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

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小接受儒家教育，受到孔孟思想的熏陶，18岁到长沙，20岁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1918年师范毕业后，经杨济昌介绍，由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在北京，他初识陈独秀，并接触到马列主义。1920年他回到长沙，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翌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其时毛泽东28岁。10年后，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3年后成为11名政治局委员中的一员。1935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央军事指挥三人小组之一。在1943年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被推举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从此，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直到去世。

毛泽东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在长沙读书期间，他就常到省立图书馆读书。历代古籍和时新报刊，他都很有兴趣，认真阅读。他既佩服朱熹、王阳明，也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他的文章和讲话，引经据典，处处闪耀着儒家文化的光芒。在他的《矛盾论》、《实践论》中，则可以看到胡适和陈独秀早期著作的痕迹。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四史》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两部书他反复读过多次。这两部书，伴随了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还经常翻阅并作了大量的批注。他为什么对这两部书情有独锺？他在这两部书中发现了什么，领悟了什么？当然无法臆断。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两部书让毛泽东知道了中国历代帝王的权位，除了继承祖业者外，无不是通过武力、权术与机巧取得的；知道了帝王的权位，随时都存在着被人争夺的危险；知道了斗争充满着整个社会，贯穿着全部历史；知道了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知道了武装力量在政治斗争中的价值；知道了王朝兴衰更替的多样性和戏剧性。也许，正是这两部书孕育了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孕育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斗争策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24字箴言，就是他在长沙读书时写下的。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在这24字箴言中已经初见端倪。《周易》中称天、地、人为三才，三才之道叫做天道、地道、人道。道家则把宇宙分为三界：天界、地界、人界。二十四字箴言中的天、地、人，是指天道、地道、人道抑或天界、地界、人界？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你愿意怎么理解就可以怎么理解，可能全对，也可能全错。其中的深意，只有他自己知道。

毛泽东从一个儒家学说的信徒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花了3年时间。毛泽东是在29岁以后才开始自学英语的，在此之前，他不懂外语，也没有出过国门。那时的中国，马列主义著作的中译本是十分稀少的。毛泽东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短短的几年里，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且比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年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闻天等人更权威、更有话语权，实在是一个奇迹。1975年他曾经在一份文件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可见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领悟上，毛泽东与党内的其他同行有着很大的差异。毛泽东把斯大林主义看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列宁去世后，一直在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是斯大林和斯大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而斯大林推行的只能叫斯大林主义。

其实，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画等号，它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斯大林主义最显著的标志，是以托洛斯基为最主要的敌人。而最新的研究表明，托洛斯基其实是列宁的真正战友和传人，是十月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和指挥者。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说，斯大林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可谓一针见血。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就是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极端的个人专权、拒绝社会和谐发展于一身的斯大林主义的失败。

毛泽东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做过农村调查，搞过农民运动，开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对中国农村，对中国农民十分了解和熟悉。正因为如此，他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理论，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堪称独立思考者的典范，是一个彻底的“反对本本主义”者。纵观他的一生，他从来没有无条件地遵照过任何的权威教条，包括马、恩、列、斯的教条，也没有无条件地服从过上级的指令，包括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令。他认为对的，就执行，他认为不对的，就不执行。他曾公开批评过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批评张国焘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当时陈独秀和张国焘的职位都比他高，是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的文章和谈话，很少引用马、恩、列、斯的话语，而儒家著作中的成语和典故，他却常常脱口而出，诙谐风趣，妙语连珠。这也说明他对中国古籍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对马、恩、列、斯著作的熟悉程度。不墨守成规，既是毛泽东的秉性，也是他具有非凡的军事胆略和政治魄力的表现。同时也是他的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斗争艺术的表现。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正在于此。

毛泽东是一个理论大师，任何问题，不论巨细繁简，他都能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和解释，并根据其理论作出全新的结论。他的这一才能，常常使得他的对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毛泽东还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只要他认准了目标，他就毫不动摇地、坚定不移地以至不惜代价地向目标迈进，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他的前进。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一旦把谁确定为对立面，那就非征服打倒不可”。

毛泽东是一个风云人物，是一个历史巨人。他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毛泽东是一个以天下为家的人，他没有巨额存款，没有建造私宅，甚至没有享受应有的天伦之乐。他在临终之前，没有一个儿女在身边。他的妻子江青，只是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受组织安排，在他的病榻旁轮流值勤。去世之前，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直到去世，他也感到壮志为酬。比如1975年夏天，毛泽东在病榻上读到一首宋人的词，突然大哭起来，涕泪横流，不能自抑。医护人员急忙询问原因，才知道他只所以痛哭，是因为读到南宋文学家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一词。词曰：“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有学者解释说：毛主席联想到，如果北方的邻国入侵我国，中国北部的大片领土沦入敌手，那末今日的中国也将出现南宋那样的情景。北方已是“河洛腥膻无际”，而南方的妥协投降派却只想划江自守，偏安一隅，表面上还装一付英雄模样。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毛主席时已年老力衰，终有如陈亮在这首词里表现的那种不畏强敌、长驱破贼的英雄气概，也是力不从心了。

事实上，以上的解释只是从词的本意来揣测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来分析他痛哭流涕的原因。这样的解释多少也有些道理，但让人感觉有许多牵强。

在毛泽东诞辰之日，仅仅歌颂毛泽东是幼稚的。作为历史伟人，人们还要科学地分析和认识其在历史上的功过。原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在《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中谈到，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在毛泽东研究中，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动和思想（主要是晚年的“左”的错误）。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并不亚于他们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

以前，人们常说，中国自1949年后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这种说法虽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却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因为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经过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他以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争朝夕，追求大同之境，左右了国家的一切，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真正做到了“系天下安危于一身”或者谁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

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期间，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谈到“文革”十年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而且一直在发生影响。当年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说过，“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他们是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果然，这种人旧习不改，尤其1989年后，又大大出现了这种翻腾，于是1992年初，邓小平不得不作南巡讲话，告诫全党上下，“左”的错误是根深蒂固的。所谓“根深蒂固”，当然同毛泽东晚年错误分不开。因此，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研究毛泽东执政时期的方方面面，理清事实，探讨根源，仍是不可推卸的长期任务，仍同我们当前的建设和未来的走向紧密相关。不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问题，不彻底查明前三十年（1949至1978）走过的大大小小的弯路，不彻底弄清“左”为什么根深蒂固的全部历史，中国就不能轻装前进，就还会犯错误、走弯路。

中国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是条长腿，政治体制改革是条短腿，致使中国不能大步前进。其关键就在执政党没有彻底清算过去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同“左”的结合，奉行斯大林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混合模式。毛泽东承认自己是搞“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有点个人崇拜”；追求“君师合一”……，于是才全民手摇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文革十年“砸烂一切”，将人类社会历史进步所依靠的民主、自由、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统统踩在脚下，致使整个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至今回顾，仍不寒而栗。

有鉴于此，1980年邓小平作了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可惜的是，报告中讲到的种种措施，近30年来未能得到认真落实，大陆还是习惯人治，习惯家长制，习惯个人说了算；还是一个权大于法的权力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法治社会；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乃至执法犯法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这就是腐败难治、民意难申、言路阻塞、党的威信日益下降的根本原因。 

我们这个民族患有严重“历史健忘症”，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的苦难。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科学研究和评价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比如毛泽东的民主观，为“轻诺延安，寡信北京”；毛泽东法制观，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泽东的建设观，又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背离实际和经济规律。正如有些学者所说，毛的性格是“他可以负人，人不可以负他，颇有些曹孟德气度”；毛的为政、治国方式，承袭了古代君主在整治政敌和驾驭臣民时常采用的一些手段，“不守常规，不讲章法，无巧不取，无所不为”；“太史公笔下的汉高祖，既有旷世雄主之风采，又有肖小徒辈之行色，几分雄才，几分痞气”；“明太祖朱元璋则把谋害大臣的事做到极致处”；“毛泽东虽不好与史上名君相比，但作为能夺得天下者，自是有许多过人之处，自是一个在整治人事方面的长袖善舞者，阴柔之道也是烂熟于肚中的。”毛泽东晚年多病，却不爱吃药，常同医生闹别扭；这种讳疾忌医的倔劲，不仅表现在医病保健上，还表现在施政用权上，既不愿吃健体之药，也不愿吃治国之药。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也是世界有影响的人物，因此中国时兴一股“毛泽东热”，是可以理解的。关键的是在现今中国文化思想界，不仅“毛泽东余威”犹存，而且还有“文革”余孽和积习不改的文化酷吏及其走卒。因此，有良知的有公平之心的知识人，应将毛泽东严厉地摆在历史天平上，畅所欲言，敢言人之不敢言，还毛泽东以科学、公正、实在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