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读中国城市

速读中国城市（一）

发展模式——中国城市新一轮分化重组的开始前沿县区

编者按：今年以来，有关城市及城市改革和发展的问题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众多媒体纷纷开辟专栏、专版、专刊或刊发系列报道、长篇通讯，对我国各大中城市的城市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等进行了大量采访报道，有很多做得非常精彩。但由于这些报道分散在各媒体之间，时间又交叉错落，很难给人以整体性认识和规模化概念，使报道效果受到影响。有鉴于此，作为年终的一种回顾，更为重新梳理对城市问题的认识，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以这些散落在各报刊的消息报道为素材，重新集纳整理，推出《速读中国城市》系列报道，从城市改革、地区比较、问题反思等几个层面全面总结入世初年中国城市及城市经济的发展脉络。在这样一个变革和转折时代的大背景下，这种总结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温台能否再当 改革急先锋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温州模式”以其高度自发性的特征而独树一帜。现在总结看来，温州模式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现在，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面临困境，不断寻求突围的过程。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温台地区才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今年５月间，《中国经济时报》把目光对准了处在这样一个变革时期的温台地区，他们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完善，“温州模式”面临新的考验，面对国际竞争挑战时所表现出的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

一是产权的障碍，分散经营的民营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联合、重组、并购和股份制改造的形式得以迅速扩张；二是家族制企业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的家庭式管理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企业的扩大再发展；三是营销方式的落后，温州需要从过去的“百万购销员”打天下向现代营销方式进行转变；四是企业缺乏核心的竞争能力，自主开发能力亟待提高。　

随着温台两地经济改革的深入，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会很自然地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不禁发问：温台还能担当中国改革的急先锋吗？

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说，温州模式已经走过了１７年，回过头来看，温州模式不能一成不变。在早期，温州模式解决的是像温州这样既没有资源、交通区位优势，又没有人才、技术优势的地方如何发展经济、如何保证老百姓吃饭的问题。在完成了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后，过去那种“传统经济＋温州人创业精神”的温州模式，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显现出“传统经济的提升＋新经济的发展＋温州人的创新＋现代文明”的新特征，可以称之为“新温州模式”或者“后温州模式”。这当中有两个层面的显著变化，一个是企业创新，一个是政府创新。实际上，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温台地区这两个创新的步子都已经迈得非常快。

企业创新，首先是企业组织模式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产权结构进行创新改造。温州企业以前多数是家庭制企业，现在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变革：一是股权扩大，由原来的家庭股东向社会股东分散。如正泰集团，以前有十几个股东，现在是１００多个股东。二是在不少企业，专家技术人员、经营人员被吸收为股东，这是以前温州没有过的事情。三是许多企业开始引入独立董事，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公司治理结构由原来的垂直管理构架变成了扁平式的组织构架。同时，温州企业原先的“低小散”状况有所改变，企业技术创新步伐加快。已有一些企业将自己的优势与外部技术相结合，从而提高技术开发的能力。很多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了研发中心或工作站，一些企业开始把研发中心放到上海、北京。此外，企业产品创新步子加快，企业既注重打温州牌子，也开始注重将自己的品牌与国际品牌对接，另外，企业管理也在创新，特别是企业文化创新。

政府创新方面，政府也在转变服务和引导方式。温州企业过去是以自发发展为主，现在则是政府主动来引导企业发展，政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企业构建一个创新的平台。一个突出表现是：温州提出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进程，强调以应用为主，“应用得好，传统产业就能够得到提升”。其次，政府变过去的大包大揽为幕后牵头推动，比如，办展览都是交给展览公司或行业协会，通过市场化运作，由企业自己来唱戏。政务公开透明度也在增强：每年政府大事向社会公布；每年政府向全市承诺办大事；市政府常务会请市人大列席；政府信息公众网开通，向社会公开政府各部门信息；每年都要请企业对政府服务水平进行评议。政府还重视环境建设，主要是政策环境建设，包括竞争环境、信用环境的建设。

“苏南模式”正在 脱胎换骨

江苏经济最大的“优势板块”是苏南，它也是我国东部最快的增长地区之一。它既代表着江苏省的形象，又直接关系到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上个世纪８０年代，苏南的乡镇企业横空出世，风风火火地铸造了近２０年的辉煌，鼎盛时占据了苏南经济的“半壁江山”甚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在当时的中国经济舞台，以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加工工业为主要特征的“苏南模式”成了引人瞩目的“样板”之一。

时易势迁，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苏南乡镇企业的体制和管理弊端日益显露出来，苏南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撰文认为，苏南模式不适应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模式”已经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更有人断言，“苏南模式”已告终结。

那么，苏南地区作何反应呢？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苏南乡镇企业就抓住了国家实行的沿海开放战略的机遇，“三外”（外经、外贸、外资）齐上，使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乡镇企业也实现了第二次异军突起，上了一个新台阶。现在，与上海近在咫尺的苏南地区正及时抢抓浦东开发开放的契机，主动向上海靠拢，构筑大都市群。发挥地利优势推动开发区建设，构筑起吸引外资的新平台，使苏南地区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态势。眼下苏南的各个开发区已成为国内投资环境最佳、人气最旺的外资聚集地。

此外，苏南地区过去分散的乡镇企业也开始向工业区集中，由围城到进城，推动了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车行苏南，沿着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时常只要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另一座城市，公路两旁映入眼帘的市场、商铺、工业园区连绵不断，让人油然而生“未出城又进城”的感慨。随着苏南的大批中心城镇朝着城市方向发展，“苏锡常城市圈”、“宁镇扬城市圈”以及“环太湖城市圈”内星罗棋布的大、中、小城市有的已几乎连成一片，它们与上海一起，正构成我国密度最大的城市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集体经济为特征的苏南地区现在已开始跳出“模式”，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其迅猛发展的势头似乎比当年的温州走得更远。今年６、７月间，《南风窗》杂志就以《新苏南胎动》为题，报道了苏南地区县乡干部带头办企业、带头致富的“双带”模式，他们的理由是，你（干部）自己不先富起来，怎么号召别人致富，怎么带领别人致富？在苏南毗邻浙江的吴江市，最近几年私营经济发展已驶上了快车道，连续３年民资投入都超过４０亿元。素有“绸都”之称的盛泽镇，３年内民间投资达４０多亿元，私营工业企业资产超亿元的有２０家，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１６０多家。在常熟，民营经济更是一马当先，今年上半年该市新办私营企业近１５００家，新增注册资本１０多亿元，目前该市私营经济在江苏名列前茅。

眼下，历经产权改革与结构调整，历经城市化与外向化的推动，“苏南模式”已脱胎换骨。著名经济学者余敬忠日前考察苏南后说：“新苏南就是将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苏南，新苏南模式似可以概括为“现代化城市群体＋园区式的外向型经济＋后来居上的民营经济。”

嘉兴在苏南 与温台间游走

当“模式”论者们把反思寄予苏南，将悬念扔给温州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嘉兴的突起靠的又是何种模式。今年８月，《人民日报》连续对嘉兴进行报道，探求这个正在暗中发力的城市。作为嘉兴地区最高首脑的嘉兴市委书记陈加元在接受采访时说，嘉兴的发展既有苏南的底子，也有温台的影子，总的看是“没有模式”。其实，“反思的实践”总是落后于“实践的反思”，也许，嘉兴的“没有模式”就是“嘉兴模式”。

嘉兴处在浦东、苏州、温州三个经济板块的交叠处。苏南乡镇经济的引力，温台个私经济的活力，浦东外贸经济的辐射力给了嘉兴一个融会贯通、各取所长的极好参照。多种经济模式在这里交融，多种经济成份在这里融合，多种先进理念在这里碰撞，构成了多元化的生产力结构。嘉兴现象大体可以勾画出这样几种形态，抑或叫现象。它们是：“新农村经济”现象、“零资源经济”现象、“蒲公英经济”现象、“杂交经济”现象、“配角经济”现象、“杠杆经济”现象、“后花园经济”现象。与苏南、温州不同，以嘉兴为代表的这一类城市都保持着低调的、暗中发力的“模式”，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模式”的话。

新农村经济

近几年，嘉兴跳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使新农村经济与传统农村经济有了质的不同，乡镇工业、农村商贸业等各类非农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农业不再是农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２００１年，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中非农产业比重占到了９３．０８％，农村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力占到了６０％。在位于秀城区七星镇的东进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引进日本、以色列品种生产的小黄瓜、小番茄一公斤能卖到８元，出口一市斤能得到３美元。这里的农民给农产品注册了商标，他们把农业当工业来干，园区的管理也是公司化的。在嘉兴，土地已经不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这几年嘉兴的土地流转比较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业的组织方式，土地作为农业最大的要素正在向现代化的“地主”手里集聚。嘉兴“以粮为纲”的传统农业已经终结，以优高农业为主的现代化农业正在崛起。

零资源经济

浙北历来自然资源贫乏，但却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通畅便捷的交通条件，利用市场机制的集聚和配置功能，大做“无中生有”、“小题大做”的文章，创造性地发展了生产原料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的新型经济模式，使得一批区域特色规模产业迅速崛起，已形成了具有嘉兴特色的块状经济。没有森林资源的嘉善县成为中国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基地，胶合板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的１／３；没有发达畜牧业的海宁市成为中国最大的皮革生产基地，皮革产量占全国的１／４；没有棉花的平湖市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服装生产基地；没有羊毛的桐乡市和秀洲区成为中国最大的羊毛衫生产基地。

薄公英经济

通过产业龙头企业的带动，嘉兴市先后涌现出了皮革、木业、服装、化纤、丝织、光机电、小家电、电声电子等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较大竞争优势的产业群，这些特色产业群的形成，被许多经济界人士称作嘉兴的“蒲公英现象”，即若干母体企业或龙头骨干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特别是人才、技术要素得到优化组合，裂变、繁衍成许多新的充满活力的企业群体，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产业，如原嘉善县二轻系统的嘉善电声总厂，其生产规模和产品档次均属国内同行前列，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该厂虽遭到了无情的淘汰，但企业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等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就象蒲公英的种子，撒遍全县各地，为当地电声电子产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截止目前，该县已有大小电子企业１２０余家，形成了扬声器、受话器、电脑多煤体音箱、多层印刷线路板四大类重点产品，全县电子产业以年均４０％的速度递增，成为该县发展最快的一大特色产业。

“杂交”经济

嘉兴位于上海浦东、江苏苏州和浙江温州三个经济圈的交叠之处，三种经济模式的交汇，使嘉兴经济具有“杂交”优势。从发展模式看，嘉兴经济既承受了苏南发展乡镇集体经济的引力，又受温台等地发展个私经济的影响，同时又受上海浦东开放型经济的高强度辐射，从而在嘉兴这片土地上形成了国有、集体、个私、外资经济同台竞技、共生共荣，具有显著“杂交”特点的发展模式。从经济结构看，嘉兴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通过改制纷纷转向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制度，而私营企业也自发地进行股份制改革，形成了国资与民资、国资与外资、民资与外资合资合作等产权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目前，嘉兴原先以国有和集体为主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已明显转入产权多元化的“杂交”状态，民营经济已占嘉兴工业经济总量的９０％以上。这种多元经济模式和成分的交融，优化了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促成了互补，催生了竞争，从而使嘉兴经济迸发出强大的活力。

配角经济

嘉兴距上海约１００公里，位于沪杭苏“金三角”的中心。铁路提速和便捷的高速公路，使嘉兴到上海仅需个把小时。该市充分利用与上海等大城市地域相邻、经济相融、人缘相亲、文化相通的优势，始终把接轨上海作为经济发展的首先战略，与上海建立了稳定的协作配套关系，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配角产业群。嘉兴有个独特的“一二三四五”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即全市区域范围内有一成多农副产品销往上海市场，二成多工业产品为上海支柱产业配套，三成多产品通过上海口岸出口，四成多游客来自上海，五成多外资项目受上海辐射影响而引入。

杠杆经济

嘉兴城市快速发展是近五六年的事，原先每年４０００万元左右的城市建设维护费，使得城市建设欠债太多，制约了嘉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市本级对各县（市、区）的辐射能力也日益减弱。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嘉兴实行负债经营，以路权、政府信用融资，再加上土地收益，将城市资产当作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运作的资本，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使城市这块巨型资产得到盘活、升值，实现了城市的自我增值、自我发展。

近３年间，嘉兴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５０多亿元，建设了城市快速交通网络，实施了外河整治工程和一系列城市形象工程，完善了城市防洪体系，启动了全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使嘉兴城市功能日臻完善，城市形象得到了提升。利用融资实行负债经营，拉动了嘉兴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促进了嘉兴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了城市资源的升值空间。１９９６年前，市区土地每亩四五十万元还不好出手，如今１００万元还灸手可热。嘉兴城市规模扩大后，市区熟地面积约增加了６０平方公里，这已成为嘉兴城市发展的一笔巨大资本；城市空间扩大后，路、桥、广告经营的空间也相应增大，嘉兴城市价值总量也大大增加。同时，城市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外来资本，增强了嘉兴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后花园经济

嘉兴市凭借良好的区位条件和现代化的交通格局，加快推进旅游业的发展。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都市，具有一切现代化的设施和场所，但恰恰少了现代人向往返璞归真的乡村田野风光。嘉兴的“湖（南湖）、河（京杭大运河）、海（九龙山滨海）、潮（海宁钱塘江大潮）、水（水乡古镇西塘、乌镇的小桥流水）”等自然景色，对上海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为了将嘉兴建设成都市的“后花园”，使嘉兴融入上海旅游圈，近几年，该市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江南水乡文化名城”的发展思路，大力整合旅游资源，切实加快景区、景点建设，从而将嘉兴建成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辉映的水乡城市。去年，该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７１６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４７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８０％和７１％。

温州模式是２０世纪浙江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经典之作，苏南模式则是以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加工工业为主要特征，而成为在当时的中国经济舞台上引人瞩目的“样板”之一。在这二者之间，随着温台、苏南的不断调整和创新，嘉兴对两者的融合与贯通，或许标志着中国区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新一轮分化与重组的开始，如果那样，促进社会经济整合的新因素将会很快形成。至少，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幕幕复制与创新交替演进的情景。

速读中国城市（二）

地方改革——排头兵渴望新动力前沿县区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许多地方结合本地实际，不断进行着有益的改革尝试和探索。其中，除了上期我们探讨过的“温台模式”、“苏南模式”等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以外，还有一些曾经在全国产生过强烈轰动及示范效应的发展模式，如诸城模式、海城模式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些地方现在发展得怎样了？他们的改革和发展模式遇到了哪些新问题、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地方改革是否需要重新明确方向？透过《中国经济时报》等多家媒体的深入报道，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改革思路作一重新梳理。

遭遇制度瓶颈 改革陷于停顿

提起山东诸城，人们不会忘记当年那个“陈卖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诸城改制怎么样了呢？《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期，对诸城的改革进程进行了追踪报道。

按照诸城市政府的说法，１０年改革，经历三个阶段。从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７年为第一阶段。在此阶段，主要是以明晰产权关系为重点，对县域企业进行全面改制。当时，该市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亏损面大，债务负担重，后续发展乏力，当地政府在调查分析后，把主要原因归结为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为此，１９９２年下半年在国有小型企业电机厂试点，并从１９９３年５月开始，对城乡企业全面进行改制，主要采取了七种形式：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外资嫁接、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租赁和兼并等，而股份合作制是改革的主要形式，共有２１０家，占改制企业总数的７７．２％。这种改制形式用通俗的说法就是职工平均持股，也就是卖给了职工。因此当时的市领导陈光被人戏称为“陈卖光”。诸城模式由此被外界关注。

在初步实现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的基础上，大多数改制企业由死变活、由亏变盈。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光靠职工入股筹资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而且由于企业做大与个人股本份额相应变小，产权对股东的约束力明显减弱，职工对企业的关切度下降。特别是由于平均持股，经营者所持股本份额太小，缺少足够的责任感和压力感，新的“小锅饭”局面形成，改革又开始陷入困境。

改革不得不进入调整阶段，二次改制也就自此开始。在这个阶段，诸城市主要推行了“四扩一调”。按照诸城市政府的介绍，“四扩”，一是发动内部职工对企业追加投资，扩大股本总额。二是转让银行贷款扩股：在不改变企业与银行借贷关系的前提下，把贷款配置为贷款股，按照自愿的原则，划转到个人名下，在规定期限内还本付息，将债务变股权，变企业负债为股东负债，变法人还款为众人还款。三是量化新增资产扩股。就是对改制企业新增资产进一步明晰产权，量化配送给股东职工，记到个人名下，只作为分红的依据，不得转让、继承、赠予、抵押和变现，待转移或变现时，由出让人照章缴纳个人所得税。四是吸引社会法人资金扩股。“一调”，即调整股权结构：在推行“四扩”的过程中，鼓励经营者和经营管理层人员多参股、持大股、控股权，形成一个持大股群体。

据调查，到去年，诸城市１６２家改制企业，董事长持股５０％以上的５６家，占３４．６％；董事会成员不包括董事长持股５０％以上的４５家，占２７．８％；职工或持股会持股５０％以上的３２家，占１９．８％；其他２９家占１７．８％。同时，在分配制度方面，有些公司在量化新增资产扩股过程中，设置了劳动股，不仅按劳分配、按股分红，还让劳动力参与税后利润分配，探索了新的分配形式。

与诸城相比，海城的企业实际上都属于当时中央提出的抓大放小的“放小”之列。虽然如此，轰轰烈烈的海城改制还是带来了一场“企业是不是一卖就灵？”的激烈争论。当年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海城人心中留下隐隐的刺痛，但是没有人完全否认产权制度改革的确给海城的经济带来了大发展。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仍有某些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框框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束缚。

海城市借助被国家和辽宁省确定为县域综合改革试点单位的有利契机，先后出台了两个“改革二十条决定”。１９８４年改革通过“放权、让利、开放、搞活”，为民营经济发展开缰、松绑，１９９５年的改革则是通过转制，使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两次改革，带动了海城两次大的思想解放，也促进了民营经济两次大的发展。目前，除了传统的镁砂矿和滑石矿产资源型项目外，围绕产品深加工上项目、围绕农业产业化上项目、围绕专业市场上项目、围绕高新技术上项目、围绕新兴产业上项目和围绕社会服务上项目已成为海城民营企业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另外，在海城，民营经济的发展还遇到了另一个障碍——金融环境。海城的一位干部说，这与当年企业改制留下的后遗症有关。据介绍，当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时候，有不少负债严重、资不抵债的乡镇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采取了剥离债务、让企业轻装上阵的方式，而剥离下来的债务由政府承担了下来，政府扮演了债务人的角色。当时举债少的镇有１００多万元，举债多的镇有五六百万元，甚至更高。而有的镇还债积极，有的镇相对不积极，无疑增加了金融部门的压力。有些企业在改制的过程中，债权和债务都被买主接了下来，虽然在操作的时候把无效的债权和债务都剔除了，但还是在做了金融部门大量的工作以后，才完成改制，这又给日后金融部门回收贷款埋下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海城被认为是金融信贷危险区就不足为怪了。而且这些年来，金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面对改革困境，诸城和海城这两个曾经的全国典型，都深深感觉到了地位岌岌可危。他们还能不能站在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前列？能不能创新经济模式？为此诸城人表示要不断丰富“诸城模式”的内涵，而海城人则提出，力争用３－５年，把海城建设成为工业大市、农业强市、商贸名市、旅游新市和现代化开放型河滨城市。那么，突破口在哪里呢？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升级企业组织

诸城１０年改革的脉络很清晰：“改制”、“调整”、“升级”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诸城市政府把企业的发展也大致分为“放小”、“培强”、“做大”三阶段。改革的前两个阶段让大部分企业开始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但它只是完成了救活企业的目标，新出现的“小锅饭”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特别是，在改制初期以股份制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形式登记的企业，按照１９９４年７月１日实行的公司法，其实都是不符合规范的。这就为进一步改革提出了新的考验：企业组织形式需要升级。

今年５月间，国研网发表署名文章，对山东诸城和江浙一带的企业进行对比，认为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这两个地区企业得以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目前，诸城市的企业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在做这件事情。政府也在引导企业继续深化改革：

１对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集团，将其核心企业和紧密层企业改组为规范的公司，完善出资人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并实行增资扩股和资产重组，使母公司注册资本超过５０００万元，组建五个以上子公司，使子公司注册资本之和达到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２对股东人数多、规模大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四扩一调”的基础上，经营管理层持大股作为自然人股东，一般职工股东组建内部员工持股联合会作为法人股东，共同出资将股份合作制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３对股东人数少、股权相对集中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具备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和注册资本条件的，在职工股东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内部股权转让，直接由股份合作制转换为有限责任公司。

４对整体嫁接改造和资产重组的企业，将原企业内部职工股整体规范为内部员工持股联合会，与其他企业法人股或外资股共同组建公司制企业，原企业予以注销。

５对困难企业，在资产债务重组的基础上，直接按公司法的要求组建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老企业的淘汰和新企业的催生，实现企业组织形式的升级。

同样，当年海城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于有一批能人在组织生产和市场，甚至有专家因此将海城模式称为“业主制”。这些业主包括私营企业主和１９９５年前后企业改制过程中形成的业主，这些业主在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之后，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就是企业如何从传统的管理方式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渡。

海城人通过实践，认识到一个企业不管是私有制还是股份制，重要的是要有创新意识、创新力度，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首要条件。好的产品要有好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来保证，反过来好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会促使企业不断更新产品，寻找市场、适应市场。首先是人员能力与现代管理的适应，营销网络与营销规模的适应；一方面是对重组资产企业文化渗透、管理模式的统一。在规模与效益的协调平衡上，努力寻求市场的最佳方位。该市的西洋集团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们通过推动组织结构的调整，来提高企业管理能力，优化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理顺内部关系，缩短管理链条，建立科学的母子公司集团体制。西洋集团总裁认为，集团管理层次应该控制在三层以内，要防止体制的退化，保证决策的透明，分工明确，贯彻到位，措施得力，才有利于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政府有所为 有所不为

１９９２年开始的诸城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动的，二次改制则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生产力的“暴动”下由企业主动发起的，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淡出，退身成为改革的推动者。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结果来看，政府在企业里占有的股权比重已经很小，大部分都退出了，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所以说，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靠自身的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管理方面的创新；作为政府，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有限，但是，诸城市政府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所作为。

首先，作为政府的分内之事，主要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其次，在股权市场的建设上应发挥作用，以解决企业发展中的融资问题，同时为持大股的经营者提供股权退出通道。政府利用其外部关系和网络资源优势，为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再次，在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方面，董事会、监事会的权力如何有效制衡，需要用制度建设来推动，政府在这方面产生作用：把职工的股权集中起来，形成持股会对大股东产生一定的制衡作用。目前，诸城市政府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但还应当继续深入。

海城也在做着同样的检讨。海城市委书记张殿纯说，“海城市政府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还没有完全转变。”他说，政府在生产环节抓的还是比较多，比如说上项目，往往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软硬环境，南方发达地区的政府讲究构筑环境、创造条件。我们讲安商、富商、乐商，也没少下功夫，但是效果并不很好，因此政府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要转变到创造软硬环境上。“南方的民本经济的思想浓厚，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只要民众富裕了，党委、政府需要提供什么就提供什么，只要是民众要干的事，大家都能富裕，政策就向这方面倾斜。”

不久前，海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被辽宁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开发区可以说是海城对外引资的一个窗口，也是海城未来经济发展的舞台之一。为使更多的外商企业在海城落户，政府做出决定：只要是法律允许的并坚持合法经营、照章纳税的外商企业，海城人就大力支持。同时要求各有关单位不准以任何名义到外商企业进行乱收费、乱检查等活动。同时，为了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海城市除了引导企业组建集团，凝聚企业合力之外，还把更重要的精力放在建设发展载体上，比如说实施“三个十”工程，就是在工业上建设十大加工园区，农业上壮大十大出口基地，第三产业上发展十大专业市场。通过“三个十”工程使民营经济一进入这个载体，就能够享受到统一的政策、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服务。

期待放松金融管制 改善金融环境

通过改制和二次改制，诸城的企业逐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但这个大和强，是相对自身纵向比较而言，真正想要做大和做强，还需要不断努力，加快产品、技术、管理的创新，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这在诸城已成共识。但是，创新需要有很强的资本实力支持。

然而，尽管诸城市政府为保护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想了很多办法去优化环境，但并不足以让企业完全满意。当企业被问及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时，“缺少资金支持”、“饱受资金困扰”之类的回答几乎异口同声。他们反映，企业融资渠道有限，向银行借贷，往往难以逾越贷款门槛；与此同时，地方的民间资本却没有合适的投资渠道。另据了解，在利用资本市场方面，诸城一直希望把得力斯集团和诸城外贸公司等企业培植上市，但至今没有如愿。

上市，也一直是海城企业尝试去做的，但是上市何其难。肥料大王周福仁的西洋集团从１９９５年起就想在国内Ａ股上市，周福仁说，“中国的上市规则很复杂，监管部门对民营企业规定的上市门槛很高。”他清楚地记得，１９９７年，辽宁省共有四个上市指标，西洋也去做了争取，但是没有争取到。随后的几次争取也都宣告失败。不过２００１年周福仁等到了机会，美国一家资本集团看中了西洋集团的实力，要帮助他上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西洋集团赴美的上市之路开始了，目前还在申办的过程中。据悉，去年全国已有２００家企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到海外上市，这些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企业在国内上市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很高，而相比之下，到海外上市尽管资金成本比国内高，但能节约时间。资金是制约海城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正因为如此，各种融资的手段都被海城人尝试着。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刚刚完成一项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课题——诸城产权改革研究。该中心的有关专家表示，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除了地方政府不断努力之外，还需要中央政府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打破垄断。一是允许成立地方股权流动市场；二是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成立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

始于１９９２年的诸城中小企业改革，曾经被认为是“启动了工业经济运行的深层次活力”。因为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名噪一时的海城模式，也被誉为“政府调控间接化的市场经济体制雏形”。但现在他们都碰到了诸多改革难题，亟需改革新动力。

速读中国城市（三）

城市基石——广东“四小龙”铺就新型工业化之路

编者按：城市化离不开工业化，工业化需要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建成符合城市特点，体现城市发展方向的现代经济体系，其中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党的十六大所指明的一个战略方向，在今后我国城市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方面，珠三角一些城市已经走出了一条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东莞：从制造业基地走向制造业名城

《中国经济时报》在今年７月间所做的“二十年中国看广东系列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评论东莞：东莞是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巨型城市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城市之一。更重要的是，东莞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

但东莞市委书记佟星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却表现得十分谦虚，迄今为止，东莞还没有完成最后的城市化转变，从制造业基地到制造业名城，东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我们把东莞定位为以国际制造业名城为特色的现代化中心城市，但这个现代化中心城市从能级上讲，不是国际性中心城市，也不是地方性中心城市，而是一个处于广州和深圳之间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

佟星认为，东莞城市化进程的最终完成，关键在于进一步调整生产力布局、整合村镇功能、变革管理体制、推进农民向市民转变。制造业的发展和繁荣是东莞城市发展和繁荣的基础，同时，东莞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反过来又为产业创造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和条件。最重要的是，以产业发展带动城市发展，以城市发展促进产业发展，能有效避免留下各种因发展而产生的后患。然而，和我国其他地区制造业一样，东莞制造业的大部分产业的技术研发、生产管理、销售市场等方面还掌握在外商手中，“东莞造”也面临提高技术含量、促进传统制造业的自动化、带动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制造业信息化问题，这是影响城市发展后劲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当今和未来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也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加工制造业，变为更多地直接依靠知识、技术、智能进行生产、交换、分配的制造业。信息和信息技术的运用成为制造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实施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是制造业应对经济全球化、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一向先行的东莞市，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为提升“东莞造”的国际竞争力而探索各种可行的路径。２０００年，成立“东莞制造业信息化服务中心”，为供应商和企业制造商搭建一个沟通平台，为制造业企业进行市场分析，提供信息化总体方案，找出解决办法。２０００年６月，东莞市科技局联同广东工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设立一个“虚拟协作制造网”，针对不同行业的不同环节，开发了九大应用软件，为中小企业提供完善的信息化服务并协助众多企业建立了自己的信息化系统。去年，东莞还自行举办了一个“制造业信息化解决方案”的博览会，为技术供应商与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对接桥梁，为参展制造业创造商机，为制造企业提供了一次用信息化武装自己的机会。有理由相信，５－１０年后，东莞的城市集聚力和竞争力都将从整体上得到提高，不但有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优势，而且会成为ＩＴ产业发达、综合实力雄厚、创新功能突出、城市环境优美的现代化中心城市。

顺德：以“两大整合”承接全球产业转移

在广东的“十五”规划中，顺德已被列为全省７个人口规模５０万人的大城市之一。曾誉为“广东经济四小龙”之一的顺德，面对新的宏伟蓝图，她在思考着什么？在《经济日报》今年推出的顺德系列报道中顺德作出了回答。

顺德位于经济发展极为活跃的“珠三角”城市群中。但是，“城市化进程滞后”，已经成为顺德务必迅速改变的弱势。“有经济没文化、有城市没中心”是这种弱势给顺德带来的尴尬。顺德市市委书记冯润胜说，“我们以前走的是城乡一体化道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工业资源浪费、污染难治，第三产业薄弱，产业发展极不协调。城市化滞后，不仅影响到工业化提升，而且加大了发展成本，削弱了发展后劲。”

“把住有利时机，掀起新一轮经济发展高潮”，是顺德人提出的新口号。这句口号，成为了顺德再次超越的起点。与以往不同的是，顺德这一轮超越举起的是整合大旗。“整合各类资源，优化发展环境”，这是顺德人在审时度势之后形成的共识。

整合首先从集约工业园区开始。将那些相邻的分散、小型、不配套的工业园区集约成大型工业园。为了使工业园区尽快形成规模，顺德提出，新一轮的工业园整合，要注意以群体集聚发展的原则指导招商，利用产业自发聚集的特性创造条件，因势利导，引导和扶持优势产业的连片植入，并适时扶持设立统一的研发、检测等公共平台，促进产业专区的萌芽、发展和壮大，促进各工业园区特色经济的成型。

政府，是顺德人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的整合对象。早在１９９６年顺德人就率先实现了政企分开，建立起了一个开明的政府。可８年多的实践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分开只是一种适应之态，而政企携手发展经济才是主动之态。用冯润胜的话来说，对于一个有责任的政府而言，只有建立一种“在产权上政企分开，在利益上政企携手的新型政企关系，才能抵御市场的激烈竞争，才能营造出地方经济的活力。毕竟，优质服务要胜于优惠政策，优质服务加上优惠政策将促进优质发展”。从开明政府到责任政府，顺德市为企业发展搭起了一个更高的平台，其政府改革也比那些至今仍致力于政企分开的政府又胜一筹。

有人作了这样的总结，顺德这一轮大整合的实质在于从城乡一体化走向城市现代化。这两者最大的不同是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后者比前者具有更加明确的功能划分、更强的资源聚集能力、更有效的环境治理和保持能力。

南海：在信息化平台上打造城市化基础

如果不是《中国经济时报》在今年八九月间所做的系列报道，很多人恐怕还不知道“中国信息第一市”没有诞生在人才济济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而是在小小南海这样一个县级市。

有人说，南海之所以对ＩＴ巨头们具有吸引力，是多年来超前的信息化硬件建设营造了信息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与氛围；也有人说，是“国家信息化试点市”这一金字招牌产生的强大力量。这些都不是南海独具的魅力——南海是以开放和宽容的发展环境成就了今天的事业。用南海市市长陈仲元的话说，新“南海模式”完全是“借脑洗脑”的结果。南海市政府的想法是：“我们身在南海，又要能跳出南海，要将来自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与地区顶级人才的思维融入南海经济发展思路中，利用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

但是，信息社会与工业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它特别强调专业化的发展环境。首先，它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容纳有个性的优秀人才的聚集；其次，它还要有能力将优秀人才互相碰撞产生出来的新信息及时转换成经济效益。信息产业成功的这两大要素南海都具备。

ＩＴ平台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且是引起社会结构巨变的一场革命。很多人以为，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就是政府靠边站、企业自己打天下。这种理解其实只对了一半。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特别是ＩＴ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进入世界工业链，但世界工业链对企业的要求非常苛刻：不但要生产低成本，还要做到物流和库存低成本，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单个企业靠努力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大规模的产业集聚和城市功能集聚的支持。所以，企业背后的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里所说的环境，也就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按南海的说法就是，信息时代的社会，是一个扁平的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横向平等的关系，而不是纵向管理的关系，政府应为企业服务，而不是指手画脚。

南海信息化建设以前讲两条。第一条是企业信息化，利用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第二条是利用信息技术改进社会管理方式，推动社会管理信息化。现在南海还要加上第三条：提高市民的信息化素养。

中山：从产业大树到产业“森林”

近年来中山市载誉颇多：“全国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联合国人居奖”……中山市历届政府不仅像许多地方那样，舍得花费大量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为了拒绝污染，宁可把巨资拒之门外。据统计，从１９９１年以来，全市共否决正式报审的污染严重项目５５项，其中仅５个大项目的投资合计就达６３亿元。在这些令人振奋的数字吸引下，《经济日报》的记者走进中山，感受到那里的人有一种全新的城市经营理念。

中山特别注意营造“工业生态圈”，始终恪守“宁可少要１亿元，也不引进一个污染严重的项目”的信念。ＴＣＬ老总在把一个空调企业落户中山时说：“森林里才能长出大树。”这似乎点中了“要害”。

自１９９９年起，中山市全面推进“工业立市”战略的实施，进一步调整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全面提升产业素质，着力营造产业氛围，创立品牌园区。目前火炬高新区内的电子信息科技园、健康科技产业园等工业园区的建设已全面提速，初步形成了产业规模优势，从而成为能够吸纳和承载国际资本的“洼地”，成为适宜于那些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品牌卓著的“大树”成长的“森林”。台湾某电脑公司在考察了中国多个地方后，于１９９８年投资２９００万美元在中山建厂。良好的产业环境使该公司的工厂迅速建成投产。不久，他们又增资６９００万美元扩产。这棵“大树”的示范效应，使国基电子、协昱电子等多家台资企业也移师中山设厂，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供应链和一片新的产业“森林”。产业生态圈的良性发展，使中山的ＩＴ产业发展到了目前的８００家企业和１０万从业人员的规模，产值已占到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４０％，从而成为国内最大的ＩＴ产业基地之一。

中山市正在新的城市经营理念引导下，实现着环境、产业、政策的有机整合和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有机结合，推动着经济和社会向前发展，迎接新一轮的挑战和竞争。

速读中国城市（四）

城市目标——中国领先城市的城市定位及发展目标前沿县区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大城市正驶入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快车道，结构整合、重组优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的目标正引导着中国的城市部落迈向一个新的时空与纪元。

上海触摸世界级城市

按照国际上关于国际性城市的一般标准（沿海、深水港、金融、制造业发达），上海可能是中国最具国际化城市发展潜质的城市。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众多国际跨国公司、金融巨头开始把上海作为其进入中国的桥头堡，纷纷把其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移至上海。１２月４日，上海成功赢得２０１０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舆论认为，世博会的申办成功，将进一步提升上海的国际地位，使上海朝着国际化城市的目标迈出最为实质性的一步。八年之后，上海将基本形成国际化城市的格局。

２０多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深圳、珠海等四个沿海城市破题，却单单把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放在一边。现在分析看来，不是别的，正是上海独特的战略地位的表现。正因如此，当第二轮改革热潮涌起的时候，以浦东开发为标志，以城市现代化为目标，上海成为中国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的一个重要转折。并且，以上海为龙头，长江流域十多个城市共同开发开放和城市化格局的形成，成为中国现代化最为活跃的一个地区。

无论是上海１９９９年的《财富》全球论坛，２００１年的ＡＰＥＣ会议，正在建设中的以Ｆ１国际赛车场为看点的投资５００亿的国际汽车城，还是获得２０１０年世界博览会主办权，我们无不看到上海触摸世界的身影。甚至在一个个小细节上，都能透出上海这个城市的苦心经营。为了塑造国际形象吸引外来投资，上海近年发动了近乎运动式的造绿行动，甚至不惜牺牲黄金腹地动迁大量居民建成了上海最大的城市绿地——延中绿地；为了防止旧式居民小区的楼宇窗前挂满了戏称为“万国旗”的晾晒衣物损害国际化大都市形象，上海颁布实施《上海市市容卫生环境管理条例》禁止悬挂衣物，这一系列的“作秀”甚至引发了西方国际通讯社的评论：在上海，外国人感觉这是中国最与他们接近的一个城市。

上海先后在中国设立了最早的证券交易市场、钻石交易中心、白银交易市场、黄金交易中心。上海金融业对外开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迄今已有外资保险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５１家，约占全国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总数的１／３，比较健全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已在上海形成并不断完善。当然，由于目前国内金融业发展基础还不稳固，人民币在短期内还不能自由兑换，决定了金融业“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另外，强化服务理念和推进技术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将是上海金融业发展的一项长期任务。

《财经界》最近公布《２００１－２００２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具综合竞争力的城市。这种品牌效应无不影响着周围的每一个投资者。今年以来，几乎每一个月就有一家跨国公司将其区域总部移师上海。“总部经济”正成为上海利用外资的新模式，并成了在更高层次上牵引上海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其最大的特点是不仅推进了上海自身的产业结构转移——譬如浦东，１４５家跨国公司已投资项目２００余个，促使浦东的产业结构、经济规模和技术先进程度等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加速了上海建设国际化都市的步伐，使其更具有巨大的辐射性，“总部经济”向周边地区辐射的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和物流等难以估量，也正因如此，上海咄咄逼人的气势曾一度使有着“东方之珠”美誉的香港惶惶不安，香港媒体曾经将上海与香港的各项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标一一对比，指出上海的这种发展趋势不久以后就会超过香港。

当然，上海市有关决策者对自身存在的差距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六届沪港经济发展与合作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陈良宇就说，经过近年来的发展，上海在“硬件”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软件”建设上，特别是在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和信息化方面，与世界先进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需要向香港学习。《解放日报》近日公布了一份题为“上海建设世界级城市的现状、差距与构想”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有关专家也指出，瞄准世界级城市，上海在对外开放度与投资方面还有待拓展，在政府职能、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研发能力、人才培养等软件指标上，上海还需做进一步的努力。

在去年召开的上海市党代会上，上海提出了城市发展的总体思路：２１世纪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国际化大都市。到２０１０年，基本形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国际化大都市，基本形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主体框架；基本形成国际性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基本形成国内外广泛联系的全方位开放态势；基本形成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运作方式；基本形成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文化结构和与国际中心城市相称的健康向上的社会风貌。

北京新理念规划国际大都市

北京市提出到２０１０年率先在全国实现现代化，构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有关专家指出，北京要想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就必须提升城市的整体功能，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都市产业，强化北京市的政治文化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以及国际管理控制中心的功能。

据今年５月间《北京晚报》推出的特别报道称，北京将在旧城区之外重点建设三大功能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商务中心区和奥林匹克公园，以凸显北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形象

中关村１０年内将成为信息资源最密集的世界一流科技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规划中提出，力争用１０年左右时间把中关村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包括海淀园中心区、发展区和环市区的高科技工业园区，覆盖了全市科技、智力、人才和信息资源最密集的区域。

“８０年代看深圳、９０年代看浦东、２１世纪看中关村”，这个口号已经得到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认可。目前，北京这个新的ＣＩＤ的概念已经脱颖而出。ＣＩＤ即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直译成中文应该是中央信息区，或者中央科技区。中关村地区由于拥有世界罕见的人才资源与科研院校，加上政策扶持，必将成为世界一流的的ＣＩＤ。

同样，ＣＢＤ和奥运会相关场馆的建设也面临着如何与城市整体功能相协调，特别是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相协调的诸多问题。

　　ＣＢＤ五年形成现代气息浓厚的国际商务中心区。北京的商务中心区位于市区东部，这里集中了北京市大量的涉外资源，区位优势明显，商业氛围浓厚。经过近１０年的开发建设，这里已经成为首都最富有活力和最具现代气息的地区之一。

奥林匹克公园６年建成更人文更平民化的现代健身休闲中心。北京奥运中心区位于北京北部，占地４０５公顷，结合北部森林公园和南部中华民族园，形成１２１５公顷的奥林匹克公园。“赛后这里将是一个公共中心，因此这里的建筑将以公共设施为主。”

在城市竞争力发展过程中，科技园区是成长与改革发展的龙头，因为适应信息技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我们必须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用高新技术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用高新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客观来说，中关村科技园区在国际竞争力的各个要素上，离硅谷、新竹等成功的科技园区的发展水平还有相当距离，创新效率相对较低、产业聚集效应不够明显、投融资体制不完善……因此，把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成世界一流科技园区任重而道远。

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国际化大都市研究课题组日前推出的一份课题报告也指出，建设一流的国际城市，不仅要有比较强大的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为依托，要有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最根本的是要以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为基本驱动力。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国际经济参与度，将最终决定北京的国际、国内地位。以北京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到国际化大都市目标之路还很漫长。系统规划、稳步推进依然为北京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基础工作。

广州２０５０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根据这一新任务、新要求，广东提出了争取在本世纪头５０年实现新的“三步走”的奋斗目标：到２０１０年，全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争取达到１００００美元，比２００２年翻一番，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２０２０年，力争全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２０１０年再翻一番，达到２００００美元左右，基本进入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到２０５０年，力争全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２０２０年再翻两番，整体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近年来，广州一直把工业化摆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强调调整优化工业结构，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坚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以应用高新技术及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并举，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提高产业竞争力。包括电子通讯设备、汽车、石油化工在内的工业项目在城市发展中的支柱作用越来越大。

广州市委书记、市长林树森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营造适宜创业发展和生活居住的环境，是全市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环境，发展社区服务，方便群众生活；不断完善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着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提高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水平；扩大市民居住空间，创造整洁优美的环境空间，建立融洽互信的交往空间，提供多层次的教育文化空间，拓展市民休闲娱乐空间；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完善就业培训和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形式多样化和就业机制市场化。

从明年起，广州又将大兴土木，掀起新一轮建设高潮。在推进这项工作过程中，广州将始终坚持“两手抓”，一手抓适应，一手抓提高。适应，就是要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完善现有交通网络，打通丁字路、断头路等，解除城市交通的瓶颈状态；提高，就是要高起点、高标准地规划建设新机场、高速路、“三港”（航空港、海港、信息港）等，其中新机场是目前我国唯一按枢纽概念建设的机场，广州港也已跻身世界十大港口。会展中心、大剧院、博物馆、科学馆等也是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必不可少。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推出的“二十年改革开放看广东”系列报道中指出，广州在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思路很明确：加强合作，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集聚和发散功能。一直以来，广州是以开放的心态加强与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合作，利用广州中心城市在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为建设广东经济强省作贡献。

广州正在加快实施的“南拓、北优、东进、西联”发展战略，在产业布局方面充分考虑了与周边城市产业的衔接。“南拓”重点是加快南沙开发，规划发展现代物流业、临港工业和资讯产业，进一步发挥广州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大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空间合理布局。“东进”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核心地带，使广州的装备工业与东莞、深圳的加工制造业相融合，共同构筑广东东部大型产业带。“西联”将与佛山、南海的产业衔接，构筑强大的广佛都市圈。

当然，相比北京的奥运和上海的世博会而言，作为珠三角龙头的广州似乎显得寂寞了许多，也感觉到了压力。所以，在釜山亚运会召开的时候，广东部分人大代表“上书”省体育总局，建议在广州实现“大变”的过程中，申办２０１０年亚运会。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召开的广州市体育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广州市要在２０１０年建成与广州现代中心城市相适应的体育强市，积极争取申办２０１０年亚运会，据悉，这一申请已正式提交国家体育总局。这从侧面反映广州及珠三角在新的经济赛跑中的新一轮热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