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苏三和佘祥林们的“贵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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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14 17:18:42
（十年砍柴按：这是五年前湖北佘祥林案发生后，我写的一篇旧文。现在河南版的“佘祥林”----赵作海案又出现了。重读此文，无限感慨。在官家权力不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公民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形下，赵作海、佘祥林这种“撞大运”似的洗冤实在是小概率事件。苏三的幸运是奇迹，窦娥的被冤杀才是常态。
上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赔偿法》修订案时，我写了篇评论，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国家赔偿的钱都来自纳税人，形象地说，就是拿全体纳税人的钱来赔偿某个被公权力伤害的纳税人。如果不在政治层面上解决权力被滥用的问题，比如官员的选拔任 用与权力的监督制约，特别是发生滥用公权力伤害公民的事情后对相关责任人的严肃追究，那么即使精神赔偿进入国家赔偿范围，即使大幅度提高赔偿标准，有些官 员也是‘崽卖爷田不心痛’的心态。赔就赔呗，反正不是自己掏腰包，最终结果还是：官员作孽，百姓买单。”
赵作海获得再多的国家赔偿，也无法弥补十一年冤狱的痛苦，也伤不了“权力”的一丝汗毛。）
河北聂树斌案刚在媒体上销声匿迹后；湖北佘祥林的老婆张在玉又不合时宜地“复活了”，给当地有关部门添乱，媒体便不失时机地跟着起哄。看来鄂省有关部门得北上冀省去取真经了。
聂案出来后，我联想到当年昆明的“杜培武杀妻案”。写了篇小文章《聂树斌只是没有杜培武走运而已》，有朋友批评我不深刻。我的回答是：在普通公民的权益不能得到真正制度保障之前，进行专业而深入的法理分析没什么意义，老百姓只寄希望自己的运气好一些，别碰上那些倒霉事，就算碰上了，冥冥中也会有 “贵人相助”。
杜培武的人头差点落地，让他最终平反昭雪的“贵人”是那位杀掉他妻子的凶手杨天勇。他妻子和其情人被杀后，被凶手抢走了一支手枪。屈打成招的杜培武在办案人员的启发和帮助下，展开想象的翅膀，编造自己“杀妻”的过程，但无论如何也说不出那只手枪的下落——这没法编。这个重要的破 绽被律师抓住，好歹暂寄了颈上的人头。在死囚牢里，杜培武认真地写日记，他在日记里写道自己把昭雪的希望寄托在杀妻夺枪的凶手。——因为他相信，开了第一 枪的凶手很难控制自己不开第二枪。——果然，杨天勇的枪又响了，被抓获后交待了以前的案子。杜培武的愿望实现了。
同样是“杀妻”，佘祥林的运 气比杜培武更好。首先是他的老婆没有真正被杀，他自己只被判了十五年。——尽管为了伸冤他的兄长上访被拘留，母亲在伤心中死去，但自己总算活过来了。当年 冒冒失失出走的疯老婆自动回家了，成了他的“贵人”。面对活生生的“死者”张在玉，当地警方不可能再如聂案的办案者那样，强调可能与王某共同作案等等，只 能承认佘祥林被冤枉了。——因为我们的克隆技术还达不到再造一个完全一样的张在玉的水平。
杜培武和佘祥林的案子被昭雪都是因为偶然，这类故事我国历史上也不少，最有名的便是后来被编成京剧《玉堂春》传唱到今天的苏三。而且这故事和杜、佘案竟是那般的相似。杜、佘是因为“杀妻”，苏三则因为“杀夫”蒙冤。
明朝名妓苏三（玉堂春）与吏部尚书之子王金龙相爱，互订终身。金龙所带银两花尽后，被鸨儿赶出，只得在关王庙安身，苏三得知赠送银两，助其赴试。
鸨儿贪图钱财，将苏三卖给山西富商沈燕林为妾，沈妻皮氏欲下毒陷害苏三，不料反被沈燕林吃后身亡。皮氏又告苏三谋害，即被判成死罪。苏三被押到太原府，由巡按、藩司及臬司三堂会审。谁知巡按恰是王金龙。王见苏三受冤，大为震惊，不能自持，且为潘必正、刘秉义看破。王装病停审，夜入监中与苏三相会，又被刘秉 义撞见，刘受潘必正之劝，平反了苏三的冤狱，王金龙与苏三破镜重圆。
这是个苦尽甘来大团圆的喜剧，但我却当成一曲悲剧来看。“公道不公道，只 有天知道”说尽了无辜草民千百年来的无奈。谈苏三案，不能不讲到死刑复核和案件重审。从“严打”死刑复核权下放到省高院后，要求最高院收回复核权的呼吁一 直没有中断过，现在看来这项关系到人头落地的权力快要被收回来了。佘祥林的案子昭雪后，有人批评最高院尽管看出案件疑点重重，但滥用了发回重审的权力而没有直接改判。
其实这类死刑复核、案件重审之类的制度设计，《玉堂春》里都有。不要以为中国皇权社会衙门都是随随便便砍老百姓人头的，对剥夺一 个人的生命，历代统治者大部分是很慎重的，有些死刑复核，都是皇帝亲自用朱笔来点。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年全国才二十三人判死刑。当时的人口相当于今天一个中等省，可今天哪个中等省一年只枪毙二十三人？近来看《明通鉴》，看到几乎每年都有“录囚”的记录。刑部大狱里的囚犯往往由皇帝或皇帝委托太子复审。
《明通鉴》这样记载一则故事：“丙申，录囚。上命御史袁凯送皇太子复讯，多有矜减。凯还报，上问：‘朕与太子孰是？’凯顿首曰：‘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上以凯老滑持两端，恶之。凯惧，佯狂免告归。”
朱元璋凶狠，他的太子朱标仁慈。谁来当案件的最后裁判官，对囚犯来说，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是碰上朱元璋还是太子复审，这全看囚犯们的运气了，命中是否有“贵人”。
这《玉堂春》里的王金龙，作为巡按地方的御史，就是代表最高监察机关来行使法律监督权，对重大案件进行复审。这三堂会审的架势够大的：朝廷下派的巡回检察官、本省最高民政官、最高司法官同堂审案。——这种程序的设计不能不说是严密。但苏三的昭雪，与当时的司法制度没有关系，而是遇到了“贵人”。她当年以 身相许的情郎作了大官，而且恰好来复审自己的案子。另一个原因是山西那地方的官员办事比较乖觉，对钦差能察颜观色，做了个顺水人情。如果苏三不认识王金龙？如果王金龙名落孙山？如果王金龙被派到别的省而非山西？。。。。。苏三的命运会怎样？她只能当第二个窦娥。
对冤情的大白，我们祖先用了个很形象的词：“昭雪”，大雪埋了许多东西，里面是木头还是砖头，有权者往往不是扒开雪堆看个究竟，而是乱猜一气。里面的真相往往要太阳出来，将雪融化后才知道。
要说我们的司法制度中，关于控辩、证据采信、上诉、重审等等都规定得很清楚，这佘祥林案的公检法有关人员也非刻意要迫害他。但这样的案件昭雪最终还是靠偶然的奇迹出现，为什么呢？除了我们对制度设计反省外，我想还要反省一下司法文化。因为张家人认为哪个无名尸首是张在玉，公安、司法部门便有一种找出真凶 的压力，于是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做“凶手”，不是佘祥林就是别人。美国著名的“杀妻”案中主角辛普森，要是来中国，估计够得上枪毙十次。
记得 前年我去河北某县级市采访的一个案子。某一个张姓妇女和丈夫一道，与另外一家发生冲突。她的丈夫将人伤害致残而潜逃，警方许久没能将其抓获归案，就把这个张姓妇女抓获了。张姓妇女说自己根本没有和丈夫一道行凶，只是没有劝阻丈夫。也没有证据证明张姓妇女参与共同犯罪，仅仅凭被伤害者的陈述及被伤害者母亲的 证言，就将张姓妇女判了十年。且这些证言不能相互印证，彼此有矛盾。上诉后发回重审，改判为五年。然后继续上诉。。。。有法官甚至说，只要你丈夫能回来，就可以把你放了。
我们知道刑事案件中，行为人只为自己行为负责，不能株连。可是被伤害一家屡屡上访，给政法部门压力。我就此事采访审监庭一位 法官，提到“疑罪从无”。这法官受过正规的法学训练，说我当然知道这个简单的原则。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被伤害了，伤人的丈夫抓不回来了，我们总得给被伤害者一个说法吧——意思很明显：老婆为丈夫顶罪是不合法但是合理的。后来在新闻媒体的关注下，这张姓妇女再次改判为一年——正好是她羁押的时间，她从看 守所出来后，赶上了当年的除夕。后来她的亲人来北京专门向我和另一名记者表示感谢，说我们是她的“贵人”。我苦笑，我可不想做这样的“贵人”，可又有什么 办法呢？
无论是明代的苏三，还是今天的杜培武、佘祥林，他们的冤情被洗是因为一个个偶然连成一个链条而促成的，哪怕一个小环节出了点问题，这冤就很难昭雪了。而成为窦娥，似乎是种常态。
所以，我们只能寻找生命中的“贵人”，这“贵人”，已找了几千年。
（十年砍柴按：这是五年前湖北佘祥林案发生后，我写的一篇旧文。现在河南版的“佘祥林”----赵作海案又出现了。重读此文，无限感慨。在官家权力不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公民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形下，赵作海、佘祥林这种“撞大运”似的洗冤实在是小概率事件。苏三的幸运是奇迹，窦娥的被冤杀才是常态。
上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赔偿法》修订案时，我写了篇评论，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国家赔偿的钱都来自纳税人，形象地说，就是拿全体纳税人的钱来赔偿某个被公权力伤害的纳税人。如果不在政治层面上解决权力被滥用的问题，比如官员的选拔任 用与权力的监督制约，特别是发生滥用公权力伤害公民的事情后对相关责任人的严肃追究，那么即使精神赔偿进入国家赔偿范围，即使大幅度提高赔偿标准，有些官 员也是‘崽卖爷田不心痛’的心态。赔就赔呗，反正不是自己掏腰包，最终结果还是：官员作孽，百姓买单。”
赵作海获得再多的国家赔偿，也无法弥补十一年冤狱的痛苦，也伤不了“权力”的一丝汗毛。）
河北聂树斌案刚在媒体上销声匿迹后；湖北佘祥林的老婆张在玉又不合时宜地“复活了”，给当地有关部门添乱，媒体便不失时机地跟着起哄。看来鄂省有关部门得北上冀省去取真经了。
聂案出来后，我联想到当年昆明的“杜培武杀妻案”。写了篇小文章《聂树斌只是没有杜培武走运而已》，有朋友批评我不深刻。我的回答是：在普通公民的权益不能得到真正制度保障之前，进行专业而深入的法理分析没什么意义，老百姓只寄希望自己的运气好一些，别碰上那些倒霉事，就算碰上了，冥冥中也会有 “贵人相助”。
杜培武的人头差点落地，让他最终平反昭雪的“贵人”是那位杀掉他妻子的凶手杨天勇。他妻子和其情人被杀后，被凶手抢走了一支手枪。屈打成招的杜培武在办案人员的启发和帮助下，展开想象的翅膀，编造自己“杀妻”的过程，但无论如何也说不出那只手枪的下落——这没法编。这个重要的破 绽被律师抓住，好歹暂寄了颈上的人头。在死囚牢里，杜培武认真地写日记，他在日记里写道自己把昭雪的希望寄托在杀妻夺枪的凶手。——因为他相信，开了第一 枪的凶手很难控制自己不开第二枪。——果然，杨天勇的枪又响了，被抓获后交待了以前的案子。杜培武的愿望实现了。
同样是“杀妻”，佘祥林的运 气比杜培武更好。首先是他的老婆没有真正被杀，他自己只被判了十五年。——尽管为了伸冤他的兄长上访被拘留，母亲在伤心中死去，但自己总算活过来了。当年 冒冒失失出走的疯老婆自动回家了，成了他的“贵人”。面对活生生的“死者”张在玉，当地警方不可能再如聂案的办案者那样，强调可能与王某共同作案等等，只 能承认佘祥林被冤枉了。——因为我们的克隆技术还达不到再造一个完全一样的张在玉的水平。
杜培武和佘祥林的案子被昭雪都是因为偶然，这类故事我国历史上也不少，最有名的便是后来被编成京剧《玉堂春》传唱到今天的苏三。而且这故事和杜、佘案竟是那般的相似。杜、佘是因为“杀妻”，苏三则因为“杀夫”蒙冤。
明朝名妓苏三（玉堂春）与吏部尚书之子王金龙相爱，互订终身。金龙所带银两花尽后，被鸨儿赶出，只得在关王庙安身，苏三得知赠送银两，助其赴试。
鸨儿贪图钱财，将苏三卖给山西富商沈燕林为妾，沈妻皮氏欲下毒陷害苏三，不料反被沈燕林吃后身亡。皮氏又告苏三谋害，即被判成死罪。苏三被押到太原府，由巡按、藩司及臬司三堂会审。谁知巡按恰是王金龙。王见苏三受冤，大为震惊，不能自持，且为潘必正、刘秉义看破。王装病停审，夜入监中与苏三相会，又被刘秉 义撞见，刘受潘必正之劝，平反了苏三的冤狱，王金龙与苏三破镜重圆。
这是个苦尽甘来大团圆的喜剧，但我却当成一曲悲剧来看。“公道不公道，只 有天知道”说尽了无辜草民千百年来的无奈。谈苏三案，不能不讲到死刑复核和案件重审。从“严打”死刑复核权下放到省高院后，要求最高院收回复核权的呼吁一 直没有中断过，现在看来这项关系到人头落地的权力快要被收回来了。佘祥林的案子昭雪后，有人批评最高院尽管看出案件疑点重重，但滥用了发回重审的权力而没有直接改判。
其实这类死刑复核、案件重审之类的制度设计，《玉堂春》里都有。不要以为中国皇权社会衙门都是随随便便砍老百姓人头的，对剥夺一 个人的生命，历代统治者大部分是很慎重的，有些死刑复核，都是皇帝亲自用朱笔来点。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年全国才二十三人判死刑。当时的人口相当于今天一个中等省，可今天哪个中等省一年只枪毙二十三人？近来看《明通鉴》，看到几乎每年都有“录囚”的记录。刑部大狱里的囚犯往往由皇帝或皇帝委托太子复审。
《明通鉴》这样记载一则故事：“丙申，录囚。上命御史袁凯送皇太子复讯，多有矜减。凯还报，上问：‘朕与太子孰是？’凯顿首曰：‘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上以凯老滑持两端，恶之。凯惧，佯狂免告归。”
朱元璋凶狠，他的太子朱标仁慈。谁来当案件的最后裁判官，对囚犯来说，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是碰上朱元璋还是太子复审，这全看囚犯们的运气了，命中是否有“贵人”。
这《玉堂春》里的王金龙，作为巡按地方的御史，就是代表最高监察机关来行使法律监督权，对重大案件进行复审。这三堂会审的架势够大的：朝廷下派的巡回检察官、本省最高民政官、最高司法官同堂审案。——这种程序的设计不能不说是严密。但苏三的昭雪，与当时的司法制度没有关系，而是遇到了“贵人”。她当年以 身相许的情郎作了大官，而且恰好来复审自己的案子。另一个原因是山西那地方的官员办事比较乖觉，对钦差能察颜观色，做了个顺水人情。如果苏三不认识王金龙？如果王金龙名落孙山？如果王金龙被派到别的省而非山西？。。。。。苏三的命运会怎样？她只能当第二个窦娥。
对冤情的大白，我们祖先用了个很形象的词：“昭雪”，大雪埋了许多东西，里面是木头还是砖头，有权者往往不是扒开雪堆看个究竟，而是乱猜一气。里面的真相往往要太阳出来，将雪融化后才知道。
要说我们的司法制度中，关于控辩、证据采信、上诉、重审等等都规定得很清楚，这佘祥林案的公检法有关人员也非刻意要迫害他。但这样的案件昭雪最终还是靠偶然的奇迹出现，为什么呢？除了我们对制度设计反省外，我想还要反省一下司法文化。因为张家人认为哪个无名尸首是张在玉，公安、司法部门便有一种找出真凶 的压力，于是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做“凶手”，不是佘祥林就是别人。美国著名的“杀妻”案中主角辛普森，要是来中国，估计够得上枪毙十次。
记得 前年我去河北某县级市采访的一个案子。某一个张姓妇女和丈夫一道，与另外一家发生冲突。她的丈夫将人伤害致残而潜逃，警方许久没能将其抓获归案，就把这个张姓妇女抓获了。张姓妇女说自己根本没有和丈夫一道行凶，只是没有劝阻丈夫。也没有证据证明张姓妇女参与共同犯罪，仅仅凭被伤害者的陈述及被伤害者母亲的 证言，就将张姓妇女判了十年。且这些证言不能相互印证，彼此有矛盾。上诉后发回重审，改判为五年。然后继续上诉。。。。有法官甚至说，只要你丈夫能回来，就可以把你放了。
我们知道刑事案件中，行为人只为自己行为负责，不能株连。可是被伤害一家屡屡上访，给政法部门压力。我就此事采访审监庭一位 法官，提到“疑罪从无”。这法官受过正规的法学训练，说我当然知道这个简单的原则。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被伤害了，伤人的丈夫抓不回来了，我们总得给被伤害者一个说法吧——意思很明显：老婆为丈夫顶罪是不合法但是合理的。后来在新闻媒体的关注下，这张姓妇女再次改判为一年——正好是她羁押的时间，她从看 守所出来后，赶上了当年的除夕。后来她的亲人来北京专门向我和另一名记者表示感谢，说我们是她的“贵人”。我苦笑，我可不想做这样的“贵人”，可又有什么 办法呢？
无论是明代的苏三，还是今天的杜培武、佘祥林，他们的冤情被洗是因为一个个偶然连成一个链条而促成的，哪怕一个小环节出了点问题，这冤就很难昭雪了。而成为窦娥，似乎是种常态。
所以，我们只能寻找生命中的“贵人”，这“贵人”，已找了几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