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公权力如何应对舆情热点

6月17日至6月20日，湖北省石首市发生因一酒店厨师非正常死亡导致的数万群众围观起哄、围堵道路事件。20日上午至夜间，部分群众多次与警察发生冲突，致多名警察受伤、多部消防车和警车被砸，此事件迅速成为网络热点事件。中央电视台6月25日《新闻1十1》节目播出的《石首，为何再度“失守”?》，就石首事件进行了评论。央视著名新闻观察员白岩松直言不讳地指出石首市政府在该事件信息发布中表现出的被动:“当地政府所拥有的主动的最佳时机被自己给错过了，一下子把自己的工作变得被动。”
如何迅速了解和把握网络这种新型信息载体的脉搏，及时回应公众疑问?如何依法依规向民众提供最新最快最全的真实信息，引导舆论，掌握主动，消除谣言和误解?这是当前各级公权力机关面临的重大课题。
1、5月份网络热点事件数量飙升
每月的8日至10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舆论研究所对上一月份的网络热点事件监测报告就会形成，并呈送相关部门作舆情动态研究的重要参考。拿到新鲜出炉的5月份网络热点事件监测报告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发现报告数据呈现出一个重要变化。
“相比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热点网络事件在激增。”6月25日，喻国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据介绍，今年前4个月网络热点事件数量每月为20件左右，但5月份就多达31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示信号。”喻国明指出。
今年5月中旬，湖北邓玉娇案发生后一周内，全国各大网站都相继开始跟踪报道。在搜狐网、新浪网上，每条消息的点击量都以数十万计，后面还跟有成千上万条留言。有的网民对案件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探讨，有的网民则言辞偏激。6月16日，法院一审判决邓玉娇刺死镇干部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对她免予刑事处罚。至此，备受关注的邓玉娇案算是尘埃落定，然而此案曾引发的网络舆论风暴和公共危机事件仍历历在目。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舆论研究所的网络舆情监测数据印证了邓玉娇案曾引发的网络舆论风暴。据喻国明介绍，邓玉娇案是5月份排位最高的热点网络事件，舆情热点指数达到89.42(100分为最高分)。“达到80分以上已经是非常热点的事件了。”喻国明告诉记者，5月份排位第二的热点网络事件是杭州飙车案(舆情热点指数达85.75)，排位第三的是广州讨债者爬桥引发严重拥堵老汉将其推下桥事件(舆情热点指数达83.27)。从整体看来，5月份舆情热点指数超过60分的网络热点事件数量多达31个，相对于过去每月网络热点事件数量仅为十几个到20个左右，且舆情热点指数鲜有超过80分的现象，喻国明认为，这些数据变化应引起相关部门的充分关注。
2、不作为错误作为是一些部门应对能力的短板
虽然我国已于2008年5月开始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然而，有关专家通过对一些网络热点事件的分析发现，在很多网络热点事件的应对中，很多基层单位和部门基本属于一种不作为或者错误作为的状态，解决问题的手段都比较弱，水平也都比较低。这已成为当前有关部门行政、执法能力的短板。
在石首群体性事件中，从6月17日事发到6月20日石首市政府发布公开信，粗略统计大约80个小时。对此《人民日报》的评论说，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一方面是网友借助非正式媒体发布信息，探寻真相。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时间里，体现政府立场的新闻稿只有3篇，而一网站的帖吧中就出现了近500个相关主帖。权威信息公布的不及时导致了石首市政府在该事件处理过程中的被动和事件升级。
针对一些地方公权力机关应对能力弱、处置网络热点事件方法措施不当的问题，央视新闻观察员白岩松说:“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这样的语言我们经常听到，(群体性事件发生)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不法之徒，或者说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我们先说多数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应该是多数吧?既然他不明真相，让他明了真相，这个多数不就摘出来了吗?再说不法之徒这个用法，既然是不法之徒，为什么你没有对他进行法律方面的处置呢?那就说明是不是你还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凭什么可以叫他不法之徒呢?这是一种荒唐的说法。再说别有用心，法律上是否有别有用心这样的一个定罪，如果没有的话，是否可以因心定罪呢?你怎么能够猜测到他是别有用心呢?即使别有用心，如果没有触犯法律的话，你又如何定罪呢?”
此前不久发生的王帅发帖事件也充分暴露出一些基层官员“处理”信息公开时代他们不喜欢的舆情时，面对“管不住”的网络所表现出的“不适应症”。今年2月12日，王帅因在网上发帖批评家乡非法征地的一些做法，被河南灵宝警方拘留了8天。灵宝官方的做法遭到了网民的一致讨伐，传统媒体也纷纷跟踪报道，对该事件进行了监督。4月17日，灵宝市政府派专人赴上海向王帅道歉，并就其被错误拘留8天给予了783.93元国家赔偿。
喻国明认为，王帅发帖事件一方面显示出当前网络监督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这种问题解决方式背后隐含的危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网络热点事件都是通过越级的方式得到解决。”喻国明指出，“当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机构解决不了相关问题的时候，其基本方式就是通过网络把它闹大，通过大规模群体的方式影响到上层，让上层知道，它可能就会获得一种越级的解决。”喻国明将之表述为一种“新型信访”，认为它可能带来更高层次的社会危险。
3、从两起网络热点事件探索舆情危机化解之道
“邓玉娇刺死官员案”使湖北省各级公权力机关面对一次重大的舆情应对考验。在侦查阶段，由于公众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和情况不甚了解，有关部门案情通告的数次细节变更，在同情弱者的心理驱动下，媒体和网友基于经验和感觉对该案进行感性判断，一时之间误会、谣言和假想在网上流传，使本该清晰明了的案情变得扑朔迷离，而相关的公权力机关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湖北省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面对舆情危机，最佳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严格规范文明的执法行为，在深入调查、全面收集证据的基础上，用确凿的事实和真相，用权威的信息发布，去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并进而起到引领舆论、释疑解惑的作用。
6月16日，湖北省巴东县法院对“邓玉娇刺死官员案”一审宣判。新华社当天发布了对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昌的独家专访，对此案进行了法律解读。针对舆论广泛关注的关于邓玉娇的行为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其刺死邓贵大是正当防卫、特殊防卫还是防卫过当，其是否具有减轻或免除刑罚的情节等焦点问题，包括部分舆论对专业法律问题的误解，在一审判决公布之后，湖北省检察机关迅速就“有罪免刑”的判决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适当性、法律政策依据等，请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专业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解读和剖析，并结合案件判决结果向媒体公布。目前，从案件宣判后的各方反应来看，这些正面的引导很好地起到了定分止争的作用。
6月24日，严晓玲死亡事件真相的适时披露，又一次使相关部门在舆情大战中掌握了主动，厘清了网上的不实传言。6月23日晚间起，一则《惨绝人寰:闽清常现无名女尸　严晓玲被8人轮奸》的帖文出现在国内多家知名网站论坛上，文章叙述了福建省闽清县上访人林秀英讲述的其年仅25岁女儿严晓玲惨遭警匪轮奸致死的经历，引起网民广泛关注，网络民意一度群情激愤。6月24日下午，福州市公安局即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严晓玲死亡事件的来龙去脉，公布了官方对严晓玲死因的鉴定结论、对上访人林秀英诉求的处理意见，对网络帖文提出的主要疑点一一作了回应，用大量事实驳斥了帖文对严晓玲死因的无端猜测，并表示愿意接受公众监督。
福州市公安局及时、全面公开相关信息得到了绝大多数网民的赞赏，经过正反观点的交锋、相关证据的推敲，事实越辩越明，“严晓玲遭警匪轮奸致死”的谣言目前已基本得到澄清。有关专家指出，互联网时代，公众通过网络表达意见、诉求已经成为常态，面对汹涌的网络舆情，官方及时、全面公布热点、重点事件信息，才能提升其公信力，获得公众认同，防止网络舆论演变成现实中的恶性事件。
4、应对网络民意，公权力亟待调整变革
当前中国已有超过人口总数25%的网民，其中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网络表达诉求，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引起中国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2008年6月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首次与网民在线交流，虽然时间短，但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意义。温家宝总理2009年2月28日在中国政府网与网友进行了首次在线交流，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把握社情民意上正作出巨大努力。喻国明认为，网络民意多是直接地反映社会原生态民意，对于政府官员在决策、管理和自身形象上都是一种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民意原生态的互动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使中国公权力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
今年1月初，人民网等进行网上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3.3%的人选择网络曝光。今年3月，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　对媒体表示，纪检监察部门对网络线索非常重视，中央纪委监察部等机构都有很多部门监测这些线索。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也表示，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直高度重视网络监督，去年专门组织力量收集编辑每日《涉检网络舆情》和《政法网络舆情》周刊。网络监督工作的加强，将促进司法机关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
各地政府机构和基层组织也开始了探索的步伐。安徽省临泉县6月出台了《关于办理媒体反映事项的暂行规定》，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各级各类纸质媒体、广电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短信、电话、电子邮件等)反映情况，或提出建议意见及投诉请求，各乡镇和县直部门必须在一个工作日内答复反映的事项，否则相关责任人将被追究党纪政纪责任。为能在第一时间妥善处理“网络曝光问题”，浙江省杭州市纪委于4月专门建立了网络监督信息快速反应机制，及时有效地处置有关网络监督信息，最大限度地避免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关专家认为，这些举措说明网络监督正被公权力认可，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面对网络监督功能的走强，今年两会期间曾有政协委员建议，有关部门应该成立“网络纪检”，专门处理网络上反映的腐败线索，设立专职的网络发言人，及时在网上就调查情况答复网友，保证渠道通畅，引导“网情”。
“我觉得在网络上还是应该有一些让大家畅所欲言，甚至吐吐口水、撒撒野的地方，这是必要的。人们的情绪得到宣泄之后，现实当中的冲突反而会减少一些。”喻国明指出，地方政府本身或者相关的公权力行使者，对于今天的这种社会特点却缺少相关的认识、把控和应对能力。6月17日，河南省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在回答有关媒体记者询问群众反映的经济适用房的土地盖别墅一事时，因说了句“你是要为党说话，还是要为群众说话”，受到了网上铺天盖地的“群殴”。6月22日，郑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称，郑州市委、市政府成立调查组正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逯军已被停止工作，接受调查。
对此，喻国明认为，各级公权力部门在舆情引导中应注意工作技巧和手段、应对程序和流程办法。“这已成为越来越日常化的需求。”喻国明表示，“各级政府也好，跟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基层公检法干警也好，应该在这些方面进行集中的培训和教育，避免使本来不那么大的事情恶性化，这应该成为当前各方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