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居老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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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故事之五
蒙勇鹏
有一个乡人总是萦绕在我的脑际,索性把他记下来吧。他就是官居老舅。
在我们村,父亲的辈份低,是因为奶奶原是村里张家的外甥女,这就搞得不论张家的大人小孩我们都得称呼叫“老舅”、“老姨”、“老妗”、“小叔”、“小姑”。官居老舅就是这样一个远得连算盘都算不出来的长辈。可他比父亲的年龄小。打我记事起,官居老舅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一个会放羊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并没有和我有过多少交往。只是到了高中毕业返乡务农时被推荐当了一名生产队保管员,才和他有了较多的接触。
听爷爷奶奶说,官居老舅是个苦命人。大约在他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就被日本人砍了头,原因是这人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家里抽得一贫如洗,没办法,只好偷,偷得乡亲们鸡犬不宁,我的叔祖父那时在村里任一个小职务,就跑到城里日本人的红部作了反映,太君那时说一不二,办事麻利果断,很快就来村里将这人押到城里解决了。男人被砍头,老婆没了办法,改嫁到邻村,留下一个官居老舅靠奶奶拉扯大,自然只学会了放羊,娶老婆就更没想望了。
没想望是没想望,但男人到了成人的年龄,找个相好是很自然的事。找谁呢?就找了他的一个本家兄弟媳妇。这女人生得满气派,人民公社办食堂的时候就上秤称过165斤,腰粗膀圆,浓眉大眼,跟她相好过的男人真不少。也就在立食堂那阵子,这女人的男人犯事了,因为在信用社当出纳,贪污了公家一百多元钱,被判了三年徒刑,刚娶过的媳妇正犹豫不决的时候,官居老舅介入了,正好保住了这个家。从那时起,两人好得如胶似漆,几乎村里的大人小孩都知道。据说,大跃进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父亲母亲还没起床,村里一个老汉就跑到院子里叫喊说:“快起吧,村里有事了!”“啥事?”“哎呀,团员党员一家人,村里有事不安宁!”原来老汉说的就是这家女人家发生的事,官居老舅在她家和另外一个兄弟因为女人打起来了。
到了我到城里上高小的时候,官居老舅成了亲,娶了一位从另一个村子跑到妹妹家住亲戚的离婚老婆,比他大几岁,人长得也不大好看。这下子,男人有了笼头,不好寻花问柳,这女人看得紧,每天放羊要送他走到村外才放心。这女人对官居老舅过去的风流韵事自然一清二楚,为这,两个女人吵过好多回架。官居老舅自然再没有非份之想。
文化大革命真是开天辟地,村里过去的能人都打成了黑帮,到了1972年,竟把官居老舅从放羊汉推上了生产队长的岗位。可是老实人总是老实人,一遇到难缠的事就是玩不转,不到一年,就被轰下了台,当了副队长,还兼了保管员。我就是在他兼了保管员的时候跟他共事的。
1973年夏天,我被推选为生产队的保管员,掌管三把钥匙和一颗印,相对于生产队的苦力活,这还是个令人羡慕的好差事,总是进入管理阶层了。这一年多时间,我和官居老舅天天厮守在一起,才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官居老舅是个好人,老实本份,从不贪集体一点便宜,随叫随到,办事十分地认真。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但也总免不了磕碰,经常拌嘴。对我来说,抬手动脚总丢不了一股书生气,他总是揶揄我:“你不用文(闻),闻来闻去也是臭的。”那时候,我的个子矮,体力不支,干活总找不到诀窍,这就成为官居老舅常常取笑我的茬口,总是说:“下放干部中学生,烂簧锁子断关针,你们这些人啥事也干不成!”
到了第二年秋天,我被招为公社的民办教师,随之离开了官居老舅。
以后,我从学校毕业之后,到县里一个单位参加了工作,我们之间的来往就更少了。只是听说他后来老婆患了重病,要花很多钱,他却不怎么认真,原来他的钱一向是管得很紧的。没办法,这女人的儿子们将老女人抬回了自家,一直侍奉到死,可是官居老舅却没去看一次。为这事,村里的人们都说他太绝情。可没过多久,又一个寡妇上门了,还带了一个只能数羊的傻小子,这就只有跟他一起放羊的份了。放羊回来,有人给做好了热腾腾的饭,日子也算过去。那几年,羊的价钱好,官居老舅就靠放羊也还攒了几万块钱,可这钱到底怎么管,只有他本人晓得。直到他患了半身不遂的重病之后,矛盾出来了。原来,他又信不过新娶的老婆,把自己大半辈子积攒的钱委托了他的一个外甥存到银行,这小伙多了一份小心眼儿,以自己的名义存上了。在他病在床上的时候,他向外甥讨要这笔钱,和外甥也翻了脸。此后,因为新娶的老婆子闹矛盾,老婆子回原来的家走了一段日子。这就又给了原来相好的那家人家一个可乘之机,那家人的儿子跑过来侍候官居老舅,向他要存折,他不给,那小伙就把家撬了一个遍。最后,兄弟、妹妹、外甥、侄儿都闹得乱七八糟。官居老舅在一片吵闹声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偶而想起官居老舅这个人的一生,思谋古人留下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人常说:“养儿防老”,这些年因为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没人敢说了。而乡间的现实却是,没有留旧后代的人肯定不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用情感从小呵护一个小苗苗,终归有个报答。看来,还是农民最讲现实。有了一个儿子,你就对未来有一个愿景,也才能激发出人的动力,而强调计划生育的干部,能不能从农民的现实利益上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愿意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