的就是甘受其辱及对不公平的歧视性待遇逆来顺受，这样不独使国家的尊严受到损害，而且会引起对我们威信的怀疑”。虽说中英第一次战争的由头确实是林则徐的禁烟，但中英之间由两种文化的根本性差异而起，日积月累的矛盾与冲突才真正奠定了必然进行战争的基础。
基于上述无可否认的史实，只要你是一个会用脑子思考的中国人，你想得出自己的什么结论，无疑那是你的自由。在此，我要反问宋石男的问题是：你有什么权力去指责别人是在“厚诬”历史人物呢？难道你树立的道德英雄只能允许别人给他涂抹金身，而不可以指出他胸中蕴蓄的都是些秕糠和稗草吗？
在我看来，每一个中国人谈论中国的近代历史，特别是谈论所谓“鸦片战争”历史，如果失去了基本的求实精神，而象宋石男先生一样，满足于站在中华民族的道德高地上指手画脚，则意味着中华民族永远不会有所长进，只会自甘落伍而心安理得。当然，我并不是说我的结论不可以被质疑和批判，我只想请你拿出像样的历史事实和先进的文明理念来说服我，我想，我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结束语
在我看来，一部世界近代历史和中国近代历史，它清晰无误地告诉我们，基于西方土壤的现代文明虽然瓦解了或将要瓦解地球上所有的落后文明，也曾经给中华民族一度带来过深重的灾难，但他为整个人类带来了幸福与进步乃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我们只要看看自己四周，我们所享用的人类文明成果，有哪一样不是源自西方文明的产物：从器物层面看，大到宇宙飞船和飞机火车轮船，小到钢笔打火机和笔记本电脑；从制度层面看，从当代的代议制政治制度到现代企业制度，从城市管理规范到现代学校的办学理念，我们中华民族族有什么东西可以在西方文明面前不自惭形秽？当然，我其实也知道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的文明，是人类社会最早熟的文明之一，中国更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保持连续性文明的世界大国；我还知道中国有四大发明，中国的科举制度催生了当代西方的文官制度。然而，你再睁眼看看现在的神州广袤的国土吧，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和那个伟大的民族，其理想的荒漠化、道德的荒漠化和思想的荒漠化，象中华民族现在这样严重？
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仅仅是把一个伪民族英雄，依据历史的真实，把他还原成阻挠中国进入近代文明的历史罪人，可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许多人，其中包括宋石男和乐毅这样的学者，居然却象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作出如此不成熟的反应：他们不是去对自己民族的落后进行认真的自省，而是将本民族的落后归罪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所谓“掠夺”。他们居然在充分享受着西方文明给他们带来的成果时，还要继续把一个真正导致中华民族堕入百年深渊的历史罪人继续供奉在伟大的神龛上。对宋石男、乐毅这样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如果说他们被历史的局限所枷住，是对他们最委婉的批评，如果要说得再重点，这些人将被无情的历史所彻底淘汰和抛弃。当所有的中国人都象宋石男、乐毅这样缺乏历史的自省，我除了为他们感到悲悯和绝望外，实在不想再对他们说任何多余的话。
虽然我对自己的民族很热爱，但我知道，恐怕我今生对这个民族是改变不了什么。历史的悲剧叫什么，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聊以自慰的是，我的悲剧与林则徐的不同在于，我会为我们这个嗜血成性的民族在未来面对另一种先进文明挑战时，减少些许的血腥气味。
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为了你和你的子孙有个美好的未来，你都要重启你的大脑进行思考！
（2006-10-6，于农历丙戌中秋节）
注释：
注1：宋石男：《‘再谈林则徐’是厚诬古人》
地址：http://culture.163.com/06/1005/09/2SLLDM8K00280004.html
注2：乐毅：《说“林则徐是历史罪人”是一种文化暴力》
地址：http://culture.163.com/06/0928/09/2S3JO5I500280004.html
注3：本节内容和史实来自樊美平《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
地址：http://www.housebook.com.cn/200103/7.htm
注4：同上
注5：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23页，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注6：同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