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均和黄维

张其昀其人

张其昀字晓峰,是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系蒋介石的同乡(浙江宁波人)。张其昀1900年出生,进入蒋介石幕府之前,他是一位纯粹的学人,曾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南京中央大学任职、任教10年之久。

1943年,张其昀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及讲学。1945年,抗战胜利归国后,他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1947年,他被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张其昀取道广州转赴台湾,成为蒋氏父子的股肱之臣。

到台后,张其昀曾被称为台湾的“文化之父”和“教育之父”,又因经其手完善了台湾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被台湾学界誉称为“博士之父”。

1954年,他出任台湾的“教育部部长”,先后主持建立了“南海学园”,“恢复”了“中央图书馆”,并设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科学馆”、“艺术馆”、“教育资料馆”,此外又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等。张其昀晚年尤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

成为蒋介石的文士

抗战时期,张其昀经同乡陈布雷的引荐,结识了蒋介石。陈布雷自杀之后,蒋介石身边的空白也是由张其昀来填补的。

蒋介石之所以会看中张其昀,除了同乡关系及陈布雷之死形成的空缺,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张其昀的思想和才华。张其昀曾撰写过《中国历代教育家史略》一书,此书深得蒋氏的赏识。

1949年夏,应蒋介石的邀请,张其昀离开大陆,赴台湾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组长”,这实际就是取代了已死的陈布雷,成为蒋氏“小朝廷”中“官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此后,张其昀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教育部部长”、“总统府资政”等,他还是国民党第八届至第十一届的中央常务委员。

张其昀提议国民党迁台

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已被消灭过半,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彻底垮台的命运。此时蒋介石采纳了张其昀的建议,决定把台湾作为退身之所。

当时蒋介石和张其昀都认为:退居台湾,退可守,进可攻;台湾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凭借海峡天险和海、空军力量,完全可以抗衡当时尚无海、空军的中国共产党,以积聚力量,待国际形势发生于己有利的变化时,再“反攻大陆”。

其实此前蒋介石已在1948年底进行撤退的酝酿和安排,不过,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的中心东撤台湾,是来自张其昀等人的建策。

“三大战役”之后,作为退守之地,国民党只有西南、海南、台湾可以选择。

三者之中,以蜀地为中心的西南,军事地理上易守难攻,其北有秦岭,东有长江三峡,南有横断山脉等,地形凶险,屏障繁多,又是抗战的“发祥地”,自是好去处,于是,当1949年10月广州失守后,国民党当局仍将其全部中枢机构迁至重庆和成都。不过,解放军的猛烈攻势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游移,让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不能安心于此,最后终于决定仓皇渡海迁往台湾。

张其昀当时如何向蒋介石建言,今已不可详知,但张其昀是著名地理学家和专攻“国家战略学”的学者(并且在哈佛大学深造过这门专业),还曾在台湾“光复”后领队前往考察,因此,作为此时蒋介石身边的“御用专家”,他的建议毋庸置疑,当然是很有分量的。

《凤鸣华冈——张其昀传》一书中称:此时,“只要是张其昀的提议,蒋介石几乎没有反对的”。

张其昀即是当时国民党围绕撤退方向的“东撤论”的主张者。他认为西撤川康不妥,并说明东撤台湾的种种优势:

首先是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只有它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共产党军队的乘胜追击。

其次,台湾作为“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即:1.台湾地处中国东南部,北回归线从台岛穿过,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物产丰富,全岛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粮食等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2.台岛内部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3.在军事上,台岛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且位于太平洋西缘,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防线衔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4、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回到祖国怀抱后对国民党政权有一种回归感,这种心理正可利用来稳定社会秩序。

尤其是台岛长期与大陆阻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又经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整肃,干扰更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岛四面环海,呈封闭状态,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当局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与稳定社会。

因此,国民党若将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台,再带来较多的资金和人才,必将建成稳固和强盛的台湾基地,适当时就可“反攻大陆”。

“陈布雷第二”

这一番主张已然是国民党唯一的选择。1948年年底,蒋介石任命其心腹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同时蒋经国亦受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就是迁台的信号了。

1949年年初,大陆国民党控制的金融机构开始向台湾紧急运送黄金、白银、外汇,文物部门也开始加快运送文物,这更是国民党决策台湾为其退守之所在的表征。此后,国民党在大陆完全溃败,于是其迁台成为事实。

此之前后,张其昀已随行于蒋介石身边,在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张其昀曾劝蒋以“党内总裁”身份主持“党国大计”,颇得蒋介石欢心,于是留他在奉化溪口的武岭学校居住,并待如上宾,常与他促膝谈心。

蒋介石遁往台湾后,不忘召其赴台,此后,台湾就有了一位众人皆知的“陈布雷第二”了。

1985年,张其昀在台湾逝世。

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下辖四个正规军十一个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全兵团清一色美械装备,堪称“中原第一王牌”。该兵团主帅黄维虽然“书生”气十足、大有“纸上谈兵”之嫌,但他曾先后两次随蒋介石东征。抗日战争中,他在淞沪会战号称“血肉磨坊”的罗店战役中也表现神勇。内战爆发后,他更是响应蒋介石的号召统领十二兵团,蒋介石“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使蒋介石龙颜大悦,荣登蒋家王牌爱将之列。

国民党许多将领,因种种原因与机会接触共产主义并被“赤化”的屡见不鲜。黄维早年就与共产党人渊源颇深,共产主义的火种也曾眷顾过他。黄维淮海战役被俘后,更是受到解放军的优待,但他一直抵制中共的思想改造,被特赦后还未放弃回台湾的想法直至病逝。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黄维如此执迷不悟,以至于和共产党失之交臂呢?

自身性格因素

黄维的性格可用一个“儒”字来形容。这样的性格虽秉承了儒家“君子之道”的特色,使黄维为人处事光明磊落,不失君子风度。但“墨守成规”、“守旧迷信”、“满脑子书呆子气”的劣性也为他与共产党背道而驰埋下了伏笔。

1904年2月28日黄维出生于江西贵溪盛源乡农家,父早逝。黄维早年毕业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后因经济拮据他考入鹅湖师范,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回乡任小学教员。黄维虽深谙为师之道,却做事刻板,以至于和乡绅不睦而弃职离乡。1924年黄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被编在第二队,同年与同学集体填表加入了国民党。黄埔时期,黄维深受国民党“正统思想”熏陶,使他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是真正救国救民之主义,盖舍三民主义外,更无其他真正之主义”。而此时,蒋介石“君臣之道”、“忠臣良将”的儒家说教又恰与黄维合拍。蒋介石时值壮年,总是戎装革履。显得英气十足,使得黄维更加崇拜。后来,黄维因做事严谨认真受到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赏识,据说,陈立夫十分宠爱黄维,以至于差点把女儿嫁给他。陈立夫极力把黄维推荐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也大加重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黄维就死心塌地追随他的“蒋校长”了。

国民党很多将领都领教过黄维“书呆子”的厉害。一次,陕籍将领杜聿明远征出兵缅甸,但战事不利,杜聿明败逃回国,而此时对杜聿明部队进行点检的就是黄维。杜聿明久闻黄维是个书呆子,执法如山,但他还是希望黄维能够开恩给他的部队少报点损失,给他这位蒋介石跟前的“红人”留点面子。所以,杜聿明就伸着热脸去贴黄维的冷屁股,宴请黄维。宴会上的气氛果然凝重,杜聿明的幕僚们为了活跃气氛,就和黄维没话找话,说的也就是些“近来天气很好,风调雨顺什么的……”。谁知黄维不领情,立刻发作日:“我老家江西正发水灾,哪来的风调雨顺?”杜聿明部下以为黄维向他们索贿,便问是否给黄维家送些“款子”,谁知,黄维听后更大发雷霆日:“我家开的酱油铺米铺,发大水正好发国难财…””杜聿明听后无奈地长叹一声便离席而去,知道黄维绝对不会对他“手下留情”了。

黄维的“书呆子”气,连许多共产党将领也略知一二。淮海战役中,黄维的十二兵团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于双堆集,陈赓大将的部队就坚守在南坪集。陈赓在黄埔时期就是黄维的同学,他早已摸透了黄维的性格,知道黄维是教书出身,迷信书本,墨守陈规,打仗老爱在书本上找依据,动不动就是“兵法云”尔尔。所以,陈赓就采用放弃已占阵地,诱敌深入的方法。黄维果然上当,使自己的部队进入陈赓的伏击区,当黄维醒悟的时候,已为时晚矣。后来,黄维被解放军俘虏,当他知道与自己对阵的是他的老同学陈赓时,他竟说:“败在陈赓手上不算冤枉,陈赓是我的同班同学,在学校里我就比不过他!”黄维的“书呆子”气可见一斑。

被蒋氏集团“逼上梁山”

黄维身为黄埔一期成名较早的学员,“书生气”浓重的他实际对战争并无多大兴趣,四十年代后黄维逐渐转入军事教育领域。1948年9月黄维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此时,蒋介石发动内战打得如火如茶,正是用人之际。黄维虽厌恶征战,但蒋氏集团抓住了黄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儒家心理。利用以往对黄维施予的“厚恩”,再一次把黄维推向风口浪尖。

蒋介石素来推崇曾国藩的“识人之术”,用人考究“资历”,而黄维本身就是黄埔一期嫡系,他在北伐战争中已是营长,在南京栖霞山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又表现勇敢。再加上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举荐,因此深得蒋介石器重。黄维本号“悟我”,后经蒋介石改为“培我”,可见蒋介石对黄维的“栽培”之心。1928年秋,蒋介石成立陆军第十一师,钦点黄维任该师团长,同年前往陆军大学深造。在校期间黄维曾多次受到蒋介石单独训话。1933年,一直欣赏德国军事教育的蒋介石一纸批文送黄维去了德国考察。在德国,“书呆子”黄维如饥似渴地学习德国军事经验,并在国内国民党军事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使蒋介石颇为赞赏。1938年,蒋介石把“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交给了黄维,34岁的黄维任军长。黄维深得蒋介石信任,不但30岁就当了师长,从师长到军长也只用了四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升为上将的高魁元、王异等都曾是他的部下。每当提起黄维,很多国民党将领的评价都是:黄维总是表情严肃,连走路都是挺着胸脯,一副将军的仪容,在部下面前从来不苟言笑。黄维不仅对部下要求严厉,对自己也很严格,他从不染指女色或赌博,从西方留学归国后,也不流露出西方特色。因此。蒋介石把黄维看作是不可多得的德才兼备型人才。在黄维流露出对军事教育感兴趣后,蒋介石竟让黄维担任了自己兼任的武汉陆军学校校长,使黄维感激涕零。

黄维不但被蒋介石看重,也受到蒋介石的“心腹”——陈诚的青睐。黄维的“书呆子气”与陈诚很像,在国民党内部素有“陈诚影子”之称,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陈诚也对黄维有“伯乐之恩”。黄维在陈诚手下的时候,基本上每年都要提一级。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斗争不断,陈诚曾多次力保黄维,使黄维在国民党内有了一席之地,成了国军中有名的平步青云型人物。因此,黄维成了陈诚的忠实支持者。1944年国民党为扩大兵员组建“青年军”,其实是按照“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的布局进行人事安排,黄维被任命为副总监与蒋经国共事多年,“太子”蒋经国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也对黄维大力拉拢,使黄维“受宠若惊”。

1948年9月蒋介石组建十二兵团,并让黄维担任司令,但黄维办学校正干得热火朝天,他本来不想干,但禁不住蒋介石的再三召见,陈诚又说:“如果他不当,十八军就会被白崇禧抢走!”在蒋氏集团的“恩威并施”下,黄维只好答应,在临走前他还对蒋介石说:“等打完这一仗,我还要回去办我的军校!”蒋介石也答应了他的请求。可黄维怎会知道自己有去无回?学校固然是要去的,只是去了中共的“战俘改造学校”。黄维被俘后,国民政府曾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中央日报》也大力宣传了黄维将军的光辉业绩。蒋氏集团如此的“圣眷隆恩”,以黄维的性格,在中共面前也只有“顽抗到底”了。

与共产党“有缘无分”

进黄埔前,黄维就曾与共产党著名将领结识,并产生了深厚的情谊。进入黄埔后,黄维更有机会与中共接触,实际上他已初步具备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前提条件。遗憾的是,黄维并没有抓住机会与中共产生交际,直至被围双堆集他仍拒绝投降。被俘后,黄维成了“最难改造的顽固分子”。虽然在人生的暮年黄维留下了悔恨的泪水,但为时晚矣。归根结底,只怪黄维与共产党“有缘无分”。

1918年黄维就读师范期间,就与来自赣东北的老乡、后来成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重要领导人的方志敏结识。因方志敏比黄维长四岁,黄维就对方志敏以兄长相称,两人一见如故,关系甚是亲密。在黄维心中,方志敏是位极热诚、极可信赖、极令人钦敬的人。比起方大哥,黄维觉得自己很幼稚,缺乏社交能力,孤陋寡闻,所以他感觉和方志敏在一起,时时处处都能学到很多东西。一次,黄维问方志敏今后的打算,方志敏回答:“投笔从戎,到广州找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跟着他一定能够救国救民,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这番豪言壮语深深打动了黄维,使他对方志敏更加敬佩并期望日后能与方志敏一起南下,干出一番事业。后来,黄维跟随方志敏一起报考黄埔军校,方志敏对黄维关怀备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方志敏陪同,黄维简直寸步难行。他们先来到了上海,但不巧,因为来得太早,黄埔军校还没开始正式报名,而且据传言说黄埔军校能不能开办还尚难确定。这时,黄维的盘缠也快耗尽,在进退两难之际,方志敏又托上海的熟人给黄维暂时找了份工作,使黄维的吃住有了着落,解了黄维的燃眉之急。不久,黄埔军校开始招生,方志敏与黄维都顺利通过了初试。黄维想到今后能与方大哥一起心里特别高兴。但没想到,接到复试通知的第二天,方志敏告知黄维自己有些事情要办,不能复试了,叫黄维先去广州,自己忙完就去广州找黄维。没想到这竟成了二人的诀别。实际上,早在1923年方志敏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与黄维分别是受中共指派去了江西。当时,方志敏没给黄维说,因为这是党的纪律,否则的话,黄维的命运也许会和以后大相径庭。

进入黄埔后,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徐向前、陈赓、左权等共产党高级将领都曾是黄维的同学。但黄维加入国民党后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也没与共产党人擦出火花,实属遗憾。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黄维被围双堆集眼看死到临头,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多次劝降黄维,但黄维还是顽固不化,坚决抵抗。

黄维被俘后,先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长达27年的改造过程中,黄维还是未能受中共感化。当时。所有国民党战犯在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都会写读书笔记并结合自己的罪行当众作思想报告。杜聿明就曾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作了2个多小时的报告。而黄维不但不写笔记,别人作报告时他也一言不发。一次,黄维的妻子来探监并给黄维做了很丰盛的饭菜,用餐中妻子劝他和中共合作,争取早日特赦。结果,黄维直接把筷子摔在桌子上,并大声斥责夫人:“从现在起不吃你做的饭,你也别来看我!”但是,共产党和政府还是予以最大的宽容对待黄维,黄维初到功德林监狱时身患五种结核,经中共医护人员四年的精心治疗护理根治了他的病症,日常生活中他也受到了优待。后来,黄维以研究“永动机”为名拒绝思想改造,但中共还是尽力满足他的要求,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审阅了他的设计图。1975年3月,黄维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后被中共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工作。

暮年的黄维曾回到江西老家,当站在方志敏烈士墓前时,黄维沉默了,深为自己未能像方志敏一样报国为民而流下了悔恨的热泪。叹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黄维一直困惑:“国军人数装备俱优于解放军,为何还会如此惨败?”殊不知,共产党爱民如子,与人民情同鱼水。国民党纵有雄兵百万,但面对亿万民众,犹如石牛人海,岂可奈何?正应了“水可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古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