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枭雄董卓

随着董卓进京，其军队完成了局势控制之后，祸害东汉一两百年的宦官，一朝而绝[1]。如果后来董卓不搞废立，说不定史书上那是一个大大的光荣形象。至少先相当一段时期内董卓确实在努力做个好人,“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珌、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伷(读zhou4)为豫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后汉书董卓传)。自己的亲信部下都没给什么官做，反而后来这些太守刺史官当得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有实权。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到任后利用自己的声望纠集起了一支支地方军队，反而组成联军来反对董卓。
可惜，董卓不但名声不佳，而且还失败了，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史书上往往会加倍吃亏。不像那些成功的大佬，史官有为之讳隐的顾虑；失败了名声还不好，史官正好狠狠地出口恶气，显恶褒善一番。三国志就明显地为曹操隐讳,　曹操的仇人没什么好话,　比如陶谦,　说"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琊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下邳阙宣自称天子，谦初与合从寇钞，后遂杀宣，并其众"。陶谦“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问题是他害了谁呢？除了曹嵩(十常侍的养子，大约和高衙内一个档次的，死不足惜)，就是阙宣，后者不过是农民起义军，本来就不算良善，陶谦在力量不足的时候与之讲和，机会成熟时兼并，顶多是个小节问题。至于赵昱，其担任广陵太守，相当于现在的扬州一带，在徐州五个郡(东海、琅邪、彭城、广陵、下邳)里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如果是疏远，还会给这样的职权么？
以董卓为例，他早年在凉州颇有边功，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而从史书上列出来的诸多事实来看，董卓残暴是有的，不过他还算不上是最坏的，杀的人也是小儿科。我们下面一一分析史书上列举的董卓的暴行。
第一桩是虐杀降卒，有两起，第一起是虐杀山东义军俘虏,估计很可能是曹操败给徐荣那一拨,　因为山东联军只有曹操打了一仗之后粮食耗尽散伙了;三国志只说"山东兵",　可能是为了照顾曹操的面子。第二起是虐杀北地(现在的陕北，到底对应什么事件尚不得而知)降卒。这两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多杀人，之所以用这么残酷的办法，其实是和后来的孙皓一样，恐吓。
第二桩是放纵士卒。最著名的事迹就是阳城屠民，“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
这个阳城在那里呢?　查了一下地图，阳城在山西东南晋城一带，那里根本不是董卓的势力范围,　因为从洛阳去阳城,首先要经过黄河到达河内郡,　而河内是反对董卓的王匡盘踞的地方；然后还要从河内过王屋山才能进入山西的阳城。董卓军唯一有可能到达那里的时机，是关东义军三路攻打董卓之时,当时袁绍和王匡驻扎河内,　董卓派兵偷渡黄河大破之。“河内太守王匡屯兵河阳津，将以图卓。卓遣疑兵挑战，而潜使锐卒从小平津过津北，破之，死者略尽”。然后追击，袁绍跑得几乎裤衩都丢光了，这时袁绍靠着自己的名望招揽了驻扎上党的张扬，这证明董卓军队是有可能进攻到阳城一带的，从地形图上看从沁水流出的一带地势较低，可以通过山口进入，可能董卓军队看到这里比较荒凉，就杀良冒功了。
另外一个可能是后来孙坚卷土重来时候屯扎的阳人县，后来史书写错成阳城。这里在南阳一带，也不是董卓的控制范围，董卓军队在这里打了败仗，然后杀良冒功了。问题是所有的相关史书都写作阳城，而且阳城这件事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当时主军者的姓名，一起都推给董卓，所以我觉得山西阳城的可能性大。因为渡过河攻击王匡的战役很可能是董卓亲自指挥的，因为并没有像其他的战役那样列出主将的姓名，比如南阳方向，几次攻击孙坚的将领名字都在，包括徐荣，吕布，胡轸等。
杀俘和屠阳城社这几件事，资质通鉴都列在董卓刚刚到洛阳那段时间下面，我认为这不等于就一定发生在这个刚到洛阳的时间段。这是因为相关史书如后汉书、三国志为了罗列董卓的罪状，就把他干过的所有坏事都集中在一起了。
在资质通鉴里面还记录了这么一件事，192年春，"董卓遣牛辅将兵屯陕，辅分遣校尉北地李、张掖郭汜、武威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朱俊于中牟，因掠陈留、颖川诸县，所过杀虏无遗。"
后汉书也记载了同一件事:“董卓闻之，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俊。俊逆击，为傕、汜所破。俊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没有李傕、郭汜杀掠的记载，不知资质通鉴从何所本。
我的看法是李傕、郭汜为了解决给养问题，就采用了以劫掠的方式。因为从关中到洛阳经函谷关一带支持几万人的作战需要的粮食和运输这个时候都太困难了。虽然是李傕、郭汜干的，但要归于董卓名下。
第三个是迁都长安之前，在洛阳"收诸富室，以罪恶没入其财物；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　如果不看主使者，倒是挺像后来的农民起义军的。<后汉书董卓传>是这么写的：
“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　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　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悉收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虚、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
魏书记载：“卓使司隶校尉刘嚣籍吏民有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有应此者皆身诛，财物没官。于是爱憎互起，民多冤死”。可能和“搜牢”以及“虐刑滥罚”说的是同一件事，即为了找借口好没收富家的财产。
后来收铜人铸钱，开文陵取财，董卓传后面又写“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
综合以上，其实都指向一件事情，董卓缺钱，为了筹措军饷，招兵买马，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所以想出了这几个损招。
第四个是迁都长安。造成了很多难民。同时额外增加了关中的经济负担，为后来大饥荒准备了前提。这个行动也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详见我的《董卓为什么要迁都长安》一文。
综上所述，就像现今世界上某些国家的军人政权一样，董卓本人其实也一样，军人治国，一切几乎都是从军事角度上出发。他常年在西凉和羌人作战，从以上几点可以推想他当年对羌人所用的基本战术。第一，用酷杀恐吓敌人；第二，烧杀抢掠来犒劳自己的部下，振作士气。第三，非常重视金钱的作用，因为打仗要钱，募兵也要钱。第四，把所在地的人民迁徙走,　焚烧一空,不给敌人任何补充兵员或者物资的可能。从这些所作所为，倒是颇像一个打惯了三国游戏的玩家穿越回去的。
想想看，后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入侵中原时常干的屠城和抢掠人口，其实比董卓做得过分多了；像皇太极之类的，不是照样吹得英明神武么。其实就算三国后来的军阀割据者们，他们干的坏事也不比董卓差到哪去，甚至更加出类拔萃。就拿我们景仰的魏武帝曹操来一条条对比来说吧。不过三国的史书是曹操家开的店，到处在为曹操掩饰开脱,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遮盖不住的地方:
第一，杀降。史书上没记载曹操有没有虐杀降卒，不过他倒是坑杀了不少，官渡之战一次就坑了七万，一下子就高出董卓两个数量级。董卓只能高山仰止。
第二，杀民。董卓不过是纵部下杀良冒功，烧杀抢掠，曹操则是直接屠城：
193年夏，“初，京、雒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
“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资质通鉴卷六十)。
194年夏，“曹操使司马荀、寿张令程昱守甄城，复往攻陶谦，遂略地至琅邪、东海，所过残灭”(资质通鉴卷六十一)。
曹操的部下也屠了不少，比如曹仁屠宛城,　甚至还有“围而不降者无赦”的规矩。
董卓纵兵屠了一个集市顶多不过几百人，因为是屠男留女，儿童啥的估计不能用来冒功，说不定还放了一码；可曹操屠一把徐州就是直接坑杀男女几十万，这回高了有三个数量级,不愧为魏武帝,　气魄连董卓都望尘莫及。董卓部下攻朱俊那次可能杀得多了一些，不过他们抢掠是为了解决军粮，曹操则纯粹是为了泄愤。
第三，敛财。曹操到处挖坟掘墓,　甚至搞出了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这样的官职，创意上高出董卓甚多。
第四，背井离乡。这点上曹操规模上大约不如董卓，但架不住次数多。比如曹操攻汉中，尽迁民数万户入关中，“徙洛、邺者八万余口”，使得刘备攻下汉中后"得地不得民"。还有从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还有很多次没成功的，比如徙荆州之民被劝阻的，派张合攻蜀想徙三巴之民入汉中被张飞劝阻的之类。
董卓徙洛阳之民，百姓哭哭啼啼，相比之下曹操的技术就很高超，按照三国志的说法，老百姓被曹操徙的时候特别快乐，　"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不过有一次露出了曹操徙民的一点真相，曹操想徙淮南的百姓，那时候淮南是个挺大的一片地区，结果老百姓用行动做出了回答，“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淝以南，惟有皖城”。“本但欲使避贼，乃更驱尽之！”
第五，杀名士。这点上曹操倒是不遑多让,　如杀边让，杨修，孔融等等不胜枚举。
可是尽管如此,　曹操赢了,　董卓败了,　当然是有其内在原因。董卓主要吃亏在他不太会搞政治,他急于搞废立，成为众矢之的，他提拔的那些被宦官禁锢的党人本来都应该对他感恩戴德，结果反而一下子都成了他的敌人。其实董卓根本就没想当皇帝，就是想做个霍光第二捞个名声而已。而曹操就聪明的多，汉献帝请过来一呆就是二十年，不换皇帝，只换皇帝身边的人。
我们再来一个英明神武的明太祖朱元璋来对比一下[2]。
先说刑罚的残暴，董卓恐怕远远赶不上朱元璋.。明太祖对杀人的手法极感兴趣，花费心思创立了许多酷刑，“自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人脊悬之；有称竿，缚置竿杪，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有剥皮，剥赃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惩；有挑膝盖；有锡蛇游等法”(吕毖：《明朝小史》卷1)。朱元璋还搞了一个铲头会,　他“恶顽民窜迹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地埋其躯，十五并列，特露其顶，用大斧削之，一斧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祝允明：《野记》)。
朱元璋喜欢剥人皮，或者让尸体长期悬挂示众，如国子监“悬尸连比”(徐须卿：《翦胜野闻》)。　还喜欢挑脚筋,　如朱文正荒淫不法，朱元璋以辅佐的郭子章等不谏阻，悉数诛杀，文正部下随从、头目50余人皆被挑断脚筋(刘辰：《国初事迹》)。对于小人物，朱元璋也不轻易放过。朱元璋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并拨与歌妓十余人。宴间，叶国珍命歌妓脱去皂冠、皂褙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奉命暗中监视的内官一回报，朱元璋大怒，命壮士拘执叶国珍，与歌妓连锁于马坊，削去歌妓们的鼻尖((刘辰：《国初事迹》)。歌妓身份卑贱，官员有令不敢违，朱元璋毁坏她们赖以为生的容颜，实在有够残忍。
朱元璋喜欢欣赏人面对死亡的恐怖与痛苦。朱元璋写的《大诰三编》，其实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　因为是朱亲笔所作，该书文辞鄙俗，不过因为是以威胁恐吓百姓为目的，所以他选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残忍令人发指者。
其中一例非常细致描述了医人王允坚的处罚过程。王允坚卖毒药与人事发，朱元璋命人把他带到自己面前,先强迫他服下他自己配制的毒药，毒性发作后又用粪清插凉水为他解毒，次日则将他枭令示众。
另一例在《大诰三编•遁送潘富第十八》，他得意洋洋地讲了他如何因一个逃囚杀了一百零七户人家：皂隶潘富犯法外逃，沿途有二百余家知情，有的人家并曾提供食宿。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呜呼：见恶不拿，意在同恶相济，以致事发，身亡家破，又何恨欤？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听朕言以擒奸恶，不但去除民害，身家亦无患矣。
再说冤假错案。董卓制造的再多，也赶不上朱元璋一个零头。后者不光大杀功臣，“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他对富户一样不放过。他发动百姓诬告陷害地主，以此抄没他们的财产。
“在罗织罪名摧残富民这件事上，朱元璋的流氓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心黑手狠，任意黑白，不怕别人咒骂，不怕后人评说，不但不为妇人之仁，甚至也不受基本道德准则的约束。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惩贪和消灭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制造了四大冤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强权在手，朱元璋搞起政治斗争来，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在消灭政敌的同时，“搂草打兔子———捎带手”，他把江南幸存的地主们也都消灭了。其手段是任意利用案件勾连地主富户，唆使人们诬陷他们藏有贪官寄存的赃款，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明史》说，郭桓案“核查赃款所寄放的人家，遍及天下，民众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在胡、蓝党案中，江南有名的豪强地主几乎都受到株连，仅吴江一县，罹祸的就“不下千家”。此举“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绝大多数案件，都是一望而知的冤案”(摘自<大明王朝的七副面孔>)。
再说劫掠。朱元璋号称在元末诸军中“独不嗜杀”，然而其实也远非秋毫无犯。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手下士兵照老例烧杀抢掠，光女人就抢了不少，可以想见，这一过程中死掉多少人。但是朱元璋宣布：“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他召集全城的男人，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夫妻相认。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
起义军张明鉴部，他们之前被元朝招降后驻扎在扬州，"日屠城中居民以为食"。不过因为战斗力比较强,被朱元璋收编,此时扬州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
再说迁民。明初大移民是强制性的。以山西人为例，历来比较富裕，所以百姓并不愿意搬迁。无论是迁往安徽还是山东，多则四五千里，少则千余里，所到之地人烟稀少，荆棘丛生，“既无室庐可居，又无亲戚可依”，可想其艰难困苦之状。河南偃师县《滑氏溯源》一文谈道：“人们传说山西迁民，唯不迁洪洞，所以人们纷纷都逃聚洪洞。不料上面骤然行文，独迁洪洞……”(摘自<大明王朝的七副面孔)
再说滥杀。朱元璋一朝中后期官员们上朝时，都要和妻子诀别，朱元璋视朝时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徐须卿：《翦胜野闻》)。御河中发现一堕胎婴儿，朱元璋怀疑是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所为，亲手将她杀死，弃尸城外，楚王来朝，哭求母尸不得，只得到一条练带，归葬于王府。某一天朱元璋冲动下杀了三个妃子，“又鄗宁妃与唐王母李贤妃,伊王母葛丽妃,俱得罪死,合盛大筐,瘗太平门外。上既悔之，具三棺分葬，尸腐为一，不可辨，遂掩之，设三墓，周以土塍”(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皇后列传)。
朱元璋除了挖坟掘墓这一点以外，董卓干的他都干过，就是杀文人这一点，就算把文字狱刨出去，朱元璋也不是董卓所能望其项背的。
三国之时讲究门阀士族，董卓和他的部下们出身都太寒微，不能像袁绍和曹操这样靠出身和家族名望来服人，最后只能是诉诸武力，让别人怕。后来关中的破坏，其实主要是李傕、郭汜等干的，他们连董卓的手腕和威望都没有，只剩下纯粹的为战而战，为杀而杀。　第一，他们为董卓报仇，攻破长安后屠城，当时长安本来人很多，包括从洛阳一带迁过来的，"傕等放兵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籍。"　　第二，他们之后攻马腾和槐里的马宇。当时三辅虽然迭遭兵荒马乱的，还剩有几十万户，被"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第三，李傕、郭汜窝里反，相攻击连月，死者万数。之后又合兵与杨奉等大战，"傕等纵兵杀公卿百官"。结果，没人搞生产和公共事业，导致"是时蝗虫起，岁旱无谷，从官食枣菜。诸将不能相率，上下乱，粮食尽。"　连皇帝都挨饿，＂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
总之，所谓得天下者得民心，这句话绝对正确；因为反对的"民"们，要么都先被杀掉了，要么不敢露出他的真心，只剩假心给别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