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徐锦川

一段往事

85年，我和《作家生活报》的记者部主任李直去珠海公差，趁他不注意办了件私事，到珠海电视台联系工作。见了台长，竟谈成了。人事科长告诉我可以来上班了。回到东北锦州，我没着急，而是招摇过市，四下里显摆。人人都艳羡。到处都请我喝酒。席间收了许多简历，答应说以后都把你们办到特区去。我那时候还不怎么能喝酒，一瓶啤的就可以发誓许愿朗诵诗。就这么磨叽到过了春节才启程。

这一磨叽将人生的轨迹改了辙。

还没着急。到北京又住了两天。高山当时在《农民日报》当记者，有间宿舍，就住他那儿了。三儿（高山在家行三）说，单位里有个叫刘震云的，也写小说，认识一下。我说，认识他干嘛？老土。那会儿我觉得长江以北包括北京都老土，祖国的希望在广东。

晚上，锦州的电话打到《农民日报》了，找三儿，请他转告徐锦川，珠海来电报啦，名额已满，别去了！

三儿好像连“节哀顺变”的词儿都出来啦。我忍住了……悲痛，和他出去喝酒，就在天安们广场上，一瓶白酒，一瓶罐头，俩人喝。那时的天安门很随便，便溺都行。我说明儿出发，目的地不变——其实我不是非去珠海不可，我主要是没脸回锦州。

47次特快跨越了黄河长江，和我一起轰轰隆隆两天一夜。我一分钟都没到卧铺上去睡，就坐在边坐上。列车当局一遍一遍地查我的票并奉劝我到铺上去。我不拒绝也不服从，坚强地望着窗外黑暗，两眼发直。也没吃东西。脑海里全是乡亲们送行的画面。我想，我这一辈子也不愿意再见到他们啦。太难堪了。

到了珠海，如果我死乞白赖的，也许电视台仍能接受我。一大堆行李和我一块儿摆在人事科的办公室里——我还装，说：哦，原来是这样。那么……你们再考虑一下吧。我可以等几天。

我不是个有脾气的人。我是抹不开。我本来是想说“求求你们收下我吧！我实在是不好再回家乡啦！”

我没好意思说出来。

当天晚上我是在珠海影剧院的台阶上睡的。我原打算在这儿睡两天的，我带着被子哩。可是没料到，白天很热，夜里却冷得吃不消。虽然是广东，毕竟是冬天。次日我就找了个旅馆住。住了两天，打电话问，电视台说不考虑我，我知道完了。我开始面临钱的问题了。我带了点钱，但不充裕。我得做持久战的预备。旅馆肯定是住不起了，就忽然想起一个细节：在家乡到处吃饯行宴的时候，有个女孩说起过她有个同学随父母分到珠海了，在海关工作。当时我趾高气扬的，并未在意，大约说了“好说好说”之类的话。现在她的信息成了“救命稻草”。我当然不好意思给她打电话询问，于是就自己打听。通过海关人事部门，我还真把她的同学找到啦。约了见面，在拱北海关的小广场上。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儿。高个子，高鼻梁，白净。女孩儿弄清了我的问题，把我交给了她的男朋友。小伙子叫叶志伟，请我吃了饭，安排我住进了海关招待所，每天两块钱，有开水，能冲澡。

这下就给了我缓冲的时间。此后两个月里，我就在珠海一家挨一家地找工作。没有户口本，几乎连到饭店当服务员都不可能。当然，开始我还保持着一点矜持，主要是找文化单位。文联啦、报社啦，或者文化馆。我背着一书包自己发表的作品，摊开了给他们看。后来就退而求其次，找政府宣传部门，甚至走进了珠海自来水公司，问：你们宣传科需要人吗？我会写作！

等待是漫长的。我的钱就快要告罄了。起初我隔几天还敢吃一次“打边炉”，后来不敢了。全是方便面了。面和作料是分开买的。面两毛钱，作料五分钱。我带着个挺大的塑料杯子，是喝水用的，可以泡得下一带方便面。后来不幸被开水冲炸了，裂了一道缝。我舍不得买新的，就凑合着用。面汤很好喝，我得在它渗出之前喝完。（我现在口腔不好，估计是那会儿烫的也未可知）。

有一天，我在一家商店门前看见一包散落的花生。塑料包装袋里剩着些，大部分散在地上。我想把它们捡拾起来。我太想吃它们啦。但是我不好意思弯腰。我大约忍耐了两分钟——那简直就跟两个钟头那么长——终于还是弯下了腰，迅速把它们划拉到一起，捧着，跑开。我踅进商店里，绕了几个弯，就像特务摆脱跟梢，确信没人注意我，才挺直身子回了招待所。

叶志伟和他漂亮的女友来看望我。我还虚荣，说：很好。已经有接收单位了。他们就很高兴，说：将来都在一个城市里啦。漂亮女孩说普通话。叶志伟是粤语。女孩儿用家乡锦州的口音翻译他的话给我听。

还遇到了一个好人，叫陈荣照。当时在珠海侨联。侨联办了个刊物，叫《侨园》，小陈是编辑。我敲开门，正好他在。我把作品都留给了他，请他呈交领导。许多天后的一个下午，他到海关招待所找我，告诉我坏消息。我有准备，并不悲伤。他把东西都还了我，没有走掉——这些东西他们领导没看好但他很看好。就请我吃“打边炉”，还觉简单，深以为歉。俩青年昏天黑地地谈起了文学。他叫我大哥。我叫他小陈。他也不会说普通话，就写在纸上与我谈。他喜欢古典诗词，我至今还记得他讲的“拂晓堂前拜舅姑”一句。他有点口吃。

隔几天他就来看我一下，每次都买水果。然后谈诗歌谈小说。他总是对我赞不绝口，相信我将来一定是大作家。他的激赏，减轻了我许多的痛楚。他也帮我找接收单位——他对于珠海不能留下人才感到遗憾。

拱北区委宣传部似乎属意我。我的问题是没有很接洽的人。我就候在区委大门外，希望能碰到领导。许多车辆及人物过去，我张不开嘴——主要是我不知道和谁说以及说什么。我在体制的门前缱绻逡巡，终于没能成为党的一名宣传干部。

亚热带的冬日阳光照在我的袖子上。我用衣袖遮挡自己的脸。25岁的脸年轻的脸。

所谓珠海特区实际上专指拱北，老城区香洲并不在特区所指之内。之间隔着好几里地，好像还路过庄稼呢。我住的海关招待所，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澳门楼宇阳台上的花盆，其时它们还归葡萄牙统治——这是我平生距离资本主义制度最近的一次。

我终于挺不住啦。我没有钱了，必须回家了——我连犯罪组织都找不到。此后20多年里我没有加入过任何犯罪组织，无论政治性的还是经济性的。我有愿望，但我品质不行。

这是一次失败的求职经历。我其实早就知道症结，就是我缺乏生活勇气。我一直缺乏，一直。勇敢是勇敢者的通行证，懦弱是懦弱者的墓志铭。直到昨晚上睡觉之前为止，我的一生是糟糕的一生。

补充点余绪：

我满面羞愧地回到家乡后给叶志伟写了信：亲爱的叶志伟同志您好……

陈荣照写了篇关于我的散文，投在澳门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题目是《船》，与我名字中的“川”字谐音，大意是表彰一个勇闯特区的内地青年。他将报纸寄给了我，直到今天我还留着。

我现在和他们全没来往了。 

一点感想

李洋过生日。我俩同庚，49岁。按我老家的说法，50岁的生日不能过，得放在49过。吹完蜡烛，他有点伤感，说了些与生命有关的话。姜木在一旁劝谕：行啦。别整这个。姜木是滚石的，滚石是重金属音乐。姜木是个唱情歌的老男人——比我还小呢。

回到家里，忽然就想：结束了——或者应该结束了。

年至半百，我管这叫“两头见”的岁数。前面望得着坟茔，后边看得见往昔。很难受的时刻。没有变数了，发生奇迹的概率由100&降为10%，而且还要与日递减。人生不能承受已知啊。

我在北京有许多学生，他们从北京以外的各个地方来，怀揣着各种理想。但现实是一座漫长的独木桥。不许停，停下来就会掉下去。他们住地下室，吃方便面。地上地下奔波俩钟头才到单位。在最好的情况里，这个单位不会解体破产不会欠薪水。总之在北京你随时都可能没有钱花了。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乐观向上，克服着挣扎着。他们面容疲惫但目光坚定。我很佩服。

我写二十多年前的一段经历，就是想给后生们个提示：除了勇敢和坚强，还得有点别的素质。要不就跟我似的了，老了窝囊。

写出往年往事还有另一个意图。

大凡人生可以分成营养时期和生殖时期这样两段。我成长的时候，正好和本朝第二代领导人同一档期。充满了朝气，但也迷惑；希望迅猛地奔跑，脚下却有些沉重；以为可以走很远，结果没几步就歇了。启蒙一如锣声，很响，也很快。理性之光转瞬即逝，接着又是漫漫的思想黑夜。

人之像他的时代，甚于像他的父亲。我就是个例子。

台北辉哥常与我同饮，闲谈中知道些我的故事，说我是“中国青年”。他其实是说我是“大陆青年”。台湾青年断不会有我这样的经历。和现在的青年不同，我那会儿不是找工作，而是想在那个体制里寻一个好点的位置。在计划制里，换一种户籍和粮票是件艰难的事情。有人做到了，可我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