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在华的日本战犯:毛主席批示放人(图)

2009年02月03日 16:22   来源：法制晚报   记者王燕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3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这是齐藤美夫(左三)、富永顺太郎(左二)和城野宏(左一)被裁定提前释放后，同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谈话

    二战结束10余年针对日本战犯问题

    毛主席批示放人  

    日本战犯

     1956-1960

     1956年时，中国放弃起诉并释放千余名日本战犯事件的原委，公众知之甚少。

    在外交部解密的1956-1960年的档案中提到，毛主席当年曾亲自指示，宽大处理，释放日本战犯。

    毛主席考虑提前释放日本战犯

    ■事件背景

    毛主席于1956年11月18日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谈到日本战犯问题，表示“目前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

    档案题目：毛泽东主席与日本外宾谈日本战犯问题——科学院简报及外交部报告

    档案号：105-00502-05

    起止日期：1956年11月9日—1956年11月23日

    档案等级：机密

    ■原文摘录

    接待外宾情况简报(第三十六号)中国科学院联络局

    日本岗山学术文化代表团的情况：

    十八日晚毛主席接见，他们对这件喜事所表现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每个人都紧张得不得了。团长和副团长，尤其激动得坐立不安。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毛主席对战犯神原秀夫的家属和其他战犯们的关心，使他们衷心感动。谈话中有几个人哭了。他们表示无法估计回国传达时，“日本人民会如何感激”。

    王拓局长已根据主席的指示，同外交部联系，请他们考虑生病的战犯的问题。日本代表团成员十分感激，表示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民听到这样的消息将如何感激。

    代表团团长提出，岗山县战犯神原秀夫现在患肺病，很重，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过活很苦，希望能提前释放。主席表示，告诉政府研究一下。据王拓同志讲，主席对王说：“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根据主席谈话精神，结合目前恢复中日邦交呼声在日本日益高涨的情况来考虑，将患病战犯和表现好、罪轻的战犯主动释放一些，对我们是有利的。 家属恳请中国宽大处理战犯

    ■事件背景

    日本战犯的家属一再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去信，对中国政府对战犯的优遇表示感谢，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提前释放战犯，以早日团圆。

    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余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决定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

    档案题目：关于释放日本战犯情况简报档案号：105-00503-10

    起止日期：1956年9月3日—1956年12月3日

 

 

    档案等级：密件

    ■原文摘录

    归国日侨妹尾堪三郎写信给毛主席说：“由于中国人民的从中斡旋，战犯家属能够去中国探视战犯。这里恳请你赋予协助，使日本军国主义政治指导者、被判刑的日本战犯能够早日回国，以重新建设变成美国半殖民地的祖国日本。”

    首批335名战犯获释回国

    ■事件背景

    中国政府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情况下，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更加走向缓和。

    档案题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免予起诉的第一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上中正高等三百三十五名的决定书、战犯级别统计表、职务表

    档案号：105-00503-02

    起止日期：1956年6月1日—1956年6月15日

    档案等级：保密

    ■原文摘录

    按照该犯等所犯的罪行，本该提起公诉，交付审判，予以应得的惩罚。但是，鉴于日本投降后十来年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同时，顾念该犯等在押期间悔罪表现较好，或者是次要的战争分子，因此，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的精神和第一条款第一条的规定，决定：对上中正高等三百三十五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待命遣返回国。(据外交部解密档案整理) 

    战犯写信抒发感怀

    ■事件背景

    中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共有1063名，免予起诉宽大释放的有1012名，起诉审判的有51名。这51名本着宽大原则，不判处死刑，也不判处无期徒刑，只按其罪行轻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第一批被释放日本战犯回国后，多人发来感谢信。

    档案题目：第一批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到日本后给战犯管理所的来信

    档案号：105-00503-09

    起止日期：1956年8月9日—1956年8月20日

    档案等级：密件

    ■原文摘录

    最近抚顺战犯管理所先后接到九件第一批被释放的日本战犯的来信。这些信都是给所长和其他管教人员的。在信中，除再次表示感谢我国的宽大政策和人道待遇外，并报告了他们回到日本以后的情况。

    战犯中山盛之助(兵长)给战犯管理所孙所长及全体工作人员的信：昨天早晨我已经平安健康地回到了双亲和姊妹们的怀抱，这都是由于各位关怀的结果，我深深地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程海宏）

http://www.ce.cn/culture/history/200902/03/t20090203_18106102_1.shtml  http://lnds.nen.com.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43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http://www.blog88.com.cn/show.php?aid=70177  

中国外交部1956-1960年形成的档案经解密后已于2007年5月10日正式向社会开放。本批开放档案共25651件，59345页，内容除涉及国内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炮打金门、台海危机”、“中国对1956年波匈事件”和“苏联撤走援华专家”等问题，还包括1956年中国放弃起诉千余日本战犯的原委。

周恩来：战犯也是人

1950年，苏联将在押的969名日本战犯移交中国。同年6月，中国政府在原伪满洲国的一个监狱设立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这批从苏联移送来的战犯，和从山 西省太原管理所移送来的140名日本战犯，一共1109名。

被免予起诉的战犯

据《南方周末》刊文，当时中国政府的政策意图是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把这些战犯重新从“鬼”变成“人”。周恩来指示管理所：“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这些人里什么样的战争罪犯都有，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在押战犯所参与暴行杀害的中国人人数为94.9万人。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许多人特别记忆深刻的是，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人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2000年与“中归联”访华团的座谈会上提到，当时中国政府出于长期政治利益的考虑，对日本战犯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全部释放。具体改造方针是“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中归联”的会员们说，他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看了很多书，最受影响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们的反省，是从他们具体了解，并从情感上感受他们的暴行给他者造成的痛苦开始的。

下级士兵和军官先开始自动坦白，然后再到高级军官。高级军官开始非常抵触，为了说服他们，数百名人员赴全国各地作实地调查，取得数万人证，10万件文献资料证据。

中国特赦日本战犯

195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查清这批日本战犯的罪行，并为今后处理做好一切准备”的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

1954年3月，东北工作团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侦讯工作。侦讯工作历时两年多，先后派出了专案组分赴全国12个省，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查阅档案8000余件，提取人证2.67万件。并将讯问、调查、取证核实的43.14万页材料装订成2918册案卷。

在此基础上，东北工作团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开始着手战犯处理工作。

1954年，中国宣布对417名日本战犯予以特赦。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同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予以公布。

在本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还任命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组成人员。庭长由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担任，副庭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副庭长袁光少将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朱耀堂担任，下属审判员8人，主审法庭设在沈阳。

1956年6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在抚顺和太原关押的335名（其中抚顺在押者295名）职务低、罪行轻、认罪表现较好的次要战犯免予起诉，立即释放。

1956年3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签署了免予起诉书。

1956年6月21日，第一批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羁押的日本战犯共计295名；

1956年7月15日，第二批被免予起诉释放归国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羁押的日本战犯共计296名；

1956年8月21日，第三批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羁押的日本战犯共计306名。http://book.qq.com/a/20080324/000030.htm 

被我国恩释的105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 [复制链接]

日本战败的时候，海外尚有600多万日本军事和文职人员等。除被苏联扣留关押的60万以外，其他的于一年之内，全部被遣返回国。 　


　1950年，苏联将在押的969名日本战犯移交中国。同年6月，中国政府在原伪满洲国的一个监狱设立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这批从苏联移送来的战犯，和从山 西省太原管理所移送来的140名日本战犯，一共1109名。 　　


当时中国政府的政策意图是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把这些战犯重新从“鬼”变成“人” 。周恩来指示管理所∶“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这些人里什么样的 战争罪犯都有，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在押战犯所参与暴行杀害的中国人人数为94.9万人。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许多人特别记忆深刻的是，他们每天吃三顿 白米饭，中国的管理人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2000年与“中归联 ”访华团的座谈会上提到，当时中国政府出于长期政治利益的考虑，对日本 战犯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全部释放。具体改造方针是“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中归联”的会 员们说，他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看了很多书，最受影响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们的反省，是从他们具体了解，并从情感上感受他们的暴行给他者造成的痛 苦开始的。 　

　下级士兵和军官先开始自动坦白，然后再到高级军官。高级军官开始非常抵触，为了说服他们，数百名人员赴全国各地作实地调查，取得数万人证，10件文 献资料证据。 　　1954年月1 9 日 中国政府宣布，特赦4 1 7 名日本战犯。     1956年，在沈阳军事法庭上，这些日本战犯中除45人被判有期徒刑外，其余1000多名，全部免予起诉，同年由中国红十字会送回日本。包括日军第59师团师 团长陆军中将藤田茂，三代武门之后(被判有期徒刑也很快释放）。日本战犯有一千零六十一名，除一人因病死亡外，其余全部在1959年之前特赦。“中归联”的人也都认为自己是战犯，不但该当死罪，且罪大恶极，九死不赎。 日本陆军上将、细菌战罪犯: 　　

　　山田乙三（1881－1965） 　　日本陆军上将，战犯，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出生在长野县一个世代为天皇和王公贵族服务的武士军阀家庭。从小接受到武士道精神的教育和熏陶。1898年 中学毕业后，考入陆军士官学校。1902年毕业后到第 3骑兵团任少尉排长。1904年 5月到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转战大连、沈阳等地。战后被军部选送进入陆 军大学。1921年毕业后，历任第 26骑兵团团长、驻朝日军参谋、陆军参谋本部科长、陆军大学教官等职。1930年晋升为少将。1931年起，他先后担任骑兵学校 教育部部长、骑兵第 4旅旅长、陆军交通学校校长、参谋本部第 3部部长和总务部长等职。1934年，晋升为中将。1935年 10月，调任陆军士官学校校长。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作为侵略军的指挥官再次来到中国，历任关东军第 12师师长、第 3集团军司令等职。在任期间，他多次指挥日伪军和警 察、宪兵、特务，疯狂镇压中国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大肆搜捕和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 1938年 12月，他因镇压我国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功”，升任侵华 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　

　1939年春，他坐镇南京，指挥了日伪军对苏北区的“扫荡”，摧毁了国民政府军苏鲁战区的基地。1939年 10月，山田被调回日本，出任日本陆军训练总监， 成为日本陆军主要头目之一。1940年晋升为陆军上将。1941年 7～12月，兼任民防总司令。　　1944年 7月，山田乙三接替梅津美治郎担任了关东军总司令兼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他上任后，根据大本营的指示，加紧对苏备战，主持制定了《 满洲方面 对苏作战要领 》，命令各地日军，严厉执行《劳动强制法》，强征和抓捕劳工抢修地下防御工程。由于天寒地冻，缺吃少穿，超时劳动，致使大批劳工丧生。为弥 补兵力和武器装备的不足，他竟违反国际法，把希望寄托在细菌武器的研制和生产上。为此，山田专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讨论细菌武器的生产和使用问题；亲到 731细菌部队视察，并将因贪污受贿而被解职的细菌战老手石井四郎委以重任；敦促加紧细菌繁殖和细菌武器的生产。在对苏备战和“支援圣战”的旗号下，更加残 酷地奴役和掠夺东北人民。对凡被认为有“犯罪”可能的群众，均依据《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加以“拘禁”。宣布大米是军需品，禁止中国人食用，否则以 “经济犯”治罪。一年中，仅此一项被治罪者即达 31万多人。　　


1945年 8月 9日，苏联红军出动百万大军，兵分四路突入中国东北境内，向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原来准备负隅顽抗、同苏联打持久战的关东军，在强大的苏 军攻势面前迅速土崩瓦解。8月 17日，山田乙三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第三天，向关东军各部队下达停战命令。18日，苏军开始解除日军武装。22日，苏军 接收关东军司令部，山田也同时成了阶下囚。9月 5日，他被押上飞机送往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1949年 12月 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以日本细菌战犯罪 ，判处山田乙三监禁 25年。1950年 7月，根据中苏双方协议，苏联政府将山田等 969名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由于山田认罪 态度较好，积极接受改造， 1956年 6月被中国政府特赦释放回国。1965年 7月 18日，在日本病死。 1950年 7月，根据中苏双方协议，苏联政府将山田等 969名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由于山田认罪态度较好，积极接受改造， 1956年 6月被中国政府特赦释放回国。 --http://www.bf2.com.cn/thread-252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