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晚年拮据卖旧货 遗产仅两三万

宋庆龄晚年经济拮据卖旧货 遗产仅两三万

在公开报道中，晚年宋庆龄以端庄的政治家形象示人：沟通海内外、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始终是微笑、淡定、沉稳而优雅的姿态。而鲜为人知的是，晚年宋庆龄还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寂寞老人，身边没有一位至亲陪伴，她的病痛、劳累、窘迫和孤独都被历史湮没。

　　宋庆龄的遗产

　　“我的遗嘱 1975-2-18。

　　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寓所以及上海淮海路1843号寓所的所有藏书送予恩斯特·邓(邓广殷同志)，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落款是宋庆龄，北京。

　　这是宋庆龄生前所立的遗嘱之一，其原件至今仍秘存于瑞士银行，而宋庆龄藏书是其私人财产中最珍贵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2010年5月20日，邓广殷携子女专程来到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参加“邓广殷及家人藏宋庆龄书信刊布赠阅暨展览”开幕式，该展览首次展出了宋庆龄从1970年至1980年分别写给邓广殷及其妻女的英文亲笔书信共197封，“宋庆龄遗嘱”内容也首次公开展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长陆柳莺表示，“展览作为宋庆龄晚年生活的剪影，让人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生活中的宋庆龄。”

　　邓广殷是宋庆龄早年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领导人之一邓文钊的长子。宋与邓家的友谊保持了数十年。邓广殷曾通过香港渠道，源源不断地向宋庆龄提供她所需的物品。

　　晚年宋庆龄仍是一个谜，即使此次宋庆龄与邓广殷的往来书信已经公开展览，但根据信件全部内容所出版的书籍仍只做内部发行，仅供专家研究使用。

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虽然我是来上海休息的。但我发现自己正忙于查找旧的资料和文件。并不感到愉快。由于查找资料需要来回走动，我的脚肿了。背部也感到疼痛。我原来打算在此度过三个月，但我已经收到要我不久即返回的请求，因为有几位希望见到我的外国访问者即将来北京。”宋庆龄在信中对自己的表弟倪吉士这样写道。

　　这是1979年1月31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处理公务后的闲暇时光里，给一些亲朋写信。多年以来，她一直将上海看作是自己的家。而她并不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回到家中。

　　1979年的中国正艰难地从文革的阴影中挪出脚步。那一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建议两岸尽快实现通航通邮。

　　在时代急剧变化的当口，文革中饱受折磨的宋庆龄也开始沉静下来疗养身心。北京天气干燥，宋庆龄皮肤病严重，不得不回到上海。在她心目中，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1978年12月30日上午，中央派出的专机将宋庆龄从北京送往上海，回到她位于淮海中路的家中。这是一座占地4300多平方米，外形如船型的西式洋房。1948年冬天，蒋介石亲下手谕，把这座花园别墅拨给宋庆龄，从此，这里成为了宋庆龄在上海的永久住宅。

　　1949年，宋庆龄欣然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为一个在海内外有极大影响力的政治家，她曾独立于国民党，也曾独立于共产党。1957年反右斗争后，她就采取了有所保留的态度，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紧跟政治运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沉默不语。文革后，再度焕发活力的她却已经时日无多。

　　对于86岁、身患重病的宋庆龄来说，这一次回到上海，并非只是单纯休养生息，更重要的，她开始整理一些重要资料和私人信函。

　这是“四人帮”倒台后，宋庆龄首次回到上海过新年。她在给柳亚子长女柳无非的信中写道，“两年没回上海，我的东西全弄得乱糟糟的，这是修缮房屋所致，找东西很困难。”在这样的情形下，宋庆龄亲自翻找出多年来的信件，除小部分外，其余均全部销毁。这些信件涉及旧人旧事，旁人不便参与。彼时，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杜述周和秘书张珏均因事休假，只有保姆阿姨钟兴宝和顾金凤协助搬运书信。现居住在上海的顾金凤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时我们就是在生活上、饮食上帮助，其他工作上的事情，我是不能插手的。”

　　除去销毁旧时信件之外，宋庆龄将多年来的旧物一一变卖。在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炽的回忆文章中，他将这次变卖旧物称为“不得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庆龄年谱长编》的作者尚明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宋庆龄的工资是579块5角，是最高的一级工资。但是她交际很广，又搞福利事业。又一直公私分明，所以没什么钱。”

　　早在文革期间，宋庆龄的部分私人物品，在“破四旧”和抄家的风浪威胁之下，已做了处理。根据尚明轩的记述，文革期间，宋庆龄曾经两次支开身边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亲手烧毁了不少信件及材料。而到了晚年，宋庆龄曾感叹：“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烧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把它们都送进火炉了。”

　　此次回到上海的寓所，宋庆龄翻找出的可变卖的旧物还有一箱皮衣皮袍、一些船舰模型和几件翡翠摆件。根据其警卫秘书杜述周记事以及李家炽的口述，皮货有的地方已经发脆，有的地方毛皮脱落。而翡翠经过鉴定，是玻璃上面涂了颜色，全属赝品。物品共计价值2500元。宋庆龄听到这个数字后有些失落地说，“我以为这些东西能卖这个价钱的十几倍。”经汇报后，上海政府机关考虑，这些物品是孙中山的遗物，有文物价值，决定由机关出钱垫付，暂放仓库保存。

　接受经济补贴

　　就在宋庆龄变卖私产后的半个月，其警卫秘书杜述周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部门，向组织申请补助一万元，通过宋庆龄贴身保姆李燕娥转交。并附信一封，杜写道，“首长，我给您带来了人民币现金一万元正。请您收用，以补充您每月开支不够的困难。这笔钱千万收下使用，不能再退还了。”

　　随后，宋庆龄回函，“一万元我收了，因我的确需用钱。卖掉的机器、皮货等不过收到我希望的百万之一！因此我只好收了，因等用款子。”

　　对于接纳公款补助，宋庆龄在信中透露着无奈。学者尚明轩因写作《孙中山传》于1970年代曾拜访宋庆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强调，“宋庆龄确实公私分明，那些达官显贵是比不了的。”宋庆龄的贴身保姆之一顾金凤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说了其实你们也不信，她真的艰苦朴素。”

　　宋庆龄一直坚持自己负担保姆工资，文革期间，她工资中三百元外事费曾自动申请免去，虽然组织上一直坚持发放，但一直未曾动用。此次回到上海后接下一万元补贴，确属不得已。

　　与此同时，宋庆龄因为经济拮据而变卖旧货的举动也被中央得知。1979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致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决定从国家财政中拨款5万元予宋庆龄。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炽后来曾口述这段情形，“当时，彭冲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当面交代我说，这五万元钱交给你去办理具体的手续。在上海市财政局办好手续后，我立即向宋庆龄进行了汇报。宋庆龄说‘谢谢’，并表示她自己不管这笔钱，交由我来管理。她还特意交代：‘如果以后需要用钱，我会写信给你，你凭信将钱交给来人就行了。’”

　　宋庆龄要求李家炽用她自己的化名林泰刻一私章，用钱时，以此为据。直至宋庆龄去世，这5万元钱被花掉一万余元。

　　一系列公干之间，宋庆龄抽空给好友、曾长期支持“保卫中国同盟”的杨孟东写信，信中透露了不为外人所知的劳累以及对国内时局的担忧。她对杨孟东说，“这段时间，我不但没有休息，反而成天的紧张。安排我的福利活动，同别人讨论我们的工作，这些使我累极。我真希望……去海南度假，在海滩上放松一下。”在谈到国内变化时，她写道，“目前干部任用体制及教育制度忽视个人选择，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因为任何一种集体的利益，必须允许个人有某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五份遗嘱

　　回到北京之后，宋庆龄立即又陷入了各种会见和活动之中。白血病、皮肤病一直折磨着年过八旬的宋庆龄。她自己曾在私信中透露，“全身荨麻疹发作，眼睛都肿了”，她甚至无法陪同客人到花园散步。

　　在病中忙于会见中外宾客的同时，宋庆龄更为挂念保姆李燕娥的病情。李燕娥小宋庆龄近20岁，从16岁起就跟随在宋身边，一直陪伴其53年。宋庆龄最后一次回到上海时，曾有规定，除李燕娥之外，任何人不准进入自己的卧室。

　　宋庆龄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写到，“近日来我为李姐(我50多年的伴侣和管家)病重而极感心烦意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

　　一向镇定的宋庆龄，在保姆的病痛面前毫无掩饰地暴露了脆弱。此时，宋庆龄已经是一位88岁的老人。1949年后，宋氏家族中仅有她一人留在了中国内地。由于政治原因，早年与宋庆龄最为亲近的宋美龄，姐妹之间也无法直接联系。不过，宋庆龄研究者尚明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按照现有资料看，她晚年和宋美龄的姐妹情一直没断。都会互相为对方祷告。”

　　李燕娥病逝之后，宋庆龄曾与邹韬奋夫人，也是其生前挚友沈粹缜商谈李燕娥墓地事宜。根据沈粹缜回忆，“(宋庆龄)说记得宋氏墓地有八穴地……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平行的右边是我的……”

　　宋庆龄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起来，在一系列会诊间隙，她仍然出席了几个活动。1981年5月14日晚9点半，她突然高热寒战，体温达到40.2摄氏度。

　　5月15日下午3时，邓小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

　　5月17日早晨，宋庆龄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主席的消息。12天后，她病逝于北京，其为数不多的遗产分赠友人及身边工作人员。

“宋庆龄的遗产主要是书。”《宋庆龄年谱长编》的作者尚明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把所有的书都留给邓广殷了。单独立了一个(英文)遗嘱，遗嘱有中文字，邓广殷拼写之后，又用中文加个括弧。”邓接收了遗嘱，将之珍藏存入瑞士银行，但最终声明，受赠书籍交公处理。除此之外，宋庆龄在不同时期，因修改等原因，一共留下了5份遗嘱处理身后遗产，有用英文写的，也有用中文写的。宋庆龄最后一份遗嘱锁在自己的卧室里，交给了她信任的保姆钟兴宝保管。其中一份遗嘱说：“我妈妈送给我的黄金饰品是不能分的，是纪念品。”

　　因为写作《宋庆龄年谱长编》，宋庆龄晚年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曾聚集到尚明轩家中开会，向尚明轩回忆过当时的情景。“除了遗嘱之外，还有三本日记，英文的。”尚明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们说，当时廖承志一翻，说这个谁都不能看，属于绝密的，我要交中央，就带走了。”但两年后，廖承志突然病逝。此后，尚明轩曾多方查找日记去向，一直未果。

　　除书籍、文件以外，宋庆龄遗留的钱物分赠十人，受赠者大多为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金额多则一万，少则五百，尚明轩说，遗款总额“加起来不过两三万块钱”。获得赠款的人包括已故警卫员隋学芳的两个女儿，她们从童年起就住在宋庆龄家中。宋庆龄指定的传记作者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里，称之为由宋庆龄抚养大的“两个女孩子”。不过，宋庆龄的秘书张钰曾郑重声明她们并不是宋庆龄“法律意义上的养女”。爱泼斯坦记述，女孩长大后，“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当享有特权的意识。这种情况在许多‘高级干部’子弟身上也有”。宋庆龄也为此苦恼，她的一个朋友曾责怪她没有把女孩教育好，但她们依然是其遗产的重要受益人。

　　至今，有关宋庆龄晚年生活细节的公开资料极其稀少。宋庆龄一生谨慎，她一直保持着做地下工作的习惯，写给朋友的信末尾会注明看后销毁。宋庆龄屋里的窗帘总是低垂着的，她的住所，只住了几个单身女性，有事情也多通过写字条联系。尚明轩在《宋庆龄的后半生》里记述：“秘书张钰就在她的对门，两人的房间只隔着楼道，但是她要张钰做什么，都是用英文写字条说明，张钰也用字条回复，两人的字条相互插到对方的门缝里。张钰说，夫人写给她的字条都要交回去，再由夫人亲手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