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阳风雨桥”入世博

以三江程阳风雨桥为原型制作的“侗乡风雨桥”模型细致入微。特派记者 黄伟国 摄

 　　世博会上精品多多，在广西馆，“侗乡风雨桥”模型同样惹人眼球。这座由7位侗族民间艺人联手打造出炉的“缩小版”风雨桥，是根据柳州三江县程阳风雨桥的原型，以1∶40的比例精心设计的。昨日，记者连线了该模型制作和运输的主要负责人、三江县文化和体育局主任杨全中，了解到不少有关这座模型的制作经过和它背后的“风雨”故事。 

　　风雨桥模型同样不用一钉一铆三江县程阳风雨桥始建于1912年，于1982年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座四孔五墩伸臂木梁桥，是侗族木结构营造技艺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木建筑中的艺术珍品。 

　　据杨全中介绍，此次在世博会上展出的“侗乡风雨桥”模型，桥长2.7米、宽60厘米、高90厘米，是完全以程阳风雨桥为原型，以1∶40比例来精心打造的，里面的构造、建造模式以及材料都与程阳风雨桥一样，整座模型不用一钉一铆，大小条木凿木相吻、以榫衔接，结构纵横交错却一丝不差。 

　　7位民间艺人仅20天完成制作木结构模型制作讲究的是技和快。然而在风雨桥模型的制作过程中，由于结构的限制，寻找高超技术的民间艺人和争取充裕的时间并非易事。 

　　“我们接到展示通知时，已经近3月中旬了，为争取制作时间，我们必须选择多位经验丰富、技术超群的民间艺人通力合作。”杨全中说，随后，县文体局马上就选定了第一个人选———多次主要制作过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工艺品的侗族民间艺人吴送军。对于能制作参展世博会的风雨桥模型，吴送军感到非常光荣，立马就答应了。 

　　之后，经过县文体局多方寻访，其余6位侗族民间艺人也陆续选定。这样，7位主创人员悉数到位。从3月20日开始，他们着手进行模型的制作。 

　　“时间只有20天，能否按时完成任务，当时我心里还真没底。”回想起模型制作过程，杨全中说。为了如期完成任务，7位主创人员几乎没睡过一天好觉，天天没日没夜地干。特别是作为主要制作人的吴送军，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由于太劳累，他还患上了重感冒。 

　　终于，经过艰难的努力，“风雨桥”模型在4月10日全部完成，赶在原定于4月14日将模型送往上海的计划之前。 

　　自驾车运模型几小时检查一次模型制作完成了，但是运输的过程又是一个难题。由于模型是全木制品，长时间的运输难免会有磕碰。为确保万无一失，三江县文体局决定采用拥有大集装箱的车子，自驾车运往上海。 

　　在路上的4天里，运输队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打开车厢检查一遍，看模型是否完好。 

　　特别是路况不太好的道路时，运输队更是特别小心，过一小段路就检查一次，不敢有半点马虎。 

　　4月18日，“侗乡风雨桥”模型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走”进了世博园广西馆。 

　　风雨桥能从三江县走向上海，走向国际，杨全中感到很开心：“当我们一下车，把风雨桥模型摆在世博会试展区时，得到了很多中外朋友的称赞，我们相当满足、相当开心，相信风雨桥定能在世博会上大放光彩。”（记者王小欢 实习生蒋婷娟） 

湖南世界第一风雨桥工程扶贫款被指遭侵吞

　　犹如它的名字一样，湖南省龙山县捞车河村风雨桥，自建成之日起就“风雨”不断。

　　当地扶贫官员和旅游公司老板“拍脑袋”定下“世界第一风雨桥”的工程。没有立项、没有图纸，也没有工程合同，按照领导的意愿，包工头们负债担起风雨桥工程建设的费用。

　　工程竣工后，包工头们迟迟讨要不到工程款。他们发现，补签的工程造价合同中，风雨桥数额为680万，而功德碑上的数字则为1000多万。数额悬殊巨大的背后，“是长沙市人民政府诈捐，还是有人恶意侵吞扶贫款？”

　　出湖南省湘西龙山县城，顺酉水西行80余公里，山垭口一方小石碑显示：捞车河村到了。不远处，即是被当地政府号称为“世界第一风雨桥”的捞车河风雨桥。这座具有南方少数民族风情的桥，长达288.8米。

　　龙山县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夏文斌(副)书记，任期内在龙山(县)的最后一个工程。工程还没完，夏书记就回长沙了。”夏文斌原是长沙市旅游局副局长，受长沙市委组织部委派，2005年开始到龙山县“扶贫”挂职，并任县委副书记。

　　在桥头功德碑上，记者看到记载着相关人员在风雨桥建设中的“功德”。风雨桥投资单位：长沙市人民政府；工程资金：折合人民币1000多万元；建桥管理、指挥长为县委副书记夏文斌，副县长杨智慧等。

　　“拍脑袋”工程诞生

　　近年来，长沙市市政府每年都会对口援助地处湘西、相对比较贫困的龙山县一定的资金，并派驻相关干部协助开展工作。龙山县城的几条主要干道，以及贺龙元帅起义故地等项目，都是在长沙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完成的。

　　龙山县委书记张才金似乎有难言之隐，“原本是县里重点旅游工程项目，风雨桥有麻烦是事实，但夏文斌(副)书记也是出于好心替龙山人民办事。”

　　风雨桥建成麻烦桥，还得从号称“民间建筑工艺大师”李宏进说起。因为石艺、木艺雕刻手艺不一般，永顺人李宏进，在湘鄂黔边界名气“很大”，他同时兼有张家界(5.60,0.00,0.00%)宏进旅游开发公司老板的身份。

　　夏文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李的才能充分肯定。“做了很多民族建筑。比方张家界的九重楼，一般的工匠根本无法做，李宏进却把它做好了。”2008年春节左右，“他们(当地干部)来找我，想在捞车河上修一座风雨桥，我认为可行。既可以方便河两岸村民出行，还可新增一处旅游景点，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当时就问李宏进100万能把这个桥修起来不，李宏进点头表示可以。”

　　于是，夏文斌就同意李宏进开始组织人马动工。田孝祥，是李宏进组织修桥的第一批力量的“主力”。2008年正月初三，田孝祥接到李宏进的电话，称其在长沙，准备到某领导家拜年——谈风雨桥工程的事，要田赶紧筹集15万元经费送到长沙，“事成之后，两人一起来做这个工程。”

　　“老板”有困难，田孝祥立即行动，当天就到处筹钱，“共计酬到11万多”。初四一大早，田邀请4名亲友，从龙山赶赴长沙，将钱交给了李宏进。果真，正月一过，李宏进就通知田准备到捞车河村开始建桥。

　　于是，在没有正规设计、没有招投标、没有合同的情况下，田组织了3台挖掘机，数十名工人开赴现场。开工不久，夏文斌和当地一名副县长以及当地干部群众等，共同见证了风雨桥的奠基仪式。“当时，在工地上夏书记与李宏进组织我们开了会，并且鼓励大家抓紧时间，尽快把桥建好。”

　　“我就晓得这座桥是领导指定给我们搞的。”田解释说，“要不然，李宏进不会要他出钱到长沙拜年。有领导来了，做起事来就更有劲了。”

　　龙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彭绍兴介绍，李宏进完全是在“拍脑袋”办事。“当时夏书记告诉李宏进，(修这座桥)只有200万，李宏进说没有问题。一个月后，李宏进又说200万少了要300万，夏书记又同意追加到300万，后来又说要400万，夏书记也答应了。”

　　夏文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知道李宏进在吹牛，一两百万肯定做不成(建不成桥)。”“拍脑袋”的直接后果就是“麻烦”不断。

　　风雨桥“麻烦”多

　　和彭绍兴有着类似观点的，还有多名接受采访的龙山县委、政府工作人员。“这是座利民桥，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是也给政府带来了不少麻烦。”

　　风雨桥建成后的后续麻烦，让作为风雨桥承建商之一的田孝祥的生活，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5月份某天的凌晨，龙山县城一机关宿舍一楼，田孝祥把窗户掩得严实。记者进屋后，田都不敢大声说话，怕外面人听见来向他要债。他常常深夜悄悄回来栖身，清早悄悄出门。往日这个时间他早已出去，因为接受记者采访今天才没出去。

　　不到20平方米的客厅摆着3张床，墙上挂着他新婚不久的女儿和女婿的结婚照——那甜蜜的笑容，此刻在这户人家已找不到影子。田孝祥把头埋在双手中间，喃喃自语：“不搞这桥，妮子不会死。”当时，田的另一女儿得了肾癌，钱又被压在了风雨桥上，因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不幸于2009年6月去世。

　　为了躲债，这位原本壮实的土家汉子，语言颠三倒四，反复向记者表示：“被他们害惨了，我差点把桥都给炸了。”

　　据他讲，兴建初期，当地村民认为这个工程应该交给他们做，老找田孝祥的麻烦。“材料不是被偷，就是老嚷着跟我要钱，几次差点打起来。”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一个月之后，田留下200多吨水泥、几十吨钢材和其他一些建筑材料在工地，无奈退场。

　　最终，田孝祥和他的老板李宏进算清了账。“我投入到风雨桥的资金已有78.3万元，当场又借给他1.7万元现金，李宏进打了一张80万元的欠条给我。”田于是继续做别的工程项目。

　　过了仅两个月，李宏进又找到田要求田继续接下这个工程。“关键一点，是没有人给他(李宏进)垫钱。”犹豫再三，田答应李宏进，同意以120万元的总价款，负责风雨桥的木质结构部分。2008年7月1日，风雨桥上的“立楼”工程正式开始，不到一个月，木楼工程基本完成。而老板李宏进，却已悄悄失踪，“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08年4月。”田告诉记者。

　　2008年11月，风雨桥所有工程总算完工。田孝祥算了算，自己垫付到风雨桥的工程现金有290多万。直到现在“还欠自己180多万元，加上利息一共欠220万”。

　　竣工后的风雨桥，也掀起施工方和民工集体上访的高潮，“其时，维稳形势非常严峻。”彭绍兴称其是政府派的第三个负责善后者，“前两位没有把这个事情摆平。”

　　第一次参加彭绍兴组织召开的相关各方协调会时，田孝祥印象深刻：“彭绍兴不无讽刺地指出，湘西出了(田孝祥们)这样的大能人，真的有本事，政府不拿一分钱，合同也不要签，项目也不要立，就把桥修好了，太有本事了。”

　　“当时李宏进没在场，彭绍兴是在挖苦我。”田孝祥由此真正意识到：麻烦事真的来了。

　　680万和1000多万

　　“2008年腊月底，田孝祥和其他民工都聚集在县委、政府门口，要工钱过年。县委、政府领导非常恼火。”彭绍兴告诉记者。

　　于是在彭的“努力”下，找到了李宏进，于2008年腊月廿六赶到长沙，同夏文斌在枫林宾馆补签了一份“合同”。甲方代表为夏，乙方为李，双方认定：风雨桥总造价为680万元。

　　彭说，当日他返回龙山筹集到了400多万元，“第二天就把工程款全部结清了”。田孝祥只分得27万元，顿时，负债累累的他傻眼了。在田孝祥反复央求之下，于2009年春天，他得到20万元。“这其中的10万块钱，还是我妮子患病后，打了好多报告才给我的。”

　　彭绍兴介绍，2009年冬天，考虑到田孝祥的困难，还是认可他在修建风雨桥前期一个月的工作量，大概50万元左右，其中8万多是民工工资，而不认可田孝祥和李宏进双方约定的80万元欠款。

　　经《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证实，因为工程款拨付迟迟不到位，修桥过程中，李宏进不仅向田孝祥借债，还通过捞车河村村支书彭官双等人，向当地村民高息借了100多万元，才支撑了大桥完工。不过，彭官双等人的工程款及借款“已经到位了”。

　　然而对于680万的说法，田孝祥等却不以为然。“功德碑上都写了、报纸上都报道了，投资1000多万，长沙市人民政府出的钱啊。”田孝祥把照片和媒体公开报道摆在了记者面前。

　　两个造价相比较，最低也相差320多万元。据李宏进的委托人李嘉今介绍：“要彻底解决这座桥的问题，至少还要三四百万，当然包括田孝祥那部分。”

　　对此，龙山县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则认为：“要么就是长沙市人民政府诈捐，要么就是有人吞了(部分)扶贫款。”据他所了解，“长沙市的所有扶贫项目，大概都没有进行相关审计。”

　　夏文斌给出的说法是：“没有做预算、没有立项是事实，凤凰大桥垮塌之后，湘西所有的修桥项目都停止申报。”“补签合同约定的680万元总工程款，是李宏进他们算出来的，应该是准确的。至于功德碑之事，则完全不清楚，可能是他们乙方自己弄的，想夸大一点可以理解。”

　　吊诡的是，明明在功德碑上写明了1000万的专款专用扶贫项目，在众多人的质疑声中，近日，龙山县政府在公开给网络媒体的回复中称：1000万对口扶贫款，经县里研究安排，300万元用于捞车河风雨桥建设，其余用于皇仓中学、里耶景区等工程项目建设。

　　龙山县委书记张才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风雨桥的资金是夏(文斌)书记搞来钱修的，所以我们没有插手。”当地政府不便“管”，作为对口扶贫的管理部门，长沙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一喻姓处长表示，扶贫资金不归组织部门落实。

　　判决成“一张废纸”？

　　因为欠账太多，房子押在债主手上，一家人蜷缩在女儿的一居室里度日。田孝祥从2009年开始决定打官司。垫钱帮政府修桥是事实，又请教了律师，田认为“这官司准赢”。

　　立案、开庭、判决一切都是依法进行，田胜诉。2009年4月22日，当地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09)龙民初字第78-1号，依法冻结龙山县旅游局账户“修建捞车河桥”工程款200万元。在冻结期间，未经法院许可此款不能支付。

　　而彭绍兴则认为：“法院这样做是不谨慎的。”这200多万工程款，李宏进都做了预先安排所欠工程款的支付名单，自己是不能“改变”的。他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出具了一份“表格”，表上显示有李宏进的签名。他认为，要执行李宏进的预先安排支付名单，就只有把人民法院的裁定放一边。

　　田孝祥则认为，彭绍兴因为自己“打官司惹其不满，他还在会上指着我的鼻子说，要让法院的判决成一张废纸”。“李宏进失踪后只有他们能找到，这个预分配方案，实际上是彭绍兴等人操作的。”

　　龙山县法院分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彭振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法院的一切工作都是依法按程序完成的，不相信法院的判决会成“废纸”。但也委婉地表达了法院“没有执行到位”的“难处”，“往往司法权威就这样被损害了”。

　　实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田孝祥先后数次上访到湖南省委、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部门亦对此案有了明确意见：湖南省高院两次要求龙山县所属市区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落实民事案件的执行问题；湖南省委政法委、湖南省涉法涉诉

　　联合接访办公室也多次下函督促湘西自治州及龙山县委、政府妥处该案。“鉴于田孝祥的现状，为了执法的严肃性，(法院)做了不少协调。”彭振南介绍，2009年8月12日，该院还专门致函县人民政府。

　　然而，至今田孝祥还没能要到他的工程款。而当时风雨桥的指挥长、“扶贫专业户”夏文斌，则返回长沙担任岳麓区委副书记不到一年的时间后，被提拔为正处级干部，目前已经到西藏自治区贡嘎县担任县委书记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