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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3:40:57
一 盘根错节的民族矛盾与政治转轨的开始
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东欧的争夺和占领，给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蒙上了阴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东欧政治地图的划定更使少数民族问题凸显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加入轴心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交战，民族积怨加深。战后，苏美等国对欧洲的重新安排使得东欧归于苏联麾下，苏东之间、东欧各国主体民族之间、乃至某些国家内部各民族间的矛盾盘根错节，复杂的民族关系贯穿了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始终。
如果把东欧各民族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他们都是处于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乃至霸权主义的控制之下，其民族利益不得不服从于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实际上的苏联利益，甚至国家主权也得不到保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东欧各民族对这种不平等状况的不满，促使其为摆脱苏联控制，彻底否定了斯大林式的政治模式，走上了政治转轨的道路。
东欧因其地理位置对于苏联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自二战结束前，苏联就开始了在控制东欧方面的动作。二战后，伴随着苏美关系的破裂和冷战的爆发，苏联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东欧的监控。1947年9月，苏联发起建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9年1月和1955年5月，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先后宣告成立。借助这些组织苏联开始在东欧进行政治清洗，推行苏联模式，并以其利益规范东欧各国的行动，对东欧国家出现的独立自主倾向，轻则批评、干预，重则武力相对，与东欧各民族的矛盾日渐加深(注：只有保加利亚与苏联自二战结束直到1989年剧变前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矛盾遗患无穷。苏南冲突的爆发使苏联为清除铁托独立倾向对其他东欧国家的带动作用，加大了在东欧进行政治清洗的力度，结果更激化了东欧各民族与苏联的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欧民族主义复活的原动力来自于斯大林本身，当时发生了克里姆林宫发起或它同意的对诸如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安娜•波克等犹太族领导人的清洗。”(注：jeffrey simon,trond gilberg(ed.),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westview press,1986,p.71.)苏联对波匈捷三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伤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自尊，他们对苏联的怨恨和对苏联模式的不满最终变为对当权者的反抗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
不仅如此，苏联对东欧的政策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某些东欧国家主体民族间、甚至一国内部的民族纠纷。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二战后，建立南、保、罗和阿联邦以及南阿合并计划因苏联的反对而流产。虽无法断言这样的联合一定有利于缓和民族纷争，但其后形成的保苏、南罗和阿尔巴尼亚三足鼎立的局面无疑埋下了巴尔干地区民族冲突的祸根；在1948年的“情报局事件”中，苏联胁迫匈、波、保、罗、捷各国对南进行政治围攻和经济封锁，并在匈、保、阿等国大揪“铁托分子”，南斯拉夫与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一度恶化；在1956年“波兹南事件”中，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波兰，1968年，苏联联合波、匈、保、民德军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引起捷的强烈抗议，此外，苏联对捷内政的干涉还加剧了捷国内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间的矛盾，由于以捷克族为主力的改革派被镇压，斯洛伐克族领袖胡萨克当政，斯族在党政部门一直占据优势地位，控制着党和国家的命脉，这使得捷克族深为不满。
当然，不可否认，二战后一些东欧国家在实现民族平等，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科教文卫事业方面多有进展，但与此同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出现的失误，是导致东欧内部民族矛盾丛生，并使之逐步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捷克斯洛伐克，尽管在1945年4月捷民族战线政府通过的科息斯纲领中清楚说明，“政府保证新国家将建立在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但是，“直到1968年有关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联邦国家的法律通过，每个民族才有了自己的政府、议会和国家的所有行政部门。”(注：mikulas teich and roy porter(ed.),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europe in historical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246.)在罗马尼亚，从70年代起推行的农村规范化政策不仅引起了国内少数民族的抵触情绪和大量出走，而且加剧了罗南、罗匈间关系的紧张。在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实施民族同化政策，不承认境内土耳其族的存在，致使土族人怨声载道。在南斯拉夫联邦，“不平衡的地区发展，连同相应的文化分歧，给民族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注：james g.kella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second edition,revised and updated,st.matin's press,1998,p.145.)不恰当的政策措施更是火上浇油，民族纠纷不断，1967年3月克罗地亚语地位之争，1968年11月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因悬挂阿尔巴尼亚国旗而引发的游行，1969年8月斯洛文尼亚总理反对联邦政府的“公路事件”，1969年年底克罗地亚共盟开展的反对一元主义的斗争，1971年11月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骚乱，1981年3月由科索沃普里什蒂纳大学发起的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国，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示威和罢工等使得南斯拉夫联邦各民族间的冲突日趋尖锐，科索沃频发的动荡还给南阿关系造成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东欧内部的民族矛盾给西方国家干预东欧内政提供了机会。比如，1989年5月，保加利亚警方与其北部的穆斯林发生流血冲突，西方国家借机攻击保政府。8月，保武装部队又与居住在其东南部的穆斯林发生冲突，西方国家随即掀起了谴责保加利亚的浪潮。再如，在罗马尼亚警察和军队与蒂米什瓦拉市的示威者爆发激战后，欧洲议会发表声明，要求齐奥塞斯库下台。欧共体冻结了与罗的长期贸易协定，停止了与罗的一切高级接触，其成员国还纷纷召回了驻罗大使，以示抗议。
本文来自学习网(www.gzu521.com)，原文地址：http://www.gzu521.com/paper/article/sociology/200607/20835.htm
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东欧的争夺和占领，给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蒙上了阴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东欧政治地图的划定更使少数民族问题凸显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加入轴心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交战，民族积怨加深。战后，苏美等国对欧洲的重新安排使得东欧归于苏联麾下，苏东之间、东欧各国主体民族之间、乃至某些国家内部各民族间的矛盾盘根错节，复杂的民族关系贯穿了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始终。
如果把东欧各民族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他们都是处于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乃至霸权主义的控制之下，其民族利益不得不服从于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实际上的苏联利益，甚至国家主权也得不到保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东欧各民族对这种不平等状况的不满，促使其为摆脱苏联控制，彻底否定了斯大林式的政治模式，走上了政治转轨的道路。
东欧因其地理位置对于苏联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自二战结束前，苏联就开始了在控制东欧方面的动作。二战后，伴随着苏美关系的破裂和冷战的爆发，苏联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东欧的监控。1947年9月，苏联发起建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9年1月和1955年5月，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先后宣告成立。借助这些组织苏联开始在东欧进行政治清洗，推行苏联模式，并以其利益规范东欧各国的行动，对东欧国家出现的独立自主倾向，轻则批评、干预，重则武力相对，与东欧各民族的矛盾日渐加深(注：只有保加利亚与苏联自二战结束直到1989年剧变前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矛盾遗患无穷。苏南冲突的爆发使苏联为清除铁托独立倾向对其他东欧国家的带动作用，加大了在东欧进行政治清洗的力度，结果更激化了东欧各民族与苏联的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欧民族主义复活的原动力来自于斯大林本身，当时发生了克里姆林宫发起或它同意的对诸如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安娜•波克等犹太族领导人的清洗。”(注：jeffrey simon,trond gilberg(ed.),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westview press,1986,p.71.)苏联对波匈捷三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伤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自尊，他们对苏联的怨恨和对苏联模式的不满最终变为对当权者的反抗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
不仅如此，苏联对东欧的政策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某些东欧国家主体民族间、甚至一国内部的民族纠纷。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二战后，建立南、保、罗和阿联邦以及南阿合并计划因苏联的反对而流产。虽无法断言这样的联合一定有利于缓和民族纷争，但其后形成的保苏、南罗和阿尔巴尼亚三足鼎立的局面无疑埋下了巴尔干地区民族冲突的祸根；在1948年的“情报局事件”中，苏联胁迫匈、波、保、罗、捷各国对南进行政治围攻和经济封锁，并在匈、保、阿等国大揪“铁托分子”，南斯拉夫与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一度恶化；在1956年“波兹南事件”中，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波兰，1968年，苏联联合波、匈、保、民德军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引起捷的强烈抗议，此外，苏联对捷内政的干涉还加剧了捷国内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间的矛盾，由于以捷克族为主力的改革派被镇压，斯洛伐克族领袖胡萨克当政，斯族在党政部门一直占据优势地位，控制着党和国家的命脉，这使得捷克族深为不满。
当然，不可否认，二战后一些东欧国家在实现民族平等，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科教文卫事业方面多有进展，但与此同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出现的失误，是导致东欧内部民族矛盾丛生，并使之逐步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捷克斯洛伐克，尽管在1945年4月捷民族战线政府通过的科息斯纲领中清楚说明，“政府保证新国家将建立在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但是，“直到1968年有关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联邦国家的法律通过，每个民族才有了自己的政府、议会和国家的所有行政部门。”(注：mikulas teich and roy porter(ed.),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europe in historical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246.)在罗马尼亚，从70年代起推行的农村规范化政策不仅引起了国内少数民族的抵触情绪和大量出走，而且加剧了罗南、罗匈间关系的紧张。在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实施民族同化政策，不承认境内土耳其族的存在，致使土族人怨声载道。在南斯拉夫联邦，“不平衡的地区发展，连同相应的文化分歧，给民族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注：james g.kella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second edition,revised and updated,st.matin's press,1998,p.145.)不恰当的政策措施更是火上浇油，民族纠纷不断，1967年3月克罗地亚语地位之争，1968年11月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因悬挂阿尔巴尼亚国旗而引发的游行，1969年8月斯洛文尼亚总理反对联邦政府的“公路事件”，1969年年底克罗地亚共盟开展的反对一元主义的斗争，1971年11月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骚乱，1981年3月由科索沃普里什蒂纳大学发起的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国，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示威和罢工等使得南斯拉夫联邦各民族间的冲突日趋尖锐，科索沃频发的动荡还给南阿关系造成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东欧内部的民族矛盾给西方国家干预东欧内政提供了机会。比如，1989年5月，保加利亚警方与其北部的穆斯林发生流血冲突，西方国家借机攻击保政府。8月，保武装部队又与居住在其东南部的穆斯林发生冲突，西方国家随即掀起了谴责保加利亚的浪潮。再如，在罗马尼亚警察和军队与蒂米什瓦拉市的示威者爆发激战后，欧洲议会发表声明，要求齐奥塞斯库下台。欧共体冻结了与罗的长期贸易协定，停止了与罗的一切高级接触，其成员国还纷纷召回了驻罗大使，以示抗议。
本文来自学习网(www.gzu521.com)，原文地址：http://www.gzu521.com/paper/article/sociology/200607/2083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