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生命尽头的“最后一次”

纪念周恩来逝世 33周年专题-----

　　周恩来生命尽头的“最后一次”  
        
　　周恩来生命的最后岁月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从1974年6月7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在这一年半中，重病在身的周总理约人谈话220人次。谈话时间最长时一次可达4小时20分钟。会见外宾65次，会见港澳人士3次，每次时间大都在1小时左右，最短的一次也有15分钟。开会32次，一次会最长可开3小时45分钟。去医院外看人5次。去长沙1次，时间5天。出席了建国25周年国庆招待会、四届人大会议及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而看文字材料、批阅文件、看书等所用的时间只能靠挤，长短、次数更是无法统计。 1964年11月5日 最后一次出访苏联   
　　周恩来作为出色的外交家一生出访很多，仅出访苏联就达十次之多，特别是1964年11月的第十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出访苏联颇为引人注目，因为当时中苏两国持续一年多的激烈论战正在进入高潮，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几近僵化。正在这个时候，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突然发生了重大变故，就是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台了。这正是缓和日益恶化的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大好机会。因此，在得到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我们下一步该如何走。
    　经过研究，中共决定派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借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为由同苏共接触，了解苏共新领导今后对华意图，寻求中苏两党团结的新途径。
    　11月5日，周恩来、贺龙率领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11月5日，周恩来率团飞抵莫斯科后，受到苏方热情欢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亲往机场欢迎。11月6日，周恩来、贺龙先后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表示：我们这次来访是寻求团结的，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广泛接触，并希望能在庆祝大会上致词。但勃列日涅夫以大会没有安排外国代表团讲话为由婉拒。下午，周恩来总理率我党政代表团和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庆祝大会。
   　 11月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了红场观礼。当时的莫斯科天寒地冻，大雪纷飞。苏联许多领导人都穿上了厚厚的皮大衣，戴上厚厚的皮帽子，还不时到休息室喝酒或咖啡取暖。只有周恩来总理穿着单薄的呢大衣，在寒风中的观礼台上一直站了三个多小时，充分显示了对苏联人民的尊重。在晚上的酒会上，周恩来建议贺龙副总理一起去向老朋友敬酒。苏联的许多元帅和将军都和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是老朋友，看到总理向他们走来，许多元帅和将军都十分激动，纷纷和他们热情握手并举杯为中苏传统友谊干杯。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端着酒杯走到贺龙副总理面前。因为同他早就认识，贺龙副总理就举杯说为两国军队的友谊干杯。而马林诺夫斯基则挑衅说：“我们的元帅服是斯大林胡造的，你们的是毛胡造的”。
    　贺龙愤怒地斥责说：“你胡说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说完走向周总理准备报告。马林诺夫斯基却跟了过来嚷道：“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毛泽东)妨碍我们。”周恩来听后正言厉色地斥责道：“你胡说什么？”说完拂袖而去，和贺龙一起向勃列日涅夫走过去。马林诺夫斯基还发疯似的跟在后面大喊：“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                                      1974年5月29日  最后一次与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携手近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里，可能没有人知道他们握过多少次手，也无法计算他们究竟握过多少次手！
    　然而，在摄影记者杜修贤的镜头里却留着他们最后一次握手的瞬间。 
　　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已恶化，癌症转移，身体明显消瘦。可是，无私无畏的周恩来作为一位非凡绝伦的政治家，十分清楚自己在中国政局中处于何等重要的位置。一息尚存，就不能躺下。为了不使党和国家的大权落入“四人帮”手中，他千方百计地解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以填补自己之后在政治上出现的真空。 
　　同时，他拖着重病之躯，仍然夜以继日地忙碌着。 
　　这一年5月25日这天，周恩来和往常一样，沉着、潇洒地把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引进毛泽东的书房，把陪见的人一个一个地介绍给毛泽东相识握手。而他自己则和以往一样，默默地站立在摄影镜之外。 
　　毛泽东与希思一见如故，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这一谈就不可收拾，时间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怕毛泽东过于疲劳，看了3次表。 
　　希思先起身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很利落地站了起来，没有想到今晚主席的精神这么好，这一情绪强烈地感染了每个在场的人，大家都显得很高兴。加上天气已经开始变暖，个个脸上汗津津的…… 
　　希思先走出门，主席又高兴地和陪同来的人一一握手，只有周恩来和以往一样，会谈一结束就先走出会见的书房，等主席握完手，他就陪外宾离去，很少留下单独和主席握手的。 
　　几天后，也就是5月29日，周恩来又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这是他最后一次走进毛泽东书房。会见结束时，邓小平、乔冠华和主席告别后就走出书房的门，杜修贤一看，总理还站在门旁……他没有参加他们的告别，只是默默地等待着，开始杜修贤还以为他等邓小平和乔冠华一道走，杜修贤想还是等他们都离去之后再走，于是就站在靠门边的墙根儿。 
　　杜修贤突然有一种感觉，总理可能要和主席握手告别。他一动不动，似乎期待着什么又似乎不在期待。心里的感觉一时说不清楚。
　　毛泽东送客走到门边，和站在旁边的周恩来的目光相遇，瞬间，一脸的微笑飞逝而去，立刻忧伤地垂下眼帘，这速变的表情令杜修贤惊诧不已，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端起照相机，镜头对准他们的身影…… 
　　镜头里，毛泽东忧伤地耷拉着眼皮，头稍稍地低着，苍老的脸上布满愁容和病容。花白稀疏的头发在脑顶闪出一片智慧的空间，整齐地向后披去。他迎着高悬的摄影灯，脸上的肌肉明显松弛，但很光洁。浅灰色的中山装随和地穿在身上，显得淡泊庄重。 
　　已经十分消瘦的周恩来用温馨睿智的双目深情地正视着毛泽东。摄影光从他后侧射来，脑后和脊梁犹如披着一道光束，眉毛在逆光的面部依然黝黑浓密，充满着生气。曾洋溢乐观笑影的“酒窝”虽已被岁月的刀斧凿成两道深深的沟纹，却依然显露出执著。但是，一丝伤感的凝重神色却在眉宇之间徘徊。一种不祥之云笼罩着毛泽东的书房。 
　　周恩来一边看着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毛泽东，一边慢慢地伸出手，毛泽东也慢慢地把手伸了过去。两双操纵中国革命方向的巨手再次握在一起，组成了这神圣且又沉重的瞬间。当杜修贤“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却是共和国第一位总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最后一次对着摄影镜头握手道别。

　　　　　　　    1974年6月1日 最后一次离开中南海西花厅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身体常规检查中发现患了癌症。长期的超负荷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数不清的磨难，使他心力交瘁，病情急剧恶化。虽然于1973年3月10日在北京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病情并未好转，日趋恶化，以至血尿不止，有时还形成凝血块堵塞尿道内口，排尿相当困难，疼痛难耐。为此，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不得不住院治疗。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这天中午，周恩来到办公室整理了一会儿文件，嘱咐秘书带上他要看的书籍和待批的文件，并口授了“六月一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然后，穿起中山装，披上藏青色大衣，缓步来到院子里。
　　周恩来站在等候的汽车旁迟迟不肯上车，对这个工作和生活了20余年的院落看了又看，凝望不语。是啊，他关心爱护的陈毅、陶铸和王进喜等同志都是他眼睁睁地看着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的。很清楚自己病况的他知道自己何日能再回来吗？
   　 临上汽车前，周恩来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细细地环视着室内他所熟悉的每一件物品。驻足沉思了一会儿后，他再次步出屋子。
    　当天下午，载着76岁高龄的共和国总理的汽车驶出了中南海，开进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医院。在这里，周恩来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 

　　　　　　　　　　　1974年12月23日 最后一次航行

　　周恩来总理是西郊机场的常客，乘坐我们专机有72次之多。1974年12月22日深夜，我们杨师长接到叶剑英的电话：“明天中午1点，周总理要坐三叉戟飞机去长沙。你挑选一架发动机好的飞机。”根据叶帅指示，师长这次亲自带队，由航行经验丰富的副师长和女飞行员汪云担任机长。在他下达任务时，大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总理能坐飞机，这说明他老人家的病好了！大家盼的就是这个啊?
　　1时许，周恩来的专车径直开到飞机旁，走出汽车的他没有与任何人交谈，便向登机梯走去。以往周总理都是在候机大楼门口下车，在候机室与送别人员作短暂话别后再登机的。这次，坐在驾驶舱里的汪云他们清楚地看到，周恩来步履艰难，需要人搀扶着，他的脸上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苍白、憔悴，还长满了黑色斑点，他的身后紧跟着一大群带着各种急救器材的医务人员。汪云驾驶的248号专机缓缓滑行，稳稳攀升，在乘客没有任何不适感觉的情况下，飞上了蓝天。
　　1974年12月23日的专机上。尽管疾病和繁忙的工作缠绕着周恩来，但他忍着病痛十分专注地听我们杨师长汇报部队工作。多次执行总理专机任务的空姐马艳萍轻轻地给他沏了一杯清茶，端上一盘水果糖，递上一块淡黄色小毛巾，并为他准备好了床铺。可周恩来没有躺下，老人家鼓励小马一定要好好学习业务。在与周恩来谈话间，小马发现他端杯喝水的手在微微颤抖，马上准备替他端杯，却被他微微一笑谢绝。“也许总理……”年轻的小马不敢再往下想，强忍着巨大悲痛低头跑进服务舱揩着泪水，当她返回客舱时看见周恩来依然没有休息，仍旧在与人谈话……其实，周恩来比谁都清楚这是他自己的最后一次航行。
　　临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他便中潜血，提出必须马上检查治疗并极力反对他的长沙之行。可是，如果他不亲自到长沙见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特别是人事安排，国家政权就有落入“四人帮”之手的危险。正如他对医生所言：“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12月23日下午3时许，周恩来乘坐的248号专机在长沙大托铺机场安全降落。落地后，他没有马上下飞机，而是稍作休息后，才由人搀扶着向细雨霏霏的机舱外面缓缓地走去……
　　4天后，即12月27日晚上，周恩来结束了长沙之行，乘飞机返回北京。这天晚上的长沙瑞雪纷飞，专机冒着纷纷雪花飞过湘江，飞过岳麓山。而此时的周恩来显得更加消瘦和疲劳，眼睛布满血丝，但精神很好，慈祥、苍老的脸上挂着微笑。机组人员当然不清楚周恩来此行的真正目的，更不知道他在长沙的活动日程：由于周恩来这次长沙之行与毛泽东的彻夜长谈，挫败了“四人帮”篡夺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返航时的周恩来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他的情绪感染着机组人员，大家都以为他的病情有所好转了。这天，专机在候机楼停稳，时间已经很晚，令大家终身难忘的一幕出现了：周恩来不顾医务人员劝阻，用手扶着机舱墙壁极其艰难地向驾驶舱一步一步挪去，和往常一样，离机前要到前舱看望机组的全体人员。当他走进驾驶舱时脸上有了汗珠，呼吸也有些急促，他在通道里稍微喘了口气，对机组人员说：“你们飞得很好，很平稳，我以后还要坐你们驾驶的飞机。谢谢你们。”
　　周恩来和机组话别后，在卫士搀扶下乘车走了，结束了他的最后一次，也是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次航行。 

    　　　　　　1974年12月26日 最后一次主持毛泽东生日宴

 　   1974年12月26日上午，周恩来对身边随行工作人员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请大家吃顿饭，祝贺一下。”
    　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他也不提倡过生日。只有像宋庆龄、何香凝等一些知名人士过生日，他才会专程去祝贺。为党内领导人过生日就很少了。
    　看来，病中的周恩来像往常一样，考虑毛泽东等革命前辈和革命干部及老百姓的事情最多，且细致而周到心中唯独没有他自己。
    　身边工作人员进一步问了一句：“总理，都要请哪些人呢？”
    　周恩来说：“就是这栋楼内工作的同志，再请几位省里、军队里的负责人。”
    　晚上，周恩来和湖南省的几位领导同志同坐一桌，北京来的随员和湖南省的几位工作人员坐在另一桌。
    　二十几个人开始了庆祝毛泽东生日的晚宴。毛泽东主席虽然当时并不在场，但是，在座的都为毛主席的健康长寿频频举杯庆贺。
    　看到因病折磨而精神消减了许多的周总理，大家又纷纷不由自主地都走到总理身边，碰杯，诚挚祝愿总理能够早日康复。
    　席间，周恩来与大家谈笑风生，平易近人。总理因病不能喝酒，为表示心意，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代表他向各位同志敬酒，代替他向湖南的诸位略表谢意。 

　　　　　　　　1974年12月26日 最后一次同毛泽东谈话 　　1974年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
　　在毛泽东住地，周恩来和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从23日到27日，他们先后向毛泽东作了4次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谈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意见：
　　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但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
　　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毛泽东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提出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指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在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后，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12月26日午夜时分，毛泽东处打来电话，请周恩来过去谈工作。这一天，是毛泽东81岁生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长达4个小时。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谈话。
　　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作出的“长沙决策”，打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的美梦，对中国未来形势的稳定发展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其意义是深远的。 

　　　　　　　1975年1月10日 最后一次做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1月10日晚，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厅灯火通明、庄严肃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会正在这里举行。刚从医院赶来会场的周恩来，身着略显宽大的深灰色制服，面容清癯而双目炯炯有神。他端坐在主席台上，亲自主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在通过全会各项议程之后，周恩来用迟缓、沉稳的语调向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发表讲话。在到会的许多老同志中，有不少人很久没有见到患病住院的周总理了。此时此刻，他们眼见总理的病容，聆听总理的嘱托，无不为之动容；同时，也深深为总理的健康担忧。一周之后，新华社才迟迟播出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消息。这是一则短得不能再短的全会公报，其中，按过去惯例应作报道的出席会议的人员情况、会议主持人及讲话人等，都统统不见了。报道中的最后一行字是：“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对于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并主持中共中央全会的周恩来来说，有这一句话，也就足够了。
    　三天之后（1975年1月13日）的晚8时，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灯火辉煌，庄严肃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开幕了。这时，距三届人大的召开整整过去了10年，距 1970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筹备这届人大，也过去了近 5年的时间。 77岁的周恩来已经是重病缠身，面对 2864名代表的期待，他流露出特殊的神情。对这位一同走过半个世纪革命历程的战友与兄长的身体情况，邓小平心里十分清楚，总理今天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由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起草的。代表们痛心地发现，眼前的周总理同 10年前相比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因过度操劳，他消瘦得几乎变了形；脸上、手上都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动作和声音也显得那样苍老、疲惫……但他仍然没有忘记 10年前提出的强国梦———“四个现代化”，人民大会堂万人大厅内，又再次响起周恩来总理坚定、清晰的苏北口音。在这份报告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而这一号召，周恩来 10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了，今天，他不过是又重申了这一目标。从 1949年周恩来当选总理，到这次大会，已经整整 26年了。这是他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会讨论。热爱自己总理的代表们纷纷向周恩来致以问候。面对一张张诚挚的面孔，周恩来似乎感到已无必要再掩饰些什么。他坦然而又郑重地向大家表示：“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2月 1日下午，周恩来再次抱病从医院出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有 12位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周恩来用郑重的语气开始宣布各副总理的分工：“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宣布完各副总理分工后，周恩来又接着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周恩来继续发表讲话，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他停顿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说道：“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 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 4个五年计划！”周恩来的讲话，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从此，周恩来把完成“四个现代化”的接力棒交给了邓小平，告别了他的总理生涯。

   　　　　　　　　 1975年6月9日 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1975年6月9日，是贺龙元帅含冤逝世6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中央军委等单位准备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一个小型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贺龙家属虽被通知参加仪式，但被要求对外保密，提出“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这是6月6日王洪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
    　贺龙的长女贺捷生在6月7日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对这种做法“百思而不可解”。周恩来看信后立刻给毛泽东写信说：“……始知纪念会召开，无悼词，不登报。”“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当天，毛泽东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周恩来托人转告贺捷生，要她顾全大局，一定参加她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贺捷生表示：听总理的话。
    　6月9日下午，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沉痛和肃穆的气氛中举行。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决定：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准备悼词，他自己亲自参加这个仪式。
    　当年出席仪式的徐向前回忆说：“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而抱病参加的。他签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总理在这个场合流露的感情，包含着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造成严重后果的深深的愤慨。”
    　在去八宝山前，周恩来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邓颖超觉察到后，打电话给贺龙夫人薛明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当在八宝山的休息室里见到薛明和她的子女时，周恩来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了。
    　薛明后来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六月九日下午四点，我和孩子们提前到了八宝山。在休息室里，好多老同志进来，一个一个和我握手。正在这个时候，我听见外面有人叫：‘薛明，薛明啊！’接着，门被推开了，总理走进来。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我急忙迎上去说：‘我在这儿。’总理拉住我的手，又扶着我的肩头，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贺龙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呀……’他说着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太难过了……’我替他抹去流下的泪水。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啊！’这时，我女儿（晓明）看到情况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了，就劝道：‘周伯伯，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啊！’总理听了抬起头，缓缓地说：‘晓明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个时候，我终于控制不住了，在场所有的人也都忍不住了，一屋子的人全都‘呜呜’地哭起来。”
   　 伴随着低回的哀乐，周恩来走进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会场，在贺龙遗像前深深地鞠了7个躬。之后，他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1975年9月7日 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竟减少到30.5公斤。进入9月份后病情更是急转直下，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鉴于这种危险病况，医疗组不得不取消他的所有外事接待活动和室外散步。
    　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当与外宾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肯定地告诉客人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接着，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说道：“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整个会见只有短短的15分钟。
    　10多年后，当维尔德茨说起这次会见时，深情地称会见“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也是在一个令人难以忘记的情况下进行的”，“是非常热烈和激动人心的”。 

   　　　　　　　　 1975年9月20日 最后一次在文件上签字

　    1975年9月20日，病危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接受住院后的第4次大手术。
   　 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的结果很难预测。在进入手术室前，他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看了一遍，然后，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这是周恩来生前所作的最后的一次签字。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竭力大声地说了一句久埋在心里的话：“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以表明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受“四人帮”诬蔑时的严正态度。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1976年1月7日 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随后，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等陆续来到医院。
  　  1月7日，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
    　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为国为民竭诚尽力地操劳奉献了一生的周总理，在垂危之际依然只想到他人！
    　1月8日上午9时57分，享誉中外的世纪伟人、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