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鹭：永州枪案的舆论出口

　　——《永州法院三枪拍案》报道手记

　　张鹭/文

　　这场震惊全国的枪案发生在6月1日，礼拜二。考之以《财经》的出版周期，也就是说，在截稿日前，我们只有三天时间采访和写稿。刨去周二一整天都在路上，只剩两天。编辑部的对策是，派两名记者，分工协作，与时间赛跑。

　　我和陈晓舒被派往永州，我们此前亦是同事。在此前供职的媒体中，她曾有一天之内抢出襄汾尾矿溃坝报道的纪录——记者在前方通过电话口述，编辑在后方整理写稿；在株洲塌桥事故中，我俩曾合作用一天半时间抢出一个相对深度的报道。

　　但人海战术不是每次都管用，至少这一次，我们找到的核心知情者都选择了三缄其口。记者不比纪委和公检法系统，并无强制力，即便能找到核心知情人，所能触及的真相仍是有限。

　　永州之野

　　事发当夜，在长沙往永州的出租车上，我和晓舒不停地打各种电话。

　　永州，楚地要冲，古称“潇湘”。潇水由南至北纵贯，在中心城区萍岛注入湘江，湘江经西向东穿越零祁盆地。湖南八景之首“潇湘夜雨”即潇湘交会处之景。

　　这座湖南西南端的城市，为湘西南口岸，在湘粤桂三省区结合部。楚地多掌故，《爱莲说》周敦颐即永州人，而柳宗元《捕蛇者说》亦作于此。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千百年来，多少世人因此文初识永州。而古时柳氏感佩之“苛政”，于今，在这个“三枪拍案惊奇”的故事里，化作“司法不公”的诘问。

　　按下不表，后话再提。由于《南方都市报》的同行由于事发时恰好在永州，成了我们首先想到的采访对象。但他表示，赶往现场已是事发几个小时后，现场早已被封锁，下午去过凶手单位——零陵邮政局，所知有限。

　　陈晓舒则辗转电话联系上了当地一名公务员，后者对此事有所了解，向我们介绍了凶手朱军脾气暴躁、离异、身患癌症末期，因房产官司的判决而对当事法院不满等情况，甚至精确到子弹的数量。

　　当时，我的困惑在于，如果朱军是无目的的泄愤，为何会放弃据说有人开会的三楼办公室，却有指向地选择四楼事发的办公室？如果是有目的的报复，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买凶杀人（出租司机告诉我们，零陵当地有锰矿，而矿产纠纷是买凶杀人最常见的导火索），还是确实存在司法不公？

　　第二天一早，我设法进入大门已被封闭的邮政局，找到一名看着朱军长大的邻居和一名朱军的儿时玩伴兼篮球球友。陈晓舒则在医院碰壁后，下午也联系上了朱军的两名同事。

　　细节朱军

　　省略掉对辗转奔波的无效采访的赘述，综合大量未被用进杂志稿的关于朱军个人的细节，这个人可以大致还原如下：

　　朱军年幼时，父母因工作原因一直分居，他的童年随母亲在道县农村长大，直到上学的年纪才来零陵随父亲生活，其母随后也从道县农村诊所调至零陵。朱军初中毕业后就进入邮电局工作，起初任投递员，后为邮政储蓄的运钞车司机，最后改任押钞的经警，直至升任队长。

　　其父从部队转业至零陵区邮政局，先是做报务，后为食堂管理员直至退休。其母为零陵区中医院退休护士，性格内向，不爱跟人打招呼。邻居介绍，两位老人笃信佛教，在家中经常念佛，“做了一辈子好事”。其兄在冷水滩邮政局工作，目前已办理内退手续外出打工。其子19岁，去年入伍。

　　1997年起，零陵邮电局陆续分拆为邮政局、电信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等部门。朱军被划归到邮政局，与妻子住在移动公司宿舍里。2003年与妻子离婚后，妻子外搬，朱军每天在位于邮政局院内的父母家吃饭。

　　1986年左右，朱军开始与其妻谈恋爱，其妻高挑漂亮，彼时非常恩爱。近十年来感情逐渐转淡，2003年离婚，涉及个人隐私不述。但即使是已经离婚，朱军被确诊癌症晚期后，其前妻也经常照顾他，很多同事看见他们一家三口像以前一样出入单元门口。

　　朱军没离婚之前，很少去相隔单位仅数十米的父母家，其兄与父母关系也很冷漠，搬来十多年，这位邻居未见其兄来探视过父母。

　　那位儿时玩伴兼球友评价朱军：热爱运动，为人精明，性格偏执。小时候一起打牌，以相互弹额头为赌注，自己的额头经常被他弹肿，“别人都是意思一下点到为止，他会用尽力气使劲弹”。从小喜欢练武，经常在门口摆沙包练拳。尤喜打篮球，这个爱好一直保持至不惑之年，其癌症确诊前。这位球友说，其球品不大好，不能犯他规，不然闹个不停，而且下手很重，曾有两个球友被他撞至粉碎性骨折。朱军身高1.76米，块头很壮，司职中锋，因其球风凶悍，1.8米高的人都拦不住他。

　　此外，朱军从小有鼻炎，说话不时擤鼻，加上打牌时吸烟很多，这被认为是其癌症的诱因。

　　2006年，打篮球时朱军突然鼻子大量出血，随即到永州市人民医院查出是鼻咽癌晚期，后去长沙化疗两个月，回来后头发已掉光，到市人民医院治疗。在刚查出病情时，他曾有短暂低沉期，但不久后即自恃体质好，并未感觉到身体受到影响，认为有望战胜病痛，因此治疗态度较为积极，每天坚持早起跑步以及打篮球。

　　此时的他情绪稳定，在球场上碰到还能与人海阔天空地聊天。但没多久鼻子的不适感就加剧，因其单位篮球场也用来停车，又担忧打球时吸入过量灰尘，加之剧烈运动已超出其身体的承受能力，因此打篮球这一唯数不多的爱好也被医生劝阻了。

　　此后，自知已病入膏肓的朱军，脸色越来越黄，走路时把脸压得低低的，“意志很消沉”，加之化疗后耳朵开始出现耳背，身体出现强烈异味，与人的交流就更少了。

　　一位邻居曾听朱母谈及，家里一直认为朱军患病是被懂邪道的人“害到了”。为此，其较为迷信的父母曾找算命先生卜算，得出朱军在阴历五月必有大灾，恐难轻渡，这也在邻居的传言中被当做了案发的诱因之一。

　　朱军的一位从事房地产生意的好朋友，2007年左右与其签订了购买期房合同，房子建好后，他自己丈量发现实际面积比合同注明面积少了十多个平米，遂起诉至事发的零陵区法院。法院判赔两万元，且已执行，但执行期长达两年。这位球友至少在打球间隙闲聊时，未听见其对判决不公的抱怨。

　　朱军的家境并无贫困，相反，他热衷于投资，不光买房，还投入一笔不小的款项炒股（自己不懂，别人帮忙炒），以及借贷给他人。

　　火爆脾气是朱军留给身边人最直观的感受。多位与其相熟的人描述，那个被他打的永州市邮政局零陵分局局长姓彭，偶曾受朱掌耳，后不堪忍受，调至长沙邮政系统。

　　2007年起朱军开始当队长，自己并不愿意，觉得自己不是当领导的料，但因工资高，他又患病需要钱，还是当了。队长职务有被“圈养”起来的意思，因为领导对他非常忌惮。

　　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同事举例说，一个夏日，他去零陵区水口山附近押车，车至半路坏掉，等待修理，天气奇热，附近一户人家给了他一杯水喝。下次路过时，他专门买了水果致谢，那户人家非常感动。而被以队长之职收编后，面对因质疑本单位国资流失和工资调级而上访的同事，这位曾经的刺头多次表示，“人家（领导）对我这样，不好去找人麻烦。”

　　舆论的出口

　　迷信带来的自我暗示预言实现心理，对于法院判决的执行期过长可能产生的不满，生活中最大的爱好丧失后的空虚，对于不治之症的绝望，曾经的强壮英姿与现在的羸弱体臭之间的心理落差，加上性格中暴戾和不肯吃亏的要素，凡此种种，加上记者未能知晓的那部分，这些形成了朱军作案期间的心理世界。

　　另一方面，火爆的脾气并不影响他作案前的缜密布置。对案情进展有所了解的警方内部人士告诉我，警方在朱家取证时发现，家中打扫干净，遗书、病历、医药费用票据都放在一起。

　　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为何朱军选择在这个时间而非其他时间展开杀戮。我曾试图联系朱军的主治医生，确定朱军的生命在理论上还有多少时间，但不巧的是，那位医生正在长沙脱产进修，其两个手机号都未能打通。

　　在采访中我曾跟一位同行开玩笑：调查凶手的作案动机，咱们干的可是警方的活儿啊。事后了解的情况证实了我的玩笑，警方正对近几个月与朱军通过电话的人展开排查，作案动机有多种可能，目前并无定论。

　　虽然公安部刑侦总队于案发当夜11时就赶到了零陵，但当地警方的工作尚算有条不紊，“别看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这么大，但从我们破案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个普通的凶杀案。”

　　检察院系统传出的信息显示，遗书的内容直指当地司法问题。朱军的同事也反映，案发前一个月，朱军曾去法院纪检监察室被询问那起房产纠纷的执行情况，案发前一周，但具体是何问题，我们并不知。我设法弄到了当事法院的内部通讯录，向纪检监察室、执行局、法警大队等可能与此案存在关系的部门官员挨个打电话，但要么直接被挂电话，要么刚调来不知情，要么让找宣传部。

　　无奈至极的同时，我很能理解这些核心知情者们的谨慎。因为就像整一年前我采访过的邓玉娇案一样，永州案也很不幸地发生在一个敏感的日期附近。加上当地平日司法和行政环境积弊已久，各种力量都在试图利用案件造成的公众注意力来表达立场或申诉遭遇。为此，当地官员祭出了基层惯常的维稳之道——划分安全责任区，各司其职。

　　即便如此，在案件核心信息缺失的背景下，这种公众注意力仍然被成功利用。一家德国媒体颠倒了时间顺序，将该案与几乎同时传出落马消息的永州市委副书记联系到一起；一名永州当地人也找到我，希望能反映一个永州市政府的重要线索。

　　在我们的采访中，朱军的两名同事也在做着类似努力。在第二次受访时，他们对一直上访无门的质疑本单位国资流失和工资调整问题进行了着重叙述，最后并请求，“我们希望你们的报道能强调一下这个角度”。

　　虽然没能提到这些细节，但后来刊发出来的报道的指向，正是零陵当地的司法不公。对于当地法院的司法现实，民间早已颇多怨言，事发后法院门口聚集起许多群众，他们拿着司法材料和上访信等待伸冤。对于朱军，当地亦不乏叫好之声，甚至有永州市民为朱军送上花圈，称其“英雄”。

　　“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对此政治生态，柳宗元曾引“苛政猛于虎”之叹。而今古相较，“余闻而愈悲”。

　　最值得提及的是，一位十岁女儿被轮奸的家长，在上访多年投诉无门后，自称为朱军干亲，想反映一些关于朱军的情况，并称上访信也是朱军帮忙所写。陈晓舒和《第一财经日报》同行在采访时问及关于朱军个人的细节，发现其知之甚少。

　　再三追问之后，她终于承认，真实的目的是想反映女儿的遭遇：2006年10月30日，她的女儿突然失踪。三个月后，女儿被找到，而失踪期间被多人轮奸并被强迫卖淫。在她的不懈上访、控诉、求告下，犯罪团伙部分人员获刑，两名在办案过程中违纪的警察也受到处分。

　　厚达上百页的包括大量司法材料和相关证言的上访材料，足以证明她所言绝非空穴来风，但她将自身遭遇与朱军案的强行附会，在逻辑上有太多的漏洞。

　　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无奈和功利之处，这是我们的痛处：我们因枪案而关注朱军，却又因职务要求无法顾及与朱军无关的案件，即使那里有显见的不公和悲情。不同的媒体分工不同，我们把她的故事告诉其他同行，希望她的冤屈得到披露。这也是我们写作手记的私心之一。

　　我们可能是她较早找到的记者。不久后，有媒体陆续报出了类似《朱军杀法官原因查明：因干女儿被轮奸强迫卖淫》这样的标题。这里面有公义的成功伸张，但同时又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部分失败：这些媒体的逻辑中的一个致命漏洞是——那个小姑娘的案子是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而朱军作案是在零陵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