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日本人看晚清：腐败不止官场 人心腐败已达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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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月14日，已是农历腊月廿三。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逝世还不到3个月，全国人民显然（或者显得）还必须沉浸在悲痛之中，北京城自然还是八音遏密，过年的气氛淡了不少。就在这时候，一场反腐风暴突然刮起。
反腐风暴
这一天，纪检官员（“监察御史”）谢远涵上了两道奏折。第一道奏折弹劾邮传部尚书陈璧“虚糜国帑、徇私纳贿”。第二道奏折则是“综述”，认为现在“吏治窳败，请严饬实行整顿”。
谢远涵是京城“名记”、“清流”中坚，奏折一上，最高领导的批示当天就下达：对于弹劾陈璧之事，由大学士孙家鼐、那桐“秉公查办、毋稍徇隐”，而对第二份奏折，则转给专门负责新政改革的“大清体改办”（“会议政务处”，原称“督办政务处”），要求他们会同组织部（“吏部”）研究商议。
大过年的，平地里响起这样一声惊雷，令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们忐忑不安。此时正值宣统新朝开张，人事上照例要有一番除旧布新，两周前（1月2日），炙手可热的袁世凯已经因“足疾”开缺回籍（参阅本专栏2月16日《袁世凯冬眠》），袁的死党、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也已被免职。
媒体披露未经证实的消息表明，陈璧的腐败，一是经手国际贷款时，收受巨额回扣；二是利用职权“卖官”。英国《泰晤士报》估计，陈璧的涉案金额在585万英镑之巨。邮传部是大清国官场肥缺最多的机关，掌管着邮政、电信、铁路等新兴事业，其影响力甚至延续到民国，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帮派“交通系”。
惴惴然地过完了年，元宵节后，组织上的调查结论就出来了。关于陈璧贪污受贿，查无实据，或许舆论真是冤枉了陈璧，或许不同的派系之间经过了政治协商。陈璧被认定要对两个罪名承担领导责任：一是“开支用款、颇多糜费”，二是“前后所调各员，不免冒滥”。“交部严加议处，”结果相当严厉：陈璧被“双开”。这就是清末著名的“陈璧案”。
至此，陈璧已经任职1年零8个月，成为邮传部在位时间最长的部长（“尚书”），而6年间（1906~1911年）13次更换部长的邮传部，也被当时的媒体戏称为“运动部”。
陈璧革职后，敲山震虎的效果显露出来：邮传部立即开始清理整顿，裁撤冗员、削减经费。法部、民政部、农工商部、大理院等纷纷主动开始裁员节费。
反腐vs政改
陈璧其实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上任后，整顿机关工作作风、收回京汉铁路、收回商办电报、创办交通银行等，政绩斐然。但他的大刀阔斧，也被人理解为“气度偏浅，遇事不知从大处着手，且好挑剔细故，自诩精能”，因此“舆论多薄之”。自然也有人为他抱不平，如《大公报》就认为：“今日贪官污吏足跻满朝，而陈独负其重咎”，认为这还是一种政治路线清洗而已，陈的错误在于站错了队、跟错了人。
“贪官污吏足跻满朝”的确生动反映了1909年大清国的国情。从辛丑变法（1901年）开始，大清国的新一轮改革已经历时8年，却依然没有能在治理腐败痼疾上取得任何成效，反而越演越烈。当时的北大校长（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总结道：“私亲遍植于要津，人才半成于贿赂，故日言整纪纲而小人愈肆，日言饬官而幸门益开，日言养民而祗增苛扰之烦，日言察吏而转启贪横之习，日言治军而克扣之弊转甚绿营，日言理财而挥霍之风公侵国帑。”新政改革已经成为各级官员大肆寻租肥己的好机会（参阅本专栏6月8日《烂尾的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