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闲话军统”(15)— 蔡孟坚与“顾顺章案”（一） - 北方才子的日志 - 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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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这个案子并不是军统破的，蔡孟坚也不是军统的（严格来讲，也不是中统的），不过，谈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秘密战，这个案子似乎是绕不过去的。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

这里不得不再简单归纳一下历史，即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几次迁移，给大家提供点资料：

上海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7月31日在浙江嘉兴南湖闭幕。这个大家熟得都可以背下来了。

这里顺便说说关于“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由于条件所限，“一大”召开的当时，没有留下很详尽的会议资料，也可能是有所遗失，总之，时过境迁，多少年以后，所有的当事人，谁也回忆不起来当时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了，只记得是7月份，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我党“官方”第一次明确提出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从此就一直延续下来。

但这么重要的事情，总归要搞清楚的。

有意思的是，“一大”的会址，还是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找到的。

 周佛海

周佛海是“一大”代表，后来他曾写过一本书,叫《往矣集》,其中很详细地提到“一大”的相关情况。当时，其妻杨淑慧也在上海，还曾经参与过“一大”的会务工作。因此，解放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杨淑慧。

办法也很简单，找个车拉着杨淑慧满上海的跑，跑了足足一个月，终于找到一处房子很像，于是拍了很多照片，请董必武同志辨认。最后终于确定下来，即当时的“兴业路 76 、 78 号”、1925年叫做“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今天的“上海市黄陂南路374号”。当时房子已经改得面目全非，家具也挪了位，我们今天看见的都是后来恢复的。

至于开会时间的最终确定，则依赖于陈公博的回忆。

 陈公博

开会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遇到了军警搜查，于是大家紧急疏散，当晚，陈公博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据他后来回忆：当天夜里，他的隔壁曾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是一位年轻女士。

当时上海的传媒业已经非常发达，这么轰动的事肯定会有报道。一查当时的报纸，果然如此：

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刊载：《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往前倒推，最后推算出了“一大”开幕时间为7月23日。

“一大”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机关一直设在上海。

湖北武汉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次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同时，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率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武汉。

上海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 “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武汉已无立足之地。“八七”会议之后，同年9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回上海，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江西瑞金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同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重要成员周恩来亦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

此时，由于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且主要负责人不在位，因此经共产国际指示，1931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党中央，由博古以“总负责人”的名义负责，当时，他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从此，博古这位年仅24岁的年轻人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到1933年初，博古等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红都”瑞金成为临时党中央的所在地。

陕西省子长县 瓦窑堡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并于12月17日至25日在当时的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从此到1936年6月，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同时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政府和西北军委（中央军委的前身）所在地。

陕西保安  1936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由瓦窑堡移驻陕西保安。

陕西延安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从此另一个“红都”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达十年之久。

河北平山县 西柏坡村  1947年3月，内战开始，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到1947年5月，中央机关进驻河北平山西柏坡村。

北京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建国后恢复原名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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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了，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以后，随即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为适应当时严酷的形势，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后来又成立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不言而喻，首先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另外还包括情报工作，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特务，等等。

这其中，我们了解最多的，自然是惩办叛徒特务，也就是所谓“行动工作”，这项工作，归“特三科”，负责人就是顾顺章，另外还有康生（那时他还叫赵容）等。

我们都知道，陈赓同志原来也做过秘密工作，不错，陈赓同志是“特二科”负责人，负责情报工作。

另外，还有负责总务、后勤的“特一科”，负责人中，就包括参与处决顾顺章家属的洪扬生。

还有负责交通、通讯的“特四科”，负责人是李强同志。

李强同志是中国无线电台的先驱，解放后又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改革开放后来被调到外贸口，美国“可口可乐”的生产线，就是李强同志主持引进的。

这其中，最出名的，自然就是顾顺章了。

 顾顺章

顾顺章，生于1903年或1904年，上海宝山人，原名顾凤鸣。顾顺章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个工人，后加入青帮，以好勇斗狠而闻名，动乱年代，这种人最容易出人头地了，因此顾顺章在身边的工人中享有很高威望，后当了工头。

1925年，顾顺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顾顺章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顾顺章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长期在上海与周恩来领导中共秘密工作，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顾顺章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学习苏联的经验，主要在城市中开展工作，广大工人成为同盟军的主力，因此有一段时间特别强调工人的作用，提拔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而且是火箭式提拔，一下子就从基层干部成为中央领导，顾顺章就是这样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

更典型的还有向忠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居然在国外召开，足见其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险恶到了何等地步！

经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向忠发，生于1880年，湖北汉川人。

1926年夏秋，向忠发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到了“六大”，向忠发更一跃而成为党的主席。

仅用了两年时间，向忠发便完成了从党的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到“一把手”的飞跃。

这时，向忠发已经快50岁了，在当时一派年轻人的政坛，也算是一个“另类”。

 

3

 

1926年，顾顺章和陈赓等人被派往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别乌”学习特工技术。

也许是有这个天份吧，据说顾顺章在这方面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用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其前身为“中统”）资料室主任万亚刚在其《特务大师顾顺章》中的话说：

“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因此，顾顺章很快就成为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大上海叱咤风云，从无失手。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这就是著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了。

说他著名，是因为在这次全会上开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先例，即苏共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粗暴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选举，使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

米夫，1901年生，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毕业。1925年，年仅24岁的米夫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所以，从名义上讲，米夫虽然是王明的老师，但年岁却比他的中国弟子们大不了多少。后来米夫又升任校长，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早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上，米夫就想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高层，但没有成功。1930年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再次来华，半强制地要求中共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如此，连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都是米夫代替中共领导层决定的。

不仅如此，在会议进行当中，米夫未经中共中央，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名单。最终，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有米夫这位庞然大物的支持，王明实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在苏联1937年的“肃反”，米夫被打成反革命、打成“托派”，并于1938年被无情地枪决，仅活了37岁。

王明，生于190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王明俄语好、马列学得好，很快成了米夫的得意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