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话剧百年系列采访之一：北京人艺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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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静 2007-04-28
83岁的郑榕佝偻着身子为记者开门、找资料，无论做任何事，他的腰只能保持90度的弯曲，日常散步要推着轮椅，为的是支撑住倾斜的身体。这次接受采访，他准备了小纸条，密密记下哪出戏、哪一年、哪一日、哪个人，防备自己忘记，仿佛当年写演员日记一般认真。“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朱军曾问他退休工资有多少，他回答:“2000多元。”观众哗然。可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前年还登过台，虽然坐着轮椅，还可忆往昔峥嵘岁月。而比他小3岁的于是之，早已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别说舞台，就是正常人的天伦之乐，也已经离他远去。年纪更轻的林连昆就住在郑榕楼下，他半身不遂后不愿再见人，郑榕说:“演员嘛，总是想把好形象留给观众。”
老演员蓝天野说:“1992年人艺40周年院庆时，我数过，有92个元老还活着;50周年时，恐怕不到一半了。”15年后的今天，“话剧百年”能够找到的可以交流的人艺老演员不过10余人，导演仅余下93岁的欧阳山尊，他总是把采访者逗得啼笑皆非，100个问题在他那里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他只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革命的这段。70岁的编剧梁秉18岁就进了人艺，他对记者说:“如果我死了，人艺的历史就断了。我想多给你讲点，哪怕留点资料也好。”郑榕说:“其实平时没这么忙的。”因为话剧百年，媒体排着队找他讲两句，也许等到下个百年，才会有人想起:找他们讲两句。可他们在哪呢？
人艺初创与《龙须沟》
1942年起，郑榕在重庆的国民党演剧十队开始了话剧生涯。这10个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由周恩来、田汉一脉领导。《雷雨》中的“四凤”胡宗温是老队员，后来加入的有“繁漪”朱琳和她的爱人、号称“演剧之王”的刁光覃。因为“国民党”这3个字，郑榕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都要被揪出来，为此他非常感激保护过他的副院长赵起扬。赵在“文革”中被批为“招降纳叛”，“降”即郑榕这类历史不够“清白”的外人，“叛”是不服管的党内专家。
到了解放时，这10个演剧队只留下了3个，演剧二队驻北京，是人艺的主体，有蓝天野、苏民这些进步学生;演剧九队是上海人艺的前身;六队组成了湖南省话剧院。演剧二队人很少，后来被叫做“老人艺”，主要领导都来自于延安，院长是长征干部李伯钊，她也是杨尚昆的妻子;副院长是金紫光和欧阳予倩。1950年郑榕到老人艺时，正在排李伯钊的剧本《长征》，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贺龙都来视察过，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派专人帮助演员军训，于是之在里面是有一句台词的“毛泽东”，他也是第一个扮演毛泽东的演员。为了这个龙套角色，于是之还跟着军乐团“混”进中南海，“看望”了一下毛泽东本人的举止。
1950年，老舍写出了《龙须沟》，送交北京市文化局。演员叶子是演员队的副队长，她找到了时任北师大外文系主任的焦菊隐。所有人都知道焦菊隐在国外学话剧且才华横溢，他在重庆期间非常潦倒，和左翼联盟关系不佳，没人找他排戏。同为大杂院长大的焦菊隐看到《龙须沟》非常激动，他隐隐觉得建立一个像莫斯科剧院那样的中国话剧院的机会到了。可迈出这一步，也意味着失去大学教授的安稳工作。反复思考后，他看了演员名单，发现都是新人，更加坚定了决心，只提出一个要求:演员必须体验生活。李伯钊一口答应，说:“赶紧的，龙须沟马上就要填了。”
第一天，郑榕、于是之他们集体坐着公交车被带到龙须沟，远远地看见漫天黄土地和地平面低矮的小房子，挂着西染厂的破烂布条。第二天导演说，自己下去找人谈，每人准备两本日记，一本交上去，一本发下来，导演就日记和演员沟通。两个月的体验后，焦菊隐的实验成功了。这个成功背后有无数剧目的失败垫底，解放初期要求政治和艺术相结合，各省市纷纷大建话剧院团，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话剧为何物。四川作者刘沧浪有两出话剧，以纺织厂女工为主角的《红旗歌》和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思想问题》红遍全国，演得正热乎时被批评了，定性为“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演工农戏”，类似挨批的戏不可胜数。在这个背景下，政治与艺术都正确的《龙须沟》弥足珍贵。所有的中央领导都观赏了这部剧，这个戏也成为了老人艺的资本，在与华大三团（中央戏剧学院话剧三团，团长曹禺）合并为现在的人艺时，对方的规模要大上许多，但因为老人艺有《龙须沟》、有焦菊隐，焦当上副院长，还有一位副院长就是从歌剧院调来的赵起扬。
人艺的第一任院长是曹禺，他也是唯一的终身院长。除了艺术成就之外，重要原因之一他是周恩来南开中学的学弟。当时曹禺身负20多个兼职，从中戏副院长到中蒙友好协会会长，根本无暇剧院事务，院务都由常务副院长赵起扬处理，此后成为人艺的隐性规则:可以长期没有院长，常务副院长就是院长。
不久之后，曹禺、欧阳山尊、赵起扬和焦菊隐在香山召开了四巨头会议，研究人艺往何处去。曹禺后来坚持说要搞中国自己的剧院，不过当时的目标确实是莫斯科剧院，一切规则模仿苏联。他们还分析了剧院成员怎么培养，每人的优缺点是什么。还规定演员演几个主要戏之后要跑龙套，防止骄傲自满，最重要一条承认了焦提出的生活问题，焦菊隐想把中国传统戏的形式主义去掉，主张要从生活出发。体验生活于是作为制度确立下来。香山会议后，人艺推出了4个独幕剧《夫妻之间》、《喜事》、《赵小兰》、《麦收之前》，均来源于生活，避免了跟着政治指挥棒，明确了艺术目标。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50年代末，终被摧毁。
解放初实力最雄厚的其实是青艺，副院长金山是“话剧皇帝”，总导演孙维世是周恩来的义女。青艺花高价从上海等地请著名演员，从各地解散院团优先挑人。人艺之所以后来声名盖过青艺，就是由于人艺抱团，青艺从延安来的副院长吴雪和国统区大明星金山有矛盾，缺少凝聚力。青艺曾请过赵丹演《屈原》，这样的强大阵容，服装按照那时最流行的敦煌风格设计，效果却很差，演员在台上举步维艰。当时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也不满意。而焦菊隐在排郭的另一部戏《虎符》时，大胆提出民族化改革。苏联专家刚来北京办过表训班，焦菊隐提议把斯坦尼与京剧的表演方式融合在一起，让演员学云手、念道白、配锣鼓点，除了没张口唱，其余都和京剧一样。许多演员由此炸了锅，觉得太过荒唐，联名上书抗议，赵起扬搬了把椅子坐镇排练厅，说:“有意见可以提，但是党委的决定还得执行。”在赵起扬支持下，《虎符》得以演出，无论反对还是支持者，看后都不得不承认焦的改革是成功的。郭沫若非常兴奋，连轴请客，邀请大伙儿去逛植物园。
周恩来喜爱话剧，人艺渐渐成为他的后花园，几个大戏他看了无数遍。听到朱琳说错一句台词，他会让邓颖超打电话说:“好戏的台词一个字也不能改。”欧阳予倩复排30年代的《潘金莲》，周恩来说“这戏影响不太好”，于是之当面敢和他争辩。戏决定不排后，周恩来吩咐不让消息见报，怕“欧阳老身体不好”，看了难过。
有一年除夕也是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度过的，谁和谁是一对他都门儿清。他会出其不意地访问演员宿舍。有一天去了，只有林连昆在睡觉，正紧张着，周恩来笑说:“快把窗户打开，味道不好。”历届北京市长都只管给人艺拨款，生怕这块名为北京、上达天庭的牌子出点纰漏。
《茶馆》的“红线”
在植物园吃饭时，老舍说自己写了一个戏，于是之听在耳中记在心里。那个戏名为《人同此心》，是为了歌颂第一部宪法公布的，当时的现实情况是每部艺术作品都得配合点什么。老舍有个习惯是给大家读剧本，看到有人皱眉就拿回去改，先给党委成员读，再扩大到全体成员。读这个剧本时，大家都觉得其中一幕写得极为精彩，可也就这一幕精彩。焦菊隐建议:能不能把这段茶馆里的一幕放大成一部戏，用茶馆作背景一样可以反映出中国的变化。为了顾及老舍的面子，领导让梁秉去和老舍讲。他那时很年轻，每天跟着老舍进出，老舍拄着文明棍，梁帮他拎包。老舍听后，喃喃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那就配合不上了。”他的预见惊人地准确，这部没有配合上的剧目成了他的罪状之一，20年后《北京日报》上逐条台词批《茶馆》。
可听到这个意见，老舍又十分兴奋，他说:“茶馆那场里的每个人我都能给他们批八字。”这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他3个月后交出了剧本，又采纳了各方意见。为了“配合”，原稿结局是王掌柜保护暴动学生被打死。演王利发的于是之提出:能不能改成3个老头共话沧桑？老舍“嗯”了两声，于是之惴惴不安。过了几天，老舍拿来了改后本子，于是之大吃一惊，老舍不但加了他说的部分，还把王利发改为上吊。于是，艺术性增强了，“政治正确”又减弱了。《茶馆》在1958年演出了48场，3月29日，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跑到人艺“越级”开会（当时人艺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措辞严厉地讲:“剧院不是党在领导，是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当天由于梅兰芳请了苏联专家照常演出，从次日开始禁演。9月12日，周总理来看戏，上台握手时问于是之:“《茶馆》怎么不演了？”于是之非常为难，踌躇未答。周恩来明白了，说:“那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于是之连夜向党委汇报，组了改剧本小组，由于是之、英若诚、林连昆、童超组成，老舍当然不能参加。那会儿把加革命元素叫加红线。原剧中只有童超饰的大学生和革命有关，后来加进常四爷给暴动学生送水这一段，主角终于算和革命扯上了边。
1963年4月7日，《茶馆》二度在京剧院的人民剧院重演，连演53场，报纸上一点宣传没敢发。演出头天老舍去了，以往他都会到后台和演员见面，这次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第二天，周恩来陪老舍夫人一起看戏，周说:“这是个好戏，青年人没有经过旧社会，《茶馆》让青年人知道人吃人的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下是多么可怕。”
“文革”降临后，老舍数罪并罚，在京剧院里和马连良等人一起跪着，看造反派烧戏服，那场面和电影《霸王别姬》一个模样，那天他们都挨了打。红卫兵到老舍家抄家，砸了他心爱的花，他去拦，又被揍了一顿。没等赶上周恩来签发的保护令，他就投了湖。
“又红又专”到“文革”前夕连“专”字也没了。1965年，英若诚、苏民和梁秉受命写《刚果风雷》，以配合支持世界革命的需要。这是外交部布置的作业，那时各部委都可以派任务，艺术完全被政治需要取代。这个戏被要求一周写完、一个月后演出。
焦菊隐与曹禺
焦菊隐与曹禺是两种个性的代表，曹禺总想谁都不得罪，最后谁都得罪了。剧作家吴祖光说他:万家宝的最大毛病就是听话。他住在铁狮子胡同，他礼数周全，哪怕是小字辈去看他，他也会恭敬地送出门口。对周恩来更不必说，一定要目送他的汽车远去，还要对着车尾鞠一躬。
在女儿万方的笔下，曹禺一直没有快活过，他痛苦地挣扎，总觉得自己还能写出大作，挣扎的结果还是写不出东西。他创作生涯的前10年，从23岁到33岁，写了7部传世大戏，而人生的后47年，只写了两部半:《明朗的天》、《王昭君》，《胆剑篇》是与于是之、梅阡合写。在那凝固的空气里，曹禺身为院长却谨小慎微地活着。赵起扬安排梁秉和于是之作为曹的助手，进驻科学院，写一部以科学家为原型的戏。临行前赵起扬嘱咐两个年轻人说:“好好学习，戏出来后你们不署名。”他们都理解赵的苦心。体验了一年多生活，曹禺对写出的东西永远不满意，他斥责那些是“中学生水平”，拿起来就撕，最后一事无成。
好不容易写出个比较满意的《胆剑篇》，许多刊物要求发表，平素好说话的曹禺一概婉言谢绝。直到著名剧作家、当时《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提出发表，他才同意，原来他对剧本视若拱璧，不舍得给无名刊物糟蹋。
剧院里的小孩都管他叫“曹头儿”，“文革”时搞部队编制，“历史清白”的梁秉当了连、排、班的班长，曹禺是班员，他管梁叫“老班长”。写交代材料时，他不会给自己扣帽子，总过不了关。梁秉帮他写，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关总算过了，曹禺回家难受得打自己的嘴巴。
焦菊隐以脾气臭、好损人著称，多次在排练场训哭演员，他曾被当作天才呵护着。他的坏脾气有个故事可以说明，50年代末，外地来人调查剧组某成员的历史问题，干扰了正常排练，焦菊隐拍案而去，撂了挑子。赵起扬去家里请他，焦装睡，但是肌肉还是很紧绷的状态。赵起扬一眼看出来，也不戳穿，悄声对焦的爱人说:“我改日再来。”这样反复了三次，焦菊隐终于不好意思，回去继续排练。本来焦菊隐就是重点统战对象，属于要帮助的人士，再加上他的锋芒，1957年他被定了右派。赵起扬找到北京市长彭真说:“焦菊隐是可以改造的，他有才。”焦菊隐于是幸免成为右派。
“文革”他就逃不过去了。1961年，周恩来主持的新侨会议上，文艺界有过一阵松动，向“右”靠拢了一些。这次会上有一幕戏剧化的插曲，文化部部长周扬走到赵起扬面前，深深鞠躬:“你是文艺界的好书记，我感谢你。”“文革”中这成为赵起扬的罪名，有人说:“什么人说他是好书记？周扬！”周扬彼时作为重量级人物被批判。失去了保护的他们，被关在灯市口制作工厂的牛棚。6人一排，常常十几排并肩走在大路上，蔚为壮观。处境和坐牢差不多，每日写交代材料，从小窗口递饭。“自己买了烟不能抽，交给管教，表现好的话再发给你。”发烟的器皿是搓衣板，板上的横沟写着人名，可能一根没有，也可能有两根。走资派被分为三等:一等是剧院领导，失去人身自由;二等叫半走读，适当圈起来，像苏民、蓝天野都是这种;三等普通员工，由群众监督，是小组帮教的重点。
焦菊隐从这时失去了和舞台的一切联系，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在台上挥斥方遒。江青派人送来一张字条，上书:“焦菊隐是个王八蛋！”掌控他命运的人是剧院的实权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焦菊隐死时，军宣队长宣布:只能给他买最便宜的7块钱的骨灰盒。临终前，焦菊隐拉着下乡的大女儿的手说:“户口落下了么？”女儿点头，他才松了手，闭了眼。
于是之的病
“话剧百年”的纪念节目里，采访了人艺5位生者和10位逝者的亲属，唯独没有于是之和林连昆。作为生者，他们失去了表演能力，可他们也不能当作逝者被悼念，轻轻地就被省略了。没有于是之的人艺是不完整的，不仅因为他常务副院长的行政职务。作家过士行说过:“于是之在时没有感觉，可他离开了这个位置，那种感觉那么强烈！”
于是之自己说，副院长这8年，他的身体彻底散了。不到70岁时，他就患上老年痴呆，被迫离开了舞台，与他同龄的演员10年后还活跃着。1992年，谁也没想到这是老版《茶馆》的最后一次演出。于是之已经有了预感，他对同台的蓝天野说:“今天你给我兜着点，我可能会信号中断。”这是忘词的委婉说法，他果然中断了，愣在台上，观众没有察觉，蓝天野迅速补了漏。但是于是之明白，他再也不能登台了。散场后，观众久久不肯散去。于是之说:“感谢观众的宽容，过去觉得观众的厚爱是肯定我的成绩，现在才明白，他们的厚爱是宽容我的错误。”后来他一次次地努力过，1996年还在《冰糖葫芦》里演过只有十几句台词的小角色，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一场戏。
人艺的工作为什么难做？一两句话很难解释，许多艺术家都有背景，受了委屈至少要到彭真那里反映，或者告到更高的领导处。用李龙云的说法:“人艺这一锅，太难弄了！出一回国，打躺下俩;分一回房子，送医院仨。”于是之在外面行事谦和，内心又相当暴躁，受了气回家摔茶缸。
艺术家的脆弱、敏感远甚常人。于是之不太得罪人，可也有不少人恨他。他住在12楼，多少次向人复述他想从阳台上跳下去。他在80年代“纵容”林兆华搞先锋话剧，激起大部分老同志的抵触情绪。这些反对意见又烂在了于是之肚子里，愈发使他痛苦。林兆华就从不背思想包袱，永远有小孩心性。上面领导来送关怀，林在下面偷偷和同事说:“等着瞧，过会儿我提个问题，让他下不来台。”同事好说歹说给劝住了。这种事万万不会发生在于是之身上。
人艺的早期被看做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而一些行内人并不这么认为。中国话剧的两条线:欧阳予倩从日本带回的春柳社和脱胎中国戏曲的文明戏，那时有一半剧目都改编自国外。在重庆的短短几年，大话剧排了170多部，小剧本有70个，绝大多数是原创剧本，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人艺成立后的大部分作品，无论精品或是劣作，都是为了配合宣传需要。它已不仅仅是北京市属的一家剧院那么单纯
83岁的郑榕佝偻着身子为记者开门、找资料，无论做任何事，他的腰只能保持90度的弯曲，日常散步要推着轮椅，为的是支撑住倾斜的身体。这次接受采访，他准备了小纸条，密密记下哪出戏、哪一年、哪一日、哪个人，防备自己忘记，仿佛当年写演员日记一般认真。“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朱军曾问他退休工资有多少，他回答:“2000多元。”观众哗然。可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前年还登过台，虽然坐着轮椅，还可忆往昔峥嵘岁月。而比他小3岁的于是之，早已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别说舞台，就是正常人的天伦之乐，也已经离他远去。年纪更轻的林连昆就住在郑榕楼下，他半身不遂后不愿再见人，郑榕说:“演员嘛，总是想把好形象留给观众。”
老演员蓝天野说:“1992年人艺40周年院庆时，我数过，有92个元老还活着;50周年时，恐怕不到一半了。”15年后的今天，“话剧百年”能够找到的可以交流的人艺老演员不过10余人，导演仅余下93岁的欧阳山尊，他总是把采访者逗得啼笑皆非，100个问题在他那里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他只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革命的这段。70岁的编剧梁秉18岁就进了人艺，他对记者说:“如果我死了，人艺的历史就断了。我想多给你讲点，哪怕留点资料也好。”郑榕说:“其实平时没这么忙的。”因为话剧百年，媒体排着队找他讲两句，也许等到下个百年，才会有人想起:找他们讲两句。可他们在哪呢？
人艺初创与《龙须沟》
1942年起，郑榕在重庆的国民党演剧十队开始了话剧生涯。这10个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由周恩来、田汉一脉领导。《雷雨》中的“四凤”胡宗温是老队员，后来加入的有“繁漪”朱琳和她的爱人、号称“演剧之王”的刁光覃。因为“国民党”这3个字，郑榕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都要被揪出来，为此他非常感激保护过他的副院长赵起扬。赵在“文革”中被批为“招降纳叛”，“降”即郑榕这类历史不够“清白”的外人，“叛”是不服管的党内专家。
到了解放时，这10个演剧队只留下了3个，演剧二队驻北京，是人艺的主体，有蓝天野、苏民这些进步学生;演剧九队是上海人艺的前身;六队组成了湖南省话剧院。演剧二队人很少，后来被叫做“老人艺”，主要领导都来自于延安，院长是长征干部李伯钊，她也是杨尚昆的妻子;副院长是金紫光和欧阳予倩。1950年郑榕到老人艺时，正在排李伯钊的剧本《长征》，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贺龙都来视察过，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派专人帮助演员军训，于是之在里面是有一句台词的“毛泽东”，他也是第一个扮演毛泽东的演员。为了这个龙套角色，于是之还跟着军乐团“混”进中南海，“看望”了一下毛泽东本人的举止。
1950年，老舍写出了《龙须沟》，送交北京市文化局。演员叶子是演员队的副队长，她找到了时任北师大外文系主任的焦菊隐。所有人都知道焦菊隐在国外学话剧且才华横溢，他在重庆期间非常潦倒，和左翼联盟关系不佳，没人找他排戏。同为大杂院长大的焦菊隐看到《龙须沟》非常激动，他隐隐觉得建立一个像莫斯科剧院那样的中国话剧院的机会到了。可迈出这一步，也意味着失去大学教授的安稳工作。反复思考后，他看了演员名单，发现都是新人，更加坚定了决心，只提出一个要求:演员必须体验生活。李伯钊一口答应，说:“赶紧的，龙须沟马上就要填了。”
第一天，郑榕、于是之他们集体坐着公交车被带到龙须沟，远远地看见漫天黄土地和地平面低矮的小房子，挂着西染厂的破烂布条。第二天导演说，自己下去找人谈，每人准备两本日记，一本交上去，一本发下来，导演就日记和演员沟通。两个月的体验后，焦菊隐的实验成功了。这个成功背后有无数剧目的失败垫底，解放初期要求政治和艺术相结合，各省市纷纷大建话剧院团，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话剧为何物。四川作者刘沧浪有两出话剧，以纺织厂女工为主角的《红旗歌》和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思想问题》红遍全国，演得正热乎时被批评了，定性为“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演工农戏”，类似挨批的戏不可胜数。在这个背景下，政治与艺术都正确的《龙须沟》弥足珍贵。所有的中央领导都观赏了这部剧，这个戏也成为了老人艺的资本，在与华大三团（中央戏剧学院话剧三团，团长曹禺）合并为现在的人艺时，对方的规模要大上许多，但因为老人艺有《龙须沟》、有焦菊隐，焦当上副院长，还有一位副院长就是从歌剧院调来的赵起扬。
人艺的第一任院长是曹禺，他也是唯一的终身院长。除了艺术成就之外，重要原因之一他是周恩来南开中学的学弟。当时曹禺身负20多个兼职，从中戏副院长到中蒙友好协会会长，根本无暇剧院事务，院务都由常务副院长赵起扬处理，此后成为人艺的隐性规则:可以长期没有院长，常务副院长就是院长。
不久之后，曹禺、欧阳山尊、赵起扬和焦菊隐在香山召开了四巨头会议，研究人艺往何处去。曹禺后来坚持说要搞中国自己的剧院，不过当时的目标确实是莫斯科剧院，一切规则模仿苏联。他们还分析了剧院成员怎么培养，每人的优缺点是什么。还规定演员演几个主要戏之后要跑龙套，防止骄傲自满，最重要一条承认了焦提出的生活问题，焦菊隐想把中国传统戏的形式主义去掉，主张要从生活出发。体验生活于是作为制度确立下来。香山会议后，人艺推出了4个独幕剧《夫妻之间》、《喜事》、《赵小兰》、《麦收之前》，均来源于生活，避免了跟着政治指挥棒，明确了艺术目标。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50年代末，终被摧毁。
解放初实力最雄厚的其实是青艺，副院长金山是“话剧皇帝”，总导演孙维世是周恩来的义女。青艺花高价从上海等地请著名演员，从各地解散院团优先挑人。人艺之所以后来声名盖过青艺，就是由于人艺抱团，青艺从延安来的副院长吴雪和国统区大明星金山有矛盾，缺少凝聚力。青艺曾请过赵丹演《屈原》，这样的强大阵容，服装按照那时最流行的敦煌风格设计，效果却很差，演员在台上举步维艰。当时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也不满意。而焦菊隐在排郭的另一部戏《虎符》时，大胆提出民族化改革。苏联专家刚来北京办过表训班，焦菊隐提议把斯坦尼与京剧的表演方式融合在一起，让演员学云手、念道白、配锣鼓点，除了没张口唱，其余都和京剧一样。许多演员由此炸了锅，觉得太过荒唐，联名上书抗议，赵起扬搬了把椅子坐镇排练厅，说:“有意见可以提，但是党委的决定还得执行。”在赵起扬支持下，《虎符》得以演出，无论反对还是支持者，看后都不得不承认焦的改革是成功的。郭沫若非常兴奋，连轴请客，邀请大伙儿去逛植物园。
周恩来喜爱话剧，人艺渐渐成为他的后花园，几个大戏他看了无数遍。听到朱琳说错一句台词，他会让邓颖超打电话说:“好戏的台词一个字也不能改。”欧阳予倩复排30年代的《潘金莲》，周恩来说“这戏影响不太好”，于是之当面敢和他争辩。戏决定不排后，周恩来吩咐不让消息见报，怕“欧阳老身体不好”，看了难过。
有一年除夕也是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度过的，谁和谁是一对他都门儿清。他会出其不意地访问演员宿舍。有一天去了，只有林连昆在睡觉，正紧张着，周恩来笑说:“快把窗户打开，味道不好。”历届北京市长都只管给人艺拨款，生怕这块名为北京、上达天庭的牌子出点纰漏。
《茶馆》的“红线”
在植物园吃饭时，老舍说自己写了一个戏，于是之听在耳中记在心里。那个戏名为《人同此心》，是为了歌颂第一部宪法公布的，当时的现实情况是每部艺术作品都得配合点什么。老舍有个习惯是给大家读剧本，看到有人皱眉就拿回去改，先给党委成员读，再扩大到全体成员。读这个剧本时，大家都觉得其中一幕写得极为精彩，可也就这一幕精彩。焦菊隐建议:能不能把这段茶馆里的一幕放大成一部戏，用茶馆作背景一样可以反映出中国的变化。为了顾及老舍的面子，领导让梁秉去和老舍讲。他那时很年轻，每天跟着老舍进出，老舍拄着文明棍，梁帮他拎包。老舍听后，喃喃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那就配合不上了。”他的预见惊人地准确，这部没有配合上的剧目成了他的罪状之一，20年后《北京日报》上逐条台词批《茶馆》。
可听到这个意见，老舍又十分兴奋，他说:“茶馆那场里的每个人我都能给他们批八字。”这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他3个月后交出了剧本，又采纳了各方意见。为了“配合”，原稿结局是王掌柜保护暴动学生被打死。演王利发的于是之提出:能不能改成3个老头共话沧桑？老舍“嗯”了两声，于是之惴惴不安。过了几天，老舍拿来了改后本子，于是之大吃一惊，老舍不但加了他说的部分，还把王利发改为上吊。于是，艺术性增强了，“政治正确”又减弱了。《茶馆》在1958年演出了48场，3月29日，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跑到人艺“越级”开会（当时人艺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措辞严厉地讲:“剧院不是党在领导，是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当天由于梅兰芳请了苏联专家照常演出，从次日开始禁演。9月12日，周总理来看戏，上台握手时问于是之:“《茶馆》怎么不演了？”于是之非常为难，踌躇未答。周恩来明白了，说:“那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于是之连夜向党委汇报，组了改剧本小组，由于是之、英若诚、林连昆、童超组成，老舍当然不能参加。那会儿把加革命元素叫加红线。原剧中只有童超饰的大学生和革命有关，后来加进常四爷给暴动学生送水这一段，主角终于算和革命扯上了边。
1963年4月7日，《茶馆》二度在京剧院的人民剧院重演，连演53场，报纸上一点宣传没敢发。演出头天老舍去了，以往他都会到后台和演员见面，这次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第二天，周恩来陪老舍夫人一起看戏，周说:“这是个好戏，青年人没有经过旧社会，《茶馆》让青年人知道人吃人的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下是多么可怕。”
“文革”降临后，老舍数罪并罚，在京剧院里和马连良等人一起跪着，看造反派烧戏服，那场面和电影《霸王别姬》一个模样，那天他们都挨了打。红卫兵到老舍家抄家，砸了他心爱的花，他去拦，又被揍了一顿。没等赶上周恩来签发的保护令，他就投了湖。
“又红又专”到“文革”前夕连“专”字也没了。1965年，英若诚、苏民和梁秉受命写《刚果风雷》，以配合支持世界革命的需要。这是外交部布置的作业，那时各部委都可以派任务，艺术完全被政治需要取代。这个戏被要求一周写完、一个月后演出。
焦菊隐与曹禺
焦菊隐与曹禺是两种个性的代表，曹禺总想谁都不得罪，最后谁都得罪了。剧作家吴祖光说他:万家宝的最大毛病就是听话。他住在铁狮子胡同，他礼数周全，哪怕是小字辈去看他，他也会恭敬地送出门口。对周恩来更不必说，一定要目送他的汽车远去，还要对着车尾鞠一躬。
在女儿万方的笔下，曹禺一直没有快活过，他痛苦地挣扎，总觉得自己还能写出大作，挣扎的结果还是写不出东西。他创作生涯的前10年，从23岁到33岁，写了7部传世大戏，而人生的后47年，只写了两部半:《明朗的天》、《王昭君》，《胆剑篇》是与于是之、梅阡合写。在那凝固的空气里，曹禺身为院长却谨小慎微地活着。赵起扬安排梁秉和于是之作为曹的助手，进驻科学院，写一部以科学家为原型的戏。临行前赵起扬嘱咐两个年轻人说:“好好学习，戏出来后你们不署名。”他们都理解赵的苦心。体验了一年多生活，曹禺对写出的东西永远不满意，他斥责那些是“中学生水平”，拿起来就撕，最后一事无成。
好不容易写出个比较满意的《胆剑篇》，许多刊物要求发表，平素好说话的曹禺一概婉言谢绝。直到著名剧作家、当时《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提出发表，他才同意，原来他对剧本视若拱璧，不舍得给无名刊物糟蹋。
剧院里的小孩都管他叫“曹头儿”，“文革”时搞部队编制，“历史清白”的梁秉当了连、排、班的班长，曹禺是班员，他管梁叫“老班长”。写交代材料时，他不会给自己扣帽子，总过不了关。梁秉帮他写，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关总算过了，曹禺回家难受得打自己的嘴巴。
焦菊隐以脾气臭、好损人著称，多次在排练场训哭演员，他曾被当作天才呵护着。他的坏脾气有个故事可以说明，50年代末，外地来人调查剧组某成员的历史问题，干扰了正常排练，焦菊隐拍案而去，撂了挑子。赵起扬去家里请他，焦装睡，但是肌肉还是很紧绷的状态。赵起扬一眼看出来，也不戳穿，悄声对焦的爱人说:“我改日再来。”这样反复了三次，焦菊隐终于不好意思，回去继续排练。本来焦菊隐就是重点统战对象，属于要帮助的人士，再加上他的锋芒，1957年他被定了右派。赵起扬找到北京市长彭真说:“焦菊隐是可以改造的，他有才。”焦菊隐于是幸免成为右派。
“文革”他就逃不过去了。1961年，周恩来主持的新侨会议上，文艺界有过一阵松动，向“右”靠拢了一些。这次会上有一幕戏剧化的插曲，文化部部长周扬走到赵起扬面前，深深鞠躬:“你是文艺界的好书记，我感谢你。”“文革”中这成为赵起扬的罪名，有人说:“什么人说他是好书记？周扬！”周扬彼时作为重量级人物被批判。失去了保护的他们，被关在灯市口制作工厂的牛棚。6人一排，常常十几排并肩走在大路上，蔚为壮观。处境和坐牢差不多，每日写交代材料，从小窗口递饭。“自己买了烟不能抽，交给管教，表现好的话再发给你。”发烟的器皿是搓衣板，板上的横沟写着人名，可能一根没有，也可能有两根。走资派被分为三等:一等是剧院领导，失去人身自由;二等叫半走读，适当圈起来，像苏民、蓝天野都是这种;三等普通员工，由群众监督，是小组帮教的重点。
焦菊隐从这时失去了和舞台的一切联系，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在台上挥斥方遒。江青派人送来一张字条，上书:“焦菊隐是个王八蛋！”掌控他命运的人是剧院的实权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焦菊隐死时，军宣队长宣布:只能给他买最便宜的7块钱的骨灰盒。临终前，焦菊隐拉着下乡的大女儿的手说:“户口落下了么？”女儿点头，他才松了手，闭了眼。
于是之的病
“话剧百年”的纪念节目里，采访了人艺5位生者和10位逝者的亲属，唯独没有于是之和林连昆。作为生者，他们失去了表演能力，可他们也不能当作逝者被悼念，轻轻地就被省略了。没有于是之的人艺是不完整的，不仅因为他常务副院长的行政职务。作家过士行说过:“于是之在时没有感觉，可他离开了这个位置，那种感觉那么强烈！”
于是之自己说，副院长这8年，他的身体彻底散了。不到70岁时，他就患上老年痴呆，被迫离开了舞台，与他同龄的演员10年后还活跃着。1992年，谁也没想到这是老版《茶馆》的最后一次演出。于是之已经有了预感，他对同台的蓝天野说:“今天你给我兜着点，我可能会信号中断。”这是忘词的委婉说法，他果然中断了，愣在台上，观众没有察觉，蓝天野迅速补了漏。但是于是之明白，他再也不能登台了。散场后，观众久久不肯散去。于是之说:“感谢观众的宽容，过去觉得观众的厚爱是肯定我的成绩，现在才明白，他们的厚爱是宽容我的错误。”后来他一次次地努力过，1996年还在《冰糖葫芦》里演过只有十几句台词的小角色，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一场戏。
人艺的工作为什么难做？一两句话很难解释，许多艺术家都有背景，受了委屈至少要到彭真那里反映，或者告到更高的领导处。用李龙云的说法:“人艺这一锅，太难弄了！出一回国，打躺下俩;分一回房子，送医院仨。”于是之在外面行事谦和，内心又相当暴躁，受了气回家摔茶缸。
艺术家的脆弱、敏感远甚常人。于是之不太得罪人，可也有不少人恨他。他住在12楼，多少次向人复述他想从阳台上跳下去。他在80年代“纵容”林兆华搞先锋话剧，激起大部分老同志的抵触情绪。这些反对意见又烂在了于是之肚子里，愈发使他痛苦。林兆华就从不背思想包袱，永远有小孩心性。上面领导来送关怀，林在下面偷偷和同事说:“等着瞧，过会儿我提个问题，让他下不来台。”同事好说歹说给劝住了。这种事万万不会发生在于是之身上。
人艺的早期被看做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而一些行内人并不这么认为。中国话剧的两条线:欧阳予倩从日本带回的春柳社和脱胎中国戏曲的文明戏，那时有一半剧目都改编自国外。在重庆的短短几年，大话剧排了170多部，小剧本有70个，绝大多数是原创剧本，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人艺成立后的大部分作品，无论精品或是劣作，都是为了配合宣传需要。它已不仅仅是北京市属的一家剧院那么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