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红军长征时邓颖超所在的“特殊连队”-煮酒论史-文化纵横-搜狐社区

　　危急关头顾大局

　　“特殊连队”，即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由于这个连队里既有老弱病残，又有孕妇和伤员，因此连队党总支书记董必武同志把它叫做“特殊连队”。“特殊连队”共有300多人。第一任连长是何长工同志。他被中央调任九军团政委兼任粮食局长后，即由我接任连长。我就是在这个连队认识邓大姐的。

　　邓大姐从瑞金出发时就身患肺病，在干部休养连当休养员。一段时间之后，为了加强这支队伍党的组织领导，经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批准，邓大姐任休养连党总支委员，并担任妇女班班长职务。妇女班共有24人，其中有李坚真、贺子珍、金维英、李伯钊、邓六金、钟月林等同志。妇女班担负着三项任务：一、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扩大红军；二、进行社会调查，访贫问苦；三、照顾和管理伕子队伍。这样沉重的担子，在敌人围追堵截的险恶情况下，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都很艰巨，更何况是压在一个身患重病、经常咯血的病号身上呢！但邓大姐不仅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

　　1935年5月，红军冲破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层层阻截，向赤水河挺进。一天，我们连队行进到贵州花苗田。这时，中央干部团已走到前面去了，后边护卫我们的军委警卫营没有跟上。天刚蒙蒙亮，还下着毛毛细雨，路很滑。我们这支老弱病残的队伍拉得很长。当我们正在通过一个圆形山岗时，突然与一个营的敌军遭遇。敌人从山岗后斜插过来，一会的时间就包抄到我们跟前，将部队从中间冲断，前边过去的一部分是轻伤病员，没过去的是一些重伤员和重病员。枪声一响，没见过战斗的民伕就乱了营，有的丢掉担架跑掉了。马伕也牵着马拼命地朝前跑。情况十分危急。我立即决定让指导员李坚真组织伤员先走，我来断后。她却坚持要我先走，她掩护。我生气了，严肃地大声说：“我是连长，你听我指挥！”这时，身患重病的邓大姐不顾一切地从担架上跳下来，赤着脚，大声命令道：“不管谁的警卫员都留下来交连长统一指挥，集中起来阻击敌人！”邓大姐首先把自己的警卫员留给我统一指挥。

　　邓大姐的这句话可真灵，所有首长的警卫员总共30几名，瞬间都集合到我面前，由我指挥，顽强地阻击敌人。邓大姐和李坚真一起，组织伤病员，向大山沟转移。我们坚持战斗了半个小时，但终因敌众我寡，渐渐有些吃不住劲儿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军委警卫营闻讯赶来，两面夹击，紧紧牵制住敌人，我们才转危为安。事后，我与董老、徐老（特立）、谢老（觉哉）谈起这件事，大家都称赞邓大姐危急时刻顾大局。

耐心说服钟赤兵

　　红军五师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在娄山关战役中受了重伤，医生说，必须截肢才能保住生命。性情倔强的钟赤兵怕据了腿不能跟随部队前进，更怕被寄养在老百姓家中。他情绪低落，坚决不同意截肢。因此，同志们只好把他从娄山关一直抬到遵义城。抵遵义时，他的伤势已经非常严重，生命垂危。医生认为，下肢完全粉碎性骨折，又大出血，只有锯掉左腿才能保住生命。截肢的事再不能拖延了。可是谁也没法说服钟赤兵，怎么办呢？大家都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关键时刻，邓大姐晚上回住处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周副主席，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经中央军委开会研究作出三条决定：一、手术要做，不寄养；二、保证用担架把他抬到目的地；三、警卫人员和马伕一律不减。邓大姐向钟赤兵传达了中央军委的三条决定。

　　传达后，邓大姐又耐心地劝说钟赤兵：“锯腿正是为了保全生命；而生命是革命者进行革命的资本，保留下宝贵的生命才能革命到底呀！”钟赤兵敬佩小超大姐，听了她的话才愉快地接受了手术治疗。手术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钟赤兵表现得非常坚强。手术后，邓大姐时刻关心钟赤兵的安危和伤口恢复情况。在敌机扫射休养连，钟赤兵的警卫员和一名担架员不幸牺牲时，邓大姐主动将她的一名担架员让给钟赤兵，她自己带病步行，使钟赤兵非常感动。

带头深夜搓谷

　　“特殊连队”行军到达贵州一个青苗人居住的地方，战斗虽较前减少了，但严重的缺粮威胁着我们。这里本来就是穷乡僻壤，加之国民党和地方军阀长期盘剥，土司头人又造谣诬蔑，使他们对汉人和红军非常仇视。在红军到达之前，老百姓就都跑光了，甚至连做饭的锅、舂米的石臼都藏了起来。我们住下后，什么吃的东西也找不到。

　　后来，我们好不容易在野地里找到一些带棵的稻谷，大家很高兴。邓大姐撑着虚弱的身体，带头和大家一起搓稻谷。我们把毯子铺在地上，用两块砖头放上稻谷对搓，硬是将稻谷搓成大米。邓大姐把手搓出了血泡，血泡又被砖头磨破了，她仍然搓谷不止。就这样，整整搓了一夜。董老、徐老、谢老也和大家一样彻夜未眠。尽管没搓出几斤大米，但大家觉得用它煮成的早饭，格外香甜。

　　邓大姐同我忆长征

　　1986年4月17日下午，邓大姐派车接我到她在中南海的住处。一见面，她就伸出双手，把我的手紧紧握住，久久不放。她亲切地说：“侯政同志呀，从延安分手后，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一直在找你，不知你到哪里去了。原来我们住得这么近，却直到最近才见到面。”

　　邓大姐说的最近，是指1986年在人民大会堂春节团拜会的时候。当时，我见到了邓大姐，向她介绍了前不久出版的《特殊连队》一书，书中记述了邓大姐长征时所在的干部休养连的事。大姐听了高兴地点头说：“好啊，好啊。”那次见面后，我兴奋得不能自已，连夜给大姐写了一封信，把《特殊连队》一书寄给她审阅。邓大姐收到我的信，便请秘书同志打电话问候我，接着又在主持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委托童小鹏同志来看望我，并派在她身边工作的同志送来了新近出版的周恩来同志的著作。

这次见面，邓大姐刚刚开完政协会。我激动地告诉邓大姐：“谢谢您的关怀，以前，我经常见到您。”“噢？”邓大姐感到诧异。我解释说：“我是全国三、四、五届政协委员，开会时您在台上，我在台下，我抬头望大姐，看到大姐身体那样健康，心里高兴，但我不好意思上台打搅您。”邓大姐略带责备地说：“你早应该找我呀！”

　　她听我一口一个“大姐”，便风趣地说：“你怎么也叫起大姐来了？我这个大姐也不知怎么当上的。延安时大家叫我‘小超’，解放后才叫我大姐。老同志这么叫，小孩子也叫我大姐。”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开心地笑着，这使我不由想起当年她在长征路上那乐观爽朗的音容笑貌。

　　邓大姐端详了我好一会儿，又说：“我们都老了，我大你六岁，今年82岁了。我记得长征时你又高又胖，脸圆圆的，魁梧得很，现在你也变了。”

　　久别重逢，我们很自然地说到长征时的人和事。回首当年，邓大姐不无感慨地说：“是啊，长征过来不容易呀！我们都是幸存者。你这个连长也不好当，担子很重啊！你吃了苦，挨了不少责备。房子没有，提意见；房子有了，住得挤，还提意见；没有饭吃，也提意见。现在想起来，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你能做到那样就不错了。在休养连呆过的老同志，不会忘记你的！”“邓大姐，你对我过奖了。其实，我这个当时做具体工作的连长年轻，缺乏经验，工作做得不理想。主要靠董老、邓大姐等老同志时时给我具体指导帮助。周恩来副主席也关怀着我们，经常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我真诚地对邓大姐说。邓大姐说：“应该的，他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嘛。”我说：“记得当年周副主席向我交待任务时，曾说：‘你这个连长担子不轻，连里的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损失一个，我要砍你的脑袋’。”邓大姐听了笑着说：“这样处罚太重了，太重了！当时情况很危险，谁能保证一个不牺牲呢？”

　　谈到《特殊连队》这本书，邓大姐说：“这本书我听他们讲了一下，写的很好，很真实。回忆长征的书写了不少，我也看了一些回忆录，没有这本书写得好。这本书写得实事求是，写出了当时人们的风貌。”我汇报说：“这本书许多老同志想看，买不到，看了的都说写得具体生动。过去写长征多是写战略战术，行军打仗或路线斗争，这本书主要写生活，显得新鲜。书中写大姐较少，作者没有机会采访您。”邓大姐谦逊地说：“这样正好。长征时我患肺病，坐着担架，是一个休养员，这样写符合历史事实，实事求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要把我突出写到里边去，人家一看就不象一个休养员了，是不是呀！”邓大姐的话把我逗笑了，这使我悟到她讲话的深长意味：写回忆录，写党史都应该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才有说服力和生命力。

　　邓大姐还问起《特殊连队》作者郭晨的情况。她听了我介绍之后说：“哎，他调查了那么多人，很辛苦。长征不容易，写长征也不容易！‘特殊连队’值得写。”

邓大姐接着说到，今年是长征胜利会师50周年，要宣传长征精神，宣传像《特殊连队》这样的好书。她说：“我们是从长征走过来的，现在回想起来不可思议，真困难啊！当时我才32岁，身体不好，还能坚持。《特殊连队》写到的这些事，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邓大姐兴致勃勃地回忆起长征途中的一些事。她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思路还是那么敏捷。许多事我一提起，她就能清楚地回忆起来，真使我又惊奇又敬佩。

　　我提到长征途中还有五个女红军生了孩子，邓大姐听着，不时作些补充。我叫苦说：“哎呀，现在几个大姐见了我就问那几个孩子在哪个地方生的，她们要去找，可一个也没找到。”邓大姐笑了：“那怎么找呀？我记得贺子珍、陈慧清同志生的都是女孩，我给她们取名‘双凤’，为的是以后好找。那么长时间是不好找了。”

　　我仰望着挂在墙上的周恩来总理遗像，想到周总理在长征途中患重病的情景，不由得问大姐：“周副主席过草地前得了肝脓疡，后来是怎么治好的？”邓大姐说：“多亏了王斌、李治两位有经验的医生。当时我向你这个连长请假，到恩来同志那里照顾了一段时间。后来，我看到了一些医书，有一本讲了一百个肝脓疡病例，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那是因为他的肝和肠子粘连了，溃疡正在这个地方，脓从粘连处穿孔排了出去，这是很巧的事。恩来恐怕也属于这种罕见的情况。他能恢复成这样，我是没有想到的。要感谢那两位医生啊！”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我起身告辞，邓大姐披上风衣送我到院子里，“你要保重身体，欢迎你再来！”我走出院门，她还在我身后亲切地叮嘱着。