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社社长：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二、如何把握中国百年历史发展的本质

历史现象往往是纷繁复杂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生剧变的百年间更是如此。对中国百年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形成实事求是的认识，必须把握历史事件的本质。对于这一百年历史，我们可根据社会发展的主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革命阶段，时间是从1911年到1949年，主要是通过革命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第二阶段为探索阶段，时间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第三阶段是改革发展阶段，时间是从1978年以来至今，主题是改革发展。对这一百年历史也可作个大致的时间段划分，即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第二个“30年”是探索，第三个“30年”是改革发展。

在第一个“30年”的革命阶段，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像一曲多重变奏的交响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全民抗战、解放战争等一连串的政治变迁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主旋律。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

关于辛亥革命。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底该怎么看?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彻底搞清楚。比如，辛亥革命究竟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首先应承认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其功绩和历史地位是不可抹杀的，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给中国带来了近世文明，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但是也要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也没有能够实现国家统一，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分裂状态。这也是不容掩盖和抹杀的历史事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其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与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势力彻底决裂，导致革命胜利果实为袁世凯代表的军阀势力攫取。辛亥革命的历史也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这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历史作出的客观结论。

关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已过去90多年了，但至今仍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彻底搞清楚，这就是五四运动的主题究竟是什么?有“启蒙”说、“新文化运动”说、“反帝反封建”说，等等。那么，五四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从历史事实上看，五四运动是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当时政府的卖国政策而发动的。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参与，标志着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当然，五四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成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此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因此，五四运动从根本上说是要寻找中国救亡图存之路，其主题非常明确，就是“救亡图存”，其全部内涵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尊重历史事实，就不应该淡化这个主题。

关于北伐战争。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揭开了北伐的序幕。北伐刚开始之所以出现势如破竹的胜利局面，是因为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民主主义三大政策符合民心。但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为独吞革命的胜利果实，背离了三大政策，搞清党反共，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公然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致使国共合作破裂，北伐遭到挫折，造成了历史的倒退。这也是国民党必然衰亡的根本原因。现在，竟有人不顾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叛变革命的事实，极力为其屠杀共产党人、制造反革命事端的罪行开脱。历史事实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陷入新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灾难。

关于全民抗战。相对于过去一段时间里很少提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中作用的情况，近年来有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片面夸大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功绩，仿佛抗日战争只有国民党进行了“英勇抵抗”，作出了“重大牺牲”，而极力回避和抹杀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事实，这当然是裁剪和歪曲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的做法。事实上，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哪个党派的功劳。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我们应该有这样几点基本认识：一是抗日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族抗战，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都作出了贡献。二是应当看到蒋介石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有抗战的愿望，但是他的抗战是三心二意的。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他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把主要军力用来“围剿”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对日本的疯狂侵略一味妥协退让，以致造成“望风而逃”、“失地千里”的溃败事实，特别是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这一历史事实更是不容抹杀。三是国民党内部分化严重，派系林立，有亲日的，有亲美的，还有亲德的，各有算盘，纷争不断，很难作到统一意志，一致抗日。汪伪汉奸就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四是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者和贯彻者，抗日最坚决、最彻底。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之所以在敌后根据地发展壮大起来，绝不是国民党散布的“保存实力”，而是因为共产党坚持全民抗战方针，抗日最坚决，在敌后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民主政权建设，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求，维护和实现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只有共产党才能够真正做到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抗击日本侵略，打一场抗日的人民战争。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结果，不应夸大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

关于三年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是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中国共产党为顺应人民的愿望，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积极争取和平建国的新局面。但是，国民党无视人民的和平愿望，仗着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背信弃义地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社会又陷入了内战危机之中。内战开始，国民党在军事、经济方面的实力都大大超过共产党。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达430万，而且装备精良；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万，且装备简陋。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能够以弱胜强、迅速胜利?连毛泽东都未料到国民党在三年之中就被打垮。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团结了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愿望的先进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革命力量，实现了符合中国人民要求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土地政策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和土地的主人，极大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参军支援前线成为热潮。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那么，为什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实行“联合政府”?这决不能责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地希望国内和平、避免内战，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国民党却违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妄图在中国搞独裁统治。

通过对几个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对革命阶段的历史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由于反动统治势力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前一个任务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完成。但是，这场革命必须是彻彻底底的革命，而且只有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这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逻辑。没有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伟大革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脱胎换骨”，走向民族复兴。任何否定中国革命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30年”的探索阶段，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和曲折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是这段历史中绕不开的重大事件。近年来，对于这30年历史的认识，出现了一些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原则的观点，其中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观点否定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认为中国不该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按照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充分的发展，等到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观点全盘否定这30年的探索历史，把其看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认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这些观点，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今天的现实来看，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主观臆断。事实上，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这段历史，就能正确揭示出这段历史中蕴涵的必然性。

首先，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并非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建国初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之后，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无论在规模上、速度上，还是在主要产品质量上都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为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于是，1953年党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路线的实质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之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经济基础，直接地是为了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间接地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独创性。对于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强调指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

其次，探索过程不可能不犯错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从1956年到1976年，党努力从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其间尽管遭受许多挫折，甚至出现严重失误，但还是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价值的思想和判断，也取得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对这30年探索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很不严肃、很不科学的。如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就会发现这段曲折历史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面临着“立什么”的重大课题，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一时还很难认识清楚，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只要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后的20年探索中，由于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致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等重大曲折，使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严重挫折。但是，在付出代价的同时，这30年的探索也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根本性条件：社会主义的政治根基——四项基本原则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这一时期确立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也是这一时期建立的，所有这些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强劲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中国共产党从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中所总结的一系列经验教训，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笔宝贵财富。邓小平曾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党和人民从这几十年曲折探索中深刻地认识到，搞教条主义是不行的，闭关自守也是不行的，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认知上的基础。

第三个“30年”的改革发展阶段，是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光辉的篇章。在这30年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前30年曲折探索的艰苦磨砺之后迎来新的辉煌，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改革发展30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必须继续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对于这30年的历史，今天绝大多数人都能客观和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看待。

总之，中国百年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进程，革命、探索、发展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演进具有无法抗拒的历史逻辑。中国今天的巨大进步，是几代为中华民族复兴奋斗的革命者、建设者的伟大实践而取得的成果，决不能把这一完整的历史脉络割裂开来。(作者：北京日报社社长，《红旗文稿》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