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黄波：暮年朱元璋：枭雄也有幻灭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8:40:12
时间:2010-05-28 11:07 作者:黄波点击:889次
在朱元璋晚年所编的特种刑法《大诰三编》中，记录了一个奇特的案子：医生王允坚私售毒药事发，朱元璋命他服下自己配制的毒药，待毒性发作，又要其交代解毒之方，用粪清插凉水为他解毒，次日才枭首示众。
从这个案子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明太祖？一个高度好奇的人，一个一丝不苟的科学实验者。好奇不是坏事，探求未知领域的渴望推动着人类进步，而科学实验更需要一丝不苟的精神。只不过，成为明太祖实验品，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中挣扎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明太祖所好奇的，是一个人吞服毒药后究竟会有何种反应。
在“服毒及其反应”这项测试中，明太祖是非常敬业的，他不但认真记下了服毒者的神态和生理上出现的种种异常，还对其逼近死神时的心理高度关注。这里出现的明太祖简直就是一个鉴赏家，当然，被其鉴赏的客体，不是自然风光也非艺术品，而是人面对死亡时所表现出的恐怖与痛苦。
中国古代精神医学不发达，对心理疾病缺乏基本的洞察。所以，很多时候某个人行为乖张，却常常只被视为修养欠佳，极少有人想到这也是一种病变。以现代观念看上面这桩奇特的案件，看暮年朱元璋的惊人之举，实际上很容易得出一个答案：暮年朱元璋在心理上肯定出现了一些问题。
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在解读朱元璋时早就有了相似的结论。
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70岁，也就是离他去世前一年，明王朝发生了一场因地域差别所导致的科场冤案。由于南方和北方文化水平不一，在科举考试中南人往往比北人具有优势，录取者更多，这一年也不例外。参加科考的北人不满，攻击主考官偏袒南人。朱元璋命人彻查，结果证明并无徇私舞弊行为。这时又有人造谣，说奉命复查的人故意把北人中不好的卷子给皇帝看，朱元璋大怒，立即将复查的多个官员赐死，原主考官也被发配，同时他亲自考试，重新选拔了61人，均为北方人士。“时谓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西方学者所撰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在叙述这一科场冤案时直截了当地评价说：“这种事件表明了一个人长期患偏执狂后会是什么心理状态。”
在现代医学中，“偏执狂”就是一种精神疾患。西方学者认为，朱元璋长期患有这种疾患，自然是有根据的。不过，细读史料，可以认为，朱元璋的精神疾患和心理病变发作最为严重的时期，无疑还是在他的晚年。
剖析朱元璋晚年心理，其中一个很突出的印象就是，随着年华渐老，这个不可一世的君王，居然产生了越来越浓重的幻灭感。
这种幻灭感，一个很显要的表现，就是他仿佛突然意识到了“帝力之微”，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和虚弱，屡屡发出人生的悲鸣。这在向来信心满满，自起兵以来一直顺风顺水，登基后又以天纵之圣自居的朱元璋身上，是非常不寻常的。比如他铁腕反贪，重典治国，一度相信，只要帝国的政治机器按照他制定的轨道运行，就能“复先王之治”，自己就能做一个超越前代的成功帝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显然不那么乐观，而是不止一次地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甚至“自谦”自己“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
对朱元璋原本强悍的心理给以近乎致命一击的，是太子朱标的早逝。朱标是马皇后所生，按传统观念，是所谓的嫡长子，朱元璋对他寄予厚望，延请名师，悉心调教，但太子生性比较仁弱，和父亲在治国理念上存在一定差异。据野史记载，太子为了求父亲不杀自己的老师宋濂，曾经投水自尽，又劝谏喜欢滥杀的父亲，说“诛夷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便把一根荆条放在地上，叫太子拾起，太子见荆条上布满了刺，面有难色。朱元璋趁机训导他：恶人就和这些刺一样，我现在杀人就是除刺，我替你除了刺，未来你这个皇帝才好当啊。可是太子却并不买账，顶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正是因为摊上不好的皇帝，才有不好的臣民。此举惹得朱元璋大怒，抓起一把椅子就砸过去，太子赶紧逃走。尽管如此，朱元璋对这个没有什么邪行的儿子基本还是满意的，特别是从情感上，较之更像他性格的其他儿子，如后来成为明成祖的燕王朱棣，他对知书识理、宅心仁厚的太子更有一种亲近感。所以当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太子病逝时，他就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召见群臣时，他一边大哭，一边悲叹：“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在臣下面前大哭，无遮掩地表现自己的软弱，这于朱元璋是非常少见的。
太子的早逝，加上前几年马皇后的死，对朱元璋都是沉重的打击。在艰难困苦中蛰伏，于群雄中脱颖而出后，朱元璋就几乎未碰到什么强有力的阻碍，即使有，也是很快被他消灭。久而久之，很容易生成一种幻觉，即“人莫予毒”，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对自己造成真正的威胁，也没有什么自己办不成的事。但随着身体一天天衰老，目睹最亲爱的人从自己眼皮底下消失，自己却毫无办法，他才突然感到，原来，一个拥有再大世俗权力的人，也不能对抗疾病、衰老和死亡，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所无法掌控的。
太子死后，衰病之中的朱元璋做过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即于太子死的那一年十月，下诏征求能掐会算的阴阳家，“试无不验者，爵封侯”。一个向来迷信权力的人，突然变得如此迷信命运，这表明，支撑其强悍的内在根基已经动摇。而一个处于迷茫之中、突然失去方向感的人，是最容易被焦虑感所困扰而喜怒无常、暴戾乖张的。
使朱元璋产生幻灭感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越来越认定，自己的治国理想在有生之年已经不可能实现。
熟悉朱元璋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君主。他虽然文化素养并不高，但依靠他对传统儒家文化一知半解的认识，在其心中，是有一整套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图式的。简而言之，就是在强大国家机器的威慑和深厚儒家伦理的教化之下，创造一个完全自然经济—男耕女织、民风朴厚、官员守法、富人谦抑的小农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是他心目中的盛世，从登基之日起，他就一直在为此孜孜不倦地努力。然而社会发展本身的规律却不是蛮横的人力能够生硬阻止的，经过宋元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已在中国大地诞生并缓慢成长，可朱元璋却偏要开倒车，把人类天生聚敛财富、向往奢华、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遏制。虽然其严刑峻法一度能够发挥作用，但也注定难以持久。就像他为反贪煞费苦心，贪官仍然层出不穷一样，民间社会在其政治高压之下，仍然不断出现所谓“僭越”、“奢靡”等怪象。而他对人性和社会规律又缺乏基本的宽容与理解，这样就越发加深了他内心深处的困惑与迷茫。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人们大多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却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其实大多数人还不仅仅是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而是根本就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要为一日三餐而奔波发愁。关心这个问题的，只能是超越了果腹暖身层面的人士。作为从布衣中崛起的一代帝王，朱元璋无疑是世俗眼中的成功者，但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帝王，晚年的他是不敢自信的。也许垂暮之中的朱元璋曾经一次次自问：我究竟会以一种怎样的面目进入历史？而最终的答案会是什么，他显然存在很大的疑虑。
一个被幻灭感折磨却又掌握巨大权力的老人是可怕的，加之他天性中本来就有嗜杀的成分，晚年朱元璋行事不以常情常理揣度，就是一种必然了。
折磨晚年朱元璋的，不仅仅有幻灭感，还有一种因患得患失而生的浓重忧虑。
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得到的江山，对他来说太沉重了。如果他只把这个江山看作他一个人的江山，那倒好办，随着死神的逼近，问题会自然解决。但他显然把江山视为他老朱家的私产，渴望世世代代永传下去。这样烦恼就来了，因为他虽然不相信在其有生之年，有人能撼动这座大厦的根基，可一旦自己撒手西归呢？因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选择的是太子的儿子朱允炆做继承人，皇太孙年幼柔弱，更加重了朱元璋怕江山在其身后一朝易手的心理负担。
于是，他强烈地感到，为了确保朱家的天下，必须与死神赛跑，抓紧作好防备江山易主的工作，就如他给太子朱标打的比方，要把荆条上的刺全部清除，把一根干干净净的荆条交到后代手中。然而喜欢读史书的朱元璋分明又知道，要确保这项工作万无一失，是几乎不可能的，历代帝王，百密一疏，常常会因看上去非常微小的一个纰漏，就带来致命的后果。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朱元璋起早贪黑，废寝忘食，还不惜大开杀戒，为确保江山无虞争分夺秒地工作；而与此同时，以朱元璋的智商，他自己又清楚地知道，他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纰漏，因此也不可能在自己去世之前就替后代将这些漏洞全部堵上。这就使朱元璋愈发焦躁了。
在幻灭感和忧虑感双重夹击下的朱元璋，其暴虐和攻击性在晚年达到了极致。没有人替他分忧，也没有人使他放心，他喜欢恭维，却又害怕奉承背后隐藏着阴谋；他痛恨强谏，认为是对自己轻蔑，但有时又想从臣下的倔强中寻找一点支持的力量。他对臣僚们才信又猜，已赦复罪，让人摸不着头脑。而就是其妃嫔，那些王子的母亲，也常常会无端成为他发泄异常心理的对象。据清初学者查继佐所著《罪惟录》记载：御河中发现一堕胎婴儿，朱元璋在没有任何凭据的情况下，怀疑是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所为，乃亲手杀死，弃尸郊外，楚王来朝，哭求母尸不得，只得到一条练带，归葬于王府；鲁王母郭宁妃、唐王母李贤妃和伊王母葛丽妃，竟在朱元璋的一次暴怒中同时被杀，三具尸体装在一个大筐中，埋于太平门外，待朱元璋怒气平息，想给棺木进行埋葬时，三具尸体已腐烂得不能辨认，只好立三个坟丘算作三妃墓。
纵观朱元璋一生，他的天性雄猜好杀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这种性格的发作，在不同的时段显然又有不同的表现，即早年有所抑制，而越到后期，发作得越厉害。这实际上可以用西方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解释。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性是由本我、自我与超我三种精神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本我，是人的本能的冲动，包括性本能和攻击本能。因为客观环境的制约，人的这种本能，即“本我”常常要受到“自我”的控制和压抑，所以，很多时候“本我”是潜藏的，难为人窥知的。“超我”则是在“自我”上面的最高层次。朱元璋虽然天性嗜杀，但过去为了在群雄逐鹿中争取人心夺得天下，其“超我”发展得较好，能够适当注意节制自己的本能，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礼贤下士、约束军纪、声称“唯不嗜杀人”的朱元璋。随着其帝王基业的肇建，他的“本我”开始显现出来，而到了洪武中后期，朱元璋的“超我”和“自我”退化得更加严重，几乎丧失了压抑冲动和欲望的自制力。这个时候的朱元璋，基本上就是一个“本我”的朱元璋了，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朱元璋。
“本我”肆虐的晚年，朱元璋喜欢杀人，在杀人的过程中，固然可以缓解其焦虑，得到某种病态的心理满足，像亲自观看服毒者挣扎一样，但这显然不表示其内心的强大，毋宁说更是内心虚弱的外化。史书上描写朱元璋晚年生活状态时有这样两句话——“中夜寝不安枕”，“四夷有小警，则终夕不寝”，这样一个时时处于高度紧张，一有风吹草动就无法入眠者，怎么会是一个强大的人呢？老实说，我读到这样的文字，对朱元璋的憎恶减轻了许多，油然生起的，倒是一种深深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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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元璋晚年所编的特种刑法《大诰三编》中，记录了一个奇特的案子：医生王允坚私售毒药事发，朱元璋命他服下自己配制的毒药，待毒性发作，又要其交代解毒之方，用粪清插凉水为他解毒，次日才枭首示众。
从这个案子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明太祖？一个高度好奇的人，一个一丝不苟的科学实验者。好奇不是坏事，探求未知领域的渴望推动着人类进步，而科学实验更需要一丝不苟的精神。只不过，成为明太祖实验品，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中挣扎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明太祖所好奇的，是一个人吞服毒药后究竟会有何种反应。
在“服毒及其反应”这项测试中，明太祖是非常敬业的，他不但认真记下了服毒者的神态和生理上出现的种种异常，还对其逼近死神时的心理高度关注。这里出现的明太祖简直就是一个鉴赏家，当然，被其鉴赏的客体，不是自然风光也非艺术品，而是人面对死亡时所表现出的恐怖与痛苦。
中国古代精神医学不发达，对心理疾病缺乏基本的洞察。所以，很多时候某个人行为乖张，却常常只被视为修养欠佳，极少有人想到这也是一种病变。以现代观念看上面这桩奇特的案件，看暮年朱元璋的惊人之举，实际上很容易得出一个答案：暮年朱元璋在心理上肯定出现了一些问题。
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在解读朱元璋时早就有了相似的结论。
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70岁，也就是离他去世前一年，明王朝发生了一场因地域差别所导致的科场冤案。由于南方和北方文化水平不一，在科举考试中南人往往比北人具有优势，录取者更多，这一年也不例外。参加科考的北人不满，攻击主考官偏袒南人。朱元璋命人彻查，结果证明并无徇私舞弊行为。这时又有人造谣，说奉命复查的人故意把北人中不好的卷子给皇帝看，朱元璋大怒，立即将复查的多个官员赐死，原主考官也被发配，同时他亲自考试，重新选拔了61人，均为北方人士。“时谓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西方学者所撰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在叙述这一科场冤案时直截了当地评价说：“这种事件表明了一个人长期患偏执狂后会是什么心理状态。”
在现代医学中，“偏执狂”就是一种精神疾患。西方学者认为，朱元璋长期患有这种疾患，自然是有根据的。不过，细读史料，可以认为，朱元璋的精神疾患和心理病变发作最为严重的时期，无疑还是在他的晚年。
剖析朱元璋晚年心理，其中一个很突出的印象就是，随着年华渐老，这个不可一世的君王，居然产生了越来越浓重的幻灭感。
这种幻灭感，一个很显要的表现，就是他仿佛突然意识到了“帝力之微”，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和虚弱，屡屡发出人生的悲鸣。这在向来信心满满，自起兵以来一直顺风顺水，登基后又以天纵之圣自居的朱元璋身上，是非常不寻常的。比如他铁腕反贪，重典治国，一度相信，只要帝国的政治机器按照他制定的轨道运行，就能“复先王之治”，自己就能做一个超越前代的成功帝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显然不那么乐观，而是不止一次地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甚至“自谦”自己“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
对朱元璋原本强悍的心理给以近乎致命一击的，是太子朱标的早逝。朱标是马皇后所生，按传统观念，是所谓的嫡长子，朱元璋对他寄予厚望，延请名师，悉心调教，但太子生性比较仁弱，和父亲在治国理念上存在一定差异。据野史记载，太子为了求父亲不杀自己的老师宋濂，曾经投水自尽，又劝谏喜欢滥杀的父亲，说“诛夷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便把一根荆条放在地上，叫太子拾起，太子见荆条上布满了刺，面有难色。朱元璋趁机训导他：恶人就和这些刺一样，我现在杀人就是除刺，我替你除了刺，未来你这个皇帝才好当啊。可是太子却并不买账，顶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正是因为摊上不好的皇帝，才有不好的臣民。此举惹得朱元璋大怒，抓起一把椅子就砸过去，太子赶紧逃走。尽管如此，朱元璋对这个没有什么邪行的儿子基本还是满意的，特别是从情感上，较之更像他性格的其他儿子，如后来成为明成祖的燕王朱棣，他对知书识理、宅心仁厚的太子更有一种亲近感。所以当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太子病逝时，他就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召见群臣时，他一边大哭，一边悲叹：“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在臣下面前大哭，无遮掩地表现自己的软弱，这于朱元璋是非常少见的。
太子的早逝，加上前几年马皇后的死，对朱元璋都是沉重的打击。在艰难困苦中蛰伏，于群雄中脱颖而出后，朱元璋就几乎未碰到什么强有力的阻碍，即使有，也是很快被他消灭。久而久之，很容易生成一种幻觉，即“人莫予毒”，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对自己造成真正的威胁，也没有什么自己办不成的事。但随着身体一天天衰老，目睹最亲爱的人从自己眼皮底下消失，自己却毫无办法，他才突然感到，原来，一个拥有再大世俗权力的人，也不能对抗疾病、衰老和死亡，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所无法掌控的。
太子死后，衰病之中的朱元璋做过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即于太子死的那一年十月，下诏征求能掐会算的阴阳家，“试无不验者，爵封侯”。一个向来迷信权力的人，突然变得如此迷信命运，这表明，支撑其强悍的内在根基已经动摇。而一个处于迷茫之中、突然失去方向感的人，是最容易被焦虑感所困扰而喜怒无常、暴戾乖张的。
使朱元璋产生幻灭感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越来越认定，自己的治国理想在有生之年已经不可能实现。
熟悉朱元璋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君主。他虽然文化素养并不高，但依靠他对传统儒家文化一知半解的认识，在其心中，是有一整套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图式的。简而言之，就是在强大国家机器的威慑和深厚儒家伦理的教化之下，创造一个完全自然经济—男耕女织、民风朴厚、官员守法、富人谦抑的小农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是他心目中的盛世，从登基之日起，他就一直在为此孜孜不倦地努力。然而社会发展本身的规律却不是蛮横的人力能够生硬阻止的，经过宋元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已在中国大地诞生并缓慢成长，可朱元璋却偏要开倒车，把人类天生聚敛财富、向往奢华、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遏制。虽然其严刑峻法一度能够发挥作用，但也注定难以持久。就像他为反贪煞费苦心，贪官仍然层出不穷一样，民间社会在其政治高压之下，仍然不断出现所谓“僭越”、“奢靡”等怪象。而他对人性和社会规律又缺乏基本的宽容与理解，这样就越发加深了他内心深处的困惑与迷茫。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人们大多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却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其实大多数人还不仅仅是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而是根本就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要为一日三餐而奔波发愁。关心这个问题的，只能是超越了果腹暖身层面的人士。作为从布衣中崛起的一代帝王，朱元璋无疑是世俗眼中的成功者，但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帝王，晚年的他是不敢自信的。也许垂暮之中的朱元璋曾经一次次自问：我究竟会以一种怎样的面目进入历史？而最终的答案会是什么，他显然存在很大的疑虑。
一个被幻灭感折磨却又掌握巨大权力的老人是可怕的，加之他天性中本来就有嗜杀的成分，晚年朱元璋行事不以常情常理揣度，就是一种必然了。
折磨晚年朱元璋的，不仅仅有幻灭感，还有一种因患得患失而生的浓重忧虑。
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得到的江山，对他来说太沉重了。如果他只把这个江山看作他一个人的江山，那倒好办，随着死神的逼近，问题会自然解决。但他显然把江山视为他老朱家的私产，渴望世世代代永传下去。这样烦恼就来了，因为他虽然不相信在其有生之年，有人能撼动这座大厦的根基，可一旦自己撒手西归呢？因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选择的是太子的儿子朱允炆做继承人，皇太孙年幼柔弱，更加重了朱元璋怕江山在其身后一朝易手的心理负担。
于是，他强烈地感到，为了确保朱家的天下，必须与死神赛跑，抓紧作好防备江山易主的工作，就如他给太子朱标打的比方，要把荆条上的刺全部清除，把一根干干净净的荆条交到后代手中。然而喜欢读史书的朱元璋分明又知道，要确保这项工作万无一失，是几乎不可能的，历代帝王，百密一疏，常常会因看上去非常微小的一个纰漏，就带来致命的后果。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朱元璋起早贪黑，废寝忘食，还不惜大开杀戒，为确保江山无虞争分夺秒地工作；而与此同时，以朱元璋的智商，他自己又清楚地知道，他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纰漏，因此也不可能在自己去世之前就替后代将这些漏洞全部堵上。这就使朱元璋愈发焦躁了。
在幻灭感和忧虑感双重夹击下的朱元璋，其暴虐和攻击性在晚年达到了极致。没有人替他分忧，也没有人使他放心，他喜欢恭维，却又害怕奉承背后隐藏着阴谋；他痛恨强谏，认为是对自己轻蔑，但有时又想从臣下的倔强中寻找一点支持的力量。他对臣僚们才信又猜，已赦复罪，让人摸不着头脑。而就是其妃嫔，那些王子的母亲，也常常会无端成为他发泄异常心理的对象。据清初学者查继佐所著《罪惟录》记载：御河中发现一堕胎婴儿，朱元璋在没有任何凭据的情况下，怀疑是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所为，乃亲手杀死，弃尸郊外，楚王来朝，哭求母尸不得，只得到一条练带，归葬于王府；鲁王母郭宁妃、唐王母李贤妃和伊王母葛丽妃，竟在朱元璋的一次暴怒中同时被杀，三具尸体装在一个大筐中，埋于太平门外，待朱元璋怒气平息，想给棺木进行埋葬时，三具尸体已腐烂得不能辨认，只好立三个坟丘算作三妃墓。
纵观朱元璋一生，他的天性雄猜好杀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这种性格的发作，在不同的时段显然又有不同的表现，即早年有所抑制，而越到后期，发作得越厉害。这实际上可以用西方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解释。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性是由本我、自我与超我三种精神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本我，是人的本能的冲动，包括性本能和攻击本能。因为客观环境的制约，人的这种本能，即“本我”常常要受到“自我”的控制和压抑，所以，很多时候“本我”是潜藏的，难为人窥知的。“超我”则是在“自我”上面的最高层次。朱元璋虽然天性嗜杀，但过去为了在群雄逐鹿中争取人心夺得天下，其“超我”发展得较好，能够适当注意节制自己的本能，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礼贤下士、约束军纪、声称“唯不嗜杀人”的朱元璋。随着其帝王基业的肇建，他的“本我”开始显现出来，而到了洪武中后期，朱元璋的“超我”和“自我”退化得更加严重，几乎丧失了压抑冲动和欲望的自制力。这个时候的朱元璋，基本上就是一个“本我”的朱元璋了，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朱元璋。
“本我”肆虐的晚年，朱元璋喜欢杀人，在杀人的过程中，固然可以缓解其焦虑，得到某种病态的心理满足，像亲自观看服毒者挣扎一样，但这显然不表示其内心的强大，毋宁说更是内心虚弱的外化。史书上描写朱元璋晚年生活状态时有这样两句话——“中夜寝不安枕”，“四夷有小警，则终夕不寝”，这样一个时时处于高度紧张，一有风吹草动就无法入眠者，怎么会是一个强大的人呢？老实说，我读到这样的文字，对朱元璋的憎恶减轻了许多，油然生起的，倒是一种深深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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