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端升

 钱端升获得博士学位钱端升（1900～1990）上海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赴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院留学。192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以及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务。1952年负责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1954年他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任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主席等职。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担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交部法律顾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顾问、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等职。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编辑委员会顾问。1981年加入中国**。著有《中国的政府和政治》(英文)、《民国政制史》(与人合著)和《比较宪法》（与人合著）等。

在1949年，选择跟**走，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这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亦与各类运动的频繁程度等等有着紧密联系，而这其中，若论损失的程度，政法界又无疑是重灾区，用谢泳先生的话说，政法界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最容易出事的人” 。钱端升即是留在大陆的法政学者之一，其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1949年之后政法界知识分子的遭际。

一  1949年之前的钱端升

从1924年游学归来，到1948年其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钱端升就“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 作为一个政治学、法学教授，钱端升无疑是成功的，整整28年间，钱端升先后或同时任职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47年10月，钱端升应邀赴美，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一年时间。

在任教的同时，钱端升先后撰写了《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德国的政府》（1934）、《法国的政府》（1934）、《比较宪法》（1938）、《民国政治史》（1939）、《战后世界之改造》（1943）、《中国政府与政治》（1947）等学术专著。这些学术作品中，钱端升本人对于《德国的政府》厚爱有加，认为其“参考德文资料和德文原著较多，在我所著不足称道的书籍中，尚不失为有价值的一本”。 这本书被列入民国时期的大学丛书系列出版刊行。钱端升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至今依然享有盛名。1997年商务印书馆百年纪念时，翻印的学术名著中就选了《比较宪法》重新出版。此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编订“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时，亦将《比较宪法》列为第一号重新出版。

1949年以前的钱端升，在新闻出版领域亦占有一席之地：1927年4月～10月，钱端升是《现代评论》的重要编辑和作者之一；1939年～1941年《今日评论》，钱端升亦积极参与其中；此外最重要的，则是钱端升1934年“脱产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 ，在那里“呆了八个月写了百七十篇社论后被迫离去”。 此外，钱端升在1947年之后还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撰稿人之一，写了不少“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的文字。

除了坚持学术报国、言论救国之外，钱端升亦以实际行动参与救国大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八?一三战事骤起，日本侵华势力大举进犯。南京国民政府特意派出胡适、张忠绂和钱端升三位北大教授，赴美、英、法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的援助，到1938年才返回国内。

面对强权和暴政，钱端升表现出了独立的人格。“据说当时在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最怕四个人起立质询。这四个人就是钱端升、张奚若、罗隆基和周炳琳。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 抗日战争结束后，**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钱端升、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等10位西南联大教授致电蒋、毛，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