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金磊：最不像农民的地道农民

2008-09-18 23:28:27 来自: killedfor

文/王 恺
安金磊夫妇是农民中的异类，他们自己的50多亩土地不施化肥，不洒农药，为的是保护土地的生命力，他们对土地的收成并不关心，觉得只要能吃饱就可以了，他们甚至还种了片专门给麻雀吃的稷子。
谁还在地里下那个力气
入冬了，没有遮拦的华北平原的大片农田上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在干农活，可是安金磊还在他的地里，小心翼翼地用铁镐将田间的塑料地膜翻捡出来，然后再用手拾净，手上满是泥污和裂开的口子——— 已经很少有农人像他这样，在田里出笨力气了。一般最简单的做法是：开春时用拖拉机直接耕地，将地膜碾碎，埋在土里。农活机械化，已经是多少年的“铁的事实 ”。
周围的空无一人，并没有打消他的兴致，“我觉得老天厚待我，让我有地种，既有吃的，又能活动身体”。他不习惯像邻人们一样过冬憋在家里，村子里都是土黄色大平房，依稀响起了哗啦啦的麻将牌声，“我们家没人会打麻将”。
“那样过10年，地里就将有1厘米的塑料，还怎么种地？”安金磊对农活机械化的某些做法很不以为然，皱眉说道。
安金磊的家在河北衡水的东紫龙村，从1993年承包土地开始，安金磊和妻子就开始用最传统的农业耕作法来打理他们承包的50多亩土地，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经常让土地轮流“休息”，分割成各种小块，种上各种庄稼。“什么品种都有”——— 华北农田一直是传统规定的棉粮产区，大块土地一般都被规定种植这两种主要经济作物，他偏偏对着干。
他不是那种鼓吹型的人，“开始就盼着我们能用行动给周围的人做个榜样，让土地能恢复本来面目，可是，这么多年了，没影响到任何人”。即使是习惯于干农活的老人，也觉得像他那样太累，“谁还在地里下那个力气啊”。
安金磊很难归类，有人说他是环保主义者，可是他却很讨厌那些游山玩水、不干实事的一些环境保护协会。有人说他是快乐农夫，他却整天焦虑农村自然资源的破坏。有人说他复古，他却每天使用电脑上网，关心巴西环保部长所说的小农庄试验进行状况如何。
他那50亩土地
1993年，村里的土地开始新的承包，离开村子最远的，灌溉不便的40多亩地没人要，安金磊出了最高的价钱把它要了下来。妻子小张说：“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做好了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按老法子种地的打算”。可是村民们都觉得他们傻。
安金磊那时候还不太会种地，他一直读书到高中毕业，毕业后上了农校，家里就只有几亩地，根本不用他下田，“也许就是从小没干过农活，对农田毫不厌倦，反而充满新鲜感”。
可是如何用老法种地？他们两个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毫无经验，开始时去请教老农民，人人都知道用化肥，粮食和菜都不好吃，老农民也这样说，可是让他们不用化肥，他们“咦”地拖长了声音表示怀疑。“老农民都被饥荒吓坏了，他们想的是如何高产，化肥是高产量的最好保证。”
安金磊不仅不用化肥，也不想用农药，“用了农药，庄稼是保住了，可是田里别的虫子都死光了，那个系统就破坏了”。接触土地后，上了农校的他对自己的整个学习成果开始怀疑起来——— “整天都是说高产，可是高产就是一切吗？”
除了这偏远的40亩地，村里还有他们承包的10多亩菜地，既然没有既定的法子可遵循，那就按照自己的办法去耕作吧。他们不除草，只是简单用一些杂草堆肥料；不用化肥，而是积攒一些粪肥，要不就泡些杂草当肥料，付出的劳动力明显高于其他人，“也没觉得那么辛苦。”安金磊觉得自己始终处于自自然然的状态，干累了，就在地头睡一觉，“正好蚯蚓会帮我松田，鸟会帮我吃虫”。
刚开始产量不高，可是几年下来，他地里的庄稼明显长得比周围地里都好，土地恢复了自己的生命力。他在田里顺手摘了个小玉米，虽然小，可所有的颗粒都饱满而坚硬———用化肥的土地里长的玉米颗粒里都是一泡水，晒干就很瘪。他田里的棉花也是这样，虽然个头不大，可是纤维明显比别家的长。
他说：“土地是属于自然的，不能光为了我们服务。”因为这种想法，让各种生物都生存的心态也越来越强烈，除了地里干活的蚯蚓，他觉得麻雀也该有粮食吃，于是种了一亩地的稷子，专门给在田里啄食的鸟预备着。刚开始鸟不多，后来，他家地的上空，最多时飞舞着上万只麻雀，安金磊在田头干活，很高兴地对妻子说：“ 十传百，百传千，全县的麻雀都来咱们家地里开会呢。”
更让他自豪的是，这些麻雀只吃给它们预备的稷谷，周围庄稼都不碰。冬天来了，田中间那些稷谷，还有边上故意不收完的谷穗看上去生机盎然，他家田里的鸟也一群群地聚集着，迟迟不肯离开。
城市——— 可怕的代名词
小时候安金磊最羡慕的是城市同学的作业本，上面有格子，可以不用自己画线。可是长大后，城市在他心目中，成为“可怕”生活的代名词：“资源那么紧张，吃的都是化肥和农药弄出来的庄稼，晚上听着噪音，睡不着觉。”因为他的小农庄在一些推广有机农业的协会中出了名，他常被邀请进城，可他极少接受这些邀请。乡村生活已经比城市生活简单了，可他还是尽量让自己的生活简单化。吃的方面，前几年已经开始吃素，他说：“粮食蔬菜全部是自己家种的，除了必要的调味品，基本上不用花钱。”而且，他很自豪的是，他家的蔬菜粮食，比别人家的都好吃，也都有营养，他家的西瓜，每年夏天村里人都抢着要。“大家都知道不用化肥的好吃，可是不用化肥意味着花力气，没人愿意。”
日常用品方面更简单，“衣服很多是城里朋友穿旧的，我们洗衣粉、洗洁精那些都不用”。吃完饭，他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用麦麸细细地擦那些碗筷，本来油就少，一擦更干净，而这些麦麸也不浪费，可以给家里的两条狗吃，两条狗跟着他们吃素，麦麸、大白菜，都吃得干干净净，可是皮毛极光滑，“还是家里的粮食比较健康的缘故”。
妻子小张是邻村的，本来给介绍了个石家庄的对象，可她喜欢读书人，后来就选择了农校毕业的安金磊，两人在地头里也读书，“她读汪国真，我看唐诗”。在安金磊心目中，妻子读什么书不重要，重要的是爱读书，使她有颗“善心”。他一说在田地里种些庄稼给鸟吃，妻子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城里来了客人，妻子比他高兴多了，“她总觉得要招待好客人”。
因为他们的生活被一些民间社团广为宣传，所以来他们家的客人也越来越多，而这些客人到来的目的各异，有的是为了过上一段田园生活，学点耕作经验，有的是为了逃避城市生活的压力——— 很多人把田园当做了拯救自己的“救星”。
而在他们眼里，安金磊夫妇就是大夫。
小张说：“有的人一来几个月，来了也不说真名字，但是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他们有犯愁的事情，我们从来不问。”
最典型的是广东来的“小四”，40多岁，穿着打扮都很时髦，一看就是没干过活的样子，因为家庭有些问题而来这里，事先也没有打任何招呼，说是要学农活，可是什么都不会做。“明明是竖着耕田，可是她偏偏要横着耕。”甚至也不会做家务活，一日三餐都是他们做好后端给她。小四和安家夫妇都没觉得什么，小四可能是浑然不觉，而安金磊觉得，“能帮人的地方就帮”。可是邻居们看不上眼，他们纷纷议论，“你们又不开农家乐，又不收他们的钱，干吗让他们一住两个月！”小四最后去安徽承包了两亩地，说是要自己养活自己，“电话一通就和我们说，我会干活了”。
一个中国版的“梭罗”
没看过《瓦尔登湖》，没看过《寂静的春天》，用他自己的话说：“整天在土地上忙着，什么不明白？”刚开始在地里忙碌时，就注意到农药的副作用，“草是不长了，虫也不长了，那片土地像死了一样静悄悄的，只长庄稼。人类能这样为自己的利益去破坏别的生物吗？”天上的大雁加深了他的感受，“从前是一队队飞的，可健康了。可是现在，只有一两只孤雁，叫得可凄惨了，不知道能落到哪个污水沟里找点吃的”。他说得异常凄凉。
很多环保团体来他这里，“刚开始还很新鲜，觉得他们宣传得很对，少用资源，保护资源，可是他们自己却坐着飞机，去那些风景好的边远地区，以环保的名义到处要钱。这不是心口不一吗？”安金磊很反对坐飞机，他觉得那是浪费资源——— 他只坐过一回飞机，去泰国和那里的小农庄协会的志同道合者讨论，可他说，坐在飞机上心情非常沮丧，“下定决心再也不坐飞机了”。
土地在农村越来越成为财富生产的必需品，“我们是幸运的，当年承包了40亩没人要的半荒地，所以，即使是产量少，两亩地的产量肯定高于人家一亩的，我们家人的生活绰绰有余了”。甚至能有很多农产品送给城里的朋友，“不收他们多的钱，就是让他们反省一下自己，在城里浪费资源到底值得不值得”。
儿子只有12岁，别人家的孩子喜欢打游戏，喜欢买好吃好穿的，可他的儿子却被培养成喜欢到田里去干活，“他喜欢在田里玩，一玩几个小时”。村里的学校也讲究升学率，要求不能让孩子下田，“我一听就火了”。他觉得孩子不能不熟悉土地，这是养育自己的根本。正好有朋友在成都附近的华德福学校教书，那里的孩子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生活，学美术和音乐，并且有大片土地让孩子们去耕作，“我就放心地把他送去了”。
因为有朋友在那里，收费低廉，可是，历年的土地收成，还是没法让安家积攒一笔能让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安金磊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他说：“土地没有这个功能，靠土地的供给去接受高等教育是不可能的，让他回到田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