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政府替代了市场的失灵，避免了经济垂直下落。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政府信用危机，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萦绕着世界头上的阴影仍然没有散去。开始由于人们担忧大量的纸币印刷会引发恶性通胀，但是，事实上大量的纸币并没有转化为通胀压力，因为传递的通道仅仅止于银行这个环节，并没有转化为汹涌的流动性，特别是去金融杠杆化需要大量的资金。
就中国债务问题而言，中央财政是绝无问题，但地方债务已经开始浮出了水面。地方债务总额到底有多少？由于披露体制不透明，很难获得很准确的数据，但刘明康披露一个数据说，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占一般贷款余额的20.4%，全年新增贷款3.05万亿元，占全部新增一般贷款的34.5%。也就是说，到了去年年末，地方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7万亿，目前又有几个月，估计地方债务总额很可能超过了10万亿。
地方债之所以在短期内增长这么快，主要有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地方政府有卖地生财的习惯，有了土地就能从银行获取大量的金钱，也能获得巨额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土地财政给地方政府一个发债的底气，而银行和开发商也都不怕地方政府。即使是举债度日子还说没有丝毫的收敛。
第二，分税制改革之后，加强了中央的财力，但削弱地方的财政实力。比如说，一块钱的增值税中央要拿走75%，25%留给地方。地方政府又要承担经济发展的重任，地方官员追求短期GDP的增长作为政绩的依据，反正是“流寇”而非“坐寇”，（流寇与坐寇没有感情色彩，只是学术性的词语）现在借的钱下届政府还。因此，地方政府举债度日是好不稀罕。
因此，地方债是越来越大，越滚越多。特别乡镇和县级政府，本来的财政收入就很低，再加上支出需求又很强，这两级政府的风险最大。上级象抽水机一样，一级比一级的财力雄厚，但基层政府的财力却被严重削弱。这对于整个地方发展来说，是最严重的制约。
即使地方财力比较薄弱，还是有很多贪污受惠的案件纸里包不住火，频频浮出水面。地下暗流越流越多，而地上河的财政却越来越是细水长流。风险越来越大，甚至能够完全阻塞经济的发展。多头举债的地方政府，一旦投融资平台的项目投资收益不能覆盖成本，这些“隐性债务”就必然显性化，给地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甚至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财政和商业银行买单。而且，就算是7.38万亿，如果贷款利率提升27个基点，多支付的利息约200亿元。若贷款利率分别上调27、54、108个基点，地方融资平台将相应多支付的利息为200亿元、399亿元、797亿元。也就是说，如果选择紧缩政策，地方政府的风险就很可能会很快爆发。
鉴于此，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整治并不能真能的解决地方债的问题，因为地方必须要发展经济，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分配的扭曲，这些难题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更重要的是，如果楼市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必然危及土地市场和房地产税收，这对地方政府来说，是最致命的一击。
不准地方举债发展，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中国政绩量化的情况下，地方必须要“发展”，地方官员才能最起码地保住乌纱帽，各路“诸侯”纷纷举债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现在不准举债“发展”，瞅准机会他们还是要“发展”。而在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各地老百姓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地方经济变得更好，特别是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大量的公共支出是必须的。
我们必须要正确看待地方债，有些限令其实对地方发展是不利的，地方债也不是恶魔，在市场失灵的时候，举债发展并非什么坏事。但这里有个限度，就是不能过度，过度之后会引发地方财政的危机和公权力挤占私人领域造成浪费和垄断。当前最关键的是，中央必须要给地方更多的财权，因为发展经济真正的承担者无论怎么说还说要落实到基层政府的头上。受限的地方财政只能导致他们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举债度日，举债度日的结果，是开动抽水机对民营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抽水。即使如此，很多基层政府根本就没有出卖土地的权力，而且被各种高尚的名义限制的很死，其实就是在限制地方的发展，也是地方违规敛财提供了体制性平台。如果这种状况不能改变，地方实力的削弱其实就是在削弱地方经济发展，结果势必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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