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最真实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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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9-7 16:38:00 作者:张鹭 来源:中外书摘
二十年前的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
海子死后,很多人模仿他的写作,一度形成“新乡土诗歌”的一股小潮流。海子的死,还引发了一些青年诗人的自杀事件。
二十年来,除少数人外,那些曾经的“最好的诗人”,有的做了编剧,有的做了书商,有的干脆下海经商,总之已很少写诗了。有人说,诗歌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在岁月的流变中,诗人已老去。
于是,人们以海子之死为分界,把1989年视为诗歌的界碑。
海子死了,诗人们呢?
在安庆市区的家里,安徽诗人沈天鸿望着坐在酒桌对面的海子,烦了。他的小老乡微微一怔,呆呆地望了望,赶紧换了个话题。
那个晚上,海子一个人喝了将近一瓶50度的白酒。趁着酒意,海子喋喋不休地谈起了自己的种种不如意:
“北京的(诗歌)圈子很严,简直进不去!”在某些诗歌聚会的场合,除了好朋友、《十月》杂志编辑骆一禾,没一个人理他,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耻辱”。
还有去四川时遭到的冷遇。海子带着自己的得意之作——长达万行的长诗去四川寻找知音,却遭到了四川诗人的批评,“跟他们谈不下去”。海子抱怨,他在四川的诗人朋友尚仲敏,事后公开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批评文章,“人怎么是这样的呢?”
“他难受不像一般人,几天就过去了,他会放在心里,一直念叨。”二十年后,坐在客厅沙发上,沈天鸿对记者说,当时面对海子没完没了地诉苦,“就是想刺激他一下,他实在太敏感、太脆弱了”。
这是在1989年农历新年,海子从一小时车程以外的怀宁县农村老家来安庆拜年,顺便拜访他。2月底或3月初,回到北京的海子给他寄了一封信,全文没有标点符号,正文只有六个字:“我还活着你呢。”

查正全一家1989年的春节过得很忙碌。由于二儿子查曙明第二次复读需要大笔学费,查家在前一年开了个豆腐店,过年期间正是生意好的时候,除了从北京回来过寒假的大儿子查海生,全家都在靠近街边的店里忙活。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3月26日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是查家的大儿子。
作为查家湾的传奇人物,这位4岁就能无师自通地背诵五十多条《毛主席语录》、15岁就高分考上北大的少年大学生,享受着由“城里人”身份带来的特权,不用干活。他带着一部傻瓜相机,给忙碌的父母和三个弟弟拍照,开玩笑地要给家里的产业取名,“可惜你们是男的,不然这个店就可以叫‘豆腐西施’了,要不就等店做大以后,叫‘环球豆腐店’”。
在家里过年,海子与小他3岁的查曙明睡一个床。由于年龄隔得最近,查曙明是三个弟弟中与海子交谈最多的一个。在1988年,海子花了500元帮家里买了一台“星宇牌”14英寸黑白电视机以前,兄弟俩的晚间娱乐有限——白天还可以开收音机听《岳飞传》之类的评书,但到了晚上,父亲要做裁缝活,收音机不敢放,只能聊天。
查曙明曾看过哥哥创作的长诗《但是水、水》的底稿,海子当时想将其出版,查曙明当时看不太懂,劝哥哥写点武侠小说,好出一些书。海子只是笑笑,“写武侠很简单,只要懂历史,有点文采,任何人都能写”,他读过梁羽生、金庸、古龙的小说,对武功很感兴趣,“梁羽生懂些武功套路,古龙不讲这些,一招毙命”。
海子确实练过功的,不过是气功。早在1986年过年时,他就曾盘腿坐在床上,给弟弟表演“发功”:两手相隔五六十公分,让查曙明把手放在中间去感觉。时至今日,查曙明仍记得他能感受到“有灼热感”。
这个时候的海子看起来有些志得意满,1986年春节,查曙明看到了哥哥女友的照片,他无意中看到,在给这个内蒙古女孩的情书里,哥哥像任何一个陷入初恋的年轻人一样,与女友约定时间,一起为他们的爱情祈祷。
从1987年起,查曙明注意到,哥哥每年回家过年时开始喝酒。而在他生命中的最后阶段,酒在他的生活中显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西川回忆,海子去世后,他去收拾海子的遗物,推开门,门后一堆酒瓶子。
在他的最后一个春节,海子在舅舅家与几个表兄弟喝酒,谈起他在石家庄中院实习时遇到的一件不平事:那是一桩离婚案,男方出轨了,而妻子不同意离婚,按照以前的案例,这是不能判离的,但是男方背景非凡,法院还是判离了。
海子很不服,嚷嚷着要翻案。这一次他显然喝多了。回到家,就一头倒在了床上,查曙明嘟囔了一句,“不能喝酒就少喝点嘛”。海子从床上爬起来要打他,还差点砸掉了自己买了才一年的电视机。

坐在中央美院的办公室里,西川与记者谈起海子生前,其诗歌的边缘化:在正规的刊物里,只有骆一禾担任编辑的《十月》、内蒙古的《草原》等寥寥几家刊发过海子的几首短诗。
个中原因,西川认为,“海子的抒情短诗和史诗,与80年代后期诗坛的现代主义趣味完全相反,这有点像他喜欢的诗人、同样因自杀而死的叶赛宁,叶赛宁的诗歌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主流抒情方式也不同”。
1989年,在沈天鸿的家里,海子向他反复抱怨,“他们都说我写的诗不是现代诗”。沈天鸿回答他,“你写的本来就不是现代诗”。作为海子的好友兼诗评家,沈天鸿认为,海子内在的那个自我是农耕文化的血统,这也是他诗歌中的意象、情感只可能属于乡村、古代的原因,“他是在为一个不复存在的文学传统唱挽歌”。
此前一年的3月,在北京诗歌圈并没有获得承认的海子,带着自己的长诗来到四川。海子到达成都时,住在四川诗人尚仲敏的家里。二十一年后,尚仲敏在电话里向记者谈及的记忆里的海子,就像凯鲁亚克笔下的达摩流浪者形象:头发很长,留着络腮胡子,穿着一身蓝色牛仔服、牛仔鞋,背着一个书包,外表时尚而叛逆,本质上却是个内秀甚至羞怯的年轻人。
尚仲敏当时在成都一所电力学校教书,有一间房子,一张床,在大概一周的时间里,他几乎与海子朝夕相处。白天他带着海子去拜访成都诗人,杨黎、万夏、翟永明。到了晚上,两个人买些下酒菜,就着1.1元1瓶的沱牌曲酒通宵达旦地长谈,有时一起打坐、冥想,试着用意念和禅语交流。
海子从书包里掏出了一部一万多行的长诗,这首诗让他联想到但丁的《神曲》——在庞大的、迷宫一样的结构中,充满着神话与宗教的意味。尚仲敏能从中感到海子非同一般的自我期许,“他有那种承受人类苦难,做人类拯救者的英雄主义情怀”。
与此同时,尚仲敏也从中感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象征意义”。他把自己内心的不安写成一首诗《告别》给海子:生命琐碎,诗歌虚假无力,我们痛恨的事物日新月异。
这也预示了两个人的分歧:尚仲敏在90年代毅然弃诗从商,而海子则永远留在了那个“虚假无力”的诗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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