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半居民自认"中下层"的真实原因

过半居民自认"中下层"的真实原因转自81.china.com
毕诗成转自81.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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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半居民自认“中下层”是消极的，改变这种消极不能把希望寄托于政府部门在民生问题上自上而下的权力自觉。追求利益的能力与权利的失衡，才是不同利益群体感觉自身乏力的根本原因。今日中国，我们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分水岭，而越过这个“岭”的关键，已经不能仅仅靠以往“加快发展”的老办法了，必须敢于在体制改革上有大的进步。转自81.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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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所做的一项《中国当前的发展和民生问题》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在进入超周期的高速增长后，居民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收入增加而增加满意度，相反的是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进入中下层。2006年中国约有53.6%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下层，这个数字比例分别比2003年上升了2.6、9.9个百分点。同时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上层、中上层、中层人数的比例则都分别下降。(《21世纪经济报道》6月8日)转自81.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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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长骨头不长肉”的发展悖论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来的。不同于改革初期经济发展带来的“普惠性”，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让居民感受到社会状况的改善———不仅低收入人群不满意，中上层群体也开始不满意了。比如，报告显示，北京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处级干部，因为房贷、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的压力比较大，也会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转自81.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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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作为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当我们从过去的“温饱评价发展”进步到“幸福评价发展”的时候，出现这样的“迷茫”应该说是在所难免的。由于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封闭型评价，因此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资料显示，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自认为属于社会中层的人数在50%以上)，而是跟基本的社会分配秩序、社会公平度有关。转自81.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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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上陷入困境，是当前居民普遍“感觉中下”的原因所在。有专家就指出，关键的问题可能还在于加快民生问题的解决过程，比如中国还没有把就业、住房两大保障问题的基本法律纳入立法日程，说明还有很多工作未启动。但是，希望寄托在把就业、住房等问题“纳入立法日程”，实在是患了“法律依赖症”。现有的法律还少吗？转自81.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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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半居民自认“中下层”显然是消极的因素。但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消极，把希望寄托于立法，甚至寄托于政府部门在民生问题上自上向下的权力自觉，似乎都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在当下，追求利益的能力与权利的失衡，才是不同利益群体感觉自身乏力的根本原因。转自81.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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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有启发的证据就是：在调查哪些人受益最多的问卷中，10年来城乡居民首次认为是国家干部这个群体，这与前几年私营企业业主被认为受益最多的调查结论大不一样。———而国家干部正是现今在社会的各种分配中追求利益最大、权利运用最充分的群体。每一次改革，这个群体都会充分运用自己的博弈能力使其朝向最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向发展。转自81.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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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社会博弈能力强，是保证社会受益的关键所在。相反，由于享受的权利远远不够，多数居民在追求自身利益方面显得毫无能力：工资被压得很低无博弈能力、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敢怒不敢言、孩子上学面对高收费没有话语权、到了医院被要求不断掏钱只能逆来顺受、水电气各种生活用品说涨就涨只能无奈掏钱……中国大多数人在受益与支出方面自己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这与既得利益者(某些名人、富人、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为权利的匮乏，在因为生病或其他原因负担加大的时候，就非常容易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这种危机造就的是生存的恐惧。转自81.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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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我们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分水岭，而越过这个“岭”的关键，已经不能仅仅靠以往“加快发展”的老办法了，要想继续积聚大家对于改革的共识，光靠GDP的增长与“重视民生”的呼吁甚至喊空话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必须敢于在体制改革上有大的进步。通过制度性的安排，令居民在民生问题上“人人可参与”“人人有能量”———有民主监督民生问题的力量，有表达利益、追求权益的力量，有向各种畸形的发展说“不”的力量。只有人人有了争取权利的能力，社会才能有继续向上发展的不竭动力，过半居民自认“中下层”才有可能转变到过半居民自认“中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