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赤脚医生打响环境保卫战

2006年07月19日17:40大 |中 |小
在过去的五年中，乡村医生张长建和当地的村民团结在一起，抗议一家化工厂将污染物排放到河流中。
今年春天，他们获得了少有的胜利。一家地方法院裁定榕屏化工厂排放的污染物已经超标，并命令这家工厂支付约85,000美元的赔偿金。但村民们至今也没看到赔偿金的影子。张长建已经成为警察“骚 ”的对象，县政府也下令关闭了他的诊所。
现年46岁的张长建长着一头浓密短硬的花白头发，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他不怕被恐吓，继续给村民配药，也没有中断对榕屏化工厂的监视。他经常穿着塑料拖鞋、腰上挂着照相机在化工厂周围走几圈。张长建指着工厂废水排入的那条恶臭散发的河流说：“我们的食物还在受污染。农民的庄稼卖不出去，他们太穷了，又没办法搬走。”这条河里的水最终会流入东中国海。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很多令人担忧的副产品，水源污染就是其中之一。根据中国政府的估计，工厂以及城市每年向全国湖、河排放的废水、污水高达400亿至600亿吨。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大约30%的中国河水由于污染严重已不适合工业或农业生产使用。另外，约3亿中国人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由于中国境内的众多河流最终流入俄罗斯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水源污染已经成了一个国际性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就它将如何处理污染问题发出各种信号。政府机构对环保活动家们进行奖励，公布突出污染程度的数据，并且放松了对民间反污染团体的控制。这些变化使环保活动家们能够建立联系、分享经验，他们通常通过互联网联系。吴立红说：“我们彼此都认识。”他一直在与家乡的河流污染作斗争。
但是地方官员仍然不愿意让环保活动家影响这些工厂的运营。省、县以及村级领导依靠工业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是各自政治生涯的发展。即使一家工厂被关闭，它还会再开。中央政府为违反环保相关规定而支付的罚款金额设定了120,000美元的上限，省政府一般会设定更低的上限。
因水源及空气污染而引发的民愤日益加剧。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副局长潘岳说，去年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抗议就高达50,000起。
屏南县（管辖溪坪村）政府部门在给《华尔街日报》的声明中承认，榕屏化工厂对早年的广泛污染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还说，自2001年以来，榕屏已经采取措施进行整改。目前它的排放水平已经降至政府标准以下。
榕屏化工厂是屏南县三分之一的税收以及其他收入的来源。它还为这个福建山区的农民提供了收入不错的就业机会。当地政府官员也以经济收益为由反对关闭工厂。
为了利用溪坪山泉的水力发电资源、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地政府在1994年把榕屏化工厂从福建省会城市福州迁至溪坪。总部设在福州的一家国有化工公司是这家化工厂的主要所有人，不过屏南县政府在2004年之前也持有这家工厂30%的股份。
随着这家工厂的到来，溪坪的人口迅速增加了一倍，达到2,000人。这家化工厂变成了亚洲最大的氯酸钾生产商。氯酸钾广泛用于漂白、焰火以及其他商品中。根据福建省法院之后的裁决以及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的信息，榕屏化工厂还向河流中大量排放六价铬，工厂的烟囱喷出了气态氯。环境监测中心站称，污水样品所含的六价铬比国家标准允许的含量高出了20多倍。那份官方声明也确认，化工厂确实排放了铬和氯，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排放量以及铬的种类。
六价铬在电影《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中还是主角呢。这部电影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由朱莉娅•罗伯茨(Julia Roberts)扮演的律师助理帮助加利福尼亚一个小镇的居民从一家企业获得了3.33亿美元赔偿，因为这家企业的铬泄露到小镇的河流中。
榕屏化工厂投产不久，村民就开始抱怨工厂的排出物影响了他们的庄稼。他们种植的毛竹全都枯死了。以前，农民把收获的毛竹卖给玩具以及筷子生产商来获得收入。在河流下游附近的后垄村，郑家尧说，他和邻居们发现河里的鱼虾越来越少，河面上有时覆盖着一层绿色的粘液，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
榕屏化工厂同意对农田临近工厂门口的几家农户进行赔偿。工厂却继续全面运转。
张长建是一名“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一般都接受过政府组织的培训，能够处理简单的病例，通常被派往那些拥有医学专业学位的医生不愿去的偏远小村落。张长建1984年来到溪坪，有四个孩子。他在过去的数年中拥有不错的行医经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张长建发现村里腹痛、皮肤病以及呼吸类疾病大幅上升。经过对医疗笔记的仔细梳理，他发现这些病例增加的起始时间可以追溯至榕屏化工厂投产的1994年。更令人担忧的是：癌症病例大幅飙升。在1990-1994年死亡的13名村民中只有一人死于癌症。张长建发现，在1999-2001年间死亡的24名村民中，有17人死于与癌症相关的疾病，其中有两名18岁的女孩以及一名三岁的男孩。
于是，张长建和一些村民在1999年开始了漫漫的投诉历程。他说他从电影《永不妥协》中获得了启发。他认为，只要领导知道下面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会解决的。
对于每一封没有得到回复的信件，张长建就把它寄给级别更高的政府部门。身患癌症的退武军人刘仙斌满 热情地加入了他的行列。刘仙斌曾请朋友帮忙给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写了一封英文信。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是他说自己被当地政府拘留了一天。
2001年，张长建向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信投诉，并最终收到了回复，要他寄一份正式的书面投诉。他开始游说村民，在要求工厂停止污染的请愿书上签字。他还保留着这份请愿书，村民们除了在上面签名，还按上了红色手印。张长建采集了土样和水样，并在他的网站上贴上了枯死的竹林的照片。到第二年，这些努力开始获得了回报。村里的领导站出来支持张长建。村民们在县政府外面连续三天散发传单，引来了全国性报纸以及中央电视台一个深受欢迎的调查节目的注意。今年夏季，中央政府将榕屏化工厂列为55个污染最严重的企业之一。
报导也引起了中国唯一一个公益环保法律组织的注意。位于北京的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Center for Legal Assistance for Pollution Victims)决定帮助村民对这家工厂提起集体诉讼。村民们筹集了数千美元用于环保鉴定。村民和律师称，当他们发现排入河中的带刺激气味液体时，就会搜集到塑料空瓶中。律师称，最终有1,721名村民加入了这场诉讼，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环保集体诉讼案。
国家环保总局在全国进行的调查发现，中国7,555家化工和石化企业中有近一半因事故或非法排放污水而给环境造成了危害。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这些工厂的总投资高达1,250亿美元。政府已经拨出了18亿美元重新安置了其中一些最危险的工厂。
尽管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张长建在当地也还面临着阻力和烦恼。他说在搜集样本时曾受到袭击，他的妻子也被闯入家中的歹徒殴打。县政府关闭了他的诊所，称其行医执照没有进行年审。他对此表示否认，并仍在私下里帮助来求医的村民。
县法院最初做出了有利于村民的裁决，但判给他们的赔偿却很少。原被告双方都提起了上诉，福建省法院今年3月份进行了宣判，将赔偿金提高到约85,000美元，仍远远低于原告要求的170万美元的赔偿和补偿。在经过了多年的诉讼后，平均每位农民仅能得到大约50美元。
工厂已经向县法院支付了赔偿金，县法院表示，将在能够确定每位原告的具体损失后发放这笔赔偿金。
这场纷争也令工厂管理人员感到痛苦。副厂长何中说，媒体误导了文化程度不高的村民，未能反映榕屏化工厂提高环保标准的努力。他表示，如果发现任何违法现象，请告诉我们，我们会严肃处理责任人。他说：“我自己每月都在屏南生活20多天，怎么会牺牲自己的健康，仅仅是为了挣钱就从大城市来到这里？”
屏南县有关部门在给《华尔街日报》的声明中表示，这家工厂前几年污染严重的情况主要是由于设备落后、工人未经过良好培训和管理不善等因素导致的。声明称，最近，该厂在县环保部门的监督下进行了35项随机检测，都达到了环保要求。榕屏化工厂的管理人员表示，工厂已经投资数十万美元升级改造废水处理设备和化学品储藏设施。
何中说，工厂帮助村里修建了新的学校，铺设了水管线。包括张长建家在内， 面镶着白瓷砖的两层房屋环绕在村广场的四周，其中最显眼的是安装了亮闪闪的大玻璃的新派出所。
不久前还在榕屏化工厂包装车间工作的张杨通见证了双方的争论。这份工作使他不必在田间地头劳作，并能让他的孩子到一个好点的学校就读。他说，他也经历了头痛和其它疼痛。他准备远走他乡，继续务农。
张杨通与张长建没有亲戚关系，他说，邻居们有时会指责他同污染环境的工厂站在一边。他的回答是：是工厂，而不是我们造成的污染。我们只是在那里谋生的工人而已。
法庭上的胜利并未给徐石莲带来多少慰藉。徐石莲也是原告之一，在村里开了一家商店。张长建说，她得了癌症，但他和她的亲属都对她隐瞒了真相，担心她会失去希望。她称自己得的是“胃病。”
徐石莲掀开衬衣，让记者看到了腹部一道手掌长的疤痕，这是去年手术的结果。这场手术让她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这位43岁的患者无力继续接受治疗。她无精打采地卖着商品，说道，就算得到了这笔钱也太晚了，不够治病，不够让她恢复健康。在她的商店中，潘婷(Pantene)洗发水、电话卡和可乐饮料见证了溪坪村一天天地走向繁荣。她每个月会到张长建的诊所注射两次止痛药。
张长建说，在加入到这场斗争的近2,000名请愿者中，有30人已经去世，其中21人死于癌症。他承认有了一些改善。癌症发病率出现了下降，一度贫瘠的山上重新长出了一些植被。但重新种植的竹子依然参差不齐。村民说，他们的蘑菇、甘蓝和其他蔬菜都没有市场，原因是人们担心这些农产品受到了污染。
张长建表示，他不会放弃与这家化工厂的斗争。他说，“我是个医生。这是我应该做的。”
Shai Oster / Mei F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