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历史谱系与个人反思

论点精粹：

★文化研究的实践在前，对于文化研究的自觉的理论反思在后。

★文化研究的最大优势和生命力在于它的实践性，在于它对于重大社会文化现象的高度敏感和及时回应，同时也在于它在方法选择上的灵活性，以及它对于最前沿的各种理论的及时而灵活的应用。

★我有一个比方，文化研究是“寄生虫”，是寄生在马克思、福科、布迪厄等大师的思想大树上的“寄生虫”，我个人认为文化研究领域没有思想大师，也没有第一流的具有重大理论原创性的经典著作。

一、文化研究本土旅行的展开契机

文化研究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已成显学，这个术语开始流行于各种学术杂志，尤其受到青年学者的偏爱。但是严格地说，专门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进入中国时间并不长。当然，文化研究最先进入中国的准确时间并不好确定，因为我们很难对于什么是文化研究什么不是文化研究作出截然的区分。比如80年代的文化讨论是不是文化研究？从较宽泛的意义上可说是，但从更加限制的意义上说则不是。我倾向于从比较限制的意义上界定文化研究，也就是以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1964年）为标志的那个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常常是大写的———Cultural Studies，以便区别于一般说的对于文化的研究）。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进入中国的两本标志性著作，便是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以及霍克海姆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时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过那时候好像大家并没有意识到有一个专门名词叫文化研究”（包括其特殊的研究旨趣、问题意识、政治立场、分析路径等等）。其实，虽然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对于大众文化（他们叫做“文化工业”）的批判今天在文化研究界几乎已被普遍认为是经典的文化研究，但是在他们从事大众文化研究的当时，也就是20世纪的40、50年代，并没有人称之为“文化研究”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么命名。所以，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思考可以说也是被后人追加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起源的。

但有一点比较肯定，在研究对象上，最早出现的中国的文化研究比较关注大众文化（这点倒是和西方的情况差不多，西方的文化研究的兴起也是因为大众文化，主要是美国好莱坞的商业化电影，还有流行音乐），特别是90年代初期曾经轰动一时的电视剧《渴望》、王朔所代表的所谓“痞子文学”，以及新兴的流行音乐。我个人的感觉是，那时大家对于这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存在不同的见解，也没有在理论上把文化研究当作一个整体，自觉地在理论和方法上加以建构与反思。比如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有什么特点？“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很晚才出现，大概在2000年前后。比如2001年开始讨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问题、文艺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已经很自觉地在专门的意义上使用“文化研究”一词。也可以这么说，文化研究的实践在前，对于文化研究的自觉的理论反思在后。

就我本人而言，我接触文化研究理论也是在90年代初期，研究的对象也是大众文化，看的书主要也是上面提到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以及《启蒙辩证法》，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另外一些书，比如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等。这些书中总结的大众文化的一些特点，比如麻痹和控制大众、感观化、商业化、平面化、机械复制等，很合乎我以及其他具有精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和审美趣味，可以说一拍即合。特别是《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的“文化工业”这章，被引用的频率很高，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揭开大众文化秘密的钥匙。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对于法兰克福大众文化理论的应用存在严重的机械套用倾向，也就是不够关注中国大众文化出现的特殊语境与特殊政治文化功能。这种情况在当时很严重，在今天也仍然存在。

谈到初期的文化研究，还有一本书不能不提及，即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本书不仅是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之一，而且在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方面也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他提出了“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著名观点。这种反精英主义的文化观为主要关注大众文化而非精英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这本书也是出现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好像很巧合。

二、市民社会理论与大众文化研究

我是怎么发现自己机械套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呢？这个问题也有点巧合的味道。凑巧也是在90年代初、中期，中国学术界同时还在进行关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译“公民社会”）的讨论，由当时邓正来任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发起，参加的主要是一些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家，也有一些政治学、法学界的学者，人文科学界的学者很少介入，特别是文学和美学界，几乎没有，而大众文化的研究在中国又基本上是文学批评界和美学界的学者在做，这就使得这两个讨论无法形成对话。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这个刊物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在同人之间流传比较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根本看不到，这也限制了它的学术辐射力。

市民社会的讨论受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转型的深刻影响，其现实的动机是想在理论上对于原先的集权主义国家向民主-自由国家的转型作出回应。这也是我关注这个讨论的主要原因。我的个人经历和我国当时的情势都使得我的这种关注显得非常自然。我特别关心的是：中国到底是不是、或多大程度上是与集权政治社会相对的市民社会？大家比较一致、我也比较认同的观点是：中国既不是典型的市民社会，也不是典型的集权政治社会，而是处在从集权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过渡之中。

这个讨论对我的大众文化研究影响很大，我把它引入我自己对中国的大众文化的思考中，形成了和以前也和当时其他学者迥异的观点：当时的中国大众文化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市民文化，它产生于从集权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背景中。与中国当时不成熟的公民社会一样，它既依赖于政府又相对独立于政府，既有民间色彩又免不了政治权力的牵制，既已开始市场化和商业化又不能完全遵循市场和商业的逻辑。因此，它具有对抗和妥协的双重性，颠覆和收编的双重性，它的内容和功能都是很复杂的，不能进行简单化的理解。一方面，它拓展了文化空间，打破了官方政治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体现了商业文化解构官方文化的力量（这是当时李泽厚等人的主张）；但另一方面，又受到官方文化的牵制和制约，具有妥协性和守制性（这点基本上没有人看到）。当然，也有自己的商业性（这点倒是被大大夸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大众文化，特别是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的看法。现在回顾起来，这一转化得力于我把市民社会理论引入大众文化研究，摆脱了单一的法兰克福立场，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先那种简单化的精英主义立场和单一的人文科学视觉（市民社会理论属于一种社会理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写了一系列关于大众文化的文章，比较重要的有：《在官方和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中国大众文化的双重性格》、《超越道德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二元对立———论对待大众文化的第三种立场》、《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等，对于原先的研究视角和结论都有较大修正。特别是后一篇文章是专门反思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机械搬用法兰克福理论倾向的。我自己认为，这一转型使我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复杂性以及它产生的特殊语境。这两者在今天也是我仍然坚持的。

三、重审启蒙与文化研究的地缘政治化

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研究发生了另一件大事，这就是《读书》杂志在1993年连续发表了介绍赛义德和其他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文章，同时出现了文化研究中第三世界意识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强化，甚至有些文章中出现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与此同时或者稍微早一些，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思、全球化理论、后现代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等也进来了。由于随民族主义而出现的地缘政治意识在文化研究界的强化，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看法也随之改变。大家知道，80年代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是现代化意识形态，大家谈论中西方文化是否有利于现代化，虽然观点差别很大，但是理论资源和话语方式好像比较类似，立场也很一致：现代化、现代性是好东西，没有什么疑问，问题只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适合现代化，中国应该如何现代化。90年代初期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大众文化研究也基本上没有涉及地缘政治的问题以及文化殖民主义的问题。90年代初期后，情况就不同了，中国是因为文化问题而现代化滞后，还是由于身处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压迫而无法或难以现代化？这就是文化研究中后殖民主义出现的重要社会文化语境。许多所谓的“新左派”人士常常持和现代化理论很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滞后不是因为传统文化不适合现代化，而是因为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他们还因此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当作是有益于抵抗资本主义而走的另一条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尝试，青睐有加，把“鞍钢宪法”等同于“后福特主义”，把“文革”时期的群众集会等同于大民主，等等。这在80年代好像是不可思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后殖民理论的引入对中国的文化研究影响极其深刻，作用不可低估。赛义德的《东方学》，这部书对中国文化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最大的，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它改变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看待中国现代史的视角。中国学术界从五四到80年代的主流一直是正面看待中国在西方影响下的现代化历史的，而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启示”下，出现了一些学者，他们把现代化的历史解读为“他者化”———也就是民族自我身份丧失的历史，甚至认为鲁迅等启蒙思想家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内化了西方殖民主义的逻辑，是自我放逐、自我他者化。可以说它整个改写了中国的启蒙话语，改写了中国现代史的叙述模式。但是这种深刻地沾染了民族主义和新左派色彩的理论到底是打开了一片新的理论天地还是遮蔽了本来就没有得到深刻讨论的问题，还需待时间的检验。

四、后集权社会的消费文化研究

世纪之交，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消费主义思潮席卷大地，汹涌澎湃，社会上流行享乐主义、实利主义、犬儒主义、即刻主义（就是既不关注未来、也不关注历史）。与此同时，人们的政治热情消退，公民意识淡化，娱乐热情高涨。这不是说此前没有这些东西，而是说世纪之交这些社会现象和文化思潮变得空前突出。我觉得自己的文化研究又面临转型。

在理论上，我有幸接触到了哈维尔等人的后集权社会理论。依据哈维尔等的研究，后集权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消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结合。一方面，社会大众沉溺于物质消费和感官娱乐，这方面的自由度空前扩展，“想唱就唱”、“我的地盘我做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不问政治，缺乏公共参与热情，不关心公民权利。一方面流行怀疑主义，对一切都不相信；另一方面则信奉实利主义，只要有现实的利益做什么都可以。一方面不相信意识形态的空话和假话；另一方面又把这种怀疑精神推向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甚至怀疑改变现实的可能性。这种我概括的后集权现象比比皆是。

后集权社会在大众文化上有相应的种种表现，也可以说有自己的文化形态，我自己比较关注的是大话文学和玄幻文学。我觉得大话文学表现了后集权社会中青年一代的特殊精神状态：一方面是强烈的怀疑精神，激进地否定偶像和权威（具体表现为对于经典的戏仿）；另一方面是得过且过，缺乏正面理想，调侃一切。“玄幻文学”则表现了青年一代一味追求轻松、回避沉重的倾向，他们不关心现实也缺乏历史感，沉溺在游戏机的架空世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真空世界。

五、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研究虽然表面很“热”，但从制度化程度、从国家教育和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来看，其实很冷。对此我不很赞同，文化研究不只是“表面热”。“冷”、“热”标准不拟着眼于制度化程度或官方机构的支持力度。或者说某个研究领域的机构化、学科化程度，不能够作为“热”与“不热”的标准。原因很简单，制度不是一切，在今天尤其是这样。否则我们就会得出韩寒、郭敬明以及其他影视歌星还不如马列主义热的荒唐结论。

对于文化研究尤其要这样看。文化研究本来就是一个体制化、学科化程度很低的知识探索领域，而且大家公认它本身就是跨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而在今天的学科现代性的建制内，学科化是体制化的基本方式和标志，在中国尤其如此。尽管有不少人已经在反思这个问题，但基本格局还是没有变。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和教育部的本科生招生、研究生学位点建设等，到现在为止仍然是高度学科化的，今后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

但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路径、旨趣和立场其实已经渗透到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在很多并不以“文化研究”冠名的学术研究中，其实都可以看到文化研究的影子、文化研究的果实。比如：现在的传播学研究、电影电视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等等，哪个领域中看不到文化研究？再说一遍，如果我们把文化研究理解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旨趣、方法，这一点就非常可以理解。同样是传播学研究，既可以是文化研究，也可以不是文化研究，这要看它是否体现文化研究的旨趣，这些旨趣包括：政治学的取向、跨学科的方法、边缘性的立场和批判性与介入性的倾向等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领域的情况也是这样。我认为我自己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的文艺学研究、文学批评实践，就是文化研究，但是也有很多不是。我感到高兴的是，尽管遭到不少的质疑和批评，文化研究的方法、旨趣和精神还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地渗透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前景是广阔的。文化研究的最大优势和生命力在于它的实践性，在于它对于重大社会文化现象的高度敏感和及时回应，同时也在于它在方法选择上的灵活性，以及它对于最前沿的各种理论（包括哲学的、社会学的、语言学的、社会理论的等等）的及时而灵活的应用。目前中国的文化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对前沿理论仍然不够熟悉，实践上操作上也不够地道，也就是缺乏学术性，但是最根本的我以为是缺少言论自由的空间以及对于中国特殊语境的关注，套用西方理论的现象仍然存在。

另外，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也应该多在超出文化研究的地方去找。我甚至觉得，在西方学术界一般公认的文化研究学者中，基本上没有第一流的大师（就是文化研究的精神鼻祖威廉斯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者），文化研究的著作也没有一部堪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布迪厄的《区隔》、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等相比肩。我有一个比方，文化研究是“寄生虫”，是寄生在马克思、福科、布迪厄等大师的思想大树上的“寄生虫”，我个人认为文化研究领域没有思想大师，也没有第一流的具有重大理论原创性的经典著作。我可以坦率地说，对我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我最喜欢的学术著作，没有一个（一部）是属于文化研究的。比如，我喜欢的阿伦特、哈贝马斯、福科、布迪厄等，即使他们曾经给予了文化研究以空前巨大的影响，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者。但是我个人认为，阅读他们的著作比阅读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著作对我的文化研究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