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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打破中原战场僵持的决策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突破敌“黄河防线”，挺进中原战场，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拉开了帷幕。随后，为保障刘邓大军能够在大别山区创建鄂豫皖边根据地，毛泽东指挥陈赓、谢富治兵团于8月下旬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陕南，实施战略展开，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紧接着，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在9月取得沙土集战役胜利之后，也奉命分路越过陇海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实施战略展开，开始创建豫皖苏根据地。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之后，整个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此后，为夺取中原战场的战略主动权，毛泽东在全局指导上做出过许多重大决策，其中“城南庄决策”的意义最为深远，对解放战争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打破中原战场僵持局面赋予粟裕兵团渡江南进任务
我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蒋介石极为恐慌，迅速调动大批机动兵力，妄图把我军从其“卧榻”之旁赶走，解除对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的威胁。1947年11月11日，蒋介石与白崇禧在南京召开苏、皖、豫、鄂、湘等省联防会议，部署对大别山地区的“围剿”行动，决定调集33个旅的兵力围攻大别山，集中22个旅的兵力守备陇海、平汉两路的要点，集中11个机动旅在黄淮地区钳制陈粟大军，以第5兵团5个旅在豫西牵制陈谢兵团。随后，又于11月下旬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白崇禧兼任指挥部主任，直接掌握赣、皖、豫、鄂、湘五省军政大权，企图先以重兵夺取大别山这一战略要地，肃清大别山地区的我军力量，尔后转兵豫皖苏和豫西地区，迫使我军退出中原，以扭转其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为实现这一企图，白崇禧于11月27日开始对大别山地区展开全面“围剿”。我军在大别山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但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使得敌我双方在整个中原战场上，总体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1948年初，蒋介石为加强中原地区的防御，依据其“分区防御”的战略方针，将中原战场划分为8个绥靖区，负责各战略要点的防御；另以主力部队组成6个机动兵团，寻机对我组织战役性进攻及机动救援。这6个机动兵团包括：邱清泉兵团(亦称整编第5军)、胡琏兵团(亦称整编第18军)、孙元良兵团(亦称整编第47军)、张轸兵团(下辖4个整编师)、裴昌会兵团(下辖4个整编师和青年军第206师)和张淦兵团(下辖2个整编师)。全部兵力为37个整编师，连同非正规军共86个旅，66万余人。“分区防御”的作战要旨是：控制津浦路，以平汉、陇海路作为分割中原我军的“十字架”和伺机进攻中原我军的依托，仍置作战重点于大别山区，企图迫使我军无法在大别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巩固其长江防线，确保江南基本统治区的安全。
根据中原战场敌人虽然处于战略防御地位，但兵力仍然占有较大的优势，尚有能力举行战役性进攻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陈毅商定了南线三军在3个月内的作战方针。其主要内容是：决定刘邓野战军以一部分兵力坚持大别山斗争，多打小仗，指挥部率主力进至淮河、沙河之间休整，尔后由刘伯承、***统一指挥所属主力和陈谢兵团以及华东野战军的第3、第8、第10纵队(由陈士榘、唐亮指挥，亦称陈唐兵团)，在淮河、汉水、陇海路和津浦路之间机动，打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粟裕所部并指挥陈谢军3个月内在中原地区寻求打几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配合刘邓野战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同时决定在刘邓野战军主力未完成整补之前，陈唐兵团主力应进至平汉路以西与陈谢兵团靠拢，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在郑州至潼关段及其以南地区独立作战一个月，以掩护刘邓野战军主力休整；山东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率两个纵队向苏北出动，使苏北、苏中形成一个重要战场。
为了贯彻南线三军这一作战方针，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有效调动和分散中原战场上的敌军兵力，毛泽东还启动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进的第二次战略跃进方案，准备用这招棋来调动敌人，打破中原战场上的僵持局面。早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毛泽东就考虑过我军实行第二个战略跃进的方案。在1947年7月23日的—份电报中，毛泽东说，在刘邓率部跃进大别山、陈谢南渡黄河挺进豫陕边的同时，华东野战军的“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但由于当时条件还不具备，华野外线兵团需要全力创建豫皖苏根据地，从而使这一方案未能实施。而半年之后我三路大军已经在中原站稳了脚跟，为了打破中原战场上出现的僵持局面，毛泽东决定启动这个更积极、更能震动敌人的战略跃进方案。在1948年1月26日发出“南线三军三个月作战的方针”的电报后，毛泽东在与周恩来、陈毅商量后，又于1月27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向粟裕发出绝密电报，指示做好渡江南进的准备，并对渡江的时间和路线提出了三个方案，征求粟裕的具体意见。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要求粟裕“孰筹见复”。
粟裕接到中央军委关于准备渡江南进的指示电报之后，意识到这是中央军委的重大战略决策，而这一战略决策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深远后方，以配合中原战场上的作战行动，继续发展我军的战略进攻。由于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将对解放战争全局产生重大影响，所以粟裕经过慎重考虑，并同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研究之后，于1月31日给中央军委发出复电。粟裕提出了渡江南进时间和路线的两个具体方案，同时提出在中原地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建议。粟裕在复电中指出：“职对于中原战局的认识，除已于子养电呈外，认为我军……如能于近期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主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数量上，则将逐步走向优势……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2月1日，中央军委收到粟裕的复电之后，毛泽东请预定于当天离开陕北杨家沟返回华野的陈毅留下来，一起研究粟裕复电中的建议。在研究了粟裕的复电之后，中央军委于当天午夜就给粟裕发出回电，明确指出：“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三纵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3万新兵中，以两万补充叶王陶三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中央军委还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决定近期集中兵力在中原战场上打歼灭战，回电指出：“三、八、十、十一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这样，我军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就确定下来了。
随着中原战局发展粟裕提出暂缓执行渡江南进任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准备南进的三个纵队向黄河以北转移。在中原我军各部队积极作战的掩护之下，华野指挥机关和第1、第4、第6纵队于3月16日之前，陆续到达濮阳地区休整。粟裕在安排部队整训的同时，还重视采取多种手段侦察敌情，并向长江沿岸地区派出先遣分队，积极开展渡江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在做好执行渡江南进任务准备工作的过程中，粟裕还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集中精力研究中原战场的双方基本态势，分析不断变化的双方实际情况，认真考虑如何贯彻好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而这个期间的中原战局发展很快，一方面中原解放区经过半年多的经营，已开始得到巩固，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具备了支援我军作战的一定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我三路大军的配合作战，使刘邓野战军基本上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区的围攻，还开辟了桐柏、江汉、沙河、淮河之间地区等三个新解放区，我军攻克了中原重镇洛阳，切断了陇海、平汉两条铁路，使中原战局走向稳定。与此同时，坚持在内线作战的我军各部队也乘机相继发动攻势，连续取得了重大战果，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战役中一举歼敌3万余人，迫使敌人从中原战场抽调一个兵团回援西安，而苏北兵团的积极作战行动，也迫使敌人从大别山东麓抽调部分兵力回防苏中地区，从而减少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机动兵力。
中原战局的这种快速变化，使粟裕深入思考和反复权衡我军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的问题。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研究和思考之后，粟裕逐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认为我军在中原战场上打歼灭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从而作出了使用粟裕兵团在中原战场作战比渡江南进更为有利的判断。粟裕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
一是从全局上看，改变中原战局的关键是打几个大歼灭战，应该尽可能多地把敌人消灭在长江以北。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正在成熟。这些条件包括：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重兵，但由于有三条铁路线和一些大中城市都需要派兵防守，机动兵力相对减少了，我军在这一地区的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歼敌于运动中创造战机；这一地区虽然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的相互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机动作战，在破坏铁路和公路的情况下，如果充分发挥我军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就能够迅速集中兵力，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这一地区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我军还牢牢控制了进入新解放区的重要通道，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支援，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而我军也逐步适应和掌握了在这一地区作战的规律性；新解放区已经具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能力。
二是我军的三个纵队渡江南进，不一定能达到调动敌人主要兵力回防的目的。因为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都是半机械化部队，是敌人在中原战场的骨干，不会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战，而桂系的主力，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蒋介石害怕放虎归山，也不会把他们调到江南；我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之后，也难以对敌人形成重大的威胁，因为不足10万人的力量，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和弹药物资的补充困难，还不得不在沿途留下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这就必然无力攻占大中城市或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根据当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远征经验，预计会有一半兵力减员，剩下的力量难以对敌人形成较大威胁。
三是调出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将造成中原战场上我军兵力分散。如果我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之后，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战场的主力兵团，那就必然增加了我军在中原战场上打大歼灭战的困难，从而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也无法尽快改变中原战局的僵持状态。而如果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就有可能尽快改变中原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从而有利于发展我军的战略进攻。因此，粟裕在经过全面的分析比较之后认为，华野三个纵队还是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
粟裕兵团在濮阳休整期间，陈毅于4月初从陕北返回驻在濮阳的华野指挥机关。粟裕向陈毅详细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得到了陈毅的赞同。为了更加慎重起见，粟裕于4月16日致电刘伯承、***，提出了关于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的建议，征求他们的意见。4月18日，刘伯承、***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粟裕，认为“从中原形势而论，粟部过江迫使敌人抽走几个师，将发生很有利的变化，于全国战局的发展亦极有利。这个问题决定于自身的准备、过江条件”；“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粟裕在收到刘邓的电报之后，就于4月18日当且发出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并华东局的电报，详细陈述了对目前战局的认识和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深入说明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理由，建议刘邓、陈谢、陈粟三军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同时对敌人近后方派出数路强有力游击兵团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对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坚强的远征游击队在广大范围辗转游击，使三线武装部队密切配合作战，从而推动中原战局较快的向有利方向发展。
粟裕深知这个建议的份量，所以十分谨慎，在电报结尾说：“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粟裕的建议对尽快作出城南庄决策，发挥了重用作用。
城南庄决策及其对解放战争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陕北出发，于4月中旬来到河北省阜平县境内，准备与在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会合后，共同领导全党工作，这标志着解放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到达阜平县城南庄之后，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中央机关立即去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留在城南庄晋察冀军区机关大院暂住，主要考虑外事工作和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等事宜。
4月18日，毛泽东看到粟裕和刘邓同一天发来的电报之后，对中原战局再次进行了全面思考，也注意到这个期间我军在中原战场上的作战，都取得了较好的歼敌效果。我军于3月上旬发起的洛阳战役，歼敌近2万人。当敌人两路援军靠近和回援洛阳时，我军主动撤出洛阳城，在敌人分散之后，陈谢集团于4月5日再克洛阳，又歼灭守敌4600余人。这对改变中原战局具有重要作用。这些成功的作战行动表明，我军在中原战场上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已经日渐成熟。所以，毛泽东要求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当面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毛泽东于4月21日致电陈毅、粟裕，明确指示：“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毅、粟裕两同志于卯有至卯世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为盼。”这样，陈毅、粟裕就于4月25日晚从濮阳出发，4月29日到达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工委驻地。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主要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加强对华北、中原解放区的领导，以及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在听取了华东野战军负责人陈毅、粟裕的汇报后，研究了粟裕提出的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建议。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决定，在既定的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粟裕的建议。这就是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的重要决策，史称“城南庄决策”。
根据城南庄决策，毛泽东于5月5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刘邓并华东局的电报，明确了“粟裕兵团暂不渡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歼敌”的部署。该电报强调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渡江准备之任务。”这就深刻阐明了毛泽东赋予粟裕兵团渡江南进任务的战略意图，以及目前暂缓渡江南进而执行中原歼敌任务的主要原因。
这次会议之后，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赴濮阳地区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驻地，慰问粟裕兵团并指导华野工作。粟裕的建议与朱德运筹在中原战场上打大歼灭战的思路是一致的，在濮阳期间朱德还提出“钓大鱼”的思想和提高战术水平的要求，对指导粟裕兵团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朱德还谈到“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以及中原决战时机的选择问题。他明确指出：“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
参加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给粟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当粟裕一行骑马来到城南庄晋察冀军区机关大院毛泽东的临时驻地时，毛泽东破例大步迎出门外，同他长时间握手。毛泽东兴奋地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看着粟裕激动地说：“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又说：“你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毛泽东的这种兴奋之情，既是对久别重逢的粟裕的慰问之举，也是对粟裕勤于思考、勇于向上级建议的这种创新精神的最高褒奖。粟裕后来曾经深情地说：“党中央领导同志这种处处从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领导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作战方针确定之后，粟裕返回濮阳进行作战准备，开始筹划豫东战役的作战方案。5月30日，粟裕兵团南渡黄河，在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华东野战军第3、第8纵队会合后，于6月17日发起豫东战役(包括开封战役和睢杞战役两个阶段)，在豫东战役中我军在20天的连续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兵团部、2个整编师、4个正规旅、2个保安旅，共9万余人，明显改变了敌我双方在中原战场上的兵力对比，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场的战略态势，使敌人在中原战场上失去了对我军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7月1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电，明确指示中原局和粟陈唐：“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这就表明，随着中原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已经确立了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决心把敌人主力歼灭在中原战场上。
作出城南庄决策，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粟裕作为第一线的高级指挥员，能够直接了解战场实际情况，在经过科学计算、反复比较的基础上，敢于实事求是地向上级提出自己的建议，这种负责态度和创新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够调动各级指战员的积极性，认真听取下级的不同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军事民主，经过集体讨论，然后慎重决策，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领导者的气质。这些优良的作风和高尚的品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根据战局的发展，对作战部署和作战方针适时作出调整，使主观指导始终符合客观实际，是毛泽东实施战争领导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毛泽东坚持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的这种正确思想方法和决策方法，在城南庄决策过程中体现得更加明显，成为我党我军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一个典型范例，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城南庄决策确立的集中兵力在中原战场上大量歼敌的作战方针，指导我军连续取得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为把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顺利发展到战略决战阶段和战略追击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南庄决策对解放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已经成为推动解放战争进程的重要历史关节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