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童留学潮

幼童留学潮

南都周刊年度第26期封面报道：幼童留学潮

七月，就在中国高考生、中考生期盼“金榜题名”时，越来越多的高中、初中生加入了“弃考一族”的行列。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而今年预测弃考人数接近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21.1%。相关统计数据，也力证这波“弃考留学潮”的冲击力：今年中国低龄学生出国留学人数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峰，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两到三成，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不管是通过留学中介抑或直通车，还是以国际学校为跳板，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送幼小的孩子独自出国，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规划，也是一项巨大的风险投资。但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中国新富甚至中产家庭，依旧宁愿花费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送孩子走出国门接受国外的教育。个中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对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甚至对中国的大学失去了信心。

伴随中国幼童留学潮的是第三波移民潮。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根据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第三波移民潮正悄然兴起，其主力转移到了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上。为避免把孩子孤身扔在海外，他们希望孩子能在自己的监护下完成学业，举家移民成了这些中产家庭的新选择。

百万考生弃考留学

2009年，84万高考生弃考，而今年，这个数据可能突破百万。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中，放弃国内中高考转而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正以20%的速度增加，弃考留学蔚然成潮。

南都周刊记者 _ 黄修毅 实习生 郑文 上海报道

7月4日，一群学生在广州出国留学展上咨询校方代表。

耀华国际教育学校的课堂教学情景。

七月，正是千万中国考生和他们的家庭被大学录取的时节。

今年，却被去年那区区84万人的“零头”先声夺人，他们是“弃考一族”，无意去挤千军万马争过高考“独木桥”，更无须去赶“一毕业就等于失业”的悲哀远景。

84万人的数据，得之于这样的减法：2009年我国有83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而其中报名参加高考的为750万人。今年，弃考人数更可能突破百万。

6月中旬，高考成绩公布后，坊间对广州没出高考状元另类解释为，“状元出国了”。同时，人们也不时听闻重庆等地个别学校，整班几十名学生同时出国上大学的消息。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的公办重点高中，放弃国内高考转而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数量在增加。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发布的留学调查报告显示：出国留学生当中，15岁到18岁占了近三成。

中国的人文传统奉行由“家”而“国”而“天下”，留学却剪出三者之间的一条捷径，有人通过它绕道高考，直插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背后；有人欲通过它跨越中西隔膜，挤身具有全球化品格的世界公民。

其实，中国第一批清朝留学生就可称是低龄留学。自1872年起的三年间，经容闳提议，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多在10至16岁之间。这些娃娃们肩担洋务派“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的期许，在当时的舆论看来却更像是一桩赴蛮夷之邦的苦差。

斗转星移，如今的出国留学已是人人欲得之的香饽饽，从公派转为个人行为，更有父母不惜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接受世界名校的教育。

新东方教育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赴英美加澳读本科的学生数量持续增长，占到了所有出国留学人员的五成。而自三年前美国高中教育对中国学生开放始，低龄学生出国留学达到近年来的顶峰。

综合上海、北京、广东三地多家留学中介的数据，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铁了心要出国读本科的高二学生寇睿琦，已经寻觅一所美国高中的交换生机会多时。去年夏天参加“哈佛模联大会”巡游美国高校的记忆，还停留在她的鼻腔里：“你在校园，闭上眼睛嗅一嗅那里的味道，太不一样了。”

事先张扬的“弃考”

七月，校园操场上的野草还在兀自疯长，下一拨孩子接替前脚刚走的学长，也将迈入“毕业班”的行列。

参加完高考的学生正焦灼地等待录取通知书，而高二学生则要为“文科还是理科”的选择挣扎。

上海四大名校之一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十一个班级，在这个暑假过后，将被分成两个预录取班和九个平行班，再以高考加试科目的不同，划分为物理、化学、历史、政治等班级。

从那一刻起，同学们就将与大学的专业录取、未来的职业取向、乃至人生规划对号入座。也正是在这个时段，“高二下学期，到高三上学期，是学生流失的高峰。”复旦附中教务处的徐老师说。

寇睿琦还在寝室里和同学们复盘这次期末考试，每当大家的答案相合，她都会大口喘息，作如释重负状。“睿琦，你还有什么好紧张的？”

虽然作为分班依据的此次考试结果，无以影响到她的高考起点，但这个女孩暗自较劲着“平均绩点”。申请高三赴美国高中交流学习，意味着由每一次平时考试牵动的平均绩点上下，都会关系到国外录取考官对她的评价。

寇睿琪的书架已经打包净尽，案头唯留一本被称为“红宝书”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词汇。在同一栋寝室楼里，有几张宿位已腾出了近一周。寇睿琦的几位同学干脆选择了休学，踏上各自的出国求学之路。陈之问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投考方向是英国牛津大学。

据陈的班主任胡小群介绍：今年他班上45位学生中，已有4位先后休学，选择放弃高考，转而准备留学国外。而这一比例在年级中约占20%，“很自然，人往高处走，我们的尖子生都以美国长春藤高校为目标”。

校方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放开高中生留学以后，复旦附中每年有四五十名学生，最终被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国外高校录取。近五年来，每年都有10％左右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报名参加高考。这一数据比上海市的平均比例高出了近三倍。

而在五年前，该校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还只有零星的十来人，且多由公派或校际合作的模式成行。

出国梦

寇睿琦的小学、初中阶段教育，是在河南完成的。为了投考上海“四大中学名校”之一的复旦附中，她早早就当上了“考试移民”。在高三分科的节骨眼，孩子却提出弃考留学的想法，让父母顺理成章的“复旦梦”破碎。

“如果不是来到复旦附中，我恐怕不会有出国读书的念头。”寇睿琦说。这两年间，不仅学前课后，常有国外的名牌高校前来设摊宣讲，每次一两个金发碧眼的老外，架起一面面花花绿绿的校旗，“能不看得我们心旌招展么？”再加之耳濡目染校友的留学经历，其中有一位甚至以哈佛大学中国招生负责人的身份归来。

在7月3日落幕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上，来自国外高校、留学中介和语言培训机构的招生人员，几乎言必称“留学要趁早，高中刚刚好”。

新东方在北美的独家代理机构、美国波士顿教育集团副总裁黄解释说：以他们运作韩国学生赴美12年的经验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留学生的低龄化倾向不可逆转，将由目前的本科、硕士为主，扩展到中学阶段。

而一些及早行动的父母，更是四处打听出国读小学、初中的情况。新加坡因为相对低廉的价格（学费每年1万元人民币），贴近华人社会的严格管理，和毕业后充沛的工作机会，成为很多小学生出国第一站。

几乎是中高考成绩公布的同时，打着各种旗号的留学教育展就将在全国各地铺开。新东方专为高中生出国开设的“美加留学直通车”班，上海的200多个名额早在六月底就遭“扑空”，更多人则选择参加美国“高考”SAT培训班、或者托福、雅思等出国必考的语言类考试培训。

新东方国外考试部主任王文山称：“今年来参加出国考试培训的学生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大多数孩子高一就来上SAT班了，而初中参加托福考试班的也不少见。”

提早休息在家的陈之问，天天在QQ上挂着的签名档即是火星文写成的“极度讨厌雅思”。对于像她、寇睿琦等有志留学的中学生来说，高二的暑假是出国前语言通关的最佳时机。

而在独立于主流外的的“高三”一年里，他们还要准备语言考试、参加国外“高考”如A LEVEL、AP，递交个人申请材料、熟悉留学目的地国家的文化人情等诸多必经流程。

由温州移居上海的王女士和丈夫二人在“巡回展”上钻进钻出，为刚参加完中考的女儿未雨绸缪起来。“小姑娘考个211重点应该没问题，但我们想可以进国外的名校，为什么要进国内的大学？”

“我们只能把尖子学生往外推”

也许是剑桥的名头实在太过响亮，王女士还没有搞清申请美国大学主要依据SAT/AP成绩，而英国大学则需A LEVEL，就直奔“剑桥中心”而去。

陈之问在从复旦附中休学之后，也选择了“剑桥中心”作为出国的跳板。因为数理成绩突出，而又喜欢绘画，她的理想目标锁定了牛津建筑系。

“虽然国内的清华、同济、南开建筑系也不错，但知识传授方式不一样。而且听说国内的文科生，大学就算不好好听讲，只要开考前挑灯突击一周，成绩也会不错，我心里就发毛了。国外的高校是抓得很紧很紧的。”陈之问说。

为此，她从英国高中毕业考试A LEVEL的六十多门课程中选择了数学、物理、经济学三科作为攻读方向。在国内，最早的“剑桥中心”挂牌于2002年，现在单单上海，就有上师大、上海市实验中学、光华学院等名下的多所培训中心。

像陈之问这样高二报读入学的学生，要经过一到两年的大学预科教育，才有机会被英美大学录取。

而在2003年英国本科教育对中国留学生开放之初，赴英求学大多必经英国当地一到两年的预科或者高中教育，需付出50万元人民币的代价。陈之问的一位同门师姐沈佳临，2003年高考失手之后，在教育展上被一家英国预科学校录取，得以开始在剑桥求学的生涯。

“初到英国，其实是有一点失望。我就读的Cambridge Tutors College，从字面看还以为就像复旦大学和复旦附中那样紧密，但其实与剑桥并无瓜葛。”事实上，国外的预科与大学升学率之间，很难建立直接联系。尽管，最终沈佳临凭借自身努力如愿进入剑桥大学，但她在英国的求学也被迫延长了两年。

国内的“剑桥中心”通常开办四个年级，招生对象覆盖了初中毕业生到高中毕业生。陈之问从高二入学A1年级（两年课程），自有一番打算：“其实，初三复习一整年就让我对国内教育失望了，人都快闷得发霉了。高三又炒一年冷饭。”

复旦附中国际部的负责人吴小新校长对此也只有摇头的份：“我们的学生都是尖子，因为国内以高考为导向的教育政策，也不得已搞些应试教育。实在是对学生才能的最大浪费。”

英国高考A LEVEL，在一个既有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没有固定的教材支撑考试，而是注重学生自主研究和思辨能力的培养。高考指挥下的课程已难满足学生的求知欲。

目前，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复旦附中、格致中学等重点中学的出国留学比例已逼近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出国“分流”，成了又一脉主要的学生流向。

“剑桥中心”等社会办学的留学培训力量，加入到对优秀生源的争夺当中。以上海实验学校剑桥中心为例，一年级新生入学标准，只比去年的上海中考市重点线低五到十分。

准备留学的低龄学生在常规教育以外，可选择的模式包括：“留学直通车”、国际学校和实验双语学校。

“留学直通车”，多是由办学机构与加拿大、澳洲的大学挂钩，以保证学生升学率，但这些高校的排名一般难以进入世界前50名的行列。国际学校，则按照教育部规定，只能接收非中国国籍学生。号称以英国著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为模板的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耀华国际教育学校等针对中国本土学生的国际化教育机构，开始显山露水。

“公立学校目前在这一领域内，只能是望洋兴叹。”吴小新校长感慨道。

在复旦附中的校园内，一枝月桂树之隔，便阻隔开了国内部和国际部的教学方式。小班制教育的国际部讨论课上，国际学生为了净化汽车尾气的排放方案轮番登台，而寒窗苦读的应考生们则纠结于机关算尽的模拟试题。树下，能听到楼内操着多国语言的国际学生嬉闹奔跑；抬头，却望不到他们黑板上轻松开放的讲解。

陈之问等准备出国的学生，听说学校的国际部打算在近两年开办国际文凭课程（IB），曾想报读，但遭婉拒。

吴小新校长无奈地说：“像我们这样搞精英教育的学校，早就提出学生需要差异化培养。教育改革的本质也就是让课程能适应每一个孩子，让孩子能选择课程。但是，IB多好的一套课程，就因为历史课本对朝鲜战争的解读角度问题，公立学校一直没有获批使用。我们也只能把尖子学生往外推。”

“像A Level这样的大中学衔接课程，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大学阶段所要求的学习习惯。而我们的高等教育本身就是让人失望的。”上海实验中学剑桥教育中心主任章良如是说。

“十八年教改就是一场失败”，虽然办学宗旨不同，但公立和民办留学培训的两位校长，同是一声叹息。

参照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三年后，国际教育机构将被允许进入中国市场，国内的办学力量必须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果教育质量不能得到提高，那么人才流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无可避免。

“显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芝加哥大学的全美民意调查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美国2009年培养的研究型博士，本科毕业于清华最多，其次是北大，第三位才是美国本土的加州伯克利大学。

无怪有人如此换算：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以前，国外的学校来我们学校招生，我们都是看在面子上，给他们两个尖子，帮他们拉拉生源。2003级送往Cambridge Tutors College的学生就属此类。但现在人才流失，已经越来越低龄化。”吴小新说。

王文一是吉林实验中学高二的学生，即将到来的八月砥砺着他做出的，也许是人生第一个重大选择。

目前在湖南信息奥林匹克国家队“备考”的他，从初三下学期开始便休学在家，专致竞赛训练。这个早慧的学生，面对死板的学校教育难以打起精神。但对于自己感兴趣的“围棋、文学之类的东西”，又无法从课堂得到满足。

“我并不想全心全意把精力放在竞赛上。”王文一欲言又止，高一上学期半年的美国高中交流生活，似乎拓展了他人生的界限。“相比Huntington那个安逸的小镇，我们这儿实在是太浮躁了，我整个人被清零了的感觉。”

“美国”和旅美之行中结识的“那个女孩”，似乎合成了一个在他面前恍惚的曼影，“我显然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这个宣称自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又要等到八月以后才能“好好想想以后的生活”的孩子，在谈到参加奥林匹克大赛的时候用的词居然是“责任”。

升学的压力本不该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被许诺了：获得奥赛前20名，保送进入清华大学，20至30名进入北京大学，30至50名进入复旦交大，“而我初二的时候就可以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我想过去美国留学，但绝不是为了逃避压力”。

“你要知道一个男孩子心里有了一个女孩子之后，会有一些 ‘钢琴、水墨’这样的爱好”。但回到现实，他要面对的是进入奥赛前20名的“责任”。

波士顿教育集团副总裁黄，也曾与王文一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从湖北省理科实验班保送进入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赴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术业专攻物理，而事业则落在了出国留学咨询。在他看来“你大学出去，很可能已经晚了，在中国接受教育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没赶上公派留学年代的他，感叹自费留学时代的到来，低龄化留学趋势的出现，才证明了中国人自发地重视优质教育资源，尊重一种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培养之可贵。

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而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陈之问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分别从事材料和机电方面的研究。她选择建筑学的专业，最初也有平衡父亲的理工科偏好和母亲的文化爱好之意。

陈之问坦言：“父母从小学开始就希望自己能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而上海实验中学剑桥教育中心主任章良接触到一半以上的低龄留学生，都身处中产家庭，父母多是外企高管、国有事业单位领导、公务员。“很多父母本身就在国外取得了硕士、博士文凭，他们从自身的留学经验出发，希望更早把孩子送出国，更融入国外的教育体系。而并不是谋求将来的经济回报。”

吴小新校长分析道：“目前接受留学教育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正当四十上下，不少人赶上上世纪90年代初的移民潮。因为长期旅居国外却很难获得文化认同，更让他们意识到对孩子的教育，要系统地接受和学习国际化的思维方式。”这批家长现在有不少已返回国内，等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再选择海外陪读。

弃考留学生的跨地域流动也蔚然成风，目前上海的留学培训学校中，约有一半为外地生源。“这固然有外地高考压力更大的原因，但是国外优势的教育资源才是吸引力的根本。”章良说。

今年高考平均录取率是62％，而上海的高考录取率接近九成。09年84万弃考生中有21%的人将要走上留学之路，在上海、北京等留学教育兴起较早的地方麓集，形成一个个隐于市的“弃考留学移民”群落。

把双休日都耗在留学教育展上的王女士，有备而来地用小拖箱装了满满一车资料，她要为华师大一附中初中刚毕业的女儿，安排一条十拿九稳的成才道路。学校的排名如何？是否能保证申请成功率？是她费了千百遍口舌的问题。

然而，两天下来，在她耳旁环绕的，却是一位留学中介的反问：“如果以你孩子的能力上不了清华北大，有什么理由一定要上美国的一流名校呢？”

国际学校，幼童留学演练场

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的创办人苏文骏和学生们在一起。

耀华学校的外籍老师和学生在食堂共进午餐时谈心。

针对中国籍学生的国际化学校，正越来越多地被新富与知识阶层家庭所接受，成为中国幼童留学前的演练场。

记者 _北辰 上海报道

晚上8点，凯瑟琳还蜷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着漫画书——《The Kin-der-Kids》，这是妈妈何玲上次在美国出差从旧书摊上淘来的。

这丝毫看不出，明天，8岁的凯瑟琳要参加学校的期末考试。进入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两年来，无论期末考试还是期中考，对于凯瑟琳来说，只是意味着小区里一时找不到玩伴玩。

与那些就读公立学校正不安等待考试的玩伴相比，凯瑟琳轻松得很：没有补习，没有做不完的复习卷。即使考砸了，也不会在同学面前公开“出糗”，因为学校不会公开排名，她只知道自己这一次是不是比上一次做得更好了。

对凯瑟琳来说，考试之后，就是精彩的暑假生活。

每年这个时候，父母都会带她去世界各地旅行两个星期。今年，去的是巴厘岛，同行的是她的好朋友琳达一家。她们商量好要去看看那里的咖啡农场，据说用被果子狸吃下后排泄出来的咖啡豆做咖啡。而在去年，是荷兰和法国，她带回一双小木鞋，后来在班上每周一次的集会上，秀了一把。

在这个暑假，凯瑟琳也要做作业，但看起来“工作量”不大。英文的暑假作业是“多读书，看看英文DVD”，以及从国外的英文学习网站上，下载一些跟她年龄相当的题目。而语文、数学作业是上海小学普遍使用的《暑假生活》，薄薄的，40页左右。她只有这一本作业，而且只需要完成大概三分之二的数量。学校一向不主张重复，平时做作业，数学计算练习一周也就两页纸。

不用为期末考试发愁，没有繁重的暑假作业，学习更像是为了求知，考试更像是为了教学改进，8岁凯瑟琳的幸福，并不是唯一的。

在上海美国学校，读一年级的杰克，完全不用考试，只是学校定期有考核，但成绩从来不会告诉家长；在上海民办中芯学校国际部，课本除语文外从不让学生拿回家去，一年级的美国女老师嘉法甚至还专门叮嘱家长：请一定不要订正学生的作业，我要看他们对课堂上的东西掌握了多少。

凯瑟琳、杰克这样的学习模式，在中国当下教育体制下，看起来如天方夜谭。而这一切在于，他们所在的学校——国际学校，超然于中国的高考体制之外。

相比凯瑟琳所在的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杰克所在的、创办于1912年的上海美国学校，从血统来说，是最为纯正的国际学校。目前上海有20多所这样的国际学校，在北京超过40所，广州则有7所，跨度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

按照中国《教育部关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规定》，国际学校只能招收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员子女，实行纯正的全英文西式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国际学校，像是“国中国”，跟上海本土文化和人群没有丝毫的关联。

一年一二十万元的高学费，对于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国际学校是可望不可即的梦想。更何况，基于政府的规定，中国学生不能进入国际学校。但是，在越来越多中国本土家长，希望孩子从小在国际和多元环境中长大，脱离高考桎梏，初中、高中之后就留学海外的混合需求下，像包玉刚实验学校、耀华国际教育学校等国际教育机构，开始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脱颖而出。

“我们不是‘国际学校’，也不是纯粹的中国学校。”包玉刚实验学校副理事长苏文骏定义说。与纯正的国际学校不同，这些为中国学生提供一个不脱离中国本土文化同时可以接受国际教育机会的本土化国际学校，更像是中国幼童留学的演练场。在中国9年义务教育框架内，他们实行中英文双语教学，采用国际化的教学和管理模式。

在上海一家全球500强企业工作的凯瑟琳母亲何玲，不想让女儿身陷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当中。虽然她对中国教育制度仍抱有希望，但是在她的人生规划中，凯瑟琳迟早会跟他们夫妻一样，做一个国际人，出国接受教育。

“国家不是要改革高考，改革教育体制吗？没准儿等凯瑟琳长大，国际学校这种教育理念已经成主流了！”2008年，在一长串排队人群中，凯瑟琳顺利进入包玉刚实验学校。

不用学，玩就够了

每天早上，8岁的凯瑟琳，在奶奶的陪同下，来到离家不远的学校。

8点15分，学校举行升旗仪式和早锻炼。升旗前，如果那天有重要事情需要交代，校长会提醒大家。比如3月最后那个周五，Warren  Johnston校长提醒说，周六晚上8点地球要熄灯一小时。凯瑟琳真的记住了，那天家里连电视都没开，一家人坐在飘窗上，点着蜡烛聊天看夜景。

早锻炼里有跑步、做操，还有传统中国小学没有的瑜伽。做瑜伽的时候，凯瑟琳最喜欢单脚站立，做出“树”的样子。

8：45，凯瑟琳的第一堂课。

9：45—10：15，课间休息。她做做眼保健操，吃吃点心，还有户外活动。

10：15—12：00，她得上一节大课，加一节小课。大课60分钟，小课45分钟。

凯瑟琳的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英文、探索、计算机以及音、体、美等。以活动和项目为主，需要背的东西不多。学校对双语要求很严格，中英文授课的内容各一半。

12：00后，吃完午饭，她在户外活动半小时。

13：00—14：45，又是一节大课加一节小课。

这样的安排，包玉刚实验小学部副校长陈艳说，可以保证教学内容的持续性，比如探索课程，要讲灾害，60分钟连在一起，内容可以更完整地展现。

之后，就是各种活动时间了。

每周一、二、三下午2点45分之后，凯瑟琳就不上课，或者说不上课本上的课了。一直到3点半，都是课内兴趣活动和团体体育活动时间。

开学之初，老师给每个人一张单子，让学生自己做主，把感兴趣的三门课程按先后顺序列出来，在老师调配下，最后选定一门课。凯瑟琳不是每次都能拿到“第一志愿”课程，但她知道反正过两个月会换的，迟早轮到自己，所以也不觉得有多大关系。两年下来，凯瑟琳选过十字绣、折纸、足球、手工、趣味韩语、英语阅读。

成立于2007年的包玉刚实验学校，现有5个年级300多名学生。其创办，据说源自香港船王包玉刚的长女包陪庆、孙子苏文骏和伊顿公学前校长Eric Anderson的一次午餐。苏文骏谈起了一次遭遇，出国参加夏令营的一些中国孩子在中途转机时，一口气买了三双名牌鞋，而包陪庆也在感叹中国大陆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Eric Anderson于是说：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办一所学校？

外界有传闻，说包玉刚学校的孩子“不用学，玩就够了”。包玉刚学校副理事长苏文骏对此的解释是：“学习应该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同时教育也不是课堂知识就能全部涵盖的，孩子往往在各种形式的活动，包括运动在内的玩中，实现能力的全面开发和培养。”在奉行全人教育理念的包玉刚学校,教育不是课堂和书本学习就可以涵盖的，学习和学生做人能力的培养同样是重要的。

何玲觉得如果孩子在“玩”里面学了，那玩就没有“罪”。何玲家隔壁邻居的孩子，5年级了，却需要二年级的凯瑟琳给她念英文故事。“也许凯瑟琳的中文会没有隔壁的珑珑好，可是我从来都觉得中国的语文太难了，8岁的孩子要写中心思想，要分析段落大意，有必要吗？”

凯瑟琳常念到的小姐姐克里斯汀，是何玲朋友的女儿，正在上海耀华国际教育学校上学。这家学校由耀中国际学校创始人、孙中山孙女曾楚珩女士创办，2004年开始正式招收16岁以上的中国本土学生，学制四年，提供出国留学预科课程，前两年为国际高中课程IGCSE，后两年为大学预科课程A Level。克里斯汀可以从众多科目中选修适合自己的科目，为日后进入海外大学学习工商管理、财务、经济等做好准备。

IGCSE和A Level是英国国际教育采用的标准课程体系，也是当今世界上声誉最高、历史最悠久的中等普通教育课程体系之一，课程设置有趣新颖，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教法上也更活泼生动。

克里斯汀的选修课里，有一门经济学。讲到星巴克管理模式时，老师带他们到星巴克去坐了一下，喝杯咖啡，讨论问题。“我们当然不可能去考察人家用了多少咖啡豆，成本多少，但在那个环境里坐着，听老师讲课感觉就是不一样。”这样的课，让克里斯汀那些在公立学校读书的老同学羡慕不已。

当然，“玩”并不是包玉刚实验学校的一切。包玉刚学校有一套独立的考核标准，同时通过参加国际学校以及所在长宁区学校统一考试来了解学生的卷面水平。今年2月，他们参加ISA(国际学校测试即全英语教学学校的学生测试)，数学成绩远超国际学校学生平均水平，5年级学生参加当地语文标准测试，平均分跟公立小学成绩基本一致。

在何玲看来，很多能力，比如社交和思维能力，都不是一张卷子里可以涵盖的。

6月15日，凯瑟琳带妈妈去参加了学校的古典音乐会。一个三年级男生，一上场拉小提琴就出错了，台下哗然。这个男生示意大家停下，过去跟合奏的同伴商量几句，然后站到台中间，重新开始演奏。何玲坐在台下，很受震撼：这种自信和不放弃，是她们公司职工培训的第一课。

公立还是国际学校？

送凯瑟琳去名牌公立学校还是昂贵的国际学校？和所有家长一样，何玲当初也面临着两难选择。

她家住在徐汇区虹桥路上，周围刚好有几家很不错的公立学校。其中H校最有名，在当地像个神话。何玲去参加H校推介会。在学校门口做过登记后，她顺着指示牌走到大礼堂，一路没有人接待，家长各自找地方坐下。时间到了，一个主任简单介绍学校概况后，就给一屋子的家长放映介绍学校的视频。

“这也太牛了吧。”何玲一边看录像一边想。她在外企做产品开发，经常要跟各路客户打交道。她本能地意识到这家学校的强势：“上百个潜在家长坐在那里，学校主要的领导居然都不屑于亲自出面来做个介绍，以后学生有问题，家长一定也不会有发言权。而且教育就是言传身教，学校这样待人处事，培养出来的学生会怎样？”

曾在大学做过教师的何玲，深谙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与其托关系挤破头朝公办学校挤，何玲觉得不如去国际学校。但像上海美国学校、耀中国际学校以及上海中学国际部等老牌纯国际学校，每年录取人数都维持在20%的平稳增长，僧多粥少，同时不招收凯瑟琳这样的中国籍学生。于是，包玉刚学校成了何玲的最佳选择。在那里，她得到了与H校截然不同的待遇，创办人苏文骏和包陪庆亲自接待了家长，并详细解答了她和其他家长的提问。

何玲去过学校几次，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参观了学校的教师餐厅，看到一名外教吃完饭后，把碗筷拿到洗碗槽里，然后又仔细地把自己跟前那块地洒了点点汤水的地方擦得干干净净才离开。这个细节让何玲始终难以忘怀。

包玉刚学校一年学费10万元左右，介于“国际学校”和名牌学校“国际部”之间，何玲的一个朋友也来考察过，但最终觉得学费有点超出预算而撤退，而何玲选择了留下。

送孩子接受国际化教育的家长，一般都有海外背景或关联，何玲在外资公司工作，经常进行国际旅行，下午3点以后到深夜是她的工作时间，因为她需要跟欧美的同事同步。在外企工作，何玲夫妇虽然英文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但总还是觉得有隔阂。何玲看来，“语言不仅是语言，也是文化和背景”。在她的人生规划里，孩子以后一定是国际人，现在把她送到一个国际化的学校里，从小暴露在多文化环境下，对孩子长大后出国留学、生活或工作直接融入当地人的生活都会有帮助。

根据上海一所国际学校在校生统计情况看，70%的学生来自民营企业老总家庭，50%的学生来自中国南方，而其中，不少学生家庭本身就有海外背景，父母自身有移民打算。

在上海、广州、北京，这样的国际化学校，越来越受到中国新富家庭和知识阶层家庭的追捧。在今年4月的广州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建议广州允许国际学校招收具备一定资格的本地学生。

包玉刚实验学校的报考录取率一直维持在4：1，而耀华，2006-2007年度，他们的学生人数从55人上升到了100人。在高需求的市场刺激下，紧靠着香港的广州，明年将在广州玖珑湖开办一所耀华国际学校，招收从幼儿园到大学预科的中国学生。

凯瑟琳嘴里的克里斯汀姐姐，脱离公立教育体制，进入耀华国际教育学校读书直接就是为了出国留学。克里斯汀的父亲已经办了新西兰的投资移民，生意一部分在那里，自己在上海和奥克兰之间来回飞。以后送女儿去海外读书，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克里斯汀也确实没有别的选择。她一直在上海读书，但却是外地户口，初三快毕业的时候，学校告诉她不能参加上海的中学考试。本来父母是打算她在国内高中毕业之后去国外读预科再升大学的，但这样的情况下，就索性把她送进了耀华。

在克里斯汀家长看来，入读国际化学校，不但节省了时间成本，也节省了经费。相比高中毕业后再出国读预科，在耀华就读能节省一年，同时避免了高考竞争的压力，省下了经费。

“我买的是理念”

克里斯汀刚从上海一所公立学校转入耀华的时候，被震惊了：学校里外籍老师为主，个个生动活泼，跟学生相处像朋友一样，从来不会追着你要作业，跟原来学校老师苦口婆心的风格很不同。上课的时候，也不要求你坐有“坐态”，大家或靠或倚，求个舒服自然。课中要上厕所或喝水，举手说一声就可以去，老师跟学生也是商量的态度，会问你：“这节课还有点时间，你们想要我讲点什么？”

国际学校以及包玉刚学校这种采用国际化教育方式的学校，最终学生的出路会是通过IGCES、SATs、IB、AP以及A Level等各种国外大学认可考试而进入海外大学。无论是中国国际学校普遍采用的A-Level还是IB课程，都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包括领导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培养。

中国的教育当然并非一无是处，包玉刚学校校长Warren Johnston本是数学老师，在新西兰曾参与过数学教材编制。Warren Johnston说，中国的数学教育真是了不得，硅谷的工程师一眼看上去都是中国人和印度人。

一些朋友为何玲担心，孩子以后就脱离国内教育体制了，这种国际化学校毕竟是边缘、另类的，但何玲的想法是，现阶段这种学校被当做“贵族学校”，很边缘，但这在国外是最寻常不过的教育方式了。她的澳大利亚海归同事，每年花20多万把孩子送到美国学校学习，私下曾跟她嘀咕：“如果我还在悉尼住着，哪里需要去花这笔钱，直接就把他送家附近的公立学校了！人家觉得我花钱买语言，其实我是花钱买理念。”

苏文骏本人上过伊顿公学、牛津大学，最后在斯坦福大学拿到硕士学位，这个求学经历，在很多人看来近乎完美。他和母亲创办包玉刚学校，按他自己解释是，要把自己所受到的优秀教育引进过来，让更多的中国孩子受益。

包玉刚实验学校下学期要搬新校园，寸土寸金的位置，却跟规划局死磨硬缠修了个恒温游泳池。在其位于上海金山的寄宿制中学新校区，也划出了一半的面积来做运动场所。

运动历来是国外名校的重要教育内容。从谷歌地图上看，英国的伊顿、美国的Deerfield Academy，Hotchkiss，校舍一小块，其他都是运动场地。伊顿公学1250名学生，30个足球场，几百个划艇队，一些学生的水平可以直接进入国家队。

苏文骏解释说：“运动可以帮助学生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运动可以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是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体育也可以锻炼心理素质。球场可以说是人生的缩影，都可能有该赢的时候输掉，可能输的时候赢了的情况，那么该如何应对？这些都是运动可以教会给孩子的东西。”

凯瑟琳在学校里，选了足球课，参加学校的女子足球队。教练很年轻，很逗。有次一个媒体来采访，要拍照，左摆右摆不合适，教练就让她们站到各人的球上，看谁立得住，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拍了一组很搞笑的照片。

耀华校园面积小，没有室外活动场地，但仍然会定期搞体育主题的周五Party，设计成电视上的竞技秀一样，让学生走平衡木、爬网墙、钻“隧道”，结尾再做一道刁钻古怪的趣味数学题。

90%的学生出国

做过多年留学顾问的必益教育William Vanbergen说，报考牛津、哈佛的学生，往往都是清一色的A，其中那些有广泛志趣爱好的学生，表现出上进心、自信心、领导能力的学生，独立思考甚至特立独行的学生，更容易吸引招生者的眼球。“可以对学校说‘我来帮你们开个功夫班’的学生就更有希望被录取。”

在包玉刚学校招生会上，家长除了成绩考核之外，往往要问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以后还可以进入国内的中学，参加国内的高考吗？”

对后一个问题，家长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不行”。一般而言，孩子在国际化学校里学到了高中阶段，家长基本上没有打算让孩子参加高考，但对小学生家长来说，一部分人是希望保留“进退”的选择。

包玉刚学校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以上海二期课改课程为基础，增加大量国际教育资源，采用国际教育方式，但数学、语文的进度和水准，都跟当地学校有所参照。小学部副校长陈艳说：如果要去上当地的中学的话，当然是可以的，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毕竟，我们的理念和学习方式、关注的能力重点是不同的。

现在，包玉刚学校的生源，40%是港澳台及外籍学生，60%中国籍学生，最近的内部调查表明，超过90%的家长打算以后把孩子送出国去学习。

什么时候送孩子出国，是不少中国家长头疼的问题。在6月26日国际教育高端论坛上，耀华国际教育机构主席叶国华先生，并不主张太早送孩子出去，因为太早送出去，亲子关系还没有建立，作为一个成人的心理状态还没有成熟。他的经验是，在高中以后才送出国留学。

根据国家规定，耀华国际学校目前只能招收已经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学生，施礼德校长觉得很遗憾，因为“9-13岁是人一生中学习语言最快的时候”。耀华这样的学校，更像是一个桥梁，留学海外的预备队。施礼德说，青春期是塑造人格、品行、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阶段，小朋友早早放出去，几年后回来，可能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每个文化都有一套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准则，错过了搞懂这一套“编码”的机会的话，人在特定社会里，怎么都会觉得不合适。这部分家长，就会希望有一个过渡，耀华的意义就在于此。

上个周末，凯瑟琳和从前一起上幼儿园的几个小朋友聚会。一个妈妈问她有没有做班干部，凯瑟琳一脸茫然。凯瑟琳班上没有选过班干部，中队长的概念她完全不懂。班上只有“点心组长”、“午饭组长”、“数学组长”、“节能组长”之类的，大家轮流做。凯瑟琳最喜欢轮上做“点心组长”，课间吃点心的时候负责给同学分发点心。

几个小姑娘过家家的时候，忽然来个男生，把她们收集起来的树叶全抱走了，然后撒得满地是。那几个H校的女孩子立刻站起来，有追赶男孩的，有泼辣地大叫“抓小偷”的。凯瑟琳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不吭声。一个妈妈问何玲：你女儿这么老实，不担心被欺负啊！

对于国际化学校的教育，很多人的一个疑虑是这些孩子学到的一套礼仪恭谦让，以后在中国社会适应吗？

何玲说她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担心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太幼稚。但后来想通了，“如果培养出来的孩子心理健康、尊重他人、善于合作，那到哪里都会受欢迎吧”。在公司里常会听到人说：看，老美多笨。但她看到，时间长了，恰恰是这些没中国人“灵活”的老外得到客户的长期信任。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系化名）

中学国际班/国际部引进课程

A-Level课程

A-Level(全称Advanced Level)课程，是英国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通常被称为英国的金牌教育方式（British Golden Education System），英国学生一般在16岁或稍大一些开始学习这种课程，圆满修完这种课程即可进入大学就读。这种课程相当于中国中学最后两年的课程。

英国的大多数中学开设的ALevel课程科目相当广泛，有文科、商科、经济、语言、数学、理科、计算、法律、媒体、音乐等等。

AP课程

AP（全称Advanced Placement）是大学预修课，就是把大学的课程超前地放到高中来上的意思。AP考试是由美国Collegeboard（大学理事会）主办的全国性的统一考试，在全美国的25000所公私立高中里，已经有60%的高中，也就是约15000所高中开设了AP课程。目前，由美国大学理事会主持，指导的 AP课程的开设和考试已经发展到了世界各地。AP考试已经在全球80个国家举行。包括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在内，已有22个国家的3388所大学承认AP 学分。学生在入读这些大学时，可以将考试通过的AP学分折抵大学学分，减免大学课程，达到缩短学时，跳级、节省学费的目的。

DP课程

DP课程是国际文凭组织（IB）的大学预科项目，主要针对年龄为16－19岁（11年级，12年级）的学生，其学历得到世界主要大学的广泛承认。整个教程由6 个学科领域围绕着项目的核心成分设计。学生必须从6 个学科组中各选一门课程来修读，少则3 门多则4门为高级课程，其余为普通课程。通过这样的课程设置，学生在两年期间既能够深入地钻研某些学科，同时也能够广泛地学习另外一些学科。

IB课程

IB（全称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课程，是由瑞士日内瓦IB总部为全世界优秀中学生统一设计的两年制大学先修课程。目前有55个国家和500多所学校同步教授IB课程，学生在IB体系中修读相同的教材，学生毕业时参加全球统一考试，试卷的命题及批阅均由IB总部直接统筹规划，全世界的IB学生学术水 平因此得以统一，毕业文凭亦被公认为全球最高水平，著名学府如牛津、剑桥、耶鲁、普林斯顿及哈佛等均给予毕业生诸多入学优惠。

澳洲全国各州所有大学和专业学院都承认IB为一个优良的入学资格。美国及加拿大数以千计的大学都视IB文凭为优良的入学资历。英国的情况与美加地区差不多，所有大学都接受IB文凭。

PGA课程

PGA国际课程是通过引进多国认可的国际课程体系，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交流中心（CCIEE）和美国 ACT Education Sulotions, Limited (AES)根据中国高中教育而共同研发的适合中国学生的国际课程。PGA国际课程学习成绩被以美国为主的100多所海外大学认可，学生完成PGA课程学习后即可顺利进入国外大学就读本科学位课程。

学生完成PGA国际课程学习后，具有参加ACT考试（俗称“美国高考”）的资格，并获得ACT成绩。ACT成绩是被美国3000多所大学认可的入学录取和奖学金发放标准。

留学这门生意

广州，在五星级酒店大堂里举办的留学咨询会吸引了不少中国中学生和家长参加。

在出国留学展上向主办方询问留学细节的家长。

幼童出国留学就像一笔价值两三百万的生意，有对孩子未来的投注，也有对资产增值的考量，还有移民国外的处心积虑，而越来越多的培训、咨询、金融等机构都希望能从中分一杯羹。

南都周刊记者 _ 沈玎 实习生 谌洁 上海报道

6月28日的上海，下着淅沥沥的小雨。在漕溪北路1200号的华亭宾馆内，一群穿着红色T恤的年轻人正在大堂做着指引工作。

“请问你是来参加威久国际教育盛典的吗？”整个华亭宾馆的二楼都摆满了威久的展板，在正对楼梯的大宴会厅里，坐了一圈的留学顾问，他们或是威久的员工，或是合作院校的联系人，今天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尽力地向来客推销自己，并争取最可观的签约数。

在展会一侧的屏风内，一位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正深情并茂地“有偿”分享着自己的旅美经历，而威久业务伙伴汇丰银行的几次IPOD抽奖活动，也让现场气氛活跃了许多。

快到晚上8点，人潮逐渐退去，威久留学上海分公司经理徐冉松了松劳顿的筋骨，叹出一口气来：“今天的人流量，低于预期啊。”也许天气扫了很多人的兴，但徐冉清楚，是人们的留学心态已经在变化了。

往年6月份的这个教育展，针对的主力人群就是高考后尚未找到理想大学的学生。但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从高一、高二，甚至小学\初中，就开始筹划出国留学的事情。所有该做的工作，早在威久的教育展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准备了。

自助还是找中介？

回想5年前，刚刚做出“去英国读高中”决定时，尽管父亲的朋友热情介绍了一家中介公司，但是王嘉琳还是半信半疑。于是她自己在网上查阅学校资料，也尝试通过电子邮联系英国高中，其中包括Royal Russell在内的名校。

但是王嘉琳寄出去的几封邮件都石沉大海，只有一所名气较小的学校客套性地回复了她：谢谢你关注我们学校。后来，王才发现，当时英国学校并不接受个人直接申请，一定要通过中介等渠道。

于是，在妈妈的陪同下，她来到位于上海繁华商业区淮海中路上的出国中介门店。中介给王嘉琳介绍了很多英国教育制度，都是她以前未曾了解到的，并建议她从A level读起，中介的专业感让王嘉琳多了几分信任。

王嘉琳向中介描述了自己未来的理想大学，然后中介推荐她申请三家A level学校。当场，王嘉琳的妈妈就和中介签订了合同，合同内容包括：由中介跟对方联系，帮助申请学校，需要在中国考核的，中介提供考场，学校发放offer后，由中介帮助办理签证。中介费用为1.5万元。

在合同的所有细节都得到了履行后，王嘉琳如愿来到了英国。尽管在随后的每一年，中介都会给她发来电子贺卡，客户关系维持得不错，但王嘉琳还是为当初自己对中介过于轻率的信任，感到有些后悔。

出国留学者中有一半以上是通过中介机构获得留学信息、联系留学院校、申请签证的。中国的留学中介始于1990年代中期，曾经一度，留学中介和殡葬等行业，被列入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从2000年起政府对留学中介机构实行特许资质后，国内正规留学中介机构得以规模化发展，2003年是留学中介的鼎盛期。2004年开始，随着国内大专院校与国外名校联合办学，以及国内预科班的兴起，留学生客户被不断分流。

王嘉琳准备出国的那年，留学中介市场近来已经经过了一轮市场洗牌。比如新西兰留学项目，从一开始要价3.5万元，到那年，敢收1万元的中介也已经不多。环境的恶化，以及竞争的加剧，挤干了留学市场的水分。

“从2005年开始，关于留学中介的负面报道变少了，很多服务不能满足客户需求的留学中介都逐渐被淘汰出这个市场。”北京澳际留学总经理王薇告诉记者，能够活下来的留学中介，其实论服务和专业素质，都是还算不错的。

他们和学生并不是同一战线的

即便如此，王嘉琳还是明显地体会到：自己的留学顾问并没有真正到过每所学校，对学校的升学比例、环境也不了解。中介推荐给她的一些学校，只是因为之前做过案例，比较有成功把握，而并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她做恰当的选择。

“如果我再选一次的话，可能不会都听中介的话，A level会申请伦敦的学校或者别的要求更高的学校。”王嘉琳说，“因为中国学生一次可以申请三个学校，自己有一个保底offer，其他两个其实可以博一博更好的学校。”

“有的学生可能自己也不大清楚，其实中介最大的一个作用，并不是可以帮你申请到学校，而是在你的基础上可以帮你申请到更好的学校。”华恒教育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宋尧告诉记者，很多中介公司就是利用学生急于求成的心理，提供稳健的但不是适宜的服务。他们和学生并不是同一战线的。

据统计，1978-200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量为141.7万人，而2000-2008年7年间，出国留学的人数是108.32万人，占总量的76.44%，超过2/3的人是在2000年以后出国的。

2008年对于留学市场来说，又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此之后，留学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先是200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了22.93万人，较2008年增加4.95万人。

除去考生和家长对当前国内就业前景信心不足、就业压力大等社会原因，在威久留学碰到的案例中，还有不少家长因为子女在国内读不下去，就选择出国，希望能够“镀金”了以后再回国发展。国内的高考竞争太激烈，中等成绩的孩子可能最后只能落到二三本，但这个成绩的孩子出国却大部分能考上前200名以内的高校。还有很多计划移民或盲目跟风的富裕阶层，中国的孩子开始更早地走出国门。

随着留学市场逐渐成熟，“能把人送到国外”就算成功的日子再也一去不返了。同时，随着留学项目的多样化，留学的增值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语言培训、留学金融、移民服务、职业介绍等，单一的留学咨询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越来越低龄

在威久国际教育盛典上，阿军带着妻子和正在念初一的儿子也到了现场。他们一家在澳大利亚留学顾问那里逗留了很久，耐心地询问着有关澳大利亚哪个区的高中升大学比较方便。当听说澳大利亚念书的一年总费用大概在15万左右时，阿军默默地心算了一下。

阿军的儿子在一边一直低着头，棒球帽压得很低，盖住了脸，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从他爸对他的让人泄气的介绍中就可以知道，这可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

阿军告诉记者，儿子读书不卖力，而且他们是外地人，还没有在上海落户，所以儿子如果在上海读高中，也参加不了高考，还不如读完初中，就把他送出去。至于那近百万的留学费用，阿军说：“真的送出去了，也还是要拿出来的。”

像阿军这样从孩子很小就考虑出国念书的家庭，正变得越来越多。“从教育展的人流情况就可以看出来”，那位澳大利亚留学顾问告诉记者，以前来参加教育展的，大多是学生自己过来，而现在，一眼望去，近一半都是家长。

“在07年之前，大部分的出国学生还是以研究生为主。”威久留学上海分公司经理徐冉一边说一边画着示意图，“从07年以后，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出国，而到了这两年，初中生毕业到国外读高中已经是一个流行态势。上海的四大高中，80%的学生都有考过SAT或者是A level考试，也就是说他们都具备了在国内高考和出国的条件。”

为了抢夺这个新的市场，威久留学已经开始“授课圈地”。他们正在和各地的教委谈一些高中生的合作课程。接受了这种课程的高中生在国内读完高中以后，也就同时具有了国内高考和到国外直接读大学的能力。

这个合作课程将在今年9月份的一些高中进行试点，而威久将从中享受到一个品牌的植入效应，徐冉认为，那些早早接触到留学预备课程的学生将在以后考虑出国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威久”。

像威久这样，出国总量排在全国前三名的留学中介，总免不了要标榜自己的流水线规范服务和专业、资源上的优势。而像华恒教育这样的小公司，则反复强调着其做好高端的业务诉求，反复重申自己有别于大中介公司的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

宋尧最津津乐道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他去咨询别的中介的时候，别人不断地打击他，并且只肯承诺100名左右的美国学校。最后她帮他申请到了排名前50的南加州大学。“在幼童留学业务上，因为尚未成年，中介还要为其找好在国外的法定监护人，并提供保姆式的跟踪服务。”宋尧介绍着华恒的业务特色，“我们还为家长准备好了每年一次的探亲签证。”

在采访中，记者还感受到，无论是大中介还是小中介，对于一些没有获得教育部资质的咨询公司，他们都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来进行排挤。而咨询公司则以自身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死板的成功出国，还包括今后的职业规划等来予以还击，并可以给出低廉得多的业务报价。

比如提供出国自助申请培训的Be Beyond机构，费用为8800元，只提供自助申请培训和材料修改服务，与传统的中介服务形成竞争，不少人选择上培训班，跳过中介的环节。但据了解，澳洲和英国的很多公立学校，尤其是初高中阶段，还不能接受自助申请，必须通过中介。

相比很多留学机构为了争夺中小学市场而绞尽脑汁，上海新东方的业务前景则要乐观许多。上海新东方学校国外考试部主任王文山告诉记者：“新东方介入留学咨询行业已经有8年了，我们并没有像很多其他中介机构一样一直在打广告，一直在营销自己。因为他们没有学生，而我们的学生，就在我们的语言培训教室里。”

北京环球雅思学校校长张永琪曾预言，未来只有三类留学服务机构才能生存下来，“一是综合性的‘语言培训＋留学服务’类型机构；二是大型留学中介，通过高投入高产出，在业界树立了自己的品牌；三是专业性留学服务机构，即在某个国家或者某个留学服务环节做到行业拔尖”。

家长的算盘

目前的出国留学费用，以美国为例在美国中学一年的总费用是在4万到5万美金，在那边读完高中，然后继续读大学，读研究生，一起算下来，费用差不多要在两三百万元人民左右。

根据中介的行业数据显示，09年中国留学人数超过20万，以每个人培训和中介投入5万元计，这个留学中介的市场就超过了100亿。

“中小学生这一块的业务一直在增长，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里的市民意识超前，而且相对来说更加的富裕。”华恒教育上海公司总经理宋尧告诉记者：“我们当前的业务总量中，有30%到40%的业务就是针对中小学生。”

根据国家的不同，中介收取的费用也不同。目前威久留学对幼童留学美国的中介费用大约在2.5万元，英国大约在1.5万元。华恒教育对幼童留学美国的收费标准则是在2.8万元左右。

很多家长，包括阿军在内，都有类似的困惑：这些动辄万元的昂贵服务收费是否合理？因为留学中介看起来好像是“无本生意”。

其实一家留学中介的日常开支还是挺大的，一般留学中介都要租用高档写字楼，其租金相当昂贵；人员工资也是很花钱的一项，因为留学中介服务专业性强，外语水平要求高，一般的工作人员月薪从2000到8000元不等，管理人员的月薪大约在1万元以上。除此之外，还有广告宣传费，作为服务性行业，其广告宣传一般占很大的比例。像威久留学每年大约会投入约占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的市场销售额来自我宣传。而类似于在华亭宾馆举办的教育展，每场也将至少花费近十万的费用。

不过对于中介费的耿耿于怀，还是让阿军找到了很多的“零中介费”的代理机构。像澳大利亚、英国等地，教育已经被“产品化”，每所学校为了最大程度地推销自己的“产品”，纷纷寻找代理机构，后者的收入来源则主要是校方支付的推广费用，或者按“产品”销售额的返点。

但是零中介费代理机构的口碑则让人感到心惊胆战。阿军问了一圈朋友，收获的信息大多是贬低多过褒扬。有一位受害者的经历让阿军记忆犹新：原本以为是梦想的殿堂，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只是瑞典当地一所学历得不到承认的野鸡学校。

阿军在威久留学教育展的现场，还咨询了一下相关的金融服务。因为要办理去澳洲的签证，需要提供40万元的留学担保金，存期满半年，否则签证无法通过。如今，出国潮日渐风行，出国留学金融服务已经成为各家银行力推的业务。在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上，银行也希望从中分一杯羹。

有不少条件不错、又有投资想法的家庭，往往在孩子留学的过程中，还顺道再与银行联手，投资一套海外房产，“以房养学”。今年春节期间，已有过一个由上百个家庭组成的“看房团”抵达澳洲，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准备在澳洲买房以供孩子留学。

从投资的角度看，如果一个留学生在悉尼以合租方式租一间房，分摊房租一周平均租金是150澳元，4年下来光租金就是3万多澳元。而一套两房的公寓以售价差不多50万元澳元计算，一间用于自住，另一间出租。根据以往的经验，以4年平均10%的房价增值计算，家长可以从房屋增值中获利近20万。并且在澳洲买房可以拥有永久的产权，没有遗产税。

出国留学就像一笔异常复杂的生意，有对孩子未来的投注，也有对资产增值的考量，还有移民国外的处心积虑……每个家庭心中都有一杆秤，权衡着愿意为这笔不确定的生意投下多少筹码。而越来越多的培训机构、咨询机构、金融机构都希望能从中分一杯羹，他们不断地自我调整，在这个越来越低龄化的市场，演绎着优胜劣汰的法则。

（温大学生倪津、加州大学学生Michelle对本文亦有贡献）

孩子留学，大人移民

伴随中国低龄留学潮，以新贵和知识阶层为主的第三波移民潮正在悄然兴起。这波移民潮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甘愿舍弃国内既有的生存优势?

南都周刊记者 _ 黄修毅 上海报道

　　刘宏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文中简称“刘”）

　　陈弘

华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与潘兴明教授合作编著的《转型时代的移民问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文中简称“陈”）

低龄留学只是放大了教育投资的“杠杆效应”

南都周刊：84万人放弃高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有21%的人选择了低龄留洋，对“弃考留学”现象，您怎么看？

陈：这是个人选择的自由。据我所知，他们当中的一大部分从高中甚至初中教育之始，就准备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一旦选择进入“剑桥中心”、留学直通车等学校，就意味着告别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及早开始适应国外的教育方式。这也不排除另一部分人，则是为了免于受高考的摧残，有一定的逃避心理，把国外大学想像成了“庇护所”。

南都周刊：这是否意味着有一部分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信心？

陈：国外的教育方式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更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国外的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优势资源，如果你认为自己能够适应他们的教育方式，并且有能力承担国外的教育成本，那么就可能走上一条低龄留学的道路。

南都周刊：低龄留学需要对未来生活的高额先期投入，如何看待这种风险？

刘：只要一个人有能力，又愿意承担这种风险，这是无可厚非的。这毕竟是一项个人的选择。

陈：培养一个孩子在国外完成从中学到大学阶段的学业，需要两三百万人民币的投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家长具备了这样的经济条件，不局限于新富和中产阶层，甚至大城市的工薪阶层也愿意卖掉一套房子，作为孩子的教育投资。对他们来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另一方面，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也是有“风险”的。从近几年的就业市场看，即便从国内名牌大学毕业，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反之，从国外接受教育回来也不一定能在找工作的时候占据优势。留学国外只是放大了教育投资的“杠杆效应”。

留学移民的吸引力在于，同时是一种文化资本获得过程

南都周刊：低龄留学海外，在国外的“扎根”能力就越强？

陈：留学海外的年龄越低，小孩子适应当地语言能力越强，这为他们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奠定了基础。低龄留学海外也存在着一定的副作用，比如监护人的不在场，如果孩子自制能力较差，容易学坏，非但没有学到知识，反而挥霍了父母的资财。

但是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低龄留学海外的学生，将来在融入西方注重独立思考、批判分析和实践操作的教学模式方面，会有更大优势。出国念中学，也更容易衔接本科阶段的学习。以往出国留学的主力人群是博士、硕士，就已经晚了，你可能获得知识层面的提升，但思维模式却已经固化了。

刘：我不太赞同，低龄留学的好处是语言适应和掌握能力快，但如果一个人缺乏基本的中华文化常识和为人处事的能力，未必能在国外真正扎根。

南都周刊：有能力承担低龄留学投入的家庭，是否意味着他们占得了将来资源优势配置的先机？

陈：低龄留学客观上为将来在国外定居创造了条件，但以此为移民手段的家长现在不是主流。大部分家长看得更加开通，孩子在国外求学和长期居住，更多是积累了融入西方社会的经验，吸取一种更开放的思维方式，为人生做好长期储备。

但不可否认，有一些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海外留学和长期居住的经历加高了他们的起点，其中也不乏人在国外乱加挥霍，成为“留学垃圾”，而回到国内却能依仗家庭背景，仍有不错的出路。这就凸显了“公平”问题，但它本身“非低龄留学之罪”。

南都周刊：在投资移民的门槛越来越容易被国人接受的时候，留学型移民仍然是很多人的首选，是什么原因？

陈：国外的优秀教育资源是很多人所看中的。为何投资移民呢，除了社会福利等因素，他们看中的还是可以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当然，把低龄孩子送出国，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消费。

此外，目前“只投资不移民”的情况越发显著。即便以投资移民的方式获取了一个国外的身份，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回到国内生活。因为在国外，他们并不能获得像国内一样宽松的发展环境，也没有国内的优越生活。

刘：留学型移民的吸引力在于，它同时也是一种获得文化资本（包括海外学历和经历）的过程，而这种文化资本，对于留学生未来获得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尤其是那些打算回国者），它同时也可能向移民的身份转化。投资移民更多的是一种获取海外身份的单向行为，而它在经济上的回报并不显著。

从经济考量到知识流动

南都周刊：现代中国海外移民是怎么的轨迹？

陈：华人移民以往都是以经济考量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轨迹。“第一波”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福建、广东一带的移民，出国劳务，无非是为了一份更高的薪酬；“第二波”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缘起是获得海外长期居留权的华人，将大批亲属“过桥”到居留国，以使得全家人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但是，现在“第三波”华人新移民，他们将以经济因素考量为主转变为以知识流动为目的，国外的优势教育资源、技术资源才是吸引他们的真正原因。

南都周刊：前两波移民海外的华人，多抱有“辛苦我一个，幸福后来人”的想法。第三波移民浪潮中，以前的这种观念还盛行吗？

刘：华人移民一直都是一个家庭而非个人的决定。随着社会的变化，个人的因素更为显著，过去的观念有所减弱，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南都周刊：近十年国人申请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这批在国内已经取得了一定社会积累与地位的“精英”，其中不少人在移民国外后要面临“一切归零”和重新打拼的挑战，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甘愿舍弃在国内既有的生存优势呢？

陈：确实有一批四十岁左右的人，在企业做到高管，或者是大学的知识分子，在国内的发展遇到瓶颈之后选择技术移民。

他们在国外的代价可能是远离了自己的专业，放弃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所知道的有一位外科医生，在澳洲以劳务谋生，使手术刀的手挥起给锅炉添煤的铁铲。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享受了当地的社会福利，并且做一个蓝领工人在国外并不感到低人一等。此外，更多的原因，还是他们甘为下一代放弃在国内取得的地位。

刘：原因很复杂，既有个人和家庭的考量，也有单位和社会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些人可能对国外情况并不很了解，对国外的环境过于理想化。在西方经济普遍面临衰退和更为严苛的移民限制政策下，贸然放弃既有的生存优势，未必是个明智的选择。我建议这些人多了解，甚至可以到想移民的对象国和机构亲自去体验一下。

南都周刊：一些外流的“精英”认为，尽管移民海外会暂时性丧失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为了长远的“平等”待遇，值得。

刘：这是个人选择，别人无权说三道四。但我希望这些人在做出这项决定前要三思而行。这种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丧失未必是暂时性的，它也完全有可能是永久性的和不可逆转的。所谓的平等待遇只是相对而言，但你到一个新的语言和社会环境时，你必须比当地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和付出，因此，这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已无平等可言。

当一个人无法在新的环境下找到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立足点，在一定的年龄的时候还要从头做起，这是很大的挑战。过去几年，我在曼彻斯特大学负责全球招聘十多名全职教师，申请者达数十倍之多，其中甚至有从国内出来的教授申请讲师的位置，而他们却未必符合招聘要求。

不是“外流”，是“环流”

南都周刊：台湾的上一波人才流失发生在1979年，当年回流的留学生仅占8%。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亚洲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台湾经济并未因知识型人才外流而受挫，仍然能够飞速发展。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的产业结构调整促使了人才外流速度放缓，而1985至1990年间，留学生的回流比例则爬升至33%。对比台湾，如何看待大陆现在“精英外流”的趋势与社会转型的关系？

陈：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台湾的人才外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岛内政局变革。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初，也爆发了一次移民潮，而这批人受教育程度较高，改变了中国海外侨民的结构。

另一方面，台湾在1980年代迎来了产业结构调整，微电子和软件工业开始兴起，吸引了大量移居国外的知识型人才回流。大陆目前也正处在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型产业转轨的过程中，再加之中国内地的广阔市场，海外人才的回流从长远看，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目前有不少留学生在学成后，无论移民与否，选择了回国寻找发展机会，这和中国目前社会体制、经济形势的改善有密切关系。因此，所谓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现象已经开始向人才获取（brain gain）转变。

刘：人才外流是第三世界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共同问题。目前大陆有一部分精英外流，这是正常的现象，但相对于中国的精英总人数来讲，他们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日趋明显的回归浪潮（目前回国人数已超过了出国人数），则可以抵消精英外流所带来的冲击。

另外，我们应该放弃“人才外流”这种观念，目前的全球趋势是“人才环流”。当前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旨在建立人才强国政策和措施，对于人才回归和人才环流都起到了有益的推动作用。因此，不排除目前流出的这部分精英，在不远的将来以某种形式回流或环流。

南都周刊：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印裔移民的侨汇多年来占据全球侨汇排行的榜首； 2000年《时代》周刊对美国各族裔移民进行评比，印度人被评为“最聪明的移民群体”，因为全美有超过20万印裔富豪。对比印度，如何看待华裔移民的“知识化”转变，会对中国在全球政治、文化格局中发挥的作用，带来怎样的影响？

陈：因为印度长期受到英国殖民的影响，印度裔移民在文化上受到西方的规训和教化，在语言上也具有优势，这使得他们在英语国家，如美、加、澳，易于产生文化亲近感。在最近十年当中，涌现出的印度裔人才，不管是人文还是科学领域，都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文化资源。

随着中国海外移民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人是看中国外的教育资源，进行一种知识性的人口流动。这样势必会提高中国海外移民的总体人口文化水平，也会有助于海外中国人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

来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