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当法治也此路不通的时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7:50:16
张鸣
改革30多年，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中国一度是打算从法治建设的道路，迂回进行政治改革的。因此，我们看到，在30年里，法律空白的中国拥有了一大堆法律，甚至连允许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都有了。法律教育大幅度扩张，各级法院检察院人员的学历状况大有改善，社会上也出现了人数众多的律师的群体。尽管司法的独立问题一直暧昧不清，但毕竟零星地有了用司法来规范执政党和行政机构的设想，甚至出现了个别法院处置违法地方党委的案例。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度似乎也有了答案。
但是，我们看到，到了今天，似乎事情正在起变化。至少，在司法体系“三个至上”的提法下，党跟法已经一样大了。司法体系，正在忙于讲政治。法治的道路，隐隐然已经被插上了“此路不通”的标牌。
一般来讲，人们习惯于讲民主与法治相提并论。但是，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法治显然是更重要的。在历史上，在进入现代国家的历程中，的确存在过没有民主的法治。比如一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以及一些英国的前殖民地，最典型的莫过于香港和新加坡。在清末立宪过程中，清政府也认可司法的独立，开始了法治进城。毋庸讳言，法治的前提，是司法的独立。如果追求法治，而在司法独立问题上含糊其辞，实际上等于缘木求鱼。一战前德皇跟磨坊主的官司，很可能是一场有意制造出来的司法秀，但其寓意却是司法独立。德国独立的司法，在从二元君主制战后过渡到魏玛共和国体制期间，一直保持着。尽管德国的左派认为法院对保守派过于宽容，但在纳粹上台之初，制造的“国会纵火案”的审理中，德国的法官也没有遵从纳粹的压力。
独立的司法不是万能的钥匙，不能阻止德国和日本极端势力把国家拉向军国主义的深渊。但却能保证在和平时期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秩序，使民众养成基本的守法习惯。中国曾经是个以政治代替法律的国度，即便是政策，也经常会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打断，直至发生砸烂公检法的文革大混乱。实现转型，走法治化的路径，既是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经济改革的成功，市场的重建，国家的全面行政管控模式逐步失灵，尤其需要法治建设，用法律规范政府行为，规范市场，是现时期中国之所急。即使不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任务，单从现实的功利目标，法治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中国的法治建设，眼下却遭遇了它的瓶颈，似乎怎么也走不过去了。这个瓶颈，就是司法独立。但是，司法不独立，就实现不了它作为调解社会纠纷的职能。眼下，市场的纠纷，纵使司法不公，人们还可以依靠传统留下的潜规则方式加以解决。但是，社会纠纷，尤其是官民之间的纠纷，当司法失效，或者无能为力的时候，矛盾就凸显了。眼下，上访问题，已经形成难以解决的困局。截访、息访，已经成为各级行政部门的一大任务。为了应付上访，各级政府付出了巨大的成本，甚至不惜违法，采取非法拘禁和把人投入精神病院，或者干脆把访民劳教、判刑，但仍然难以遏制上访潮。访民的大量存在，已经成为中国现时政治的一种特别生态。显然，这样的上访，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即使东欧这样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总理府和总统府都是开放的，却连一个上访者都看不到。访民问题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司法失效。失效的根本原因，是司法不独立。换言之，就是司法说了不算。老百姓是非常明白的，他们知道司法解决不了问题，能解决问题的机构，是党政机关。越是上级机关，就越是能解决问题。所以，他们上访，都是找党政机关。
在世界各国，即使是发达国家，人们对于行政机构的信任度都不太高。但是，人们都比较相信司法。可是在中国，人们谁都不相信，尤其不相信司法，连法医鉴定都不相信。前年的瓮安事件，以及今年的福建网民诽谤案，都是因为人们根本不相信法医鉴定导致的。可见，原本可以作为人们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堤坝的司法，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司法不独立，也极大地腐蚀了司法本身。目前，相当多的老百姓目前还相信中央政府，但是如果随着上访潮的扩大，而相应的截访力度加大，如果有一天，老百姓连中央也不信任了，那么，后果是什么？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放弃法治路线的改革，都是一件极其不智的选择，这一选择所蕴含的危险，是潜在的，但也是巨大的。
改革30多年，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中国一度是打算从法治建设的道路，迂回进行政治改革的。因此，我们看到，在30年里，法律空白的中国拥有了一大堆法律，甚至连允许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都有了。法律教育大幅度扩张，各级法院检察院人员的学历状况大有改善，社会上也出现了人数众多的律师的群体。尽管司法的独立问题一直暧昧不清，但毕竟零星地有了用司法来规范执政党和行政机构的设想，甚至出现了个别法院处置违法地方党委的案例。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度似乎也有了答案。
但是，我们看到，到了今天，似乎事情正在起变化。至少，在司法体系“三个至上”的提法下，党跟法已经一样大了。司法体系，正在忙于讲政治。法治的道路，隐隐然已经被插上了“此路不通”的标牌。
一般来讲，人们习惯于讲民主与法治相提并论。但是，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法治显然是更重要的。在历史上，在进入现代国家的历程中，的确存在过没有民主的法治。比如一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以及一些英国的前殖民地，最典型的莫过于香港和新加坡。在清末立宪过程中，清政府也认可司法的独立，开始了法治进城。毋庸讳言，法治的前提，是司法的独立。如果追求法治，而在司法独立问题上含糊其辞，实际上等于缘木求鱼。一战前德皇跟磨坊主的官司，很可能是一场有意制造出来的司法秀，但其寓意却是司法独立。德国独立的司法，在从二元君主制战后过渡到魏玛共和国体制期间，一直保持着。尽管德国的左派认为法院对保守派过于宽容，但在纳粹上台之初，制造的“国会纵火案”的审理中，德国的法官也没有遵从纳粹的压力。
独立的司法不是万能的钥匙，不能阻止德国和日本极端势力把国家拉向军国主义的深渊。但却能保证在和平时期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秩序，使民众养成基本的守法习惯。中国曾经是个以政治代替法律的国度，即便是政策，也经常会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打断，直至发生砸烂公检法的文革大混乱。实现转型，走法治化的路径，既是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经济改革的成功，市场的重建，国家的全面行政管控模式逐步失灵，尤其需要法治建设，用法律规范政府行为，规范市场，是现时期中国之所急。即使不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任务，单从现实的功利目标，法治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中国的法治建设，眼下却遭遇了它的瓶颈，似乎怎么也走不过去了。这个瓶颈，就是司法独立。但是，司法不独立，就实现不了它作为调解社会纠纷的职能。眼下，市场的纠纷，纵使司法不公，人们还可以依靠传统留下的潜规则方式加以解决。但是，社会纠纷，尤其是官民之间的纠纷，当司法失效，或者无能为力的时候，矛盾就凸显了。眼下，上访问题，已经形成难以解决的困局。截访、息访，已经成为各级行政部门的一大任务。为了应付上访，各级政府付出了巨大的成本，甚至不惜违法，采取非法拘禁和把人投入精神病院，或者干脆把访民劳教、判刑，但仍然难以遏制上访潮。访民的大量存在，已经成为中国现时政治的一种特别生态。显然，这样的上访，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即使东欧这样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总理府和总统府都是开放的，却连一个上访者都看不到。访民问题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司法失效。失效的根本原因，是司法不独立。换言之，就是司法说了不算。老百姓是非常明白的，他们知道司法解决不了问题，能解决问题的机构，是党政机关。越是上级机关，就越是能解决问题。所以，他们上访，都是找党政机关。
在世界各国，即使是发达国家，人们对于行政机构的信任度都不太高。但是，人们都比较相信司法。可是在中国，人们谁都不相信，尤其不相信司法，连法医鉴定都不相信。前年的瓮安事件，以及今年的福建网民诽谤案，都是因为人们根本不相信法医鉴定导致的。可见，原本可以作为人们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堤坝的司法，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司法不独立，也极大地腐蚀了司法本身。目前，相当多的老百姓目前还相信中央政府，但是如果随着上访潮的扩大，而相应的截访力度加大，如果有一天，老百姓连中央也不信任了，那么，后果是什么？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放弃法治路线的改革，都是一件极其不智的选择，这一选择所蕴含的危险，是潜在的，但也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