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用老百姓的眼睛和肚子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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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眼睛和肚子绝不受蒙骗
2010-06-08 23: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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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优化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话题已经多次被中央高层提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曾对收入分配改革发表了谈话，指出在增加居民收入上分三个层次：一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二是逐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占要素收入的比重；三是在二次分配中，运用财税的杠杆，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这三点承诺针对的都是过去几年各界针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弊端的批评。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政府多年都宣称要“调节收入分配”，但这种调节却总是失灵。原因无它，只是因为药不对症。为了让读者了解劳动者收入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先列出一组数字：如果以大陆建政初期为基期计算，政府财政收入 60年间增长985倍，民众收入只增长了19倍；如果只算近15年，中国的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上涨1.6倍，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上涨幅度更少，仅上涨1.2倍。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在2002年占GDP份额就高达22%，此后逐年上升，到2007年以后更高达25%。中国这个号称“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每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当中，有四分之一是给政府花掉了。这样分配“蛋糕”，无论怎样，都逃不掉“国富民穷”的结果。
形成这种“国富民穷”之局，自有其制度原因。首先，是公共产权收入成为少数权贵及利益相关者攫取财富的源泉；按照中国的宪法，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资源，都是国家财产，属于公共产权；而因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在改革以来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中，上述公共生产要素的配置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权力操纵国家资源的分配，不仅产生了严重的腐败，还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近 20多年来中国财富增长主要集中在土地、矿产、金融、股市；暴富人群的形成也离不开这些公共资源，比如房地产商、煤老板等构成中国超级富豪的主体，贪腐官员有97%与土地有关，银行、证券行业成为腐败高发领域。以房地产市场为例，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达15910.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23.22%。很明显，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民众被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但政府与房地产商却成为这一轮经济“繁荣”的最大受益者。
公共资源的产权收入是造成政府蛋糕过大的主要原因。政府能够将公共资源的产权收入让出一部分来，专门用于社会福利开支上来吗？比如象美国一样，将各地的房地产税收专门用于各地的教育开支，穷人多一点的社区再适当补贴，以保证穷人的孩子也能接受较好的教育。但从中国政府近年来明知征地拆迁弄得民怨沸腾，房地产价格高度泡沫化却还要大力扶植房地产业，可见政府根本不想放弃这笔收入，也不可能规定税收的专门用途——道理很简单：政府要活下去，政府官员的福利要维持增长，在没有新税源的情况下，就得继续罗掘房地产。而房价疯涨几乎将民众的口袋掏空，老百姓哪有余力聚财以获得财产性收入？就算是聚了财，投到有如赌场的中国股市，经验证明也无法取得稳定安全的财产性收入。
其次，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国的民航、铁路、金融、电力等六大行业是国有垄断，垄断排除竞争，高成本，低服务，还时常推动价格上涨。这些国有垄断企业无偿占有公共资源，利用政府给予的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但最后只有这些企业本身与政府能够分享其利，公共资源的真正主人——广大民众，除了通过别无选择的消费贡献银子之外，利润与其无关。
垄断行业每年都高居“纳税500强的前50名”之内，是政府着力养育扶植并为自己“产金蛋的母鸡”。如果政府只是将调节重点放在让垄断行业将到手的蛋糕多切一大块上交给政府，政府却不规定这块收入用于民众的福利开支，比如公共医疗、贫困救济等等，结果还是政府口袋的钱多了，民众仍然什么也得不到。可见，中国需要增加税收使用的透明度，建立纳税人问责制度。否则，税收再多，也无法填满政务不公开造成的各种财政漏斗。
第三，官员腐败获取的“灰色收入”，导致贫富差距过大；有人估计，高低阶层收入差距达55倍，其中灰色收入是产生如此差距的主要原因。至于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有一个让中国人伤心愤怒的数字：150万个家庭（约占全中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在中国，“灰色收入”就是指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腐败所得到的非法收入，这种收入不应该存在。但政府特意将“灰色收入”与“非法收入”区分为两种，并在“灰色收入”前使用“规范”二字；这就大有讲究，说明“灰色收入”可以存在，只是需要“规范”而已，等于给“腐败”开了一道合法的后门。
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誓，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如人们已经揭示的，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着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
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但在这一点上，目前人们还无法乐观。
因为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官僚集团的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一场革命。所以，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中国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让经济深深的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则决定了经济结构。
中国的现行体制，决定了官员与垄断行业的高级管理层必然成为中国富人的构成部分。这提醒人们，持续了3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一片喝彩声中正在迅速冲击它的终点。而最近两年中国经济令人诧异的强劲表现，很可能就是这种模式盛极而衰之前的最后一缕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经济危机近在眼前。
蔡昉认为，城乡收入的差距随着人口流动产生变动，但在目前的统计资料中，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新的农民收入增加，那个部分资料丢失掉了；“并不是所有都没有，但是相当大部分丢失掉。”而这些收入在农村没有被统计到农户收入中。此外，城市进行住户调查时通常也不会选农民工；因此蔡昉认为，根据现有资料“看不到城乡差距是在缩小或者不变。”
蔡昉进一步表示，近十年，城市人均收入增长近10％，农村略低一些，而过去30年总体看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大致同步。若据蔡昉所言，无法了解城乡差距的资料是“因为农民部分收入资料丢失”，那么2010年5月10日新华网报道，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针对 2000多名不同阶层居民家庭收支情况的调查研究正好可以补上。王小鲁调查发现，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的“隐性收入”，而这笔未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 4.8万亿元，其中的四分之三又为10％城镇高收入户家庭所拥有，少数家庭拥有的灰色收入数目惊人。由于“隐性收入”及贪腐等“非法收入”皆未纳入官方资料统计，因此，中国贫富差距的真实情况必然比官方统计要悬殊的多。
有网民表示：“官方一直不公布真实的数据，每次都派‘砖家’编造中国根本不存在贫富差距问题”的谬论，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连我都看得出来收入差距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2009年）年底发表《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中称，中国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水准，早已超过0.4的世界公认警戒线。若进一步比对历年资料，即可明了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正在恶化。
毛泽东曾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句话套用在当今的中国官场，可以改成“一个政府做一件蠢事不难，难的是所有的蠢事，都被民间察觉和耻笑。”比如在某个时刻为了某种需要，官方就出来辟谣或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或自己说过的话，就是最明显的蠢事。最近的一桩典型，是2010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发布消息，称商务部否定自己过去做过的一个研究报告，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商务部否定自己6年前声称做过的报告，无非是因为瑞士银行保密制度被美国攻破的连锁反应。中国那些能够利用瑞士银行存款者，应当是那些具有长期在海外生活经验且拥有钜资者，其中具有留学经验的红色家族子弟最符合此项条件；《人民日报》旗下成员《人民论坛》发表了由一组文章构成的“中国新富家族”，正式承认“红色家族”是中国新富豪当中的一支主力。而他们有财产存放在海外的消息，这些年也不断见之于外国财务公司的报告。中国贪官携资本外逃现象更是早就成为民怨纠集之点，既然美国欧洲都向瑞士银行施加压力迫使其公布客户名单，中国也有可能出现这类到瑞士银行追查贪官财产的意见。怎么办？政府干脆未雨绸缪，先将这个口子堵住，声明6年来被视为权威的商务部研究报告是虚假的。而近日，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一篇《中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的文章在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引发了广大老百姓对收入分配的再次关注，出现“怨声载道”了；所以，又故伎重演，派出“砖家”现身说法，居然演出数据“被丢失”一幕，实则是丢人现眼。因为，即使你说的天花乱坠，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现实就是证据；老百姓的脑子或许可被蒙骗，但老百姓的眼睛和肚子却绝不受蒙骗。
人们说，“民富国强”与“国富民强”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词序不同，而是统治者将两者何者置于优先地位的问题；前者有今天的北欧等国为证，这些国家的民富，国家也有尊严。后者有中国的例子为证，政府富人民疲弱。西汉刘向在《说苑•政理 卷七》中记载了一段话：“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文中的 “上”指王公贵族，官僚士大夫，“下”指平民百姓。“溢”，溢出，喻富得流油之意；“漏”是指流失，漏财即被剥夺之意。中国现在就处在“富大夫”与“富仓府”的状态，“上溢而下漏”的溃败之局早已形成。
可以说，正是这种“上溢而下漏”之局，迫使中国社会形成对分配公平的普遍诉求，政府置身于这种诉求的漩涡之中，必须做出反应。至于这种“反应”能否收到实效，完全要看当局能否改变近年来已经定型的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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