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管理”继续肆虐于中国

“目标管理”继续肆虐于中国

曾飞

以所谓的“目标管理”为主打的低俗管理方法：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和内部竞争的一套办法早就被人们称之为“管理三害”。之所以是“三害”，是由于它火爆流行于企业和政府机关而导致无数祸害。

目标管理的倡导者，最著名的无过于管理大师德鲁克。但德鲁克说的分明是：“所谓目标管理，就是管理‘目标’。”也就是妥善、有效地管理好组织目标，使之构成互相呼应的系统，而不至于造成紊乱。而流行的所谓“目标管理”则倒过来，一切通过目标来进行管理，用目标和考核来鞭挞下属，逼其不顾一切地疯狂获取利润。以至于喧宾夺主，直把完成指标（目标）当目的，模糊了组织的原本目的，从而对组织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美国管理学家戴明很早就直接了当地告诫人们，称目标管理是对美国管理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戴明十分明确地指出：“绩效考核、不管称它为控制管理或什么其它名字，包括目标管理在内，是唯一对今日美国管理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美国可以出口任何东西，就是不能出口美国现在的管理方法，至少不能出口到友好的国家。”（Rafael Aguayo：《戴明博士（Dr. Deming）》）

这种祸害最典型的事例无过于：

戴尔的财务丑闻和经营困境

据亿迅网络2007-8-17报道：“戴尔财务丑闻水落石出:高层作假多报1.5亿。8月17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长达两年的戴尔财务调查日前终于有了结果。戴尔本16日宣布，将重申过去四年的财报结果，预计净收入最多减少1.5亿美元。戴尔表示，重申过去四年的财报结果，预计累计净收入将减少5000万到1.5亿美元，合每股2到7美分。而在该期间内，戴尔的净收入高达120亿美元。之所以出现该问题，主要是部分高管为了迎合业绩目标，对财报做了手脚，并欺瞒了审计人员。”

“为了迎合业绩目标”而作假何止是“部分高管”。包括营销人员的“技巧”处理，员工的虚假完成目标，置产品和服务质量于不顾。其结果是，企业内人人被目标和无情的考核逼得走投无路，除了作假，他们还能怎么样？

不争的事实是，在这个阶段，戴尔的掌舵人凯文·罗林斯为了让华尔街的投资人满意，不得不专注于追求利润目标。为削减成本，完成利润目标，戴尔公司削弱了呼叫中心，而呼叫中心人员缺乏也就影响到了服务的质量。换芯、网站促销广告被质疑为欺诈、电池起火的质量丑闻等等一系列诚信危机接踵而来。戴尔在东半球遇到了一系列麻烦，一些人甚至认为，戴尔实际上并非客户至上，而是客户“至后”，威信大降。

如此，戴尔这样的庞然大物，也就因为质量和服务不良而无法逃避陷入困境的厄运。这不是目标管理之灾，还能是什么？

贫困市建豪华“世纪广场”的奇闻

辽宁贫困县800万建豪华广场（2004-09-08，来源: 新闻晚报）：“北票市是辽宁省10大贫困县（县级市）之一。面对这样的形势，北票市委、市政府实施了城市经济转型和农业走产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连续4年主打‘辣椒节’品牌，并为此在去年耗资800万元配套修建了‘世纪广场’。‘世纪广场’位于市政府所在地的南山，占地30余亩，到现在仍未全部完工。因为财力问题，这座‘为了招商引资并满足群众的业余文化需求’而修建的广场养不起草坪，绿化带里改种了冬小麦。”政绩不但无绩效可言，反而成了累赘。不但不造福人民，反而白白耗费了人民的财富。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周伟在《透视“政绩工程”》一文中报道说：“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的一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我在乡里担任中层干部多年，群众对我的测评一贯很好，班子成员也推荐过我，但是乡里主要领导不认可，结果我一直提拔不上来。这可能跟我做多说少有关。后来乡里换了领导，我很快就被提拔进了乡党委班子。’这位干部说，在干部考核中上级领导所起的作用非常关键。一些地方不惜血本搞所谓的‘政绩工程’，实际上就是做给上级领导看的。”设定政绩目标，譬如GDP目标、招商引资目标等，以及涉及官员升迁的政绩考核，难道不是逼出了所谓的“政绩工程”的基本原因吗？行政管理与目标管理的纠葛引发了“政绩工程”泛滥，已经是明显的事实。

官员怕楼房降价的悖理

在美国，由于房产泡沫破裂，引发了空前的金融危机。在中国，房价也一路下跌。此时，全国各地的官员，不约而同地心急如焚，非常“自觉”地投入救市大行动。明显的事实是：其一，房价恶性高涨最终必然引发美国式的金融危机；其二，房价高涨老百姓无房可住，与进入小康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于国于民，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的干部（很大一部分官员）理应期望房价降低而趋于合理才符合逻辑。然而，事实却是相反，官员对房价的降低充满恐惧。这样的逻辑悖论为何产生？

其实很简单，在行政管理上以GDP为主要目标的政绩考核，形成了实质上的目标管理结构。官员有悖于国家经济发展最终目的——建构小康社会的行为，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行为，而是结构性的、群体性的行为。目标管理的危害也就一目了然。

因而，不幸被管理学家戴明所言中，目标管理不仅在美国，在中国也成了“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但问题不在让于人们看清楚目标管理的严重危害。而在于何种力量能够促使中国迅速从目标管理的“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之下摆脱出来。

企业之所以难以摆脱目标管理的纠缠，在于资本的急功近利，疯狂追逐短期投资回报。但是像银行拼命追逐房贷的高回报率而置高风险于不顾的疯狂行为，经济泡沫的破裂所引发的惨重灾难倒是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在此警示下，明智的企业家是比较容易吸取教训，而迅速摆脱目标管理的破坏性力量的。

这是因为具体的事例能够提供很明确的经验教训。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在《美国金融危机给我们以警示》一文中指出：“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影子银行(证券化)透过信贷市场向美国的消费者提供了过度便利的金融杠杆和流动性。在这过程中，贷款机构为了提高利润把贷款贷给了还款能力较差的住房消费者；投资银行又把这些不好的按揭贷款通过证券化的方式转化为‘按揭债券’出售给投资者。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房价上涨，那么市场上所有的人，住房建筑商、购买住房消费者、贷款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及投资者都成了赢家。但是，市场法则中价格永远是有涨有跌。当住房的价格下跌时，其中所有的风险与问题都暴露了出来。”

雷曼兄弟的破产，是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突发点之一。肖莉、沈雁飞在《雷曼兄弟死于房贷 酿成美国史上最大金融破产案》的报道中指出：“外界认为雷曼公司的员工管理过于依赖物质激励。作为雷曼的英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富尔德（RichardFuld）笃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因此他促进员工协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提供极具诱惑力的物质激励。”

所谓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实质上就是贯彻绩效考核与公司员工奖励挂钩的原则。在绩效目标的刺激和鞭挞之下，雷曼公司的员工只顾追求实现盈利目标，根本不顾房价一旦下跌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企业的短期目标追求严冬背离了企业的长期经营目的，最终导致企业破产。这样的教训，明智的经理人比较容易引以为鉴。

比较难的反而是官员们。他们“经营”的是不是直接的资本，而是公权力。因而他们并不能直接从美国公司的破产教训中得到警示。

另方面，从理论上看来，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的执政骨干力量，一批党员干部，逻辑上是必定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因此目标管理的破坏性一旦被认清，就必定能够迅速摆脱。

然而，这个逻辑演绎不见得会成为所有党员干部的现实行为。原因有两个，一是有一些“党员干部”骨子里不见得就是党的骨干力量。有一些党员干部，做了官以后，本质已经蜕变了。他们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代表官僚、奸商和帮闲文人铁三角的利益。他们维护人民的利益是口头的，维护自身的利益才是真实的。因此，用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的办法逼使下属拼命积聚财富是最简便省事的工具，他们是舍不得抛弃的。因而，无论中央如何教育和引导，这种人也会无动于衷，阳奉阴违，继续走他们自己的老路。二是在以GDP为主要指标的目标考核压力下，在一些官员中出现了政绩狂躁症，形成了官僚作风。一些专家就公开替他们表露心声。譬如，经济学家赵晓就说：“什么都可以跌，不能让房价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就扬言：“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王建甚至还鼓吹说：“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这些话语，字里行间透露出政绩目标追逐的疯狂与焦虑。同时也显露了炒高房价，早已成了某些官员实现GDP目标政绩的最主要手段，高房价简直成了他们心目中的一切。因而哪顾得了有多少居民没有房子住？哪里还管最终必定要引发金融危机的警示？

总之是，经营资本的企业家至少害怕破产；而“经营”公权力的官员他怕什么？一点风险也没有，至多是此次升不了官，他完全可以下一次重来。即使是局面搞砸了，大不了是一拍屁股走人。不像投资家破产了会跳楼。

因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清理这两种人。用人民的勤务员来替代他们，避免他们继续危害国家，危害人民。而要保证这些人民的勤务员不会再蜕变成官僚，那就必须建构一种廉政体制，建构人民民主来最终保障。非此，就毫无办法。

最后，人们或许还有一点疑惑：难道企业中就不需要设定营业额、利润额、投资回报率、质量标准等等指标来作为管理控制的手段吗？难道国家就不需要GDP、CPI之类的经济指标来控制经济发展吗？回答是明确的：作为管理控制的标准和手段，是必要的，有益的。我们反对的是将这些指标蜕变成鞭挞下属疯狂牟利的所谓“目标管理”，甚至是用局部、单一的目标譬如利润或GDP替代了企业或国家的整体目的：为社会创造价值，以获得企业的回报；为民众创造福祉，创建小康社会。我们反对的不是使用目标本身，而是将其异化，以用于图谋私利。只要目标的设立和应用始终遵从于整体目的，就是有益的管理工具，而不是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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