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军事-3、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郭： 我觉得小国比大国容易在世界上处事，因为国际社会对小国的衡量标准比较宽容，只要小国处事小心，不要过分得罪大国的权势，起码能做到国家基本安全的维护。因此，小国要千方百计地在大国之间搞平衡，捉摸大国的外交战略意图，避免自己成为大国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或者成为某大国的猎物。如果实在对大国把握不住，消极的办法就是宣布自己是永久中立国，如自1815年瑞士的“永久中立”地位得到国际法承认至今，瑞士已有180多年没有发生过战争，为瑞士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长期和平稳定的环境。奥地利饱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痛苦，当其战败国地位结束后不久，立即宣布自己是永久中立国。西哈努克亲王追求的目标是把柬埔寨建成亚洲的瑞士，成为永久中立之国。1954年日内瓦会议规定柬埔寨在印度支那局势中实行中立立场。可惜，西哈努克亲王没有实现愿望，大半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个例子表明即使小国真诚希望做一个中立国，也必须有高度的外交技巧配合，需要有良好的国际机制和地缘政治形势来保障。然而，大国在国际关系中选择余地其实没有小国大，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为人处世要比小国艰难。纵观近现代历史，世界上哪一个大国没有经历过血与战火的洗礼? 哪一个大国未曾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哪一个大国没有经历过肉体的鞭打、灵魂的拷问？

　　陆： 是啊，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和日本先后沦落为战败国，至今仍然不停地要为二战中罪行偿付孽债。法国和英国也没什么荣耀可夸，法国的土地一次一次被外来民族的铁蹄蹂躏，而英国心惊胆战地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苦斗，耗尽了大英帝国的百年积蓄。俄罗斯，苏联，又是俄罗斯，似乎民族的苦难总是与它联系在一起，在付出了2000多万人民生命的巨大代价后，仍然没有长久的时间品味战胜国的快乐，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隆冬夜晚，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目前的经济力量似乎不如一个韩国。美国没有经历撕心裂肺的民族大难，得益于历史的机遇以及天赐的地缘政治优势，辽阔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是保障美国本土安全的天然屏障。但是，美国至今仍旧难以挥去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阴影。中国是这些大国中承受苦难最多的一个大国。我们的痛苦在于，从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年里丧失了国家主权，几乎沦落为西洋列强的殖民地。即使1945年获得了战胜国的身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依然被主要大国视为盘中餐、砧上肉。

　　郭： 大国往往品尝了失败的痛苦之后，才感觉做一个正常国家的可贵，才可能体会到平平淡淡才是真。但是，在失败来临之前，大国是很少这样考虑的。

　　陆： 我感到大国外交出现选择的困难，主要还是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之后才出现的现象。以中国为例，尽管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败象已露，但是，中国没有卷入近代国际体系，因此，其国内的机制性障碍没有受到外部力量的无情挑战。鸦片战争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正如我们从历史书中读到的，几千英法士兵可以彻底打败清朝的国家精锐部队，可以将国宝圆明园洗劫一空；几千俄罗斯军人可以将清朝的边防军制服，迫使清政府割让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时的中国看似一个巨人，但是对国际体系的知识、外交手腕和地缘政治意识几乎是一张白纸。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外交第一人。在19世纪的西方人眼里，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梁启超甚至称李鸿章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19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但在国人的心目中却并非如此……

　　郭： 李鸿章生不逢时，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他几乎一个人承担了19世纪中华民族所有的耻辱，此公虽然相貌堂堂、慈眉秀目，但在国人眼中他是出卖中国利益的“民族罪人”。其实，李中堂也有难言之隐。你想，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从来是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当西方诸强通过工业革命和政治变革实现综合国力跃进之时，当西方诸强顺应全球化之势雄心勃勃对外扩张之际，中国人却安逸自在、心满意足、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去。其代价便是西方炮舰打开国门以后，大清朝野不知所措，难以应对。一些朝野之士以为只是中国的军事装备和科学技术不如西人，所以模仿西方兴办工业、派遣留学生和购置军火。但是，历史告诉人们，制度变迁是最重要的。

　　陆： 所言极是。因为人的思想意识是由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社会总环境所决定的。大清帝国根本没有“外交”的概念，这是由于它的自大和对外部变化的无知造成的。反过来，自我封闭又造成了大清帝国内部的虚弱和缺乏应付外来挑战的能力，有时连一些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晚清政府没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这好像是现在的对外经贸部统筹外交事务一样，而西方外交技巧已经高度发达。这方面中国人难免要吃些亏。像李鸿章这样阅历丰富、智慧超群的政治家，晚年还着了俄国人的道儿。面对日本的军事威胁，李鸿章对自身的力量缺乏信心，他设想用“以夷制夷”的战略来达到牵制日本的目的。“以夷制夷”沿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些外交理念，如“远交近攻”、“以柔克刚”等。因此，李鸿章试图与俄国结成军事同盟来制约日本的威胁，并且答应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然而，李鸿章没有意识到铁路是大国扩张的主要手段，这为俄国侵犯我国主权提供了军事运输的便利。等到他醒悟时，为时已晚，李鸿章是在俄国人的讹诈与胁迫下含恨死去的。本来李鸿章想在临终前与俄国人签订一个对付日本人的《中俄密约》，谁知条约签订后不久，最先攻破北京都城第一道城门的正是俄国人。李鸿章哪里是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的对手，他没有富国强民的外交哲学，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清朝国力已十分衰弱。

　　郭：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现在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显然是今非昔比。在晚清，连起码的国家主权也没有，谈何外交！孙中山建立了共和制度，但是真正收回国家主权的是毛泽东。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外交实质是维护国家的基本主权和国家的基本安全。80年代后，这一思想又延伸开来，将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需要诠释为经济建设需要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基于历史的教训，我们对国家的安全需要仍然不敢大意。然而，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在改变。在21世纪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哲学呢?  《战略与管理》刊登几篇讨论21世纪中国外交哲学的文章，引发了一些讨论。如今我们讨论的焦点不是如何解决中国的基本生存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外交哲学。

　　陆： 中国学者喻希来提出，中国应当是一个既充满理想主义又脚踏实地建设世界新秩序的负责任的大国。如果中国的外交哲学只讲现实主义和国家利益，就会倒退到100年前的水准。②而另一位中国学者张睿壮则以为，现实主义仍然是目前中国外交的首要选择，他认为，“实质上，利己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客观存在，现实主义不过是正视这一现实，并提出加以节制、引导的办法，这比回避现实、空想误国的理想主义和满嘴里公理正义、满肚子弱肉强食的假理想主义、真霸权主义不知要好多少。”③落实到中国外交具体实践，张睿壮反对过分强调中国承担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而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中国应该向一些小国、弱国学习，在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的时候，从不含糊，决不示弱，这样反而会得到世界的尊敬。

　　郭： 中国本身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对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视；与此同时，对于强大起来后的中国究竟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迫切需要作深层次的思考。由于当前世界局势的变幻莫测以及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的互动关系令人捉摸不定，中国的学者在考虑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和中国外交哲学的思辨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学者的观点往往不一致。

　　陆： 这是很正常的，哪个大国都是一样的。中国关于国际理论及其外交哲学的讨论实在是太少。这种缺乏批评的机制常常导致一些学术权威自拉自唱，导致理论研究与决策部门的脱节。在外交哲学、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之间没有层次分明的过渡地带。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个学术观点，在理论和逻辑上证明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为缺少过渡，直接化为具体政策后会出现问题。现在有不少网民，忧国忧民，对中国的外交发表了许多看法。

　　郭： 最近网络上争论得很热烈，起因是《战略与管理》接连着发表了马立诚和时殷弘两位先生的文章，对中日关系提出了新思维，即将历史问题抛在一边，积极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网民们意见好像挺大的，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陆： 马立诚的观点可能更多地出于他个人的感受，但时殷弘就不一样了，他是国内少有的、对国际事务和中国外交具有独立思考的并且是非常勤奋的学者，他提出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他个人外交哲学的具体政策显现。时殷弘在2001年《战略与管理》第一期发表了题为《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的长文，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未来50年中国外交发展的理念。他的主要观点有： 一、 中国在21世纪前期的起码国家目标是基本安全与基本富裕；二、 21世纪前期的世界基本格局仍然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多极化难以对其形成制衡机制，必然造成当代世界在权势分配和国际规则两方面的不公正；三、 面对西方的强势体系，中国只有通过选择顺应这一体系体现的世界潮流，才能实现基本安全和基本富裕的国家目标，其基本哲学态度是“既有防范和斗争，又有协调和顺应，而且协调和顺应应当多于防范和斗争”；四、 关于国家根本战略的理论提示： 除霸权战略外，可供选择的大战略有“自助”、“规避”、“搭车”和“超越”，中国应当主要选择“搭车”和“超越”作为世纪性对外战略。时殷弘对“超越”的阐述构成了他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的理论基础。所谓“超越”就是努力培育区域、次区域的国际安全体制，创立可以预期的和平期望。中国就是要作为东亚大国的身份创立能够发挥主导作用的东亚区域多边安全机制。在这样的战略构思下，时殷弘提出要主动改善对日关系也是不足为奇的。

　　郭： 然而，民间反对的声音非常强烈，有人甚至怀疑时殷弘的爱国动机。一些学者像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金熙德也批评马、时两先生对日观点太单纯了，双方在对日关系的看法上分歧是相当的大。

　　陆： 问题的实质是时殷弘提倡的中国外交哲学并没有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时殷弘所追求的理论深刻性带有一定的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由于日本右翼对战争罪行的死不改悔而加剧了。长期以来，我们很少有时间考虑外交哲学问题，因为以往相当长时间中国根本没有外交，外交哲学也无从谈起。不过，现在我们强大了，我们的外交开始变得有声有色，这时候应该寻找我们自己的外交哲学了。时殷弘的探索也包含在这个寻找过程中。

　　郭： 我最近看到北京大学外交学系主任叶自成在台北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的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从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角度阐述老子的思想，他认为老子倡导的高级无政府状态，包含了合理的因素。如果未来世界秩序在没有中央权威政府的情况下（这种权威角色往往由超级大国或者是霸权国家扮演），人类社会以自身的自律行为实现了各国和平共处的状态。当然各国行为自律的前提还是在于相互力量的均衡，叶自成认为，“各大国实力大体接近和发展多极化是建构这种无政府状态高级形式的关键。”④用老子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实现“小国寡民”社会。

　　陆： 是啊，即使生活在21世纪，我们仍然要从先哲古人那里寻找中华民族的智慧，只有根植于我们伟大的文化传统，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哲学。我自己很早就读过老子的《道德经》，但没有什么感悟。然而，近来偶尔翻阅老子的一段话，犹如一道闪电，使我感悟很深，难以言表。我想我们21世纪外交哲学可以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治理大国，要像烹调小鱼一般小心谨慎（以免烧焦）。当用“道”来治理天下时，恶人就无计可施，无法做坏事了；不仅各种诡计无法伤人，各种合法的权谋计策也无法伤人，连权谋计策都无法伤人时，执政者也就无需惩罚任何人了，当执政者、人民互不伤害时，全国上下就归化于有德了。

　　郭： 老子讲的“道”太深奥了，很难理解。反正布什政府治理超级大国的方式是穷折腾，把鱼都烧焦弄碎了。中国也是一个特大型的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能有什么思路呢？

　　陆：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世界大国，对于世界的治理、国际体系的维护肯定有自己的独特哲学。尽管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受尽了信奉强权政治的西方列强的凌辱，深切体悟到“落后是要挨打的”历史现实，但这并不证明我们强大了就要去打别人，去欺负别人。未来的国际体系国家力量的对比可能仍然是决定外交政策的依据，但是，“道义”的分量会越来越重，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我们将按照是非曲直来决定我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亲疏。这个是非曲直就是“道义”的一种表达。从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以来的国际关系史看，“道义”的力量与军事力量相比作用甚微。就以这次伊拉克战争为例，美英两国借口伊拉克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发动战争，但至今没有找到证据，而且更多的迹象表明两国为了开战，故意向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隐瞒了某种事实真相，这在道义上已经失分。但是现实是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了，无人再会提出异议。与此同时，朝鲜公开承认在研制核武器，美国投鼠忌器，不敢用武，正是害怕朝鲜拥有原子弹。军事力量向道义显示了它的价值存在！

　　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道义的力量，相信21世纪中国外交的力量主要体现在道义和实力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郭： 我们也可以用软力量和硬力量的概念来表示，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我理解为任何国家或者个人、团体，如果总是在道义上失分，实则是不断地在削弱自己的软力量。

　　陆： 道义和实力的平衡，表现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握手言和。我的看法与时殷弘稍许有点不同。在我看来，未来的国际格局用大国体系可能比西方体系更加确切。东西方关系仅仅是20世纪后半期的一段历史表达。21世纪前期，南北关系的概念也可能发生变化。虽然美国力大无比，但是随着欧洲、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美国左右世界的能力日益下降。原来以为无缝衔接的西方价值体系与西方大国利益出现分离，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世界基本格局将演变成另一种格局，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区域文明三位一体，内聚力倍增，导致欧亚美三大地缘政治实体的鼎立。届时，赳赳武夫将舞台让给谦谦君子。君子以其高尚的品德、宽容的精神、强烈的道义感和伟大的人格力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将来中国强大了，就是要做这样的谦谦君子！

　　注释

　　① 公元１至２世纪，是罗马帝国的强盛时期，它雄踞于地中海一带，曾经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然而，到公元3世纪，罗马的奴隶制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农业衰落，政局动荡，帝国的没落已成大势所趋。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即以君士坦丁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城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公元476年，西罗马末代皇帝被废黜。这样，罗马帝国宣告终结。

　　② 喻希来： 《外交哲学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

　　③ 张睿壮： 《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外交哲学？》，《战略与管理》1999 年第1期。

　　④ 魏萼、李奇茂、张炳煌主编： 《新儒、新新儒： 东方文化与国际社会的融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10月，第377—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