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审判童年文字稿

2010-01-11 15:05:00 来自: 文亭(寻找自己，求得安心！)

1 记忆的起点
一个人的记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说，一个人的记忆旅程，最早可能启程于何时？
达芬奇自传里回忆，“尾部分叉的红鸢——我儿时最早的记忆就是它。当时我还在摇篮里，一只鸢向我飞了过来，用它的尾巴敲开我的嘴，在我嘴唇之间拍打了多次。”（《达芬奇自传》）。”我看了之后，有很大的冲动想骂他扯淡——鸟在一个婴儿的嘴巴里扑腾翅膀，我连想象都缺乏足够的画面感。
达利的记忆甚至开始地更早，他记得他在子宫里的岁月，他在自传里说：“我本人对子宫这个时期的回忆，十分清晰并富于细节：那是神，那是天堂。宫内的天堂有着地狱火焰的色彩，红、橙黄、黄、淡蓝。它是柔软的、静止的、热的、对称的、双重的、粘糊糊的。在这时，全部快乐、全部美景尽收眼帘。我看到的最辉煌景象就是两个荷包蛋，但它们却没有盘子……”（《达利自传》）。
他的表情和语气是如此地老实而诚恳，好像大家只要一经他只言片语的提醒，记忆都会立刻被唤醒：“没错没错！我记得我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两个壮观的闪着磷光的荷包蛋还在那里吗？”
然而事实上，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为了让子宫里的场景重现，我甚至模仿胎儿特有的姿势，把拳头放在紧闭的双眼上，但这个举动仅仅引起了我眼球的一阵剧痛，并没有带我回到记忆中的天堂。
对于记忆，是否有个倒着跑的竞赛，跑得离起点最近的人获胜？记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把时间看成河，但它并不是如我们经常想象的那样，从过去流向未来，而恰恰是相反——“未来”在前，翻滚着深蓝色的浪花；“过去”在后，凝重缓缓地流淌远去。而岸边的我们，低着头以恒定的速率溯流而上。
我们不能改变行进的速率——走得太快是消极找死，走得太慢是逆天行事怪力乱神。但暂时转个身，沿着“过去”的河流逆流而上。浮生偷得半日闲地检点一下曾经的旅程，人们把这个没有一点儿益处的动作叫做“回忆”。
在回忆的路上，如达芬奇，如达利，如我们，我们总是容易是较真，硬是挑战自己，强迫自己走到河流的最初处。然而，这真的是最初记忆的样子吗？记忆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
最依赖于记忆，把记忆作为破案的线索的莫过于心理医生，他们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往往是追溯到最隐秘，甚至经过自我防御系统删除了的童年阴影。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国出现了一种病，叫做“虚假记忆综合症”。
出现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上忽然出现了很多父亲、舅舅、管家、奶娘——他们都在一夜之间被指控成性侵犯者。他们有着类似的遭遇：因为子女的厌食症、健忘症、洗手强迫症、考试焦虑症，甚至神经性腿抽筋而把孩子送去心理诊所做小小治疗。然而，治疗并不是在提琴和香氛中的几句柔声劝慰。第二天，家长们就收到了法庭的传票，以“施虐”为罪名遭到起诉。
美国这类的官司每年大概有三百起，无辜而深深受伤的家长还组成了一个基金会来对抗这些“植入记忆”的心理医生。“虚假记忆综合症基金会”的顾问是这样给这个病定义的：
“一个人的认知都以一种虚假的创伤经历的记忆为中心。这还不是这种病的特征，‘虚假记忆综合症’的特征是这种记忆如此根深蒂固，打断了他原有的各种适应行为，此时他们就会不懈地避免任何挑战记忆的证据，这时候，就可以确诊了。”
所以，越是我们坚信的回忆，反而越可能是虚构。在一团乱麻中，我们甚至分不出哪些乱麻是自己的。大人的戏谑，别人的叙述，读过的故事和小说，戏院里上演的故事，攒动的人潮中偶尔得到的一瞥，全部溶解在记忆中，糅杂相融，你侬我侬，敌我不分。
外国有妇女声称自己记得前世是女伯爵的好朋友，所有细节都说得条条理理，清清楚楚。后来才查出，她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以女伯爵为主角的言情小说，她的所有描述与资料都来自于那本书。
记忆的不可相信，体现在儿童身上甚至更胜过成年人。成年的记忆即使混乱，却有很多的心理材料辅助着去伪存真。但童年大部分都是视觉性的记忆，童年时的一切都像是舞台上一幕幕的场景，小小的自己被挤在观众群里，又气又急地只能透过大人的肘弯的空隙捕风捉影，看到一些移动的人影。晚来还要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回想，不知不觉地，主角就成了自己。
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成年人的视觉性回忆的材料中，很难看到自己本人。但是孩子却相反，孩子记忆里几乎一切的人事，都是孩子的形体，穿着孩子的衣服。而他们的注意，也永远是指向自己。
而我以下要讲的关于童年的一切，全部是基于童年虚伪而不真实的回忆。我们回溯记忆之旅已经到了头，远远的，知道前方就是记忆的源头。记忆的源头，是一个无底的地下蓄水池，所有的记忆，就都从那里排走了。每次回忆，都是一次神不知鬼不觉，自己也不自知的虚构。
如果想要保障回忆的绝对真实，那么，前提是要最大限度地放纵虚假。
记忆是我们的财富，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由我们支配。未来无法插手，过去是我们唯一有能力改变的东西。
所以，请跟我一起，最大程度的放任虚假，让所有记忆停止了排放和流逝，而开始倒流，童年审判正式开始。
第一个审判对象——祖父母：
我这么个印象：只有百般无奈，或者是父母不负责任到了极点，才会把孩子放在一个只有老人的屋子。
老舍写过一个小说，叫做《抱孙》，故事讲的是一个慈祥有爱的老太太是怎么害死自己的孙子的。主人公叫做王老太太，第一个孙子是小产死的，第二个孙子好容易生下来，可得宝贝着，产房里放着四个火炉，小孩还盖着四床被子，五条毛毯，反而死了，真纳闷儿。
儿媳妇的肚子终于又大了，王老太太三更半夜还给儿媳妇送肘子汤，鸡丝挂面……媳妇的被窝深处能扫出一大碗什锦来，少奶奶吃得嘴犄角都烂了。
产期到了，小孩儿只探了个脑袋就再也出不来了，只能到医院去，医生反倒先问：“你们这些人没办法，什么也给孕妇吃，吃得小孩这么肥大。”只得允许大夫给掏孙子，当然要说明了——要活的。掏出个死的来干吗用？只要掏出活孙子来，儿媳妇就是死了也没太大的关系。
终于把大胖孩子掏出来了，老太太就只管趴在育婴室的窗户上盯着自己的孙子看。老太太把肚子上还有一个盆大的洞的儿媳妇放在医院，自己到底把孙子抱出来了。王老太太一上汽车就开始打喷嚏，一直打到家，每个都照准了孙子的脸射去，孙子还在怀中抱着，以便接收喷嚏。王老太太知道自己着了凉：可是至死也不能放下孙子。到了晌午，孙子接受了至少两百多个喷嚏。
到了下午三点来钟，奶妈已经雇妥了两个，可是孙子死了，一口奶也没吃。
王老太太悲愤医院靠不住，就把儿媳妇从医院接出来，接出来不久，儿媳妇的肚子上裂了缝，也不言不语地死了。
王老太太要把医院告下来，小说的最后一句话铿锵有力——
“老命不要了，不能不给孙子和媳妇报仇！”
个糊涂祖母杀人狂让人恰好看清祖父母们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老了。
人一老，最明显的外在表现是他们对外在的人事失去了敏锐。
老人最大的福利，就是再没有与庞大的大世界和逼仄的小世界搏斗的义务。所谓“天伦之乐”，不过是人生在尾声中终于得空喘息。然而，正是因为不必搏斗，他们不仅荒了武功，锈了兵器，对外界刺激的被动反应都变得迟钝。
年轻时弑亲杀佛打下的天地，就这样在一种钝感中渐渐萎缩，最后，就缩到一亩地，一张藤椅，一张罩着迷蒙蚊帐的红木大床。这样就够了，反正他们的身体也随之萎缩了，因此还能蜷着持久地恬笑着。
当一个婴儿被递给祖父祖母，他们手忙脚乱地把孩子塞进自己的世界里。然而他们拥有的天地如此如此地小，能够空余出来，提供给孩子的温暖而安全的生长空间，狭小得只剩下贫瘠干瘪的怀抱。
我很小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向我妈抱怨过：“我睡觉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把我抱得太紧了。”
那时候我三岁，我爸妈同时没空照顾我，就把我送到老家——我爷爷奶奶的家里。
对那段日子，我几乎没有任何回忆，甚至也没有任何回忆的凭证。因为在那个家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没有宠物，没有玩具，连书也没有。那个屋子，没有什么幼童生存过的痕迹。很多人热衷于回忆自己小时候在老家吃过的零食，因为老年人爱吃容易消化的甜食，正好对了孩子的胃口。但是我奶奶口味又咸又辣，我爷爷每顿饭都一定要有酒，所以，我对吃的回忆，是几盘乌漆抹黑的腌制肉类，和一股冲鼻而尖锐的酒味，我一边吃，一边“呲呲”地从牙缝里吸进冷气。
大部分时间我都独自坐在藤椅上。我总是不耐烦地抠椅子的把手，撕出一条一条细细的藤丝出来剔牙，剔得嘴里一股血腥味。
晚上，我和我爷爷奶奶一起睡，他们一个抱住我的头，一个抱住我的脚。我被死死地抱住不得动弹，有时甚至不得呼吸。这样僵直地躺着，我能活动的最大幅度，就是微微偏过头，看着床边的墙上贴着的观世音菩萨的巨幅照片——真的是照片，是电视剧《西游记》里的观音娘娘。那时候，我对观音菩萨的印象，就是一个常来串门的很白很阔气的老奶奶。
记忆里，我和我爷爷从来没有过对话。我和我奶奶会进行一个程序性的对话，就是她每天都会问我：“你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问了几个月，我终于说：“我不喜欢爸爸，我更不喜欢我妈妈。”言下之意，就是我只喜欢爷爷奶奶。我奶奶很高兴，后来的年岁里，每次见到我们家的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会重提这个掌故——跟在拿米喂鸡事件的后面，作为知错能改的补偿。
当我妈妈来接我的时候，我奶奶当然在第一时间向我妈通知我的见异思迁。我妈当时提了一整桶桃子，那是我所吃过的最熟烂甜腻的桃子，每一个都巨大，我吃得狼吞虎咽，几乎把整个脸埋进桃子里。我从桃子里，抬起脸来，又羞赧又生硬地叫了声：“诶，妈妈。”
几个月不见，我对爸妈除了陌生之外，还有一种轻易就变节的愧疚。这么快地，我就从“爸爸妈妈的孩子”，变成了“爷爷奶奶的孩子”……尤着妈妈给的桃子。
我妈后来才说，她对那时我脸上苍老的干笑，也觉得很诧异。
最理想化的祖母似乎是西方式的，有蓬松庞大的白发和蓬松庞大的乳房，不下厨也穿着围裙，下厨也不做什么正经菜肴，只做松饼和布丁。但中国式的祖母似乎不是这样。中国的祖母更像西方故事里孑然孤老的老巫婆。东方的奶奶矮身段枣核脸，总穿藏青穿黑，一开口说话只有满堂沉寂的回应——没有人有资格同她对话，除了手中总捻的佛珠，以及幽暗房间里影影绰绰的泥塑佛和菩萨。
中国祖母比西方祖母威严得多，威严的唯一倚仗就是她有满肚满肠的磨难。
侯外庐是这样描写他记忆里的祖母的：“她总是盘坐在炕上，拿起一件针线活，对着小小豆油灯，自言自语起来。有条有理地诉说她生平经历的一幢幢最难忘却的往事。那些往事，似乎都是伤心事，是她的奋斗史，所以，她的声调如泣如诉，异常痛苦。”
这幅画面很平淡，却让我有一种平静的震动。我喜欢祖母记忆里的那个人世。因为她们的的胸中不仅有乾坤，而且极为繁复，收纳了几世几代，还包容了好几次元的神秘空间。
马尔克斯的传记《回归本源》写道：马尔克斯的外祖母时常身穿花纹很淡的黑色和半黑色的衣服，从早到晚轻风似的在家里飘来飘去。她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上。别的女人告诉她，她老公有外遇，她也不动声色。因为她太忙了，忙于料理活人死人相遇的阴阳两边边界上的事物，忙于用迷信保护全家人。
比方说，阴魂走开以前就应该让小孩睡觉；孩子躺着的时候如果门前有出殡的队伍经过，应该叫他们坐起来，以免跟着门口的死人一块死；应该注意别让黑蝴蝶飞入家中，因为飞进来就意味着家里要死人；如果听见怪响声那就是巫婆进了家门；如果嗅到硫磺味就是附近有妖怪。
马尔克斯小时候是个多话的孩子，当他开始没完没了地提问题的时候，外婆终于火了：“鸡巴孩子！”她的喊声响彻整个老宅。一个晚上只有一个办法让他一动不动，就是用死人吓唬他。叫他坐到椅子上，说：“别离开这里，要是乱动，死了的表姑和表叔就来了，他们正在屋子里。”马尔克斯被吓住，一直保持这样一动不动的姿势，像被供奉的雕塑一样挪到床上，在床上继续作噩梦，直到黎明轰跑外婆故事里的妖魔鬼怪。
同住一个宅子，祖父母却有更多夹层的空间和更多的室友，他们的空间是很多层半透明空间的叠加，鬼魅穿行其间，和我们一样衣食住行，平静有序。与这个灵异的夹层混熟了，也就没有什么恐怖，反而有一种家常的热闹。这个世界，只有祖父母能够给予，只有儿童能够承接。
马尔克斯在叙述他的童年时，说：“我怀着几乎虔诚的惊讶观看着鬼魂，依次打发童年消逝缓慢的时光。”
我小学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印象很深的是看过这么一个情节：祖母和孙女在田间夜行，老太太牵牢了孙女的手，不远处忽然有橘红泛蓝的火光突突地跳着。孙女瑟缩着说：“奶奶，我怕。”奶奶和蔼地安慰道：“不怕，不怕，那是鬼火……”然后就开始讲魂灵的传说，在冗长琐碎的鬼怪陪伴下，祖孙俩相携穿行夜的田地。
画面一转，又到了几天后的大白天。孙女穿着白衬衣蓝裙子，脖子上拴着红领巾，袖子上别着表示学生干部官阶的“三道杠”。她指着祖母铿锵有力地说：“小刘老师说了，那不是鬼火，是磷，磷在空气中……奶奶，你搞封建迷信！奶奶，你真不对！”
这个情节让人反感极了。小孩子还没在迷蒙中看清什么，就先学会拿着扫把一通恶狠狠地清扫：鬼火是磷，人体是细胞组成的，世界上是元素构成的，死亡是火葬了再也回不来了的，奶奶是吓唬人的……谁都别想骗到我，什么都吓不到我，哇哈哈！
一个清明的世界并不是不好，只是太过无聊。
长大之后，人比自己想象的要寂寞得多。朋友不多，知己更少。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无人陪伴，只有自己形影相吊，深夜拥被。身处一个纤尘不染的世界，烁亮的四壁全部反光出自己的脸来。这时，才后悔如果当时保留祖母那个烟雾缭绕的世界就好了，至少自己有所逃遁，不至于落到现在这样与自己穷凶极恶地对视。
对马尔克斯来说，外祖母的宅子，不是一个偶尔逃遁休憩的小公馆，而是他一生居住着从未离开的地方。
马尔克斯说：“我一辈子每天睡醒的时候，都有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似乎自己依然身处那所令我魂牵梦绕的庭院。在梦境和记忆中，我找到了童年从来没有找到过的墙壁的缝隙，听到了童年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蟋蟀的叫声……”
同祖父母一起长大的孩子，见过世界上最多的鬼怪。已死的魂灵于他们，已是热闹亲切多过恐惧。真正让孩子恐惧的，是将死未死的魂灵。
中学的时候，我们学过一篇叫做《黄油烙饼》的课文，全篇是汪曾祺模拟孩子朴拙的语气。主人公叫做萧胜，快八岁了，一直跟奶奶过。其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刻：
“奶奶身体不好，她有个气喘的病，每年冬天都犯。白天还好，晚上难熬。萧胜躺在坑上，听奶奶喝喽喝喽地喘。睡醒了，还听她喝喽喝喽。他想，奶奶喝喽了一夜。可是奶奶还是喝喽着起来了。”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几乎是瞬间回到了爷爷奶奶的床上。夜是最难熬的，我总是瞪大了眼睛小心地辨别着祖父母的呼吸。爷爷抱着我的脚，和我隔得远，我听不到他的呼吸声会无端地焦虑，就把脚贴近他的胸口，用脚背摸索着他的心跳。有时候奶奶会忽然迸发一阵呻吟，不像病痛，反而像大声呼告什么冤情，呻吟一声半就戛然而止，我急切地伸手去摸，乱摸一通，先是揪到一层异常软的皮，心里更害怕了。每晚上，我就像出急诊的大夫一样，小心翼翼地又摸又探，忙个不停，满头大汗。
自己的身体是温烫的，有汗味和乳臭味。但在半明半昧的清晨四点钟，有什么是靠得住的呢？
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时，我总担心着他们的死亡。这我从来都不敢告诉别人。
《黄油烙饼》里写奶奶刚死时萧胜的反应：“萧胜一生第一次经验什么是“死”。他知道‘死’就是‘没有’了。他没有奶奶了。他躺在枕头上，枕头上还有奶奶的头发的气味。他哭了。”
我当时读课文读到这里，就觉得不能赞同。对一个和祖母长大的孩子来说，“死”绝不可能是这么愕然的存在。
死亡就像呼吸一样，在老人的吐纳之间时隐时现。
“死”并不是不通情理的强加，而是好商好量的一点点抽离。
川端康成从小便父母双亡，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7岁的时候奶奶也死了，他就与身残体弱的祖父相依为命。事实上，他第一部公开发表的作品叫做《十六岁日记》，半瞎的爷爷躺在病床上，他就在床边的灯台上摊开稿纸，快速而粗暴地记录下爷爷的话。
看这部作品，就像是看一幅死神速写的绘画过程一样，十分奇妙。文章大部分内容都是祖父的各种哼唧和呻吟声，有时也会有空茫的感慨：“现在不该死的人也要死了……人人都要死啊……你给我接一下尿好吗？”
他的祖父一度变得暴饮暴食，很能吃，寿司饭团都能一口一个吞下，还狂饮不已。打杂的妇女怀疑是怪兽或者狐仙附在身上。川端康成看着祖父吃饭团，喉核不断地动，“是怪兽在吃饭”这句话怎么也难以释怀。他从仓库取出一把剑，在祖父的床铺上空挥动着。打杂的妇女一边认真地看着他砍杀房间里的空气，一边从旁助威，说：
“对！对！好！好！”
我高中的课桌上一度贴着川端康成老年的照片，黑白照片，他穿着和服，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杯冒烟的茶。
所有的同学在经过我的桌子、看到这幅画像的时候，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喉咙里发出不耐烦的咕噜声。有一个我的同学在我的座位上和我聊天，忽然戛然而止，黑着脸孔把川端康成的脸用书盖起来。我有点不高兴，把书挪开，说：“他又没有盯着你看。”
照片里的川端康成没有看镜头，他大侧着脸，盯着斜下方的空气，介于专注和痴愣之间。你觉得他是真的从虚空中看到了什么，但你对他的所见却没有好奇。
我同学嘟囔着申辩：“就是觉得……他眼神让人不爽……诶呀，我也说不出来。”
后来我知道，和祖父生活的很多年里，川端康成常常仔细地看着祖父接近死人的脸，俨然那只是一张照片。因为对方双目失明，所以更可以长久地直勾勾地看着，而没有什么奇怪和难为情。
我想，这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川端康成的目光让人那么不适，因为，那是看死亡的眼神。无论看多少次，都觉得，那是宁静地端详着死亡这个东西的眼睛。
战国时代的列子把人从出生到死亡，分成四个变化阶段：婴儿，少壮，老年，死亡。婴儿的时候，神情专注，元气淳和，外物不能伤害，德行最高。少壮的时候，血脉喷张，欲望外溢，外物可以随意伤害，德行变低。老年的时候，外物对他的诱力和斥力都不那么大了，反而回到了宁和的童年阶段。而人到死亡安息的时候，就彻底回到本源了。
生命画了一个完整的圆圈，老人和孩子的生命反而有着奇异的相通。
《百年孤独》里写过，年迈的乌苏娜，是小小的阿玛兰塔•乌苏娜和小奥雷诺最喜爱的玩具，他们拿她当做老朽的大玩偶，把她从一个角落拖到另一个角落，给她穿上花衣服，在她脸上涂抹油烟，有一次差点儿用修剪花木的剪刀扎破了她的眼睛，就象对付癫蛤蟆那样。
不敏感的人，看到老人和孩子兴致勃勃地在一起或嘀嘀咕咕——或沉醉于幼稚的游戏——总是满足而高兴的，脑袋里浮现出“天伦之乐”的句子。
而我却觉得，孩子之所以被老人引为知己，引为玩伴，是老人为了帮助自己逃避死神，所以祖孙才会如此难舍难分。
敏感的少壮，对老人和孩子都敬而远之，他们总有一种感觉——老人的临终之眼，孩子的天使之眼都带点灵异色彩，能看到等闲之辈看不到的东西，可敬，可怖。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老人和孩子既没有什么发言权，也没有什么行动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家里被遗弃的份子。所以，他们的目光冷冷地，像来自另外一个不友善的星球。
古代的笔记小说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个书生到别人家做客，看到一个两尺高，垂着稀疏白发的老女人，占着桌子吃东西，饼啊果啊，都被她吃完了。那家的媳妇出来，见到这个老女人就很生气，揪着她的耳朵拽进屋，把老女人装进笼子里。
老女人的两只眼睛，向外窥视，红如丹砂。媳妇介绍这个老女人，说：“这个人叫做‘魅’，是上七辈的祖奶奶，活了三百多岁还没死，身体变小了，不需要衣服，不怕冷热，锁在笼子里，四季如常，偶尔从笼子里跑出来，偷吃饭能吃好几斗。 所以要叫做‘魅’。”
不一定所有的老人都能活到三百岁，但是所有的老人都是家里的“魅”。他们用停滞的，悠长的生命漫不经心地扫视人世，身边的护驾是孩子——睁着那双狭长的、纯净的、审判的眼睛。
下面开始我来说说童年的母亲。
印度作家奈保尔，写过一本书叫做《米格尔街》。这本书就是他童年生活的那条街的全景图。
街上住着一个女人叫做劳拉，劳拉生了八个孩子。她对怀孕这周而复始的发酵过程颇为乐观，常常指着肚皮说：“这事又来了。不过要是经历过三四回，也就习惯啦。当然是件令人头痛的事。”
她热衷分娩，也并不把养孩子看做苦难，她热爱她的每个孩子，那是一种结实而粗暴的爱，这种庞大的繁殖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很多祖母辈的中国妇女都有超越她的生育能力和轻松到漫不经心的良好心态。而真正具有世界纪录意义的是，这八个孩子有七个父亲。
劳拉并不嫌孩子过多，而嫌男人太多。常常是孩子还没出世，她的合作伙伴就必须滚蛋。她这样驱赶一个赖着不肯走的父亲：“别以为我给你养一个孩子，就成了你的人啦……照顾孩子是我自己的事，我不想你呆在这儿，你在这儿只会多添一张嘴。”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劳拉来说，父亲只是一个精子提供者。只有生儿育女能带给她巨大的热情与愉悦。至于“男人”提供的快乐，咳！那只是一个累赘又不受欢迎的捆绑销售。
但我们不能理解的是这个故事的下集。
一天晚上，大女儿劳娜很晚才回来，她说：“妈，我要生孩子了。”
劳拉尖叫了一声。
然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劳拉的哭声，完全不同于一般人的哭泣。她好像是把从出生聚攒下来的哭泣全部释放出来似的，好像是在把她一直用笑声掩盖起来的哭泣全部倾斜出来。我听到过人们出殡发丧时的哭声，其中有不少是装模作样的哭泣，那天夜里，劳拉的哭泣令人毛骨悚然，是我有生以来听过的最可怕的声音。它使我感到整个世界是一个空寂无聊且悲惨绝望的地方，我几乎要和劳拉一起哭起来。
一夜之间，劳拉丢失了自己所有的快乐与青春，变成了一个老太婆。她甚至也不再打骂孩子了。
接下来是结尾的结尾：
劳娜投海自杀了。当警察来通知劳拉这件事时，她只说出几个字。
劳拉说，“这好，这好，这样更好。”
自己乐此不疲地生孩子，却难以容忍自己的孩子生孩子？这是什么古怪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天性》
荣格有一个理论，说所有母亲本源的心灵原型都是大地之母，所有人心中的母亲形象，都是在地母形象的默认基础上再做一些个性化的自定义设置。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很容易归纳母亲的天性：博大，无私，奉献，自我牺牲。
女人是一种肩膀狭窄，臀部肥大的难养的动物。然而她一旦升级到进化版，母亲，她就立刻变成闪着圣洁光辉的女神。
神性就是母性吗？且让我们看看那些著名繁殖女神的画像。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繁殖女神是女娲。根据鲁迅在《故事新编》里面的描述，女娲在一个漫长无聊的午觉之后，无意中揉捏出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泥人，她带着欢喜与诧异，又做出许多来，这时，女娲耳边满是嘈杂的嚷，嚷得颇有些头昏，她烦躁地拔起一根藤，在泥水里一搅，再一抡，拌着水的泥点落到地上，也成了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小人。女娲以恶作剧地诡笑飞速地抡着藤，泥点飞溅，在空中就成了哭嚷着的小东西，爬来爬去撒得满地。
女娲死于补天，而非造人。
这个故事让人心惊又心寒。女娲造人，粗制滥造不说，而且还是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游戏心态。我们膜拜感激了那么多年的女神，原来只是报纸社会新闻版上常见的虐童的妈。
那么异邦呢？维纳斯是古老神话里的生殖女神，圣母玛利亚也算是西方最有名的妈。她们有相似的体貌特征，都有一头璀璨又闪烁的金色长发，而且永远带着矜持柔顺的少女气，她们又是你心中理想的母亲型吗？不行不行，她们太美了。尤其是维纳斯，她身兼生育之神和爱情之神，当她坦胸露乳，面色潮红，眼神迷醉地投入爱人的怀抱，谁来照顾缺奶的孩子？
母亲只能是私有的黄脸婆，不能是人人仰慕的大众情人。
对于完美女神大众情人式的母亲，孩子长大后除了满腔怨恨，我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其他情感。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叔本华。
叔本华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论女人》。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几乎读两页就要擦一把冷汗，扶胸口顺口气——“让我先压压惊。”
这篇文章里充斥着这种论调：“女人最适宜的职业是看护和教育儿童，因为她们本身实际上就很幼稚，轻佻漂浮，目光短浅，一句话，她们的毕生实际就是一个大儿童——是儿童与严格意义上的成人的中间体。”
“只有当性冲动时，男人才会失去理智地认为矮小、窄肩、肥臀与短腿的人是美好的，女人的美都与性冲动紧密相关。与其说女人是美丽的，还不如把她们描述为没有一点美感的性。”
“在欧洲，本不应该有什么贵妇人的存在，她们就应该是家庭主妇，或是想成为家庭主妇的女人。”
经掘坟发现，叔本华小时候和他母亲的关系很糟糕。
叔本华的妈是个名女人，她举办的沙龙级别很高，德国文化圈叫得出来名字的基本上都参加过她的沙龙，像是歌德啊，格林兄弟之类的。小时候，叔本华就坐在香艳热闹的客厅角落的沙发，静静地看着他的妈妈花蝴蝶一样穿梭。
叔本华的妈自己也写书，你大概也能猜到是哪类书，就是一些浪漫小说。而且这些浪漫小说的模式基本一样，主人公总是一个少女，经历过摧枯拉朽的强壮的爱之后，为了各种现实原因，而嫁给一个更门当户对的对象。那段年轻热烈的爱情却没有死亡，而是制成了干花，撒上袭人的香水冒充泪水，放在频繁打开的那个精致抽屉，每次回忆都是一阵做作的可歌可泣。
叔本华是目睹着他母亲的“哀愁”长大的。他深深地厌恶自己的母亲，很多年之后，他才徐徐地、有条有理地、招招致命地写出了这篇《论女人》，汩汩流出这篇他从童年就开始打腹稿的对母亲的抱怨书。
其实，所有的抱怨，翻来倒去都只是一个道理——女人一旦做了母亲，就要解除上天赋予的种种装备和武器，放弃性别优势。
大自然里也有例子：母蚁在受孕之后就失去了双翅，因为孕育期双翅毫无用处，弄不好还会危害其生育。
张爱玲的母亲也是一个不愿意解除女性柔能克刚的装备的美妇。她在张爱玲小时候就离婚去了法国，写诗，画画，关注时装，学习一切花里胡哨的艺术。张爱玲十六岁的时候，她带着纤灵斑斓的美好气息回国，重新审视她暌违多年的女儿，并对张爱玲的笨拙无灵性深表遗憾。
这种距离感是我所想象到的最可悲的母女关系。
然而，女人对女人，天生有一种同病相怜的低柔的默契，所以张爱玲并没有把这一笔狠狠地记在账上，日后伺机报复——她甚至没有把它当做童年阴影。
虽然没有阴影，但却有一道淡淡的肉色伤疤，多年以后，仍能认出它还在那儿。
张爱玲对人性的注视，早早地就没有那一层虚假的、温情的纱质遮蔽。这事幸与不幸谁也说不准，然而，清醒因为失望，这一点确凿。
“母性”是一个人最早接触到的人性，是孩子对人性选择“信”与“不信”的理论来源。“母性”没有给一个孩子温柔的慰藉，那么，对人性，也就谈不上什么坚固的信任了。
“放下屠刀，立地成妈！”“母性”一旦产生，就应该毁灭和掩盖了其他的人性选项。这种要求并不是无理取闹。人类历史上最强悍的事业女性是这样评论她的子女的：
“在他们长出点人样之前，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好感，丑陋的婴儿是非常恶心的东西……只要他们的身体还是那么大，胳膊腿儿还是那么短，动起来还像青蛙一样……就算最好看的那个脱下衣服来也是可怕的。”
说这话的人叫维多利亚，她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君王，她当了64年女王，爱丈夫，爱祖国，爱政治，爱葸卑地臣服于她脚下的臣民，她爱天底下一切伟大的大，卑小的小，然而，她打从心眼里真诚地憎恶她的九个孩子。
叔本华应该庆幸，至少他没有摊上这样的妈。
摊上什么样的妈算幸运呢？相反的怎么样？
荣格所说的“地母”既然不是高贵女神式的，那是不是更类似于非洲的女性雕像，眼神空空的沉甸甸的乳房搁在肚子上，沉甸甸的肚子搁在大腿上，她们的一生春夏秋冬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处于孕育状态。
我将要提到的这种母亲，她们不怎么算是人，而是一个行走着的包罗万象的子宫，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爱与营养。
古罗马的时候，曾经有一场争辩。辩论的话题很老生常谈：关于父母之爱是不是本能。其中伊壁鸠鲁派信徒确信父母疼爱子女是出于利益考虑，想在年迈时得到子女的照顾，或是因为子女的出生能为他们在社会福利和税收上带来好处。
这种理论的支撑显而易见：母亲和孩子之间爱的收支不平衡。没有人会为没有回报的付出买单。
这种会计式的算法合理又客观，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决定性的微小因素：对一个人，巨大的安宁与幸福，往往来自于对“献身”行为的享受和自我欣赏，而不是来源于索取。
在母亲陶醉忘我的奉献中，经常出现某种相依为命的母子关系。这样的关系往往出现在寡居的母子之间。
伊朗有个作家叫做雷瓦那，他是母亲养大的孩子。他回忆中相依为命的母爱却没有那么美好：
“我肯定自己不喜欢她，但她疯狂地爱我。她的爱充满犹太女人的贪婪。每次她生硬地将我从寄宿学校接回来时，都发疯地扑向我。她的吻是那样残酷，猛烈，让我觉得是在挨打。我是她生存的唯一理由，继续生活的希望……她的吻几乎让我死去。
我清楚，母亲对我来讲不是温馨的梦，不是乳汁，也不是皮肤，而是毒汁、鲜血，是体内循环的骇人的东西，总之，是死亡。”
我见过这种母爱，我认识这种母爱，我经常在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身上看到这种母爱。
母爱湿漉漉黏糊糊的，像一大块永远也洗不干净的污渍一样，在他身上随处可见——在他过于粉白的团圆脸和过于红艳的嘴唇上，在他用摩丝抹得整整齐齐的刘海上，在他钉在书包上随风飘舞的小手绢上。
每天早上，当他走进教室，所有人都一眼就看到他身上显眼得让人尴尬的母爱。
这个男孩子发育得早而烂熟，小学的时候体检，他的胸围远远地超过了班上所有的女孩子。他高大雪白，长得异常丰腴美艳，很喜庆，然而母爱给他带来的羞辱，让他常年处于恼羞成怒的状态，脸常年是愤怒的潮红，有事没事就要拖过一个弱小的同学死捶不已。
他虽然是班里最欺良霸善的恶霸，但是却没有人害怕他。每天上午两节课后，他妈妈都会固定地手拿红薯和牛奶，深情地出现在窗边，注视着她的儿子，满眼的欲言又止。他在注视下抓耳挠腮，坐立难安，刚刚建立起来的一代恶名顿时毁于一旦，
当他的妈妈在教室窗外对儿子进行喂食以及清理食物残渣的活动时，班里总有许多同学趴在窗台上起哄：“娇气包！”“羞羞，不害臊。”这样的情况持续几年之后，同学们的起哄也渐渐改变了，大多是暧昧的暗示与冷冷的谴责：“哟！老婆喂老公！”“哼哼，不要脸。”
小孩子的敏感与残忍真让人害怕。
那位同学在小学毕业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了，也许是因为发育来得早去得也早的关系——他给我最后的印象是猥小瑟缩的，总是低着头向上射出惊疑不定的目光。回忆到这儿，我才忽然开始惴惴不安：我们这班同学会不会给他留下什么阴影？
后来，我自我开脱地想：要是有阴影，阴影也只会来自于他的母亲。
就像法国作家罗曼加里，他从小和寡居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他写过一本自传叫做《童年的许诺》，回忆他与母亲的生活固然是眷依不已，但怀恋中其实也不无抱怨。
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刻：
一个人侮辱了我的母亲，十岁的我打了他。这是我漫长而光辉的打耳光生涯的开始。母亲开始赞叹我的行动，从那天开始，不管有理没理，每当她觉得受到侮辱时，她便来向我申诉，对遇到的侮辱提出一成不变的、却并非总是准确的看法，然后说：“他以为没有人可以保护我，那可大错特错了！你去，给他两记耳光。”
侮辱多半是臆造的，但我仍履行我的职责。
我于是鼓起勇气，忍受羞耻，去寻找被指名的某个倒霉的钻石商，肉店老板，烟铺掌柜或古董商。
对方看到一个全身战栗的小伙子走进店堂，双手握拳，逼到他的跟前，用气得发抖的——一种从孝顺心理迸发出来的恶作剧的愤怒的声音说：“先生，你侮辱了我的母亲，现在该瞧我的了。”刹那间，这个倒霉家伙立刻挨上了耳光。
他的境遇和我同学完全不同：一个是被母亲严实地保护着，一个是被母亲索取严实的保护。然而，奇怪的是，两者带来的感觉是完全相同的。
用罗曼加里的话来说——“谁也无法想象，我对这种行径感到多么厌恶，它给我带来说不出的屈辱与痛苦。”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母亲这种生物，太热衷，太善于营造出“相依为命”的生存气氛了，这几乎是每个母亲都具备的无与伦比的天才。她们能即刻创造出一个只容下两人的、潮湿的环形空间，自产自销的源源不断的爱，是养活和维持这个二人世界的营养来源。
可笑又可怕的地方在于，这个“相依为命”的二人组是反外界的，社会于他们是充满恶意又张牙舞爪的大怪兽，成年男性于他们只有恐惧与厌恶。于是，两人就只有抱得愈紧，愈紧。
这实在值得警惕。让我们把罗曼加里的话当做警钟：
“有了母爱，从童年开始，生活便向你展现一幅美妙的图画，但却永远是一幅画面，你以后不得不终生品尝冷漠。从此以后，每当一个女人把你搂在怀里，把你紧贴在她的胸口时，你不会感到别的，只会感到哀伤，你会像一条被人遗弃的狗，跑到你母亲的墓前大声喊叫。你不会再得到别的，永远不会。
可爱的胳膊搂在你的脖子上，甜蜜的嘴唇向你诉说着爱情，但你仅仅是顺水推舟。你早早地来到泉水边，把泉水已经喝干了，当你又感到口渴时，你到处寻找，却枉费心机，再也找不到一口水井，看到的只是海市蜃楼。你从童年就沉浸在爱河里，有了这样的体验，以后每到一个地方，你就会进行有害的对比，就会白白耗费时间去等到你往昔经历的东西。”
罗曼加里的意思表达得温婉含蓄：母爱来得太早太年轻，会让人对未来的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以为“爱”就是“被爱”，所有的奉献都是理所应当。
总有一种爱是那么不对劲，这种爱就是母爱。世界上不存在合适的母爱——或者说正正好的母爱。
母亲的距离要不就渺无踪影，要不就近得让旁人看笑话；母爱的温度要不就冷若冰霜，要不就烫得在心上留下肉红的疤，一颗好好的心就这样破了相。
三国时的孔融有个著名的理论：孩子对于母亲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就如同放在瓶子的东西，拿出来就完了，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意思是说，当孩子被镊子从母亲的体内夹出来的一刻起，两个人就不再有关，也不必有关。
这太不合理了。母亲是一个没有瓶口的瓶子，外人进不来，孩子更出不去；若要拿出来，必是玉石俱焚。
孩子和母亲的命运难以分割，纠缠难舍是因为互相占有，互相占有是由于对彼此生命的嫉妒。
塞尔维亚作家米罗拉德•帕维奇写过一本似真亦幻的《哈扎尔辞典》，里面有这样一个隐喻：母亲的生活我已熟记在心，每天早晨，我花一个小时在镜前扮成我的母亲，就像在台上演戏一样。此事日复一日，延续了数年。我穿上她的裙袍，拿着她的扇子，我模仿她的发型，把头发编成羊毛女帽的样子，我不回避他人在场，我甚至在我心爱之人的床上模仿她。情欲炙热之时，我自己已不复存在，我就是她。
我的模仿过于逼真以致我的情欲荡然无存，全部让位于她。就这样，她将本属于我的爱的抚摸提前窃走了。
但我对她毫无怨言，因为深知她的欢愉也被她的母亲用同样的方法掠夺一空。
这个故事恰好能够说明母亲和孩子如此哀伤的宿命。
审判父亲
有种病你一定没有听说过，这种病叫做“无月经综合症”。这个病只有男性才得。这是心理分析家卡伦霍尔奈分析出来的。她分析女性得出的结论是：为母之道给女人提供的心理优越感无可争辩，无论如何也忽略不得；当她开始分析男人的时候，却得到了一种最令人震惊的、强烈的嫉妒印象——那就是对乳房的嫉妒，对吮乳行为的嫉妒，以及对怀孕和生孩子的嫉妒。
男人对孕妇的身份觊觎良久，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抵赖无效。
古代南方的獠族妇女，刚生下孩子就下地干活，烧火做饭打柴割草，呜啦呜啦地唱着咱们女人力量大的快乐劳动歌。她们的老公呢？则病怏虚弱地裹着被子坐在炕上，女人坐月子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稍有闪失，产妇得的病他们也会得，人称“产翁”。
我最感慨的，其实是獠族妇男们强大的自我欺骗能力，他们竟真能假装自己对怀孕分娩这件事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还邀功请赏。还有些男人，无法自我欺骗，却不打算善罢甘休。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上有个桑比亚部落。部落里的男人，都是很厉害的武士。他们经常对自己的村庄进行袭击，把男孩子从母亲的安乐窝里抢走，把他们扔进各种各样的男人身份的考验中。
然而，无论是多么强硬和男子汉的训练，结束之后，幼小的男孩们还是会回到绵软的乳房中，嗷嗷地寻找着妈妈的奶头。这不免让武士们十分不满，于是，他们一心与女人作对，与母亲作对，与乳汁作对，男人们决定男孩们不能吃母乳而该吃精液。
具体喂养方法咱们就不必强迫自己去想象了，这也不是重点。真正重要的是男人的心态，他们在这场没有可比性的攀比中走得太远了，他们宣称置入女人身体中的精液不仅使她们怀孕，也使她们产生了乳汁——乳汁只是精液在女人体内加工包装过后的精装版。
倒不如直接承认吧：世上本无父亲这回事，做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爹爹这份职业。
本来嘛，人类的生育成本几乎全部都由女性的一方承担。女人一生只能制造四百个卵子，男人每天大约就可以制造出差不多一亿多个精子。如果每个精子都能生育一个婴儿的话，那么仅仅用六个月，一个男性所生成的精子数量就相当于全球总人口数量了。所以，男性的机会成本是零，而女性的机会成本却几乎是无限大的。
有个叫做理查德•康尼夫的美国作家曾经统计过——
“女性必须为怀孕投资的热量是80000卡，大约等于她从纽约跑到芝加哥（2500千米）所需的热量，为哺育婴儿一整年必须再投下18.2万卡——差不多够接着一路跑到旧金山了。
至于男性为奉献那一粒精子所耗费的力气是0.00000007卡，还不够他在床上翻一下身放个响屁需要的热量呢。”
所以，男人和孩子的关系——比起母子、母女之间血肉相连，脐带相依的纠结缠绵——更类似于一种凑巧的社交，温情时隐时现，尴尬却伴随终生。
原来，我从道德上诚心诚意地看不起鄙视卢梭，因为他把自己的五个孩子全部送进了育婴堂，他是这样说的：“这种处理（把孩子送去育婴堂），当时在我看来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夸耀自己，完全是为着顾全母亲的面子。”直到现在，我才愿意承认：不愿意做父亲的父亲，并不是最坏的父亲；甚至，客观说起来，大部分普通的非职业父亲杀伤力还更大哩——当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有一个典型的父亲，就是这样以一种毫不自知、理直气壮、甚至略带漫不经心的态度谋杀了自己的孩子。
这个父亲就是卡夫卡的《变形记》里格力高的父亲。
“当格力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虫。”
当格力高被这个命运这个突发奇想的强加逼得无路可遁，不得不走出自己的房间，来到客厅面对自己的家人的时候，当变成甲虫的格力高第一次走出自己的房间，出现在客厅的时候。格妈妈被吓了个半死，而格爸爸的反应则是怪异粗暴的——
“父亲拿着手杖，蹬着脚，扬着手杖将格力高往他的房间里赶。格力高请求父亲不要这样，但无济于事。他像个野人一样，毫不留情地挤出了嘘嘘之声。每时每刻都可能用手里的手杖将他往死里打，或者打在背上，或者往头上打。”
格力高还未学会熟练地运用自己的新四肢，当他好不容易几近成功，却卡在自己房间的门上动弹不得的时候，“父亲从后面给了他真正解除痛苦的一击，这一击是沉重。他猛烈地一跃，跃进房间很远，父亲还在用手杖敲门，最后一切都沉寂了。”
自此之后，父亲的每次出场都像一大坨乌黑的雨云让小说的压强骤然降低，而最最紧张、让人透不过来气的片段，莫过于格力高和格爸爸的一场巷战。
“父亲把长制服的下摆往后一掀，两手插在裤兜里，脸色阴沉，朝格力高走来。父亲一会儿停着，一会儿急步向前，一会儿又不动弹，格力高总是逃着，就这样，父子两个在房间里兜圈子。有时候，他担心由于父亲的狠毒会挡住他逃往墙上、逃往天花板上，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除了急步爬行逃跑外还有什么自救的办法。”
然后，父亲开始用苹果来袭击格力高。格力高由于惊呆了，他站着不动，动也没用，因为父亲已经决定轰击他——父亲并不计较准确与否，只是向格力高一个一个地扔苹果，这些红色的小苹果像带了电一样在地上互相滚到一起，又互相撞击开来，其中有一个打中了他的背。格力高疼痛不堪，又震恐迷惘地躺在地板上。
格力高被这个苹果砸得几乎永远丧失了活动能力，在被遗忘的饥饿中死去了，而那只作为武器的苹果则始终在地上，因为谁也不敢去取走——
“苹果搁在那里作为一种虐待的纪念。”
在我看来，《变形记》是卡夫卡所有小说中最真实的，它纪录片一样重视描述了卡夫卡的一个噩梦。每一个片段都是卡夫卡大汗淋漓地起床后的“追忆似鬼年华”。
最大的恐惧来自于父亲。
“最近你问起我。你问我为什么畏惧你？一如既往地，我无言以对。”
这是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一封漫长家书的第一句话。父亲和卡夫卡是完全相反的人，卡夫卡孱弱，寒气逼人，淡泊冷漠不知所措；而父亲就是《变形记》中格力高的父亲——健硕，食欲旺盛，自鸣得意高人一等。
父子二人不仅是人种不同，他们生活在世界的不同部分里。
卡夫卡对父亲写道：“世界在我眼中就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这个奴隶居住的，我必须服从仅仅为我制订的法律，但是从来不能完全符合这些法律的要求；然后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极其遥远，那是你居住的世界，你忙于统治、发布命令、对不执行命令的情况大发雷霆；最后是第三个世界，其他所有的人全都幸福地、不受命令和服从制约地生活在哪里，只有我永远蒙受着羞辱。”
父亲存在的所有意义，就是让孩子相信——自己这个拙劣仿品的存在其实并没有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永远无法讨好父亲的世界里。就连萨义德也一样。
萨义德是个著名学者理论家，由于提出了“东方学”而最为人所知。他家里有钱，超级聪明——中学毕业时是毫无争议的第一名，钢琴的造诣也深。
总是，是个无挑剔无死角到欠扁地步的小孩儿，然而他在自传《格格不入》却回忆说：“（（我的父亲）永远以三个手势提醒我的失败，第一个失败，是一手握拳，往后朝肩膀一缩；第二个失败，是五指箕张，像鼓翼掠水般由左向右划，第三个失败，是摇一根手指。”
“他在世之日对我最吓人的一句话——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是“你永远继承不到我一丁点东西；你不是有钱人的孩子。”
“我叫我父亲daddy，叫到他离世那一天，但我时刻觉得这字眼多么偶然，我以他儿子自居是多么不适当，我每次问他要什么，不是大为忧愁烦恼，就是不知所措，需要好几个钟头的心理准备。”
的确是这样，回忆起小时候，父亲对我少有的几次心血来潮的教育，几乎全部是以威胁恐吓为形式的。
我爸爸有一双骇人的大眼，还有黑压压杂乱的浓眉压在眼皮上。每当他想传授给我什么的时候，他就会突然猝不及防地靠近，提高音量，舞动他的浓眉，圆睁着眼睛。提醒我，我已经进入了他的怒气领域和力气范围。
当然，技术上，我爸从未正式打过我，但是他发明了一种恶作剧的施暴方法，就是高高扬起他的巴掌，低头瞪着我，做出要掌掴的姿势，刹那间蒲扇式的手掌扇下来，结果只是和自己的另一只手掌拍击，在我耳边制造出巨大的声响来。我吓得一抖，我爸大笑不已。
这个拙劣的把戏一直贯穿我的婴儿和幼儿阶段，然而我却从未真正意义上破解和免疫。每当高高的巴掌的阴影落在我身上，我还是会瑟缩，还是会发抖。这种恐惧建立在不确定性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的大赦会失效。
以前，我只是把我爸这种恐怖的恶作剧，慈爱地体谅成情商不高和缺乏技巧。后来，我却在很多父亲身上看到了这种惊人的相似。
我曾目睹过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惩罚。父亲怒气冲冲地从衣柜中拿出好几条皮带来，放在椅背上，让孩子作为刑具备选。然而他最后却没有真正施暴。用卡夫卡的话说，他“只是想让孩子亲眼目睹被绞死的所有准备工作——等到绳索、大刀、砧板全部各就各位了，才宣告大赦”。
此时，父亲的潜台词已经呼之欲出了：他要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被幸免的，是被恩赦的，你的生命是父亲功德无量的馈赠，所以你应该时刻保持兢兢业业的负疚与自责。
对于母亲来说，我们是她卵巢里无中生有的馈赠。对于父亲来说，我们是他用0.00000007卡路里毫不费力漫不经心地制造出来的，长达25∕1毫米的，他精虫王国里面的幸运的小玩意儿。
很早很早以前，心理学还没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就发现儿子身上会有一种仇父恋母的心理倾向，也就是有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后来，当心理学被发明出来，这种普遍蔓延的仇恨才有了靠谱的心理学解释。
我们仇恨的并不是父亲，而是“生活代表”。
生活永远是大BOSS，对人提出种种可恶的限制和强迫。在一个家庭内部的父母双方之间，父亲就是“生活”的化身——要求着孩子，所以父亲永远是孩子的敌人，而孩子永远要哭着找妈妈。
这种心理学的说辞，我反倒觉得太抽象和文艺腔。我想，我更喜欢卡夫卡对父亲所下的断语：父亲既上帝，“剥去了圣衣的上帝”。
人类对上帝形象的想象和勾画，就来源于对父亲的记忆。
这个兼职上帝却是毫无职业道德的。他享受特权，却消极怠工；他索取崇拜，却不普渡不慰藉。他只是执行上帝“审判”的职责。
在卡夫卡的小说《判决》中，年轻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生意做得很好，想脱离父亲而尽早独立。结果父亲不仅暗地里摸清了儿子的所有客户联络网，而且怀疑儿子想罢黜自己在经济上的统治权，起了叛心，嫌自己老不死。
于是父亲对儿子做了如下的判决——“你原本是一个天真的小孩，但你原本又是一个魔鬼似的人物！我现在就判决你们的死刑，判决你从此消失。”
于是，儿子跌跌撞撞地从房间里被撵走，“他从大门外一跳，越过车道直奔大河，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他一跃而上，如同一个乞丐一样牢牢地抓住了桥上的栏杆。他本来就是优秀体操运动员，这在他年青时代就曾经是他父母的骄傲。他吊在栏杆上，手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但他仍然坚持着，在大桥的栏杆柱子之间，他看到一辆汽车轻松地驶过，汽车的喧嚣声可能要淹没他落水的悲壮之举。他轻声地叫道：‘我的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可是一直爱着你们的啊！’然后落入水中。
在这一瞬间，来往的交通从未中断。”
我们不无惊诧、又毫不意外地发现：几乎在卡夫卡所有的小说里，都是父亲一一处置了那些角色……或者，我们该说，处决？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卡夫卡给父亲的那封信。写信的时候卡夫卡已经三十六岁，不再是那个孱弱局促得像个节肢动物的少年。他终于停止了令人尴尬的长高过程，稍稍长胖了一些，脸上基本褪去了少年时形销骨立的怪异奇突。这样一个身形巨大的大男人，在这封超级无敌长的家书里，诉尽了天下所有畏葸孩子巨大的委屈与抱怨。
更令人对卡夫卡揪心不已、激发母爱的是，他的这封信自始至终都没有勇气寄出过。但是卡夫卡自己模拟父亲，写了一封阅后回信。
有很多人解读这封家书，有人看出了心理病态过分敏感小题大做，有人看出了父权暴力不近人情强权政治。
而说实话，当这封信看到结尾，我只看到了两个字——缠绵。那是多么难以割舍，难以自欺的依恋，看得我几乎脸红心跳。
当卡夫卡模拟着父亲，对儿子的控诉进行种种辩解和回击。与其说，这是身为儿子最终大度的释然和既往不咎，倒不如说是儿子对父亲缠绵而无法克制的告白。
由卡夫卡扮演的父亲是这样回应卡夫卡的指责的：
“我承认，我俩互相斗争着，不过斗争也分两种。一种是骑士的斗争，独立的双方在相互较量，各自为政，输得光明磊落，赢得正正当当。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甲虫不仅蜇刺，还吸血以维持生命。这是真正的职业斗士，而你就是这样的斗士。你缺乏生活能力；为了让自己过得舒舒服服、无忧无虑，而且不必自责，你就证明，是我夺走了你所有的生活能力并把它装进了我的口袋。你现在用不着为缺乏生活能力而发愁了，责任都在我，你尽可以心安理得地仰八叉躺着，身体和精神上都让我拖着过日子……如果我没怎么看错，你写这封信也还是为了当我的寄生虫。”
卡夫卡把父亲拖进他所有的小说里，固定在一个巨大而可笑的模型里供人展示，供己发泄。然而，他所发泄的，仅仅是他在父亲怀里不能发泄的，这是有意拖延的与你的告别。
卡夫卡自己曾经对朋友说过：“我想给自己全部作品题名为‘逃出父亲的范围的愿望’。”
我想，说了这么多，我终于有勇气说出我最想说的话：
爸们，生孩子，你们的确天赋异禀，奇迹般的精子储备和发射功能有如天赐；养孩子，真的脱离了你们的能力范围。
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世界上结婚次数最多的男人叫做格林•马尔夫。当他88岁死于加利福尼亚的雷德兰斯时，他的29个妻子中没有人愿意来认领他的尸体，尽管他有19个孩子，40个孙子和19个曾孙。但仍然用了两周时间，他的第14任妻子所生的一个儿子才出现并埋葬了他。
如果如我前文所说，那么，对于儿子，父亲是审判的伪上帝；对女儿，父亲是性恐怖和性紧张的来源。父亲是家中最有威胁的存在。或许让父亲稍微找回点尊严的是。有威胁永远是因为强大和不可战胜。
当父亲老去的那一天，他的强大崩塌，他的威胁也将解除。
在台湾作家张大春的《聆听父亲》里，他讲了一段他为父亲洗澡的故事。张大春第一次见到父亲的身体就是在球场的浴室里，“那是一具你知道再怎么你也比不上的身体。大，什么都大的一个身体。吧嗒吧嗒打肥皂，哗啦啦冲水，呼啊呼啊吆喝着的身体。”——卡夫卡也写过，当他小时候和父亲一起洗澡，他自惭形秽地不敢走出浴室。
张大春再给父亲洗澡，已经是父亲意外摔倒，脊椎神经受伤之后，那时父亲只能躺在病床，“连洗个澡都要求人。”
“当我用蓬蓬头冲击他那发出阵阵酸气的身体，他总是说：‘老天爷罚我。’
‘老天爷为什么罚你？’
‘它就是罚我。’
在那一课，一个句子朝我冲撞过来：“这老人垮了。”
我继续拿着蓬蓬头冲洗他身体的各个部位，几乎全秃的顶门，多褶皱且布满寿斑的脖颈和脸颊、长了颗腺瘤的肩膀、松疲软垂的胸部和腹部、残留着枣红色神经性疱疹斑痕的背脊。我伸手搓搓他的屁眼，又俯身向前托起他的睾丸和鸡鸡——那就是我当初的源起之地，起码有一半的我是从那么狭小又局促的所在冒出来的。我轻轻揉了揉它们。显然，它们也早就垮了。”
上文让我感同身受，不过，我当然不是对着父亲的鸡鸡长吁短叹。去年，我爸送我来北京上大学。我发现我们的交谈时时都具有冷场的危险性。
我问他：“北京怎么样？”
我爸说：“北京好大哇。”
我又问：“学校怎么样？”
我爸说：“大学好大哇。”
“好大”，成为爸爸对一切他所不熟悉的事情的形容词。在谈话无法继续的冷场中，我又惊又急地意识到：外物都大了，父亲自然就小了。母亲是一寸寸变老的，父亲是瞬间变老的。我们斗争了整个童年的敌人，自己缴了械。
孩子的生命被父亲惩罚，父亲的生命被岁月惩罚。都是输家，那就干脆就惺惺相惜，一笑泯恩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