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当今文艺界学术界一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2:26:34
作者：燕赤霞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3239 更新时间：2010-5-25 顶 荐 【字体：小大】
今天弥漫在整个文艺界、思想界的主流观点认为：50-70年代，甚至五四以来所有左翼的文艺作品和学术都是政治的附庸，并把知识分子和政治沾边视为其节操的污点。在这种思潮下，中国文化界开始了全面的去政治化运动。我们把左翼的文艺作品和学术一律视为政治的附庸大加挞伐，斥之为“理念先行”、“政治图解”。并虚构了一个远离世事的纯净的“纯文学”，据此我们刚将鲁迅、矛盾等人的作品从神坛拉了下来，却又把张爱玲、林语堂等重新奉为神明，似乎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不仅如此，还彻底的否定了阶级斗争思想，认为那是反人性的、罪恶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指出来的是这种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政治，用汪晖老师的话讲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1]而这一切背后的经济政治语境是怎样的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制度发生了缓慢变质，阶级社会已经来临，剥削又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的现实存在。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意识形态需要审判和否定原来革命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意识形态，需要将过去的历史非法化来达成对今天剥削制度合法化的论述，但是因为政府以及执政党和改革开放前是同一个，革命和建国是它今天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今日的合法性又必须是历史合法性的延伸。所以它又不能允许公开地彻底地否定过去的革命历史，所以否定革命只能隐蔽进行。”（本段为戴锦华讲义，正规出处不明，特此声明）
所以自由派文人，表面上抨击政府，否定革命历史，大力进行去阶级斗争化，实则和政府正在推行的资本主义市场化进程完全一致。文化保守主义者（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标榜者）和自由派分享同一前提，他们都反对激进革命，都对之大肆攻击，将革命时期的中国视为传统文化的灭绝。他们以反官方的面目参与建构了当下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革命是灾难性的、罪恶血腥的，会导致极权统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合理合法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建立一个反对专制的效法西方的民主的、法治的社会是历史趋势，在这种制度下才能实现起点公平、精英治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由化民主化能解决一切问题，一切左翼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都是意识形态的反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
当今中国学术界打着去意识形态化的大旗，基本接受了冷战中对立一方——西方的意识形态，并用它来审判建国时期的意识形态，还以为自己跳出了意识形态之外。中国主流文人一边为我们虚构了一个“共产专制”政权，并装模作样的搞悲情“控诉”，另一边在否定革命和将剥削自然化、合理化上，他们和政府完全一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由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否定革命以后，——革命完全是灾难和罪恶，——其思想必然逻辑地导致臣服于现存制度，最多也就是个改良。讽刺的是他们否定了历史上的共产党，却完全顺从了现在的“共产”党和“共产”制度。即使是要求中共下台的极端自由派和政府的矛盾最多也不过是极右和中右的矛盾，在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上，他们和政府依旧没有什么根本分歧。所以自由派文人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表演实质是“反官方”的官方化。
这一切表现在文艺作品和学术界的就是对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葬埋。这种完全是冷战中对立一方的思想脉络占了统治地位的结果。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审视下，50-70年代的中国大陆当然是罪恶的、极权统治、文化灭绝的。他们根本无视，正是在这个年代，大陆开始了全面的民间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打倒了旧中国占主流的剥削阶级的文化，却弘扬了传统文化中反叛的、异端的那一支。比如人们高举了李贽、王充；在民间文化里找到了刘三姐、七仙女、阿凡提等反抗者的光辉形象；《水浒》也是在延安的革命文化脉络里被经典化的，借助传统小说，革命文艺还诞生了新章回小说……任何革命政权都不能凭空建立新文化，它必然要借助传统文化里的异端的一支、反叛的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文化灭绝根本站不住脚。
当今，历代起义领袖、劳动者和反抗者要么被大肆诬蔑，要么被彻底遗忘了。在这种海峡对岸、旧中国的地主阶级、以及西方“自由”世界的文化脉络里，洪秀全成了最大的邪教主，李自成根本就是强盗……帝王将相、地主和资本家的形象又回来了，而且是绝对的高大和正面。在大陆新出版的所谓“揭露真相”的著作里曾国藩简直是圣人，刘文彩原来是个大善人，黄世仁的原型更是完美无缺，四大家族才是真正的精英……文艺界到处都在为他们翻案。这些东西都在悄悄地说着：剥削有理，造反是罪。耐人寻味的是这恰好是官方默许的行为，只是别太明目张胆就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现在的政府一方面要否定革命为当今制度辩护，另一方面却需要革命历史作为今天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所以当自由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做地太公开过分的时候，伤及到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了，政府还是会打他们的板子，封禁其作品。这种现存制度的合法性与历史合法性的矛盾和悖谬，决定了革命只能隐蔽地否定和疏远。所以即使在那些维护革命领袖和军人的“高大形象”的作品里，如《建国大业》、《亮剑》等，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成功者、一个强者、一个民族英雄，他们和美国的比尔.盖茨没什么两样。原来的革命逻辑、领导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阶级斗争被完全偷换掉了。就是靠这种办法，今天的中国完成了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今天人人都能指出是意识形态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家的残酷剥削”那些论述恰好证明了它今天已经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了（它只是政府为了历史合法性而摆在表面的东西）；因为意识形态最大的特点是它要隐蔽的起作用，悄悄地达成对现实统治的合法性论述，一旦它自我曝露，它就无效了。
当然，在当今中国社会，草民百姓的故事还是有的，但无疑在每个故事里，给他们的都是对现实问题的想象性解决:他们会因为幸运而“发财”，会有美女青睐，只要他们有才干，肯奋斗一定会爬到上流社会，摆脱目前的窘况……..《财富》杂志、以及一些成功学、励志学都在宣扬这么一种中国版的美国梦。现实生活里李嘉诚、霍英东等人也许是白手起家的，每个故事也会有真实性。但是它们达成的效果确是谎言性的:因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结构性的贫困，即少数剥削者大发横财，大多数被剥削者落入极端困境。这是资本运行的条件也是结果,极少数人能爬上去不假，但结构性的大多人之贫穷是不可避免的。有人会拿美国为例来反驳：美国资本主义不是造成了一个富裕繁荣，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吗？这是真的。但大家不要忘记美国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白领化了的社会的形成，恰好是因为它把体力劳动的大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的结果，也就是它将第三世界广大人民无产阶级化了，蓝领化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科技霸权的基础之上的。还有，其今日的富裕、文明和昔日的屠杀土著、贩卖奴隶、殖民掠夺更是密不可分。西欧、日本也是如此。我们批判西方，绝不是为中国的现实进行辩护，恰好相反，我们对它是坚决否定和批判的，因为他们在体制上虽有差异，但在根本制度上都是资本主义的，这一点毋庸赘言。
总之，“反人性的“阶级斗争思想是万万要不得的。你们这些穷人受穷受剥削就是因为你们能力差、智商低。你们受剥削受压迫，还不能有怨言，更不能搞什么阶级斗争。否则你就是罪恶的、反人性的……这就是当下主流文人的逻辑。
配合这种隐蔽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今天的学者，宣扬只有那些追求超越性的艺术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们应该关注的是永恒真理和终极关怀等等。宗教也被重新大力肯定起来。这背后的意图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伊格尔顿早讽刺性地一针见血的指出：“（对统治者来说）文学应该能够‘帮助’劳动人民放开眼界，把自己对正当生活条件的要求淡忘在一个宇宙视野之中；它甚至可能使他们在对永恒真理和美的高尚沉思中忘记这些问题……文学应该传达永恒的真理，从而使群众不去注意他们眼前的要事，并培养他们容忍与大度的精神，由此就可以保证私有财产的继续存在。”[2]24-25
二． 政治知识分子
学者们拿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詹明信（杰姆逊）教授的话来批评政治知识分子，认为詹明信对他们是否定的。他虽然说了：“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9]521-523然而我们仔细阅读了詹明信这篇文章的全文，却发现作为左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是高度赞美第三世界的政治知识分子，并批评第一世界的文人的：“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在我们（第一世界的文化人）中间，知识分子一词已经丧失了其意义，似乎它只是一个已经灭绝了的种类名称……(在第三世界)文化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治斗士，是既写诗歌又参加实践的知识分子……作为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意识局限在最狭隘的专业和官僚术语之中，具有一种特殊的臣属性和负罪感……作为知识分子（第一世界的）我们可能正酣眠在鲁迅所说那间不可摧毁的铁屋子里，快要窒息了。”[9]530-533与之相应，他赞赏了鲁迅的作品，批评了西方文学：“这种寓言化过程的最佳例子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的第一部杰作《狂人日记》。西方文化研究忽略了鲁迅是件令人遗憾的事，这不是以无知为借口所能弥补的……值得强调，吃人是一个社会历史梦魇，是历史本身掌握的对生活的恐惧，这种恐惧的后果远远超出了较为局部的西方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对残酷无情的资本家和市场竞争的描写……鲁迅用吃来戏剧化再现一个社会梦魇的意义——而一个西方作家却仅仅能从个人执迷、个人的创伤的纵深深度来描写这种现象。”[3]525-527
其实一切学术都有政治维度，一切文艺也都有政治维度。一切统治阶级费尽心思抹杀这一点（推行去政治化），而一切代表或同情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知识分子都要千方百计地凸显这一点。政治性是知识分子的生命——我们反对的只是将文艺、学术当做政府的附庸的那种政治性——所以独立的政治性、永远站在边缘、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反对统治者的政治性是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属性。我们赞美的就是三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作为政治知识分子的那个时期。其思想在反封建文化的战斗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最后我们用本雅明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个讨论：“法西斯主义谋求政治审美化就是如此，共产主义则用艺术的政治化对法西斯主义的做法作出了反应。”[10]用艺术政治化来对抗统治阶级的政治审美化，是一切进步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8
[2]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陈清桥.北京：三联书店，1997
[4]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02
今天弥漫在整个文艺界、思想界的主流观点认为：50-70年代，甚至五四以来所有左翼的文艺作品和学术都是政治的附庸，并把知识分子和政治沾边视为其节操的污点。在这种思潮下，中国文化界开始了全面的去政治化运动。我们把左翼的文艺作品和学术一律视为政治的附庸大加挞伐，斥之为“理念先行”、“政治图解”。并虚构了一个远离世事的纯净的“纯文学”，据此我们刚将鲁迅、矛盾等人的作品从神坛拉了下来，却又把张爱玲、林语堂等重新奉为神明，似乎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不仅如此，还彻底的否定了阶级斗争思想，认为那是反人性的、罪恶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指出来的是这种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政治，用汪晖老师的话讲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1]而这一切背后的经济政治语境是怎样的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制度发生了缓慢变质，阶级社会已经来临，剥削又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的现实存在。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意识形态需要审判和否定原来革命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意识形态，需要将过去的历史非法化来达成对今天剥削制度合法化的论述，但是因为政府以及执政党和改革开放前是同一个，革命和建国是它今天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今日的合法性又必须是历史合法性的延伸。所以它又不能允许公开地彻底地否定过去的革命历史，所以否定革命只能隐蔽进行。”（本段为戴锦华讲义，正规出处不明，特此声明）
所以自由派文人，表面上抨击政府，否定革命历史，大力进行去阶级斗争化，实则和政府正在推行的资本主义市场化进程完全一致。文化保守主义者（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标榜者）和自由派分享同一前提，他们都反对激进革命，都对之大肆攻击，将革命时期的中国视为传统文化的灭绝。他们以反官方的面目参与建构了当下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革命是灾难性的、罪恶血腥的，会导致极权统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合理合法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建立一个反对专制的效法西方的民主的、法治的社会是历史趋势，在这种制度下才能实现起点公平、精英治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由化民主化能解决一切问题，一切左翼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都是意识形态的反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
当今中国学术界打着去意识形态化的大旗，基本接受了冷战中对立一方——西方的意识形态，并用它来审判建国时期的意识形态，还以为自己跳出了意识形态之外。中国主流文人一边为我们虚构了一个“共产专制”政权，并装模作样的搞悲情“控诉”，另一边在否定革命和将剥削自然化、合理化上，他们和政府完全一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由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否定革命以后，——革命完全是灾难和罪恶，——其思想必然逻辑地导致臣服于现存制度，最多也就是个改良。讽刺的是他们否定了历史上的共产党，却完全顺从了现在的“共产”党和“共产”制度。即使是要求中共下台的极端自由派和政府的矛盾最多也不过是极右和中右的矛盾，在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上，他们和政府依旧没有什么根本分歧。所以自由派文人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表演实质是“反官方”的官方化。
这一切表现在文艺作品和学术界的就是对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葬埋。这种完全是冷战中对立一方的思想脉络占了统治地位的结果。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审视下，50-70年代的中国大陆当然是罪恶的、极权统治、文化灭绝的。他们根本无视，正是在这个年代，大陆开始了全面的民间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打倒了旧中国占主流的剥削阶级的文化，却弘扬了传统文化中反叛的、异端的那一支。比如人们高举了李贽、王充；在民间文化里找到了刘三姐、七仙女、阿凡提等反抗者的光辉形象；《水浒》也是在延安的革命文化脉络里被经典化的，借助传统小说，革命文艺还诞生了新章回小说……任何革命政权都不能凭空建立新文化，它必然要借助传统文化里的异端的一支、反叛的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文化灭绝根本站不住脚。
当今，历代起义领袖、劳动者和反抗者要么被大肆诬蔑，要么被彻底遗忘了。在这种海峡对岸、旧中国的地主阶级、以及西方“自由”世界的文化脉络里，洪秀全成了最大的邪教主，李自成根本就是强盗……帝王将相、地主和资本家的形象又回来了，而且是绝对的高大和正面。在大陆新出版的所谓“揭露真相”的著作里曾国藩简直是圣人，刘文彩原来是个大善人，黄世仁的原型更是完美无缺，四大家族才是真正的精英……文艺界到处都在为他们翻案。这些东西都在悄悄地说着：剥削有理，造反是罪。耐人寻味的是这恰好是官方默许的行为，只是别太明目张胆就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现在的政府一方面要否定革命为当今制度辩护，另一方面却需要革命历史作为今天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所以当自由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做地太公开过分的时候，伤及到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了，政府还是会打他们的板子，封禁其作品。这种现存制度的合法性与历史合法性的矛盾和悖谬，决定了革命只能隐蔽地否定和疏远。所以即使在那些维护革命领袖和军人的“高大形象”的作品里，如《建国大业》、《亮剑》等，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成功者、一个强者、一个民族英雄，他们和美国的比尔.盖茨没什么两样。原来的革命逻辑、领导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阶级斗争被完全偷换掉了。就是靠这种办法，今天的中国完成了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今天人人都能指出是意识形态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家的残酷剥削”那些论述恰好证明了它今天已经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了（它只是政府为了历史合法性而摆在表面的东西）；因为意识形态最大的特点是它要隐蔽的起作用，悄悄地达成对现实统治的合法性论述，一旦它自我曝露，它就无效了。
当然，在当今中国社会，草民百姓的故事还是有的，但无疑在每个故事里，给他们的都是对现实问题的想象性解决:他们会因为幸运而“发财”，会有美女青睐，只要他们有才干，肯奋斗一定会爬到上流社会，摆脱目前的窘况……..《财富》杂志、以及一些成功学、励志学都在宣扬这么一种中国版的美国梦。现实生活里李嘉诚、霍英东等人也许是白手起家的，每个故事也会有真实性。但是它们达成的效果确是谎言性的:因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结构性的贫困，即少数剥削者大发横财，大多数被剥削者落入极端困境。这是资本运行的条件也是结果,极少数人能爬上去不假，但结构性的大多人之贫穷是不可避免的。有人会拿美国为例来反驳：美国资本主义不是造成了一个富裕繁荣，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吗？这是真的。但大家不要忘记美国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白领化了的社会的形成，恰好是因为它把体力劳动的大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的结果，也就是它将第三世界广大人民无产阶级化了，蓝领化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科技霸权的基础之上的。还有，其今日的富裕、文明和昔日的屠杀土著、贩卖奴隶、殖民掠夺更是密不可分。西欧、日本也是如此。我们批判西方，绝不是为中国的现实进行辩护，恰好相反，我们对它是坚决否定和批判的，因为他们在体制上虽有差异，但在根本制度上都是资本主义的，这一点毋庸赘言。
总之，“反人性的“阶级斗争思想是万万要不得的。你们这些穷人受穷受剥削就是因为你们能力差、智商低。你们受剥削受压迫，还不能有怨言，更不能搞什么阶级斗争。否则你就是罪恶的、反人性的……这就是当下主流文人的逻辑。
配合这种隐蔽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今天的学者，宣扬只有那些追求超越性的艺术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们应该关注的是永恒真理和终极关怀等等。宗教也被重新大力肯定起来。这背后的意图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伊格尔顿早讽刺性地一针见血的指出：“（对统治者来说）文学应该能够‘帮助’劳动人民放开眼界，把自己对正当生活条件的要求淡忘在一个宇宙视野之中；它甚至可能使他们在对永恒真理和美的高尚沉思中忘记这些问题……文学应该传达永恒的真理，从而使群众不去注意他们眼前的要事，并培养他们容忍与大度的精神，由此就可以保证私有财产的继续存在。”[2]24-25
二． 政治知识分子
学者们拿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詹明信（杰姆逊）教授的话来批评政治知识分子，认为詹明信对他们是否定的。他虽然说了：“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9]521-523然而我们仔细阅读了詹明信这篇文章的全文，却发现作为左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是高度赞美第三世界的政治知识分子，并批评第一世界的文人的：“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在我们（第一世界的文化人）中间，知识分子一词已经丧失了其意义，似乎它只是一个已经灭绝了的种类名称……(在第三世界)文化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治斗士，是既写诗歌又参加实践的知识分子……作为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意识局限在最狭隘的专业和官僚术语之中，具有一种特殊的臣属性和负罪感……作为知识分子（第一世界的）我们可能正酣眠在鲁迅所说那间不可摧毁的铁屋子里，快要窒息了。”[9]530-533与之相应，他赞赏了鲁迅的作品，批评了西方文学：“这种寓言化过程的最佳例子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的第一部杰作《狂人日记》。西方文化研究忽略了鲁迅是件令人遗憾的事，这不是以无知为借口所能弥补的……值得强调，吃人是一个社会历史梦魇，是历史本身掌握的对生活的恐惧，这种恐惧的后果远远超出了较为局部的西方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对残酷无情的资本家和市场竞争的描写……鲁迅用吃来戏剧化再现一个社会梦魇的意义——而一个西方作家却仅仅能从个人执迷、个人的创伤的纵深深度来描写这种现象。”[3]525-527
其实一切学术都有政治维度，一切文艺也都有政治维度。一切统治阶级费尽心思抹杀这一点（推行去政治化），而一切代表或同情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知识分子都要千方百计地凸显这一点。政治性是知识分子的生命——我们反对的只是将文艺、学术当做政府的附庸的那种政治性——所以独立的政治性、永远站在边缘、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反对统治者的政治性是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属性。我们赞美的就是三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作为政治知识分子的那个时期。其思想在反封建文化的战斗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最后我们用本雅明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个讨论：“法西斯主义谋求政治审美化就是如此，共产主义则用艺术的政治化对法西斯主义的做法作出了反应。”[10]用艺术政治化来对抗统治阶级的政治审美化，是一切进步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8
[2]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陈清桥.北京：三联书店，1997
[4]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