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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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们一定要在这10年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以保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要做到安定团结，就必须保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带根本性的一条。
1月4日至23日，全国物价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1980年物价工作的方针和中心 任务是：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般不作变动，少数极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同时抓紧开展对物价改革的调整研究和试点工作。
1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教育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最近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出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派出留学人员不仅是现阶段为解决“四化”建设急需高级科技和管理人才的矛盾，加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方针。
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和《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文件。确定本年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是：(一)把工作重点进一步转移到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实现“四化”建设上来；(二)协助各级党委监督、保证《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作为党规党法，在全党贯彻执行；(三)继续加强纪检机关的自身建设，吸收中青年优秀干部，建立健全纪检机构。建议将各省、市、自治区和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同级党委领导为主。有关请示报告随后获中共中央批准。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谭震林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林彪、“四人帮”诬蔑谭震林同志为叛徒等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翻，彻底平反。
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代表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介绍了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好处，但多数与会代表表示还是要按现行的中央文件规定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邓小平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我们要按照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
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指出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讲话再次强调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1月23日至2月1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就近年来话剧、电影剧本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以及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索。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到会作长篇讲话，就现时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某些思想倾向，如怎样看待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军队，怎样看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以及怎样看待社会中的阴暗面等问题作了阐述。他提出，衡量一部作品的社会效果，最重要的是看是否有利于现代化建设，是否有利于安定团结，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中央决定：彭真、黄火青、江华、赵苍璧、程子华、魏文伯、武新宇、黄玉昆、刘复之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彭真任书记，刘复之任秘书长。
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指出：早日编辑和出版党史，是全党的迫切需要，为此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负责审定党史编辑计划，决定对党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最后审定全书书稿。中央党史委员会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组成。在中央党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编审委员会，负责党史编辑工作中的各项重要问题，初步审定全书书稿。党史编审委员会由胡耀邦、彭真、粟裕、胡乔木、陆定一、李维汉、程子华、杨尚昆、王鹤寿、安子文、姚依林、冯文彬组成。在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研究室，直接负责党史资料的收集、研究、编写工作。胡乔木任党史研究室主任。
2月1日，国务院下达《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并发出通知，指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它不仅涉及财政收支结构、财权划分和财力分配的调整和改进，而且也涉及计划、基建、物资、企业、事业等管理体制的调整和改进。
2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纪要》，肯定了各级党校恢复以来的成绩，强调为推进“四化”进程，必须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的宏大干部队伍。各级党校的任务是，定期轮训和培训干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各种业务知识重新武装干部，保证党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统一，以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2月5日至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通过了《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当年上半年，全国除北京外， 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60个单位进行了县级直接选举试点。6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县级直接选举试点工作基本结束。下半年各地将普遍进行县级直接选举。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建立学位制度，是中国发展教育、科学事业的一项重要立法。同年12月，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的学位授予工作。主任委员：方毅，副主任委员：周扬、蒋南翔、武衡、钱三强。
2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海关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改革现行海关管理体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机构和人员编制及其业务。
2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在京党、政、军干部会议。李先念在会上作《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指出：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我们终于开始实现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转移，并及时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指导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明确了战略转移之后第一个战役的目标和任务。当前存在的困难是工农业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人民生活的需要，基建规模过大，财政收入减少，涨价商品过多，经济管理水平低，等等。报告阐述了1980年、1981 年经济工作各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强调了经济工作中必须坚持贯彻的方针和原则。3月15日，中央转发了李先念的报告。
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经委确定今年要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对企业进行整顿，第一，调整好领导班子；第二，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第三，普遍实行厂内经济核算制；第四，开展全员培训工作；第五，改进奖励制度。
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革案；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按姓氏笔画排名)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期间，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先后就建立书记处等问题讲话。邓小平作题为《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着重强调了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全会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还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四大”作为一个整体从未起过积极作用，取消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和要求。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议题。2月29日，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过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一律予以平反。3月14日，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重新出版发行；3月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传达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的通知》；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
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1962年，康生指控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文艺，并借此对给这本小说的创作提过意见、提供过材料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进行审查，将他们说成是“习仲勋反党集团”。《通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组织部对这一历史遗留案件进行了复查，所谓 “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因此案受株连迫害的干部群众，均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免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杨得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3月8日、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第一次和第五次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书记处成员的分工。3月2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赵紫阳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胡耀邦负责书记处全盘工作。
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指出：现在军队要“消肿 ”，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我们的军队体制有很多问题，不改革不行，体制和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
3月14日、1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讨论西藏建设的方针、任务和若干政策问题。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边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5月22日至30日，胡耀邦、万里到西藏进行考察，同当地干部、群众共商建设西藏的大计。
3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共12条：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八、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九、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十一、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十二、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这12条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3月15日至2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25日至27日，科协二届全国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选举周培源为全国科协主席。
3月19日，邓小平看过根据中央决定成立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提交的提纲后，对决议稿的起草问题提出了三条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随后，4月1日、6月27日、10月25日，他又陆续谈了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
3月20日，李立三、贾拓夫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追悼会由彭真主持。邓小平、胡耀邦参加追悼会，王震、薄一波分别致悼词。李立三、贾拓夫因受林彪、江青等人迫害，分别于1967年6月22日和1967年5月7日逝世。
3月30日至4月24日，国务院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主要讨论编制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等谈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主要有：(一)降低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确定积累率以 25％为好，适当提高消费基金的比重，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二)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两三年内控制在500亿元左右；( 三)工业生产每年增长7—8％，如果有困难，5—6％也可以，主要是要求今后20年稳定增长，不走弯路；(四)经济结构要适当调整，使农业、轻工业发展得快一些，能源、交通、建筑业要加强；(五)在农村和城市的所有制问题上；要根据不同情况，搞得松动一些；(六)各项工作都要进行经济效果的比较，这要作为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七)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承认不平衡；(八)要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等等。会后，根据这些意见，国家计委初步拟定了《制定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汇报提纲)》。
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开始发行外汇兑换券，规定自外汇兑换券发行之日起，国内禁止外币的使用和流通。外汇兑换券于1994年1月1日起停止发行，1995年1月1日起停止流通 。
4月2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建筑业和住宅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很不重视建筑业，只把它看成是消费领域的问题。但是这种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也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建筑业发展起来，可以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可以多盖房，更好地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随着建筑业的发展，也就带动了建材工业的发展。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地位。邓小平还说：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合算。不同地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在谈到能源和交通问题时，邓小平说：长期规划第一位的问题是能源，把它规划好了，使它真正走在前面，就解决了长期规划一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各项事业寸步难行。各国解决能源问题，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我们的侧重点，应该是煤的开发和利用。发展商品经济，交通必须走在前面。在谈到农业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这些地区要靠政策，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政策为农民欢迎了，即使没有多少钱搞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农业问题，计划不要抠得太细，不一定要那么多投资，还是多从政策上考虑问题。最后，他说：总之，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同日，海关总署发言人就大陆与台湾通商中有关海关手续和征税的问题发表谈话，指出祖国大陆同台湾的贸易是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海关总署规定：对向台湾公、私企业直接购买的台湾商品，不征收进口税；对于大陆运往台湾的出口商品均免征出口税。
4月8日至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一文，从四个方面回答了对包产到户的诘难：一、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是分田单干；二、包产到户是农户向生产队承包，实行联产计酬，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三、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决不是倒退；四、要采取积极态度解决实行责任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全面正确理解中央文件的精神实质。文章强调：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根据这个精神，包产到户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应当说不违反中央文件的精神。
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们坚持毛主席有关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不称霸，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4月15日，邓小平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邓小平在会见时说：看来国际上还要经历一些风浪，就我个人来说，看远一点，采取有效措施，80年代的危险可以渡过，不是不能渡过的。我们说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就需要联合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80年代的危险能不能渡过要打个问号。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当然，这个考虑是有利于中国的。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
4月17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率领的意共代表团。邓小平和贝林格早在15年前就见过面。会见时，邓小平说，15年是曲折的。你们有变化，我们也有变化。现在中意两党终于走到一起来了。这是整个国际局势的需要，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需要。
4月1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访华团时指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使出席党的十二大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有相当比例的年富力强的同志，使党的领导机构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繁重任务的需要，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中央决定，凡年事已高、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党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
4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各单位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的现象，指出稳定物价、活跃市场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4月29日，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组电视采访。在回答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时，邓小平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欢迎国际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你们叫多国公司，我们叫合资经营，这种方式，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当然，这个法律通过以后，据国际反映，认为还不充分。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以后还要逐步充实起来。我们希望外国朋友不要等我们法律完备以后再同我们合作。在合作中，逐步使我们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完备起来。
5月5日，邓小平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邓小平在会见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5月8日、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并讨论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和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的说明。在讨论中，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现在的教育状况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都要重视，力争在80年代使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教育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第一，中国不提高教育水平，“四化”搞不成。第二，中国有1 0亿人口，经济不发达、不平衡，齐头并进提高教育水平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要下决心承认不平衡，要把重点抓好，把先进地区先搞上去。中等教育结构非改不可。高等教育结构也有改革的问题。教育制度的改革，要跟劳动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要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教师待遇，改革教育的领导管理体制。
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纪要》认为，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种试验。其特点：一是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二是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三是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四是试办经济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试办经济特区，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逐步实施。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中央批示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5月18日至21日，我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5月2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生产资料应同生活资料一样，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从根本上改变物资管理办法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势在必行。方向是彻底改革，工作要分步走。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决定撤销1966年5月16日《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指出因罗瑞卿问题受株连的同志，也应予以平反。
5月27日至6月1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政府总理第一次访问日本。
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农村政策问题时，肯定了安徽省肥西县和风阳县的包产到户做法。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就不要去硬搞。邓小平还向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了处理同兄弟党关系的原则。他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5月下旬，在中共四川省委的支持下，中共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撤销向阳人民公社，恢复建立向阳乡党委、向阳乡人民政府。
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1957年反有斗争，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49万余人，以后又陆续划了几批，共计55万余人。1959年到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 30余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1978年根据中央指示，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报告》还就27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章罗同盟” 的复查等问题提出请示报告，拟对章伯均、罗隆基等5人维持原案，其余予以改正，并认为在组织上不存在“章罗同盟”。中央在批转这一报告的通知中指出：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给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这是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对右派问题的复查结果表明，1957年确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对这种思潮进行了批判，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确实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处理得不适当。为了消除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复查和改正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教训在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肯定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同时指出扩大化的错误，并坚决加以改正，目的是为着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
6月19日，邓小平会见西萨摩亚总理图普奥拉时说：80年代是我们进行建设的关键年代，也是国际形势十分动荡的年代。我们搞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要在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其他国际事务中尽我们的义务。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需要大家合作，不论国家大小，都有自己的责任，都能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在报刊和文件上被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对“ 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报刊、文件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宣布一律予以平反。对这些同志历史功过是非的评价，均以中央或相应一级党委最后作出的复查结论、平反决定为准。
6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指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浪费大，效果不好，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全党必须认识一致，如果犹豫不决，拖延时日，势必妨碍国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