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中国基尼系数超0.5 可能致社会动乱

缓解四大失衡提振内需的十条建议

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民富才能国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内需才能拉动,经济复苏才能持久,社会才能稳定。为缩小贫富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从严重依赖外需过渡到主要依靠内需的支撑,我们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开始,从制度、体制和政策上,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切实解决财富分配方面的四大失衡,使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制度的天平应向“贫弱”一方倾斜:

一、完善分配领域的税收体系

通过税收增减来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是最有力的减少社会阶层矛盾和动乱因素的有效手段。

要改变我国在初次分配中把过多的资源分给强势群体和大企业的做法,并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众倾斜,财税要瞄准消费倾向大的普通百姓采取让利政策:(1)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普通百姓的征税额,取消低收入者的纳税。(2)尽快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房地产增值税等税种,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些补偿。(3)对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买股却十几元、几十元卖股获得暴利者,应征收暴利税。(4)应根据贫富程度和收入差别拉开税收的不同档次。(5)将从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以此促进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转向保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

二、大幅提高职工收入和投资者收入

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达30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国富民强成为奢望,更使中国的消费市场无法拉动。中国工人平均工资至今仍只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6%。而且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因此,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广大群众工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堵住最大的掠夺民众的通道。新股应全流通发行,而且公众股和大小非、大小限股票的发行成本应接近。这样,大小非对市场的冲击和压力也会减少,公众股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被大小非和机构剥夺。同时改革新股询价制度,改变超高市盈率发行,在一级市场制造泡沫到二级市场掠夺的不合理现状,解决特权机构的无风险暴利、上市公司高价圈钱等弊端。

另外,中国股市是全世界融资比例最多的市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多数国际市场都没有发行几只股票。然而仅2009年下半年,中国股市就替上市公司融资达5000多亿元,仅12月份一个月就发行新股35家,而且发行市盈率高达70倍甚至100倍!超过上市公司需要募集的资金200%多甚至300%!建议制定严格的措施和规定,遏止上市公司“铁公鸡”现象,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合理分红,同时控制新股发行节奏,逐步形成真正鼓励长期投资的环境。

三、变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为向中小企业倾斜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过多地把资源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而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的状况并无改变,各级政府还将许多优惠政策向外资企业倾斜,然而外资获得的利润再多也是要全带走的,并不能惠及中国老百姓。而真正吸纳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多少优惠

因此,今后国家应更多地将优惠和扶持转向国内中小企业,除向民营企业开放许多行业的准入禁区外,还应在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上给予更多的倾斜。

四、加快社会保障和医保改革进程,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由于前期民生欠账过多,现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高达万亿之巨,而且空账每年还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而个人账户现有实际资金的总额不超过500亿元。应趁着现在政府财政殷实,储蓄率高,尽快把民生的欠账补起来,把钱实实在在地投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

五、加大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救助弱势群体

在改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同时,还要在三次分配上下功夫。即动员民间资源,通过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进行第三次分配。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救济特困阶层;同时在税收上实行慈善抵税制度,财政杠杆上给慈善捐助以鼓励。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和慈善捐助,共同进行慈善事业,可以和政府行为互相补充。

六、将垄断行业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范畴

针对四大失衡状况,一方面向民众倾斜,另一方面要对占有过多者有所遏制。打破垄断,放开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让国内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充分竞争,同时放松政府对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之手从这些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发挥市场的选择优势。当这些行业不再享受垄断暴利,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逐步拉平。

同时,应完善国有公司治理和规范高管薪酬。对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应加以限制,高管薪酬与职工收入增长一般不应超过职工工资5倍,以合理的分配机制鼓励广大职工和科技人员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还应迅速落实公布官员及子女财产的制度,人民的公务员不能接受人民监督,这在哪个国家都是说不过去的。

七、大幅降低政府开支,节流部分用于惠民

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据统计,2007年我国政府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9%,美国为9%,欧洲为5%,而日本仅占4%。这些年我国GDP每年增长不到10%,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显得极不正常,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豪华办公楼、公务豪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几项所耗费用就十分巨大。

因此,要采取硬措施约束政府的行政开支,减少公共财力被滥用,改变弥漫于官场的奢靡风气,增加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八、完善国家规则及干部考核评价指标

放弃只看重GDP的考核方式,以人均收入的提高为主要的考核指标。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起,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计划指标之一。把保GDP增长变为保利润、保人均收入增长,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理念。

九、有效约束官员权力,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由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构架决定了民众对政府几乎没有制约能力,而且近十年来政府越来越强势,政府官员把持和支配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权力,在权力集中化和经济市场化并行的过程中,不少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与民争利的现象时常发生。

例如,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成为卖地商,官商勾结本是政治的大忌,有些地方甚至是官商一体。在农村土地征用中,不少地方的农民利益也处于严重的被剥夺中。

因此,在土地出售、行业准入、中小企业支持等领域,政府应向民间让利而不是与民争利这是拉动消费的当务之急。

十、政治体制改革应有实质性进展

目前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演化过程后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因此,扎扎实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分配结构调整、减少贫富差别、拉动内需的必要前提。

因此,应通过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改进舆论监督机制、维护互联网网民的充分议政权力,来有效增加民众权力,以形成对官员权力的少许制约,促使权势集团向公众利益有所让渡,这既对保护干部健康发展有益,又能使减少贫富差距、拉动国内消费的举措真正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