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借无还？捐赠失踪？于右任作品疑似被官员私藏

核心提示：于右任书法作品的价格正随着时间不断攀升。不过放到20多年前，它们的价值更多在于促进两岸友好的政治意义。咸阳市三原县作为于右任故里，筹办相关的书法展当然是一项统战任务。当年作品征集与管理方式的不规范，终于显现了后遗症。借也好捐也好，作品去向总该是有据可查的。可咸阳市的两笔糊涂账却刚好相反，各方当事人都还健在，几场书画展下来，作品却奇怪地没了踪影。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26期，作者：王鸿谅，原题：《于右任作品借与捐的20年糊涂账》

有借无还？

崔德志花了许多时间来研究于右任的书法作品，这是他的个人兴趣，他出生于1932年，当过三原县副县长，离休后，还挂着一个“三原县委副县级顾问”的头衔。上世纪80年代末，于右任的书法作品成为促进两岸友好的桥梁之际，崔德志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他以书法专家的身份，当仁不让地成为这项统战工作的积极参与者。

当年搭建友好桥梁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官方出面牵头，筹办于右任书法展。可那时候的三原县，博物馆刚刚成立，还没有于右任纪念馆，展品自然只有面向社会大众来征集。三原县第一次决定办展是1987年，筹委会成立后，向社会发布了倡议书。崔德志保存了一份当年的倡议书，这份倡议书内容大意就是号召大家踊跃“捐助藏品”，“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贡献”，联系人是时任三原县委统战部部长张明理。作为筹委会成员的崔德志，不仅承担了办展的许多实际工作，还要负责对征集品的真伪和艺术价值做出判断取舍。

三原县打算在北京举办这场展览，作品征集范围也就不止于三原县。只不过史金英家中的藏品成为被征集对象，并不是因为这封倡议书，而是一次偶然。史金英是陕西省韩城市新城区五星村村民，藏品是她丈夫文向忠的家传之物。文向忠的父亲文劲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于右任相识，获赠了一些墨宝。经历各种复杂时局，文家依旧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传承下来，平时秘不示人，只在家中有新人结婚才拿出来挂一下。三原县方面之所以获知文家的藏品，是因为史金英的表妹刘仙云。刘仙云在韩城市某政府机关任职，到三原县出差的时候见过崔德志，说起过表姐家的藏品，随后崔德志就找上门来。“史金英就是个农村妇女，连字都不认识，三原县的领导坐着小轿车到家里来，这在上世纪80年代是多么隆重的情景？”史金英的律师段万金一再提醒本刊记者注意当年的时代背景，“这对史金英一家来说，简直就是受宠若惊啊！”

崔德志从藏品中选择了两幅，很明确地跟文家人说，这是为了办展览来借的，作为中间人的刘仙云也在场，她和史金英都记得很清楚，“就是借，不是捐赠”。崔德志借走这两幅字，没有出具任何手续，也没有借条，文向忠和史金英也没有胆子要字据，段万金替他的当事人总结：“那个时代，作为普通农民，谁能认识到于右任字画的真正价值？何况那些特殊年代，于右任的字画带来的都是灾难，现在县领导专程上门来借，哪里还敢要什么字据？”

展览结束后，1988年崔德志只归还了其中一幅，而另一幅，他说希望文家人能同意留在三原县博物馆继续展出，这样更有利于发挥作品的价值。作为补偿和回报，他许诺组织上可以替文家的人解决城市户口和工作等问题。这当然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条件，史金英和家人因此满怀期待。可若干年过去，崔德志的许诺全都没有兑现。其间文家人多次写信给崔德志，也收到过对方的回信，现在史金英保存下来的还有两封信，一封是1988年，一封是1993年。其中1993年1月13日这封信里，崔德志写道：“史金英女士大鉴：您的来信收到，内情尽悉。信中所述您的情况和要求，不论怎样提出，我们都可以理解。首先向您申明，我们办事有头有尾，绝对不会给任何人留下困难和麻烦。这一点请您放心。”

未归还的这幅，是上款注明了“劲民先生正”的“花竹”楹联。1989年三原县博物馆编辑的《于右任先生书展》，第一页就是这副楹联的照片。既然崔德志的许诺始终也没有兑现，文家的人当然有足够的理由索要回藏品。刘仙云也多次出面找过崔德志，她觉得实在有愧表姐一家，事情变成这样，“心里难受得很”。可不管是谁出面沟通，都在崔德志这里被挡了回来，而且他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段万金说：“以前崔德志也来过几次韩城，文家的人去三原找崔德志，他也承认这个事情，总是说会解决。到了2006年，崔德志就突然开始说那幅字不见了，愿意出钱赔偿，但只给3万块钱，文家的人当然不同意。结果到了2008年，文家的人再去找他，他却连这个事情都不承认了，只说博物馆没有这幅字了，他也记不清了，让文家的人拿当年的字据来跟他谈，没有字据就没办法。”

诉诸法律，实在是文家人不得已的选择，面对崔德志的出尔反尔，他们的焦虑很现实，就像段万金所说：“史金英比崔德志还要大一岁，2008年她已经77岁高龄，而文向忠已经过世了。当事人年纪都大了，万一有人出个意外，这个事情怕是再也说不清了。”2009年9月，史金英和家人找到了律师段万金。段万金给三原县博物馆和崔德志都发去了律师函，可博物馆方面电话告知他“从来没有见过这幅画”，而崔德志在电话中始终坚持同一个观点，拿出借据手续再来谈。立案前，段万金去了三原县三四次，也找到县政府的领导反映情况，领导指派信访局的人出面，结果也还是一样，“信访局说他们解决不了，只能打官司”。

这场官司2010年6月18日第一次开庭，史金英是原告，而被告有三个，依次是三原县政府、三原县博物馆和崔德志。段万金也承认：“严格从法律上来讲，这样的列举是不够严谨的，因为三个被告同时成为借字画主体的可能性很小，尽管在庭审中出现了其他可能的责任主体相关联系的证据，比如三原县政协统战部、三原县委，因为体制的原因，我不可能追加政协和县委为被告，因此尽管法庭休庭征询我们意见，我还是果断予以拒绝，鉴于案件的复杂性，法庭需要慎重决定，因此中途休庭。”

对段万金来说，庭审中的意外收获，是崔德志自己的举证，那份多年前的征集文物倡议书宣传册。尽管三原县政府的代理人在庭审中迅速否认这个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但段万金觉得，“从崔德志当时的身份以及这个画册年代来看，不可能是崔德志自己印制出来的”，他已经在休庭时书面申请法庭进行进一步调查，他期待着，“如果这个倡议书的宣传册经查证属实的话，那么三原县人民政府应当承担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